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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归真得到认同-疯狂与信仰:夏目漱石研究

【摘要】:[1]从漱石的文学作品中,能看出真正打动作者情怀的女性,往往是一些心地善良、气质优雅、娴静纯情的返璞归真的女性,体现了真、善、美,即女性内在美和外在美的统一。老子主张“返璞归真”,强调人类应保持淳朴自然的本性,去掉人为与天合一,也是漱石所追求的最高理想。“自然”一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基本意思都是天生的样子,是真实的或完整的本性,与神性相一致。

东方传统的理想女性以温柔、恬静、优雅、妩媚、贞洁为基本特征,尤其是在仪态、谈吐和行为习惯上具有女性魅力的淑女,更是男性追求的目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漱石也有着淑女理想,他在英国留学的第二年五月收到了妻子和长女笔子的照片,马上兴高采烈地给妻子回信,提到要把女儿培养成淑女。他说:“培养善良的淑女是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所以你自身也要以淑女为理想,要多读书,常自我反省,跟高尚的人接触。”[1]从漱石的文学作品中,能看出真正打动作者情怀的女性,往往是一些心地善良、气质优雅、娴静纯情的返璞归真的女性,体现了真、善、美,即女性内在美和外在美的统一。他的淑女理想还包含了精神特征,她们有着追求自我价值、追求美满婚姻的心灵需求。小说《从此以后》中的三千代、《门》中的阿米是这类女性人物的典型代表。

《从此以后》中的三千代“是位安详、娴雅、睿慧的美丽女子”[2],她皮肤白皙,眉目清秀,“长得像画在旧书里的‘浮世绘’,一见之下,会觉得她是不胜寂寞的”。[3]三千代出生于乡下,在东京读大学的哥哥为了妹妹的前程,带她到东京接受教育。她的哥哥是个心胸豁达、对朋友肝胆相照的人。哥哥的豁达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妹妹。代助和三千代的哥哥是好友,他和三千代交往从她刚来东京时就开始了。代助是“趣味的人”的化身,被三千代的哥哥称为“arbiterelegantiarum”(趣味的裁判者),哥哥当时直言“不能领会”代助的趣味,但他乐于让妹妹接受代助的熏陶。小说这样写道:“对于妹妹在趣味问题上的教育,哥哥仿佛是全托代助承担了。他竭力安排尽可能多的机会,使代助去接触三千代那只能有待于代助去启迪的脑袋瓜。代助也不推诿。……三千代其时当然是很乐意接受启迪的。”[4]

代助的“趣味”到底是什么,作者并没有具体说明。不过,从代助倾向的色彩方面有所体现。代助喜欢绿色、蓝色和白色。代助喜欢在“翠绿的世界里漂游和无忧无虑地安睡”,当他在某个画展上看到一幅“身材修长的女子站在海底”的画作时,“十分神往这种安静肃穆的情调”,认为唯有这幅画令他感到舒畅。他认为“看到蓝色会有一种超然于人世的情调”[5]。该作品中出现过三种花卉:君子兰、君影草、百合花。三千代回到东京后,第二次去拜访代助时,手中提着三支硕大的白色百合花。百合花在漱石的《梦十夜》和《行人》中都出现过,漱石的随笔《浮想录》里写自己因病去修善寺静养,正是百合盛开的季节,原想第二天去看满山百合,结果当天病情加重。后来病情日渐好转,护士去山上采摘野花,以安慰躺在病榻上的他,百合却已零落成泥,只采来几株色彩单调的秋草。于是,他只好想像“洁白的百合花漫无边际地绽放,掩映在绿丛深处,郁积起浓浓的花香”的宏大场景。在日本传统文化中,白色象征清明,代表和平、高尚与神圣,还代表真诚、纯洁、美丽,与黑色象征邪恶形成强烈对比。在长于以色彩和自然物比拟人格性情的日本文化传统中,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白色,如百合花,它除了代表纯洁外,还代表了庄严、心心相印,是纯洁爱情的象征。实际上,漱石在作品《从此以后》中把“百合花”和三千代联系起来写就隐含着这一寓意。代助向三千代表白爱时,特意买来了百合花,小说中这样写道:

代助注视着百合花,使自己的全身都沉浸在充溢着整个房间的芳香中。……过了一会儿,代助心里喊道:“我今天才算是回到‘自然’的过去了。”今天能说出这话,代助觉得全身都沉浸在多年不曾有过的慰藉中了。代助又想:自己为什么不能早点儿回到这“自然”中去呢?为什么一开始就同这“自然”对抗呢?代助在雨水中、在百合花香中、在重现的昔日情景中,找到了纯真无邪的和平的生命。这生命的里里外外不存在欲念、不存在得失、不存在压抑自身道德成见,这生命像行云流水那样自由自在。一切都是幸福的,所以一切都是美好的。[6]

漱石崇尚白色,还带有一定的伦理道德的含意,他借白色来表达美的理想,亦即肯定人的本真状态的“自然”的观念。“自然”是漱石思想中的关键词之一,使用的频度很高,在《路边草》和《明与暗》中都多次出现,尤其以《从此以后》为最,它是东方文化传统自然观的发展。“自然”是中国古典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代名词。老庄哲学主张人自身应当像自然万物一样自主自化,不要做作,否则就是“人为”,便是“伪”,就失去了人的“真”。因此人的精神状态要像草木山石那样淳朴自然。老子主张“返璞归真”,强调人类应保持淳朴自然的本性,去掉人为与天合一,也是漱石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从此以后》中的“自然”,是他晚年“则天去私”理念的初现。“自然”一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基本意思都是天生的样子,是真实的或完整的本性,与神性相一致。“对伟大的思想家们来说,鉴于宇宙万物既是自然的又是神圣的,这一点也适应于人类。”[7]东西方文化中对待自然的看法本质上是一致的。

代助把“自然”与“天意”看成一体的认识,这恰好代表了漱石本人的观点:“自然”与“天”的合一,也即合乎道义,是真善美的体现。虽然漱石的后期思想发生了变化,但关于“自然”的观念基本相同。“自然”与“天”有时指同一个意思。漱石生平极为厌恶虚伪造作,憎恨拨弄智巧,扭曲天性。“自然”就是求真尚朴、因性而行。“人回到纯粹的生命才能获得自由和幸福。”自然并非“本能”而是“灵魂”[8],放弃意志,遵从“内在生命的要求”,就是代助意识中的自然。濑沼茂树对漱石的“自然”归纳出了三点:第一,非人工人为的规范,而是遵从自然的纯洁无瑕的人际关系;第二,一种超越了个人的理想状态;第三,人的自然,不但意味着人的本能,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人的“真实”[9]。(www.chuimin.cn)

回归自然的代助回首往事,后悔莫及。当初太轻视“自然的力量”,过分看重所谓的“侠义行为”,他曾压抑了内在的“自然”,将女友三千代让给了朋友平冈,但三年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然意识苏醒,他感到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爱的火种并未熄灭。而生活贫困的平冈变得放荡不羁,对病弱的三千代漠不关心。三千代婚后,孩子的死亡、自身的疾病、经济上的拮据,加之她还要忍受丈夫的冷漠,精神上变得寂寞与苦闷,这唤起了代助对她的同情与怜悯,让代助感到平冈娶了不该娶的人,三千代嫁了不该嫁的人。当他在抉择是顺从“自然”还是“意志”时,代助认为,“最后的决定权在于自己”。小说的最后,代助终于冲破外在的道德规范对自我本性自然的束缚,在是做“自然之子”还是做“意志之人”的选择中,顺从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坚决站到了自然这一边。小说里提到的“自然”是人的自然,没有封建道德规范与羁绊,是真实的人性。“自然之子”则应服从天赋予人的一切天然本性,与此相对的“意志之人”是指理智地意识到封建道德的严酷性和可怕性的人,代助终于决定顺从自然,向三千代表白自己的爱情。“我的存在需要你,非常需要你。”[10]代助爱的表白没有一般人的甜言蜜语,像一首天真的儿诗。三千代本来就是一个对大众小说中描绘的青春时期的辞藻没有多大兴趣的人。她是治愈代助心病的“自然”的象征,就是说,对于自己诀别虚伪回归诚实的代助来说,三千代的意义相当于“自然”,她是拯救自己走出空白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代助自闭、虚无、厌倦一切,三千代的爱使他走出迷路,“踏上积极的生活道路”。近代自我觉醒,不仅仅是漱石所说的“诚实的爱”,它还包含了对明治时期封建伦理道德和不合理的法律制度的排斥,这一点在表现手法上并没有直白表达。漱石的“自然”是伦理的、超越性的,不带任何功利色彩,是人的“最高价值”的复归。

小说《门》中的阿米是和三千代一样娴静的女子。她安详沉静,宗助初次认识阿米的时候,阿米无声无息,“像影子一样闪了一下的文静女子”。阿米在宗助心里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使处在音色缭乱的状况下,阿米也是极其安详自若的女子。她的安详自若,主要表现在她那凝重安稳的眼神。阿米是能与宗助心灵产生共鸣的精神女性,是作者所欣赏的理想女性。

在这类女性身上我们能看到作者母亲的影子。他在晚年的回忆录《在玻璃窗户的里面》中,回忆自己小时候,也许是长久远离双亲的缘故,个性倔强,所以不像其他家庭中的末子那样得到父母的溺爱。父亲的态度简直可以说是苛刻的。全家还是数母亲最疼爱他,在他的心灵深处刻下强烈的温情感。漱石印象中母亲是位典雅而又亲切热情的女性。她勤劳、典雅、善良,对自己影响很大。遗憾的是在漱石14岁那年,母亲过早离世,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永远的伤痛。漱石在前期的作品《哥儿》中描写女佣阿清给予哥儿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庇护。在母爱匮乏、兄弟情谊困乏的生活中,阿清填补着他母爱的空缺。这种故乡母亲的感觉在《三四郎》中的良子身上也能看到。作者突出描写了良子的温柔和善良,如“她的声调里有一种安详的音质”,除了天真无邪的孩子和完全同所有男孩子打成一片的女人,不可能有此音调。”三四郎对良子用的多是赞美之词,如“纯洁的少女”、“天真烂漫的女王”、“良子的脸是女性中最富有女性特点的”。三四郎感到跟良子在一起是愉快的。“她浅浅的一笑”,“脸色中有着和蔼的温柔”,平添了一份美丽女人的含蓄和娴雅,仿佛是灿烂的夕阳渐渐消隐后,大地归于宁静、温暖而又让人心生幻想,“当时,这青年人的脑海里闪现出远在故乡的母亲的影子。”[11]

对于女性的评判,漱石不是以身份为尺度,而是看重美德。在《过了春分之后》中,刻画了从旅游地镰仓返回家中的须永,看到家中的佣人阿作那恭恭敬敬、彬彬有礼、规规矩矩的姿态,他很喜欢她那种稳重、安静、大方、温顺的个性,引起他的敬佩之心。漱石作品中展示的圣洁女性,与上流社会中的虚假伪善的贵妇人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里是作者对人们惯有的女性偏见提出了质疑,并且表现出相当深度的人性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