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困境与变革启蒙：夏目漱石研究

漱石的初期小说《我是猫》、《哥儿》、《草枕》、《秋风》和《矿工》等作品，描写了知识分子拒绝屈服于鄙俗现实，选择精神自由，对于拜金主义，爱慕虚荣、趋炎附势的人给予冷嘲热讽，表达了他改革社会现实的强烈愿望。

1905年漱石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我是猫》，是针砭时弊的讽刺文学作品，一举博得喝彩。主人公苦沙弥是位没有身份地位的中学英语教师，他鄙视实业家金田之流，其理由是“只要给钱，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借用一句古话：‘市井小人嘛’！”金田拥护者铃木说“如果人不下定‘人为财死’的决心，是干不来这一行（实业家）的”。实业家要想发财，“必须实行‘三绝战术’——绝义理、绝人情、绝廉耻。”^[2]在苦沙弥眼里，三绝的实业家金田就是十足的“混蛋”。

作者借猫语愤愤地批判价值观颠倒的社会现实：“试看当今世界，号称‘大有作为’的，除了谎言虚语欺骗人、暗下毒手残杀人、虚张声势吓唬人，以及引话诱供陷害人而外，似乎再也没有本事了。连中学生那些小子辈们也见样学样，错误地以为不这样就不够神气，只有洋洋得意地干那种本应该脸红的勾当，才算得上未来的绅士。这哪里是‘大有作为’，简直是‘无所事事’。”^[3]《哥儿》中也有类似的尖锐讽刺：人世间的大部分人都在鼓动做坏事。他们认为如果不那样做就难以成功。有时见到正直纯粹的人，就说人家不成熟而加以轻蔑。既然如此，伦理教师的课上，“干脆教学生如何撒谎，如何不信任他人和诬陷他人的法术好了。”^[4]世风日下，单纯和正直被嘲笑。哥儿是一位与世俗对立的刚直不阿的青年，他肯定自己的正直和坦率，抨击媚俗、虚伪狡诈和飞扬跋扈。耿直、纯洁的哥儿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的众生相、教育精神的失败、人类灵魂的龌龊。漱石认为教育精神就是扫荡卑鄙、轻浮、粗暴恶习，提倡高尚、正直精神的同时，培养自由意志。他利用《哥儿》中的人物数学教员说出了他的心声：“教育的精神不仅在于传授学问，同时还要提倡高尚、正直、武士精神，扫荡卑鄙的、轻浮的、粗暴的恶劣风习。”^[5]《哥儿》是以漱石工作两年的松山中学为舞台的写实文学。他在乡村中学任教时，坚持正义，抨击那些虚伪、谄媚、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世俗人物。苦沙弥和哥儿的身份都是中学教师，在这两部作品中，教师和学生不但没有精神交流，而且学生还是主人公恶骂和痛批的对象，如，哥儿骂学生是“一群提不起来的散兵”，“没有见过那么卑鄙的家伙，简直是猪。可见世上的人也都和学生一样卑鄙”。佐藤泰正指出，这是漱石“假借教育界这个舞台，进行一流的文明批评、社会批评”^[6]。

漱石对日本文明开化持悲观态度，他认为西洋的开化为内发型的，所谓内发型指的是其社会内部自然发展的结果，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日本的开化则为外发型，这种目的性极强的维新变革导致了盲目和浮躁，人们举手投足都失去了天真和自然，给生存带来了压迫感，人变得依附于权力，见利忘义，追名逐利，蝇营狗苟，片刻不得安闲。如“古人是敬人忘我的，尔今，是教育人们不要忘我，完全反了过来。一天二十四小时，全被我字占据了。因此，一天二十四小时没有片刻太平，永远是水深火热的地狱。”《我是猫》最后一章，反映漱石对文明弊端的强烈批评：

所谓现代人的自觉意识，指的是对于人际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利害鸿沟了解得过细。并且，这种自觉意识伴随着文明的进步，一天天变得更加敏锐，最终连一举手、一投足都要失去天真与自然了。……什么“悠然自得”“从容不迫”等等字样，变得徒有虚名、毫无意义了。从这一点来说，现代人都密探化、盗贼化了。……因为现代人不论是醒来还是在梦中，都在不断地盘算着怎样对自己有利或不利，自然不得不像密探和盗贼一样加强个人意识。他们整天贼眉鼠眼，胆战心惊，直到进入坟墓，片刻不得安宁，这便是现代人，这便是文明发出的诅咒。简直是愚蠢透顶。^[7]

随着现代人“自我”意识的觉醒，物质欲望的扩张，精神生活容易被忽视，道德品质也渐次丧失，这是时代困惑的一面。在《草枕》中，对时代困惑的另一面，亦即个性禁锢及危险性，漱石指出：

文明就是采取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发展个性，然后再采取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践踏个性。给予每个人几平方米的地面，让你自由地在这块地方起卧，这就是现今的文明。同时将这几平方米的地面围上铁栅栏，威吓你不准越出一步，这也是现今文明。在几平方米的地面希望擅自行动的人，也希望在铁栅栏外边擅自行动，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可怜的文明国民们日日夜夜只能啃咬着铁栅而咆哮。文明给个人自由，使之势如猛虎，而后又将你投入铁槛，以继续维持天下和平。这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就像动物园的老虎瞅着游客而随地躺卧的那种和平。铁槛的铁棒要是拔出一根——世界就不堪收拾。第二次法国革命也许就是在这种时候发生的。个人的革命现在已经在日夜进行。北欧的易卜生曾经就革命兴起的状态向吾人提出具体的例证。我每当看到火车猛烈地、不分彼此地把所有的人像货物一般载着奔跑，再把封闭在客车里的个人同毫不顾忌个人的个性的铁车加以比较，就觉得危险；危险，一不留神就要发生危险！现在的文明，时时处处都充满这样的危险。顶着黑暗冒然前进的火车便是这种危险的一个标本。^[8]

丰子恺翻译漱石小说《旅馆》（《草枕》）时，也称赞说“夏目漱石真是一个最像人的人”，并且引以为知音。在他的随笔《塘栖》里，开篇就引用其中的一段关于火车的比喻，火车是代表20世纪文明的东西，如同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被毫不留情地拉走。“被装进箱子里的许多人，都必须用同样的速度奔向同一车站”。“别人都说乘火车，我说是装进火车里。别人都说乘了火车走，我说被火车搬运。再也没有像火车那样蔑视个性的东西了”。丰子恺还写道：“在二十世纪中，恐怕再没有这样重视个性、这样嫌恶物质文明的了。有的话，还有一个我。我自己也怀着和他同样的心情呢。”文章最后这样结束：“我谢绝了二十世纪的文明产物火车，不惜成本地坐客船到杭州，实在并非顽固。知我者，唯夏目漱石乎？”^[9]在日本的作家中，丰子恺最推崇夏目漱石，自称是给予他精神上影响最深的作家。

漱石的《草枕》从表面上看像东方式的作品，用俳谐、绘画的手法，描写一个画家到山中寻求闲静宽舒的生活故事。但细读《草枕》，我们会看到20世纪的文明中，人们精神不安，希望得到悠闲而宁静的生活，但即便逃到山中，也依然感受到所谓文明的压迫。日本近代文明开化没有带来“安乐和精神的进步”，而逃离文明，前行是地狱，后退也是地狱。在此，漱石就是借助火车来比喻践踏个性与自由的日本现实，提醒国人法国为什么会爆发大革命。当画工随娜美等人到车站去送（日俄战争）参战人员时，看到正在吃喝的两个乡下人，内心充满抱怨和愤怒，“他们闻不到满洲原野上风的腥臭，也尝不到现代文明的弊害。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们连这两个字都未听到过吧。”^[10]郭来舜在《草枕》序中指出，漱石的“《草枕》、《二百一十天》等早期作品中，愤然抨击社会黑暗，赞扬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有一股浩然正气。”^[11]漱石怀着一颗宽广的胸襟，而不是怀着恶毒、狭隘、阴暗的心理，揭示现实中存在的黑暗，正如学者韦政通所言：“批判的心灵是正义之神的化身，社会的关怀是爱神的使者。”^[12]

《我是猫》中苦沙弥与落云馆中学相邻而居，金田常常利用那所学校的中学生来给苦沙弥制造麻烦，如学生经常故意把球踢到他家，然后不打招呼，擅自入宅取球，搞得他整日不得安宁。金田之流认为“既然是个教师，不论受到多大的侮辱，也应该像个木雕似的乖乖忍受。”苦沙弥面对这样的现实束手无策，只有“上火”的份儿。这时有三位客人帮苦沙弥出谋划策，找出解除苦恼的办法。

第一，铃木的观点：要屈从于钱多、势众。他的理由“人一有棱角，在人世上周旋，又吃苦，又吃亏啊！圆滑的人滴溜滴溜转，转到哪里都顺利地吃得开；而有棱有角的，不仅干赚个挨累，而且每一次转动，棱角都要磨得很疼。”^[13]

第二，甘木医生：要用催眠术镇静神经。

第三，八木独仙：以消极的修养求得心安。哲学家八木独仙劝告苦沙弥回避与金田之流的对立，安于现状。他认为“太不合身的西装，如果硬是穿上它，就会撑破。吵架啦、自杀啦、暴动啦”都是不合时宜的行为。他说：

西洋人最近十分流行这么一句话：“积极”，但是，这有很大的缺点。首先，说什么“积极”，可那是没有边的事呀！任凭你积极地干得多久，也达不到如意之境或完美之时。对面有一棵扁柏树吧？它太妨碍视线，就砍掉它。可这一来，前边的旅店又碍腿了。将旅店也推倒，可是再前边的那户人家又碍眼。任你推倒多少，也是没有止境的呀！西洋人的干法，全是这一套。拿破仑也好，亚历山大也好，没有一个人胜了一次便心满意足。瞅着别人不顺眼。吵架；对方不沉默，到法院去告状。官司打赢了，若以为这下子他会满足，那就错了。任凭你至死苦苦追求“心满意足”，可曾如愿以偿吗？寡头政治不好，就改为代议制。代议制也不好，就想再换个什么制度。河水逞狂，就架起桥来；山峰挡路，就挖个涵洞；交通不便，就修起铁路。然而，人类是不可能就此永远满足的。话又说回来，人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积极地使自己的主观意图变成现实呢？西方文明也许是积极的，进取的，但那毕竟是终生失意的人们所创造出来的文明。至于日本文明并不在于改变外界事物以求满足。日本和西方文明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日本文明是在“不许根本改变周围环境”这一假设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老子和子女处不来，却不能像西洋人那样改善关系，以求安康。亲子关系必须保持固有状态，不可改变；只能在维持这种关系的前提下谋求安神之策。夫妻君臣之间的关系，武士与商人之间的界限以及自然观，也莫不如此……假如有座高山挡路，去不成邻国，这时想到的，不是推倒这座大山，而是磨炼自己不去邻国也混下去的功夫，培养自己不跨过大山也于愿足矣的心境。所以呀，君不见佛家也好、儒家也好，都肯定抓住这个问题不放的。

……眼下不论你怎么积极进取，学生们还是要来捉弄你，岂不是徒唤奈何吗？假如你有权封闭那所学校，或是学生们干了值得向警察控诉的坏事，那自当别论。既然情况并非如此，你再怎么积极地跑出去，也不会获胜的。跑出去，就会碰上金钱问题，寡不敌众的问题，换句话说，你在财主面前，不得不低头；在恃众作恶的孩子们面前，不得不求饶。像你这种穷汉子，而且还要单枪匹马地积极去斗架，这正是你心中不平的祸根啊！^[14]

简言之，八木独仙的观点就是逃避现实，是虚无思想的表现，出发点就是：既然你不能改变这个世界，那就去适应这个世界。漱石在《草枕》中提出追求“非人情”的文学观，所以往往被误认为他的思想倾向于八木独仙的消极论，但从该作品终章的内容来看并非如此，用美学家迷亭的话来说，大谈精神修养的八木独仙也不过是嘴上的把戏，到了关键时刻，和你我一样。独仙的学说十多年来从未改变过，“嘴皮子上讲什么超越生死，但似乎依然惜命”^[15]，作者最后用猫语评价他说，“独仙好像已经得道，但是两脚依然似乎没有离开大地”^[16]。苦沙弥认为人一旦安于现状，就会丧失积极的人生态度，陷入虚无。他与权贵们不合作，与金田和铃木拜金主义者们不妥协，同时也感到无力与他们较量。他焦虑、不平、苦闷，但又意识到对此束手无策。所以他感叹“神经衰弱的国民活着比死更痛苦万分”^[17]，这是漱石对于近代知识分子阶层的无力感的认识。他在肯定知识分子具有独立于社会的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了知识分子的弱点。

当然，漱石对于人活在世上的艰难深有体会。他在另一部提倡“非人情”的小说《草枕》中也谈到，“创造人世的，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左邻右舍的芸芸众生。这些凡人创造的人世尚且难居，还有什么可以搬迁的去处？要是有，只能是非人之国，而非人之国比起人世来恐怕更难久居吧。”^[18]

关于拘泥与解脱，漱石在后来的小说《秋风》中又做了进一步探讨。该作品的主人公白井道也从一所中学辞职，做起了杂志记者和翻译，通过著书和演说来宣传自己的思想，他围绕“解脱和拘泥”这个主题给一家杂志写评论。白井道也认为拘泥于现实是痛苦的、不可避免的，人世间痛苦本身难以避免，解决拘泥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别人无论如何拘泥，自己不拘泥。无论别人怎么看待、怎么批评、怎么辱骂，你依然不拘泥，无所顾忌地走自己的路。就如耶稣、孔子和释迦牟尼等。还有一种解脱，就是常人的解脱，不是避免拘泥，而是把自己置身于不得不拘泥的痛苦地位，你要学会媚俗、趋炎附势，否则，你只能失败。艺伎、绅士和行家属于这一类。白井道也说，解脱不是最终的目的，只不过是寻求捷径，生存在这个势利的世道，当我们贯彻真、标榜善、提倡美的时候，才是避免受到卑鄙者伤害苦痛的捷径。从《秋风》中也可以看出，“解脱是最简便的生存方式”，“是免除了坚持勇猛精进的志向而遭迫害的苦痛”。漱石的“余裕”、“非人情”文艺观，以及作品描写的知识分子不拘泥于世俗，还有他的道德追求和哲学思索等等，都说明漱石作品的课题就是知识分子如何消除拘泥。漱石提出解脱的两条途径，实际上暗含着对没有自由和独立精神一味媚俗势利这类人的批判。

“拥有悠久传统的社会都有其凝固的信仰体系和难以改变的习惯，只接受被他们自己传统所定义的那种道德和精神，因此对新观念不但难以接受，还往往产生顽固抵制的现象，用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的说法，这是一种‘心所锤炼的桎梏’。这种桎梏使整个民族产生‘心盲’——心陷牢狱而不自知，这是精神革命的最大障碍。”^[19]从八木独仙对苦沙弥大谈东西文明的不同和东洋式的逃避现实的理论来看，走出传统桎梏谈何容易。如何改变现状以及究竟选择哪种途径去改变，是漱石思考的问题。如《我是猫》中苦沙弥听了三位客人关于解脱的建议后，在家静坐养心和反思，这时候他收到了三封信，其中有一封署名“天道公平”的信，他反复阅读，并决定探究其义。

不把人看成人时，便无所畏惧。试问不把人看成人的人，却面对不把我看成我的社会而愤怒，那将如何？飞黄腾达之士，将不把人看成人视为至宝，只在别人眼里没有他时才勃然变色。管他色变不变，混账东西……

当我把人看成人，而当他人不把我看成我时，鸣不平者便爆发式地从天而降。此爆发式行动，名之曰革命。革命并非鸣不平者所为，实乃权贵荣达之士欣然造成者也。^[20]

“天道公平”信中的内容就是反抗的革命之路，苦沙弥认为他是个“见识宽广的伟人”。随着《我是猫》内容的进展，作品由对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实业家的鞭挞和嘲笑逐渐过渡到对官僚政体的深入批判，如“官吏本是人民的公仆、代理人，为了办事方便，人民才给了他们一定的权力。但是，他们却摇身一变，认为那权力是自身固有而不容人民置喙。”^[21]这是漱石“站在近代民主立场上，对明治政府官僚政治实相的批评。”^[22]

一向给苦沙弥灌输精神修养的八木独仙，后来在他身上也体现出了尊重自我、向往自由、反抗权威的近代精神，他说：

“今日世界，管他是多么非凡的殿下和将军，想超限度地凌辱人格是办不到的。说得严重些，如今，压迫者的权势越大，被压迫者就越感到烦恼，要进行反抗。因此今非昔比，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新气象：正因为是权势显赫的官府，才落得莫可奈何。如今，若依古人来看，几乎是不敢相信的事情竟然无可非议地通行。世态人情真是变幻莫测！迷亭君的《未来记》若说是笑谈，倒也算是笑谈；但是，假如说它有所启示，岂不确也是韵味隽永吗？”

迷亭说：“既然有了这么好的知音，我就非把《未来记》的续篇讲下去不可了。如同独仙所说，今日世界，如果还有人靠着官衙权势耀武扬威，仗着二三百条竹枪横行霸道，这犹如坐上轿子却急忙要和火车赛跑，是一些时代落伍者中的顽固家伙。不，是最大的糊涂虫！是放阎王债的长范先生！对这帮家伙，只要静观其变也就是了……”^[23]

这里，“静观其变”的含义是落伍者有朝一日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在该作品中苦沙弥谈到尼采之所以抛出超人哲学，“就是因为这种紧迫感无处排遣，不得已才化身于哲学的”。他认为尼采呼唤“超人”，看似理想，实则不平，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其说痛快，不如说压抑，那不是奋勇前进的呼喊，总觉得是深恶痛绝的声音。因为到了尼采的时代，“没有一个英雄问世。即使有，也没有人推崇他是英雄。”“从前只有一个孔子，因此孔子也很有权威；而今却有多少个孔子，说不定天下人都是孔子。因此，尽管你神气十足地说：‘我是孔子！’但也威名难振。”^[24]由此看来，漱石是最理解尼采的人，他对尼采的超人哲学的认同，是对自由精神与个性解放的肯定。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呼吁新精神，期待未来人“在未来某个时候，在一个比我们这个腐朽的、自疑的现代更为强盛的时代，那个怀有伟大的爱和蔑视的人，那个拯救世界的人，那种创造精神，还是会来临的；他逼人的力量使他无处苟且歇息；他的孤独被人误解为逃避现实，而实际上是孤独，正因为他投身现实、埋头现实、思索现实……这个未来的人就这样把我们从迄今所有的理想中拯救出来了，就这样把我们从理想的衍生物中、从伟大的憎恶中、从虚无意志中、从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了。”^[25]与尼采一样，漱石也渴望着在这个虚无的世界里寻找出积极的意义，在《我是猫》最后一章迷亭的《未来记》里，他也庄严地期待未来有哲学家出现——“那时，一位哲学家从天而降，宣传破天荒第一次发现的真理。其说曰：人是具有个性的动物。消灭个性，其结果便是消灭人类。为了实现人生的真正意义，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并发展自己的个性。”他还指出，在婚姻方面，“并非两厢情愿的婚姻，实在是违背自然法则的野蛮风习。姑且不谈个性不发达的蒙昧时期，即使在文明昌盛的今日，却依然沉沦于如此陋习，恬然不以为耻，这未免荒谬绝伦。”^[26]这里所谈的婚姻弊端也暗含对日本官僚政治的批评。

关于日本社会的矛盾与缺陷以及改革的必要性，漱石有清醒的认识，即使想回避也是不可能的，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接受矛盾，并设法改变它。漱石作为启蒙者期待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能够改变现实，推动社会的发展。在《我是猫》、《草枕》之后的另外三部作品《二百十日》、《秋风》和《矿工》中，也体现出漱石改造不合理现实的意愿。如《二百十日》中，知识分子圭君和追随他的碌君冒着风雨攀登阿苏山顶时有这样一段对话：(www.chuimin.cn)

“那就是我追求的精神。”圭君说。

“是革命吗？”

“对，是文明革命。”

“什么叫文明革命。”

“就是不流血的革命。”

“不使用刀，那使用什么？”

圭默默地用手敲两下自己的头。

“是用头脑？”

“是的，对方是用头脑打过来，我们也用头脑还击。”

“对手是谁？”

“用权力和金钱，压迫无依无靠的民众的家伙们。”

“对。”

“就是要对那些公然行使恶习的家伙进行革命。”^[27]

圭君希望进行“文明革命”，就是不流血的头脑革命。圭君主张“捕杀文明的怪兽，给没钱没势的平民几分安慰”。《秋风》中塑造了一位满怀热情致力于社会改革的仁人志士白井道也先生，他反对“华族”（贵族），痛骂财主，认为日本明治时代的“文明”是“不见血的地狱”；他提倡尊重人格、尊重知识的社会理想，表现了作家漱石的良知和正义感。作品洋溢着漱石强烈的人道主义感情和炽热的改革社会的愿望以及大胆干预社会的勇敢精神。吕元明在《我是猫》序言里提到漱石留学英国时给岳父中根重一的信，谈到对日本社会问题的看法，日本人在为日英缔结同盟、日本跻身列强而欢呼时，漱石却以冷淡的面孔对待，他说：“今天欧洲文明失败的原因，就是极为悬殊的贫富差别。”这导致“革命的必然性”，“卡尔·马克思的所论”是“理所当然的事”。^[28]这一思想在《我是猫》《哥儿》和《草枕》中都有表现，如《哥儿》中，英语教员哥儿和数学教员痛打了卑鄙龌龊的红衬衫和帮闲，并警告：“你们两个奸贼，我们是替天行道。今后赶快痛改前非，不管你们如何花言巧语地诡辩，正义决不饶恕你们！”^[29]《秋风》主人公白井道所追求的“道”，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公正的人格。他认为，天下失去一个公正人格即失去一点光明，一个公正人格是一百个贵族、绅商和博士也难以补偿的瑰宝。他不为个人名利，一心为社会、为他人奋斗；为了道义，他不怕孤立。作者在其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寄托了改造人性、改造社会的理想。

从《虞美人草》起，漱石开始由对权贵的批判转向对普通民众的批判。这是漱石成为职业作家后的第一部小说，故事情节显得比较简单，漱石在作品中明确提出了“人生的第一要义是道义”，体现了作者的道德批判意识。森鸥外的小说《舞姬》中主人公为了仕途不顾道义和良心的谴责，抛弃了爱他的爱丽丝，是对知识分子和世俗小市民的肯定；而漱石将拜金的小市民藤尾与追求精神和道义的甲野放在对立地位，到最后让藤尾自杀，实际上是否定鄙俗的小市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漱石的认识停留在观念上，缺乏牢固的生活基础。所以他不被当时的人理解，就连文坛上的同行也往往误解他。正宗白鸟对漱石早期的作品《秋风》和《虞美人草》的评价很低，认为漱石在学识方面虽然比泉镜花渊博，但对于人生有一种道学先生的姿态。唐木顺三将漱石追求的“道义”说成因袭的旧道德。他们评价《虞美人草》不过是“劝善惩恶”的小说。平冈敏夫在《〈虞美人草〉论》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上述观点，平岗敏夫主要从漱石《文艺的哲学基础》中所主张的“应该解释如何生存，并教给平民生存的意义”的观点出发来看待漱石的作品。他指出善与恶、“自然”与“文明”的二元对立，显示出漱石的“道义”和激烈的文明批判。此外，针对《虞美人草》中的恋爱，通过藤尾、小夜子这两个女子和小野的关系，展示出背离“道义”的恋爱与合乎“道义”的恋爱。在此基础上，否定了小野和藤尾肤浅的“文明”恋爱。赤岭干雄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正宗白鸟的偏见，“漱石学识渊博，但不浅薄，更不是道学家，认为学识渊博就是道学家的人才是浅薄的。白鸟既理解不了也想象不到漱石所揭示的道义世界的高度境界。”^[30]赤岭干雄认为漱石批判不合理的现实、提倡“道义”是为了改变世界，推动社会的发展，创造新精神。《虞美人草》蕴含悲剧哲学，“作品展示了以藤尾和其母亲为代表的我执世界与甲野钦吾和宗近兄妹为代表的道义世界之间的矛盾，最终道义战胜我执，主题就是惩恶劝善。”^[31]而在赤岭干雄看来，《虞美人草》不是单纯的“劝善惩恶”，它是迄今漱石集成精神的中间阶段，是他其后创作及思想的萌芽，就是说，漱石倡导的道义并非陈旧的道德说教。他主张把自己的人生、人格修养、宽阔胸襟和生命追求都融进作品里，以拯救世道人心。

发表于1908年的《矿工》是漱石成为专业作家后的第二部作品，传达出作者否定“权威人格”，肯定“民主人格”的思想。《矿工》中的主人公是富家弟子，闹出了恋爱风波又无法收场，于是万念俱灰，离家出走。漫无目标之间，一个举止怪异的矿工问他当不当矿工，他糊里糊涂地跟到了足尾铜矿做工，在矿井下体验难以想象的艰苦劳动。村上春树的小说《海边卡夫卡》中，主人公少年卡夫卡在图书馆读了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之后，接着饶有兴趣地阅读漱石的小说《矿工》和《虞美人草》，并和图书馆的大岛谈论起对作品的看法。少年卡夫卡说：

“那是生死攸关的体验。后来好歹离开，重新回到井外生活当中。至于主人公从那场体验中得到了什么教训，生活态度是否因此改变，对人生是否有了深入思考，以及是否对社会形态怀有疑问……凡此种种作品都没有写，他作为一个人成长起来那种类似筋骨的东西也几乎没有。读完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情——这部小说到底想说什么呢？不过怎么说呢，这‘不知其说什么’的部分奇异地留在了心里。倒是很难表达清楚。”

……

“对于眼前出现的东西他只是看个没完没了，原封不动地接受而已。一时的感想之类诚然有，却都不是特别认真的东西，或者不如说他总是在愁眉不展地回顾自己闹出的恋爱风波。至少表面上他下井时和出井后的状态没多大差别。也就是说，他几乎没有自己做出过判断或选择。怎么说呢，他活得十分被动。不过我是这样想的：人这东西实际上恐怕是很难以自己的力量加以选择的。

“那么说，你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重合到《矿工》主人公身上了？”我摇头：“不是那个意思，想都没那么想过。”

“可是人这东西是要把自己附在什么上面才能生存的。”大岛说，“不能不那样。你也难免不知不觉地如法炮制。如歌德所说，世间万物无一不是隐喻。”^[32]

少年卡夫卡先是说出不知道小说的作者到底要表达什么，然后强调矿工不做判断是无奈之举，这也可以看成是作家村上春树的观点。广受日本知识界关注的学者小森阳一提出与之相反的看法。小森阳一通过对《矿工》内容的分析，明确指出少年卡夫卡认为矿工采取“彻底的纵容与放置态度”是背离了作者漱石的本意。小森阳一认为经历过失败事件的矿工常常边追忆过去边进行自我批判，他引用了《矿工》中的一段文字加以说明：

顺从来顺从去的结果，便是即使找到了能住下的地方，也全然不起住下来的念头。如若这样，没有什么再比人更容易驾驶的了，拼命委屈自己也仍然唯唯诺诺地唯命是从，不仅不起任何的不平之心，反而暗自欣喜。每当想起当初的时候来，不禁生出自己简直是最驯良、最精勤的人的自信，甚至想到军人一定是非那样不可。……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境界是令人性中的一部分产生麻痹后的结果，这时如果再乘着劲头从背后加力一推，人就变成傻瓜了，会愚蠢地认为，只要不去做小偷，将所有的精神器械相应调动起来才算是无上的公德。自己如果还是当初的样子，不假思索地活到现在，无论怎样驯良、精勤，也是个傻瓜而已。也许无论在谁看来，甚至比傻瓜还要痴呆。既然是人，尽可以时或愤怒、时或反抗。将自己本来具有的愤怒和反抗本能地拼命克制住，不去愤怒、不去反抗，那等于自己将自己训练成了一个傻瓜还在暗自高兴，首先是对自己身体的毒害。^[33]

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反抗”，大声说“不”，是人的本真的体现，同时也是独立人格的证明。小森阳一称这就是与“权威人格”相对立的“民主人格”，他认为“民主人格具有自发性和个性，能够在某种安定的状态下连续地保持自我的统一性，并且能在自我独立的同时保持对他者的宽容，不囿于任何偏见，具有理想的思考能力。”^[34]

漱石早期作品中对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塑造，寄托了他自己不与现实妥协、力图改造社会的高尚理想。大凡伟大的作家，实际上都是怀有鲜明主张的，唯有如此，他们的创作实践才能在文学史上留下永不磨灭的足迹。“伟大的作品，深邃的感情，总是包含着比他们意识要说的多得多。在心灵中发生的不断运动及冲动也同样在行为与思维的习惯之中，并且在心灵本身并未察觉的诸种后果中继续进行着。”^[35]漱石以独特而清晰的思想提出了一代人关心的问题。他观察社会人生的眼光是犀利、冷静和深邃的，意义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