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研究:探索疯狂与信仰

文学反映现实，它深受与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大变革的影响，明治时期的文学适逢日本近代化或者西洋化，这是激进与传统相冲撞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精神信仰上的危机，但文学却获得了大丰收。

明治文学的特征如社会变革一样，经历两个时期，西洋文学的日本化时期和日本文学的西洋化时期。日本在短短的四十年间，吸收了西洋历经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文化，必然会流于表面化，如启蒙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新理想主义、行动派等，各种文学流派就像走马灯似的陆续登场，呈现出混乱状态。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明治时代分两个时期，前期翻译文学盛行，也就是西洋文学的日本化。最早翻译到日本的西方名著有：中村正直翻译塞缪尔·斯迈尔的（1812—1904）《自己拯救自己》、中江兆民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福泽谕吉编译的《西洋事情》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强调“实学”，重视经验科学，大力宣传西方近代的“天赋人权说”为核心的社会政治思想，倡导平等、独立、自尊和社会契约论，并认为，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此外，迪斯雷利、易卜生、左拉、安德烈夫、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也被介绍到日本。欧洲文学的介绍与移植给日本文学带来极大冲击，尤其是伴随着启蒙思潮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于江户文学那种单纯的娱乐已经感到不满足，希望出现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学，亦即日本文学的西洋化。受过系统教育的年轻一代作家，精神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反叛江户文学，思考人生，追问生命意义，希望创作深刻反映现实的时代文学。最初反映出文学新气息的作品是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在这部文论中，他反对江户文学中劝善惩恶的伦理观，以及近代政治小说中实用主义观念的偏颇，积极倡导写实主义文学，要写出真实的人，人的真实心理活动。他根据自己的主张创作的《当代书生气质》，成为明治时代写实主义文学的开篇之作，但并不是成功之作。1887年二叶亭四迷发表了《浮云》，他大胆采用言文一致体，并深化了坪内逍遥的写实主义理论，获得成功，这也在于他借鉴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及理论，突破了当时主流文学的旧框架。

推动日本近代文学发展的，还有山田美妙和尾崎红叶，他们于1885年共同创办砚友社，创刊同人杂志《我乐多文库》，他们的创作理念既不同于功利性的政治小说，又不同于以西方文学为目标的坪内逍遥和二叶亭四迷所主张的现实主义，他们的文学兼有拟古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风，它的出现标志着日本明治时代文学的转折。实际上，从砚友社成立到1903年尾崎红叶离世，该文学流派在日本文学界一直占据主流地位。

此后，为反叛“砚友社”的庸俗写实主义，兴起了自然主义文学，其代表人物是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国木田独步和正宗白鸟等。他们主张按照事物原样子进行客观描写，摒弃那种庸俗的写实主义。藤村的代表作是《破戒》（1906年），描写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正直的年轻人，打破父亲一直秘密隐瞒自己出身卑微部落民族的期望，勇敢面对人生苦闷和命运苦难，大胆追求自己的生存权利。田山花袋的《棉被》（1907年）塑造了一位中年作家与年轻貌美女弟子之间的爱情风波，重点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感受。这两部作品虽然风格不尽相同，但在当时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实践，获得了成功，推动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标志着日本明治文学进入繁荣时期。

在这一时期，日本文坛诞生了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两位文学巨匠，他们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的两座高峰。他们都深受18世纪西方文学的影响，为摆脱封建传统桎梏，展开启蒙文学，热情追求人生与艺术。他们从生活中寻找素材，真实地描写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命运，挖掘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为堕落的社会道德、拜金主义的盛行而愤慨，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他们的作品对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对社会的无情批判唤醒了公众对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的关注，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森鸥外比漱石大5岁，他出身武士家庭，少年到东京求学，寄住在启蒙学者西周家，后来学习德语，曾留学德国4年，学习医学，成为军医后，他在留学期间，对于文学创作、翻译和文艺评论以及哲学、美学、历史都有浓厚兴趣，广泛涉猎西方名家名作，培养出近代实证精神，他尤其喜爱歌德和席勒等文学大师的作品，浸染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回国后连续发表了《舞姬》《泡沫记》《信使》三部关于他德国留学体验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文笔优美，抒情气氛浓郁，被认为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作。森鸥外以雅文体表达了主人公近代自我觉醒以及在孝道和利禄面前动摇的双重性格。当时正在上大学的漱石，读了森鸥外留学体验的三部作品后，曾给回故乡松山养病的好友正刚子规写信，谈到了他对森鸥外文学的感受。但子规对有着“西洋文学风格”的森鸥外的文学并没有好感，他在给漱石的回信中，批评漱石作为日本人不应受西洋的影响，要认识本国文学的价值。漱石在回信中解释，他认为森鸥外的文学有着一种“忧郁奇雅的美感”，他正确地指出了森鸥外文学的特征。此后5年，不赞成森鸥外作品风格的正刚子规在家中举办俳句会，邀请了漱石和森鸥外，这是他们俩的初次会面。爱好文学但还默默无闻的漱石对森鸥外怀着敬佩之情。这一年，漱石29岁，在偏僻的乡村松山中学当英语教员，此后，漱石离开松山中学到熊本第5高中任教，1900年又去英国留学。在漱石留学的前一年，森鸥外因为耽于文学，被贬谪到边远地区九州的福冈县小仓市，转任军医监，在那里工作到1902年。日俄战争爆发后，1904年2月至1906年1月，他作为军医部长出征。森鸥外参加日俄战争期间，留学回国的漱石连续发表了《我是猫》、《草枕》和《哥儿》，获得文坛好评，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

漱石和森鸥外再次见面是在1907年11月25日参加上田敏留学欧美的送别会上。上田敏曾经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文科讲师，是《文学家》杂志的同人。在会上漱石被指名发言，正好安排在森鸥外之后。据说漱石幽默的言辞给森鸥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加聚会的还有岛崎藤村、木下杢太郎等50人。这个文学界名流的聚会被命名为“青杨会”，此后，多次举办过聚会。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4月18日，“青杨会”在上野举办，漱石和森鸥外都出席了这次聚会。森鸥外给国外留学的上田敏去信，在信中谈到“晚上，去上野的青杨会，见到金之助等人”，还附上了他自己和漱石在会上临时挥毫书写的俳句。此后，森鸥外给在巴黎留学的上田敏去信，其中谈到过日本文坛的偏颇：“自然主义文学占据了日本文坛的主流，除了国木田独步和田山花袋外，似乎无他人，连漱石的声音也听不到了。”^[26]

1908年至1910年的三年间，两位文学家的创作进入佳境。漱石发表了《三四郎》、《从此以后》和《门》，受年轻人欢迎，再次激起文坛波澜，也诱发了森鸥外的文学技痒，1910年，森鸥外发表了取材于现代生活的小说《青年》，他声称这是受《三四郎》启发创作的青春小说。在该作品中，森鸥外主张“利他的个人主义”伦理观，与漱石的人生观念相同。作品中的人物平田拊石以漱石为原型，鸥村是森鸥外的化身。作者这样描述拊石：“他脸色有点苍白，表情愉快，带有嘲弄的意味。都说他和鸥村一样，是有着养子孤僻根性的人物，但表面并非如此。向上抿着稍稍透着红色的八字胡，一丝不乱又没有油滑感。他说话语调缓慢，谈吐不俗，思想活跃，并能用最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27]森鸥外还描写拊石在文学俱乐部喜欢谈论易卜生。“农村大财主的独生子青年小泉纯一挚爱文学，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从乡村来到文化都市东京，拜访慕名已久的自然主义文学代表作家大石路花（原型正宗白鸟）。但是，在文学创作方面，纯一没获得丝毫教益，反而陷入无边虚无之中。后来小泉纯一参加了文学沙龙——‘青年俱乐部’，结识了爱好文学的医科大学学生欧村。纯一对拊石在文学沙龙里围绕易卜生发表的演讲深有感触。拊石认为，任何东西，一到日本就势必变得渺小，如伟大作家易卜生东传日本，变成了渺小的易卜生，东传日本的尼采或是托尔斯泰也是如此，原本的美好和崇高会遗失殆尽。拊石充分肯定易卜生文学的高度进步性，明确指出：易卜生力说的个人主义，包括两方面内容即，第一，作品思想中贯穿的一条红线是‘脱尽一切旧套的束缚，主张个人要有独立的个人生活’，拊石称此为‘世间的自己’；第二，其文学中包蕴一种跃动不止始终向上的精神，拊石称此为出世间的自己。在拊石看来，易卜生奋力挣脱由旧习惯拧成的腐朽绳索，其目的在于‘鼓动强劲的双翼，乘风朝高远太空飞翔。’拊石反复强调：百折不挠，向世俗腐恶的日常生活开战的易卜生，当之无愧是有追求的人，是现代人，是新人。”^[28]拊石演讲的主旨，是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否定，他和大石路花的文学主张的迥异，让纯一获益匪浅。从小说描写的这段内容来看，这既是漱石也是森鸥外的文艺观。他们都吸收了易卜生的启蒙精神和创新艺术。易卜生文学就是张扬个性，对争取摆脱封建桎梏有着重要的感召力。易卜生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在于文化知识的启蒙，而且更在于其艺术的创新。

作家文学观的不同，自然引发文学争鸣。早在1891年至1892年，受易卜生文学影响的森鸥外就有感于日本国内的落后闭塞以及文坛的混乱。于是，凭借自己深厚的学识修养，展开文化上的全面启蒙。他与日本近代文学理论的开拓者坪内逍遥，关于文学上的“无理想”问题进行了辩论。坪内逍遥所著《小说神髓》揭开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序幕，他主张小说应描写人情世态，并以写人情为主，着重心理描写与持客观态度，他的小说《当代书生气质》贯穿了“没理想”的创作理念。森鸥外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他站在文学应当表达“理想”这一立场上。他们的辩论的起因是逍遥发表在《早稻田文学》上的《莎士比亚剧本评注》“绪言”，争论持续进行了长达八个月，是日本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文学论争。^[29]继森鸥外与逍遥的文学论争之后，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争鸣是漱石、森鸥外等作家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论争。留学英国的漱石，与森鸥外一样非常了解西欧文学的潮流，他们对日本文坛盛行的自然主义文学看得很透彻。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大部分作家的作品都是“粗俗低劣”，那只不过是变了形的自然主义，是缺乏艺术的解剖式的描写，他们所宣扬的“无理想”、“无解决”或者说“宿命论”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毫无意义。漱石和森鸥外的文学观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根底是一致的，那就是个性的张扬和对自由的追求。漱石认为“爱自由是人的天性”。所以，这两位文坛巨匠不约而同地反对自然主义文学观念，并促动了日本近代文坛反自然主义文学的热潮。

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起于20世纪初小山天外（《初姿》序）和永井荷风（《地狱之花》序）对左拉科学实证主义文学理论的移植，彻底反对旧道德、旧观念，主张暴露现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如实进行写作。自然主义文学的鼎盛时期是1906至1912年，作家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棉被》、正宗白鸟的《向何处去》，德田秋声的《足迹》，岩野泡鸣的《耽溺》等。这些作家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都推进了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自然主义文学追求生活中的“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他们过于注重挖掘本能、暴露自我、追求官能，从而招致了虚无主义、宿命主义、无理想、无解决等消极因素。田山花袋等人所追求的“自然”几乎是本能的同义语。花袋在《露骨的描写》一文中提出，“一切必须露骨，一切必须真实，一切必须自然”，主张“露骨和大胆，始终是无所顾忌的”。他的小说《棉被》就是基于本人“露骨描写”的主张，忠实地描写了一位中年文士爱欲女弟子的苦恼心理，一举成为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揭露现实和平直描写对其后的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催生出日本独特的“私小说”。为自然主义文学摇旗呐喊的评论家岛村抱月，在评论花袋的小说《棉被》时，指出这是一部“肉欲的人、赤裸裸的人大胆的忏悔录”^[30]。自然作家逐渐走向享乐主义，随着其弱点暴露，1912年之后自然主义文学运动逐渐转向衰落。

自然主义文学的鼎盛时期，也正是漱石的创作时期。自然主义流派的作家们极力否定漱石的文学。漱石与自然主义的论争主要在1908年，作者在小说《三四郎》中，上野的养精轩文艺界人士聚会时，广田先生关于像野野宫那样的物理学家做不成“自然派”的言论，就是揶揄自然主义文学的浅薄，同时也是为他自己的文学观念作辩护。

“为了测试光线压力，光是睁大眼睛去观察‘自然’，当然是一无所获。在‘自然’的菜谱中，并没有印出光线压力这样一种事实，对不对？所以就人为地搞出了什么水晶丝啦，真空管啦，云母片啦的精心装置，才能使光线有压力的现象进入了物理学者的眼睛，是不是？所以不能说是‘自然派了’呀。”……“那么，物理学者应该是浪漫的自然派了。从文学角度来说，不就是易卜生笔下的那种人物吗？”坐在对面的博士做起比较来了。……“被置于某种状态之下的人，有着可以朝相反方向运动的能力和权利。——然而，一种奇怪的习惯总使大家认为：人也好，光线也好，都同样地按照机械性的法则而活动；所以时常出现意想不到的谬误。……本身就是人的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去想象那种不像人干的行为。只因描绘得太蹩脚，便感到不像是人了。”^[31]

作品中画家原口的绘画论也可以看作漱石文论的表述。“现今的画儿，仅凭一点儿灵感是画不出来的。”之后他还说，“画家并不是画内心，而是在画体现内心世界的外表，所以，只要细心观察外表而不要遗漏掉什么，内心的情况自然了如指掌。……画任何肉体，不点上灵犀就是死肉，那当然不成其为画。”^[32]关于画与文在《草枕》中的画工也有一番评论，“每当看到现代法国的裸体画时，觉得有明显极端描绘肉体美的痕迹，因而感到缺乏气韵。”“遮蔽肉体，美也就淹没了；如果不遮蔽，就会变得低劣。所谓现代裸体画只不过把技巧都用在不遮蔽的低劣上了。”“他们忘记了穿衣服是人间常态，试图把一切职能都归于赤裸裸的形象。”^[33]《草枕》中的画工和《三四郎》中的画家原口所表示的艺术观，在这里也即漱石的艺术论，是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否定。黑格尔认为：“艺术就是从这里开始：它就是按照这些观念的普遍性和自在本质把它们表现于一种形式，让直接的意识可以观照，使它们以对象的形式呈现于心灵。所以对自然事物的崇拜，即崇拜自然和拜物的习俗，还不是艺术。”^[34]

自然主义作家往往忽视艺术高于生活的审美观念，甚至歪曲艺术想象，如自然主义作家田山花袋读了《三四郎》后表示遗憾，认为作品“通篇是编造”。田山花袋在《近代小说》中还说：“英国既没有影响一代人的大思想家，也没有小说家能写出与欧洲抗衡的作品。”言外之意，研究英国文学的漱石根本不可能成为大作家，其作品也不合时宜。漱石在《答田山花袋君》里，明确表示了他对文学虚构的看法：“与其煞费苦心地责备虚构作品，不如煞费苦心地去虚构活生生的人和使人觉得很自然的角色。”^[35]漱石认为，只要虚构出来的人和事具有现实意义，就是作者引以自豪的创作。这里的虚构亦即根据作者的理想和想象将个人的自由愿望编织到他所塑造的人物中，他认为真实并不意味着写真人真事。关于漱石小说的虚构问题，谷崎润一郎曾发表过这样的见解：“先生的小说是虚构，但比起描写小视野的真实，大视野的虚构更有价值。”^[36]

小宫丰隆曾经指出，法国兴起的自然主义，一到日本文坛就变了味，没有原来的大器，显出庸俗之气，并且自然主义作家只不过把它作为排斥异己的工具，把不同类型的作品当作歪门邪道来竭力排斥。他们把漱石的作品攻击为毫无价值的“高等讲坛”。漱石1908年写给小宫丰隆的信中反映了他对自然主义作家的看法：

文坛诸公，并非都是贤惠的、正派的。而只是日夜思考着怎么样把自己打扮成又贤惠又正派的。你不必怒气冲冲，因为，这是和这个欺世盗名的程度相吻合，不能旁观，不能期望社会自然进步……今天的所谓自然派，对于自然两个字而然是毫无意义的，我只能说这团体认为只有田山花袋、岛崎藤村和正宗白鸟的作品是可贵的。而且都是患有恐俄症的家伙；就人品而言都在你之下；要说通情达理多数人还不如你呢；在生活上，比你还要困难得多。因而他们能够干你不能干的，说你不能说的。你有勇气以这些人为对手斗争下去吗？^[37]

在漱石心目中，文学事业应该是自律性、创造性的高尚精神活动，但当时的许多作家，不过是将文学当作一个糊口的工具，没有丝毫神圣感。

此后，漱石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态度有所变化，在1909年发表的《文坛的趋势》的评论中，提出了与自然主义既竞争又同化的理论。1911年，他在长野县的演讲《教育与文艺》中，比较客观地表达了他对自然主义文学的看法，他说：

自我解剖、自我批评的倾向渐渐在人的心目中扩大，精神彻底平民化，换言之也就是真正的平凡起来了。……自然主义的道德文学，自我改良的念头显得浅薄，希望向上的动机淡薄，如此等等肯定会有的。这的的确确是个缺点。

现代教育的倾向、文学的潮流，无一不趋向自然主义，所以才逐渐显示出它的弊害，日本的自然主义这个词成了极其令人鄙视的了。然而这是错的。自然主义并不是那么非伦理的存在，自然主义本身并不表现在一部分日本文学上，它只是显示了缺点而已。前面已经说过，不论任何文学，他绝不会脱离伦理的范围，最低限度它也不能不在某些地方表露出对伦理的渴望。^[38]

漱石认为“人的内心深处永远存在浪漫主义的英雄崇拜情绪”，正因为如此，若是忽视了这一点，只表现“人的弱点，并不具有文学的真正价值，而是存在巨大缺点和失败的艺术”。自然主义文学的缺点，归根结底是文学家对于作品处理上的失败，是“对过去极端浪漫主义的反动”。为了挽救自然主义的弊病，不是恢复过去的浪漫主义，而是创造新的浪漫主义。新的浪漫主义抛开了过去近乎空想的理想，树立一个比较实际容易达成的目的。社会总是二元的，所以他的结论是浪漫主义文艺和自然主义文艺，“两者的调和会成为今后的重要倾向”^[39]。

1912年1月，小说《春分之后》在《朝日新闻》连载，漱石在前言里谈到自己很久以来的愿望，“我头脑里始终萦绕着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想方设法写出一部好的作品来”。“至于作品的性质、自己对作品的见解或主张，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必要。坦率地说，我既不是自然主义流派的作家，也不是象征主义的作家，更不是近来时常耳闻的那种新浪漫派作家。我无法相信自己的作品已经染上了某种固定的色彩，以至于这种色彩竟达到了高声标榜上述各种主义并引起了局外人注意的程度，而且我也根本不需要这种自信。我的信念只是：我就是我自己。在我看来我就是我自己，什么自然主义流派呀，象征主义流派呀，以及冠以‘新’字的浪漫派呀，是与不是全都没有关系”。他继续说，“作为普普通通的人在老老实实地呼吸着大自然的空气，同时在四平八稳地过日子。我相信，能把自己的作品公诸于既有教养又平平常常的人士面前，就是自己的莫大荣幸了”^[40]。漱石在作品前言中还提到，自己要对众多的读者负责，写出“有趣”的小说。所谓有趣也就是适合大众关心和理解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转向。佐藤泰正如是评论漱石上述文学宣言：“‘我就是我自己’的表白，是漱石的自信表现，但也透视出漱石内心的孤独。漱石是一位最为特立独行的作家，很少有人能领略他的内心世界，最追慕漱石的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等都称漱石为先生，但在白桦派中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漱石。田山花袋等自然主义文学家们非难漱石，谷崎润一郎等唯美派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漱石是他那个时代最孤立的一位作家。”^[41]

在当时日本文坛，能够和漱石在文学观方面产生共鸣的作家是森鸥外。1915年10月11日《大阪朝日新闻》刊登了漱石关于“时下文坛”的谈话内容，其中就涉及森鸥外的作品。他说“森鸥外历史题材的新作《栗山大膳》和《堺事件》，被读者说成‘高等讲坛’，否认它的价值，但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作品，其价值在于作品蕴涵的远见卓识。”^[42]他指出，森鸥外的历史小说，其意义在于尊重历史的同时，又摆脱了历史的束缚，借助历史事件的描述来表达作者的理想和信念。漱石认为森鸥外的作品，即便是历史小说也是经验和现实的结合，符合他理想中的文学趣味。

日本近代社会逐渐达到成熟后，自然主义文学趋向颓废，文学也随之注入新气象。从1907年前后到大正时期，在漱石和森鸥外的影响下，以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等为代表的白桦派、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文学等多元文学形式登上日本文坛；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为代表的耽美派，亦活跃了日本文学。叶渭渠在《20世纪日本文学史》一书中指出：“这场围绕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论争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众、涉及问题之广、历时之久，没有任何一次文学可与之匹敌。可以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同时通过这些论争，不仅将文学上的技术问题、表现问题的探讨推向深广的层面，而且将文学作为多学科的合成体来综合考察，也就更加扩大了思想视野，对于显得贫弱的近代日本文学理论的提升，无疑起了某种促进作用。”^[43]

总而言之，莎士比亚、斯威夫特和易卜生等西方文学大师对漱石的艺术创造产生了深刻影响。作家的成长与文化认同和世界观紧密联系。因为深刻的思想总是在与前人的反复对话以及与同代人的思想碰撞中建立起来的。

[1]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

[2] [日]夏目漱石：《哥儿·草枕》，陈德文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3] [日]夏目漱石：《哥儿·草枕》，陈德文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页。

[4] [日]夏目漱石：《哥儿·草枕》，陈德文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155页。

[5] [日]夏目漱石：《哥儿·草枕》，陈德文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206页。

[6] [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页。

[7] 程麻：《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8] 转引自何少贤：《日本近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中国文学出版社1898年版，第2页。

[9] 转引自何少贤：《日本近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中国文学出版社1898年版，第37页。

[10] 林少阳：《文与日本的现代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www.chuimin.cn)

[11] [美]威廉·詹姆斯：《多元的宇宙》，吴棠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1页。

[12] [日]夏目漱石：《梦十夜》，李振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13] [日]夏目漱石：《梦十夜》，李振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14] [日]夏目漱石：『文芸の哲学的基礎』，講談社1978年版，第19頁。

[15] [日]松泽信祐：《日本近代作家介绍》，寒冰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91页。

[16] [日]松泽信祐：《日本近代作家介绍》，寒冰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92—93页。

[17] [日]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129页。

[18] [日]夏目漱石：《十夜之梦：夏目漱石随笔集》，李正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19] [日]夏目漱石：《十夜之梦：夏目漱石随笔集》，李正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221页。

[20] [日]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上册，张正立、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21] [日]吉田精一：『近代文芸評論史明治篇』，日本至文堂1981年版，第853頁。

[22] 李赋宁：《英国文学论述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

[23] [德]歌德：《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37页。

[24] [德]歌德：《论文学艺术》，范大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25] [德]歌德：《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4页。

[26] 转引自何少贤：《日本近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页。

[27] [日]出久根達郎：『漱石先生の手紙』，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1年版，第125頁。

[28] 刘立善：《论森鸥外的长篇小说〈青年〉》，《日本研究》1997年第2期，第65页。

[29] [日]市古貞次、長谷川泉等：『新編日本文学史』，明治書院1982年版，第113頁。

[30] 叶渭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青岛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31] [日]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186页。

[32] [日]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

[33] [日]夏目漱石：《哥儿·草枕》，陈德文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34] [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页。

[35] [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13卷），岩波書店1966年版，第207頁。

[36] [日]谷崎潤一郎：『「門」を評す』，『夏目漱石全集別巻』，筑摩書房1979年版，第89頁。

[37] 转引自何少贤：《日本近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页。

[38] [日]夏目漱石：《十夜之梦：夏目漱石随笔集》，李正伦译，华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

[39] [日]夏目漱石：《十夜之梦：夏目漱石随笔集》，李正伦译，华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页。

[40] [日]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下册，张正立、赵德远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41] [日]佐藤泰正、吉本隆明：『漱石の主題』，春秋社1986年版，第21—22頁。

[42] [日]出久根達郎：『漱石先生の手紙』，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1年版，第125頁。

[43] 叶渭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青岛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