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日本文坛诞生了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两位文学巨匠,他们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的两座高峰。这些作品文笔优美,抒情气氛浓郁,被认为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作。......
2023-11-30
漱石1907年4月在《朝日新闻》发表了《文艺的哲学基础》,提出“真”、“善”、“美”、“庄严”四个文艺理想。他指出,“毋庸置疑,这四种力量受时代和个人的影响,会产生消长变迁”。同时他还对文艺家的使命以及文艺的性质等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阐述。“文学家不是单写人,而是要有进步的眼光,借助某种技术,来发挥伟大的人格力量。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浸入读者、观众或者听者的心,化成其血肉,传递给他们的子孙后代”,这正是文艺的价值所在。他还明确指出:“文学家的使命,就是应该解释如何生存,并教给平民生存的意义。”[14]文艺就是通过感觉的东西表达理想,就是说,将感觉、情绪的文字作为要素,最后表达作者的理想和信念。他认为要写出伟大的作品,作家的人格、道德和理想缺一不可,没有思想深度和人格力量的作品,感化效果就非常薄弱,只有表现出伟大人格的作品,才能启迪人生,流芳百世。
在漱石看来,文学理想的实现必须经由作家心灵的催发,焕发出一种超越性的力量,把人生价值提升到更高层次。在审美理想与审美表达的统一中成全一部完美的艺术作品。所以,他认为文学人士绝对不是什么闲人。他还在给铃木三重吉的信中说:“具有俳句志趣的人,喜欢逍遥于这种悠闲文学。可是躺在这样的天地间,是无论如何也动摇不了这个庞大世界的,而且前后左右还存在着必须由我们去动摇的许多敌人。假如拿文学当生命的话,那么仅仅用美这个词是不够的。没有像维新志士那种卧薪尝胆的心胸是不行的。……我一方面从事带有诙谐味道的诙谐文学,一方面我将以维新志士的坚韧精神来从事文学事业。”[15]漱石的这段话表明他自己一方面坚持诙谐的文学,亦即他所倡导的“非人情”文学,另一方面又以维新志士的坚韧精神从事文学的态度,看上去自相矛盾,在他身上体现出一种双重特征,这正是他思想丰富的真实显现。事实上,漱石“非人情”的文学本质上也是抗争的文学。在日本明治文坛最缺少的也是这种精神,当岛崎藤村发表了具有批评精神的《破戒》时,漱石看到了日本文学的希望,令他大为感动,随即给弟子森田草平写信推荐他读这部作品,称赞藤村的《破戒》是“为人生”的文学,没有一般小说家那样矫揉造作,而且态度认真,是对自然、健康、力量的生命形态的追求。“在人们多将粗俗低劣的小说误以为真正小说的今天,能出现这样认真的作品,着实令人高兴。”[16]漱石还曾借《秋风》中的主人公白井也道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就是人生,痛苦也好,贫困也好,穷愁也好,凡是人生旅途上遇到的事物都是文学,尝试了这一切滋味的人才是文学家。”这些观念看似陈旧,实则道出了文学真谛。漱石在小说《三四郎》中,借一次大学生聚会上青年人的激情演讲,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
大谈政治自由已经过时了;大谈言论自由也不合时宜了。“自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为表面的自由所专用的词汇了。我相信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已面临必须大谈伟大的“心灵自由”的时候了。
我认为我们已经面临着这样的时代了。我们是不堪忍受旧的日本压迫的青年;同时,我们也是不堪忍受新的西洋压迫的青年。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情向世界宣告,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对于我们新时代的青年来说,新的西洋压迫,无论在社会方面或文艺方面,都和旧的日本压迫一样,使我们感到痛苦。
我们是研究西洋文艺的。但是研究归研究,这同屈从于这种文艺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研究西洋文艺不是为了让它捆住手脚。我们正是为了使受束缚的心灵得到解脱才来研究它的。凡是不为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无论施加多大的威压和强制,我们也有决不盲从的自信和决心。(www.chuimin.cn)
我们在保有自信和决心这一点上,不同于普通的人。文艺既非技术,又非事务,它是触及广大人生根本意义的社会动力。我们正是基于此种意义才研究文艺,并具有上述的自信和决心。也正是基于此种意义来预见今晚集会所产生的非同一般的重大影响的。
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动荡。作为社会产物的文艺也在动荡不已。为了顺应这种激荡的形势,按照我们的理想指导文艺,就必须团结分散的个人力量,充实、发展和壮大自己的人生。[17]
漱石曾断言在西洋和旧日本的双重压迫下,日本文学难以产生创新,只有在重压中找到自由,才能开创新局面。此外,漱石在《教育与文艺》的演讲中,抱着科学的态度来看待教育和文艺的发展。他指出任何事物不可能一成不变,古今教育的重大变化在于:从前的教育是树立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无非是忠与孝,以孔子为宗师,即使不能完全实现孔子的教导,但毕竟是以此为目标。具体说“就是圣人中的孔子,佛教中的释迦,加上节妇、贞女、忠臣、孝子,这是一个理想的集体,现实社会几乎不可能存在那样难得的人物,但必须以这些为理想而前进。为父母的,当孩子不听话时,就立刻摆出二十四孝告诫孩子,这时,孩子就无话可说,只能俯首了。由此可见,从前是对上边没有束缚,上边对下边有束缚,这就很不好,也就是说,父母要求子女必须有理想,但子女不能要求父亲必须有理想。妻不能要求其丈夫有理想,臣不能要求其君有理想。总而言之,使忠臣、贞女成为完美的人,使孝子只知事其亲,忠臣只知事其君,贞女只知事其夫。这的确是不得了的事。原因是缺乏科学精神,对这种理想不加批判,不加考虑,只知遵命奉行。”[18]这是一元的教育,到了明治维新,情况就不同了,开始走向二元教育,“凡事再也不能以孝贯彻始终,以忠贯彻始终”,漱石认为,“这种教育上的进步,在西洋是从痴迷中觉醒,在日本固然意思不同,但毕竟可称之为醒悟或者觉醒。”“物是常常变化下去的,世上的事也常常变化,所以规定了孔子这个概念并把它理想化了的人,到后来终于有一天醒悟,那纯粹是一个错误。”这种变化的外因在于科技的进步,把科学精神用于观察和研究社会的结果。古人的缺点“或多或少有些虚伪”。现代人变得坦率不加掩饰,“从而发展了宽容精神。结果是社会也显得宽容了”[19]。由此,漱石主张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是不断变化的,特别强调作品内容的重要性,内容是文学的“生命”,但他并没有忽视形式,认为“形式是为内容的形式,内容并不是为形式而产生的”,“内容是变化的,新的形式也会随之不断地创造出来。一种形式如果人为地企图永久维持下去,内容就会破坏这种形式。”他认为思想好而文字坏的文章是普通文章,思想坏而文字好的文章则是坏的文章,“文章之美”和“章法之美”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作者的思想力量和人格力量。他认为形式是为内容的形式,内容并不是为形式而产生的,没有不变的内容,新的形式也就会随之不断地创作出来。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在指导青年写作时,他反复强调内容是生活,是灵魂,思想力量、人格力量是最重要的,应该特别重知识重人格修养。刘振瀛谈到漱石文学为何受欢迎时说,漱石作品的文学原理不是别的,乃是“善”与“美”。“漱石文学作品之所以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是与这种“善”和“美”的原理贯穿其中分不开。”他认为“漱石作品受欢迎的另外一个原因,乃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洞察到近代社会那阴影部分的作家。有趣的是,这不是因为他落伍于近代社会而造成的,却是一个身为官费留学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留学英国后产生的,这就意义不凡了。”“漱石不是一个落伍者,而是一个洞察到真髓的先行者。”“漱石是通过非存在来谈存在,通过不能直接还原的事实来谈真实。”[20]
1911年5月,日本公布设立文艺委员会制度,森鸥外、上田敏和幸田露伴等16人被选为文艺委员。坪内逍遥、池边三山和黑岩泪香拒绝出任文艺委员。漱石因同年1月辞退文部省授予的博士学位而落选。当时他在《博士问题始末》一文中指出,这种由文部省授予博士称号的制度弊多利少,它会让人感到学问会成为少数博士的专有物,少数几个学者贵族垄断学术大权,而使其他未当选的人受到冷落。漱石就文艺委员会制度发表了《文艺委员是干什么的》文章,对设立文艺委员会的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国家,政府设立的文艺院也即国家机关,文院的文艺委员们就成为代表国家的文艺家。他们在裁决文艺方面,以强大的政府为背景,就脱离了文学的本真意义,变成最高权威的一家之言,它给社会,尤其是文艺和有志于文艺的青年带来极端恶劣的影响,是文艺的堕落。在日本“大逆事件”之后的“政治闭塞”时代,漱石敢于旗帜鲜明地批判和抵制当政者的文化政策,为作家的创作自由而辩护,的确令人钦佩。一般来说,东洋传统文化有两大系列,即“诗书”和“礼乐”。漱石就属于“诗书”系人物,富于理想和正义感,永远站在弱者的一边,痛恨压制民众的政治秩序,不拘泥于礼法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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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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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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