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研究年鉴-司马迁战争观(一)温大学报/2010/01

重要论文摘要

(2010)

题目：司马迁的战争观(一)

作者：丁万武　王俊杰

出处：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司马迁是一位通晓兵略的历史学家，他对战争和军队问题有系统而独到的理性认识。他的战争观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战争起源：“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司马迁将战争的起源与人的“情性”联系起来，认为人类社会的战争与动物界的争斗一样，都是因“喜”、“怒”之气而生。连口含利齿、头戴犄角的野兽受到侵犯时都会反扑，人在愤怒时也会施加恶毒手段。司马迁从人性的角度来揭示战争的起因，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见识。二、战争定义：“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司马迁认为战争只是圣人手中的棋子，是讨暴救危的工具，这种“战争工具论”的观点与克劳塞维茨、毛泽东等人所认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观点已相当接近。司马迁的战争定义的核心是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司马迁的“备战、慎战、义战”思想，一方面既肯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及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又将战争置于政治德治的统领之下，束缚战争桀骜不驯的狂野本性，限制它的负面破坏功能，实现其扫暴除恶的积极作用。三、战争性质：“行之有逆顺”。所谓逆，是指违背历史潮流、违背民心民意;所谓“顺”，是指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民意。这句话就是说战争有“违背”与“顺应”之分，即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区别。司马迁所认可的正义战争有：“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这些都是“圣人”用来讨暴、平乱、夷险、救危的战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正义战争。司马迁也记载了一些非正义战争，由于失道寡助，最终都归于失败。《史记》写了许多以复仇为主题的战争，似乎是在肯定一种精神：有怨必报、有仇不饶、有耻必雪，这种立大志复大仇的精神流贯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四、民族战争理念：天下一统，慎动干戈。司马迁在正史中第一次为少数民族创设史传，他写了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五个少数民族史传，主张民族友好，赞成相安无事，反对彼此之间的战争。

题目：论杜诗的写实性与《史记》实录精神

作者：郝润华

出处：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

司马迁撰写《史记》坚持“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对后世史家著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诗人创作也有所启迪，杜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示例。一、杜甫“诗史”意义的具体表现。杜甫善于在诗歌中描写时事，他往往以当前重大事件作为其创作题材，杜诗既是安史之乱前后那个动荡时代的画卷，又是一位饱经战乱而忧国忧民诗人的心声。杜诗“诗史”的更深意蕴则是体现在杜甫的“史笔”与“卓识”方面。杜诗不仅善陈时事，而且还以直笔的方式对当权者及朝廷进行讽喻和讥刺，正是这一点使得杜诗的“诗史”意蕴更加深刻。二、司马迁《史记》的实录精神影响了杜甫。《史记》的直笔精神对后代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随着隋唐以后史官制度的逐步完善、史书撰写的日益规范化以及封建政权对私家著史的限制，史学领域越来越缺少这种“书法不隐”的精神，著史不能直书实录，已成为封建社会官方史学的一个特点。然而，由于司马迁思想内核的强大辐射力，这种实录精神已经渗透到中国思想学术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文学领域，杜诗就是典型的范例。三、杜诗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杜甫对像司马迁这样敢于批判当权者的良史是十分钦佩的，尤其是司马迁的不幸遭遇及其顽强的奋斗精神、高尚的品格受到包括杜甫在内的后世知识分子的敬仰，加之作为一代奇史的《史记》，其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在创作时自然而然受到司马迁《史记》的熏陶与影响。杜诗如此毫无隐讳地批判现实，批评当朝最高统治者，远远超越了“微而显、志而晦”的“春秋笔法”，与《史记》的直接批判精神无有二致，可谓一脉相承。四、结论。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他们二人的一致性不仅仅表现在《史记》与杜诗在表现手法上的相同或相似，而在于二人精神世界的同构：他们关注现实，批评时政，甚至讽刺最高统治者，就在于他们共同拥有“史笔”与“卓识”，他们共同具有一片“爱国”之心。正因为如此，《史记》才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杜诗才被称为“诗史”。《史记》的实录精神因杜诗而传承更为久远，杜诗的“诗史”特质因《史记》而意蕴更加深邃。

题目：轶事与宏大叙事的对立与统一

　　　——《史记》和《名人传》

　　　　　轶事观念之比较

作者：王成军

出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轶事”在司马迁的《史记》和罗马帝国时期著名传记史学家——普鲁塔克所撰写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以下简称《名人传》)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难题，更是现代传记史学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更是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传记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司马迁的轶事观念。所谓轶(同逸)事指的是不见于正式记载，而世人也不尽知的有关传主的事迹。司马迁在着意记叙历史人物所经历的惊天地泣鬼神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在吸收《左传》《战国策》等著作出现的叙事情节的基础上，注重对人物轶事的搜集和运用，表现了发达的轶事观念。1.在《史记》中，轶事的主要作用之一在于揭示人的性格。2.《史记》所叙述的人物轶事，是联结人与事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和桥梁。二、普鲁塔克的轶事观念。1.在《名人传》中，普鲁塔克特别重视那些能揭示历史人物性格和命运的轶事，有意识地应用轶事以刻画传记人物。2.轶事成为揭示人物性格、心理的重要工具。3.在《名人传》中，轶事成为通往传主心灵的道路，是揭示传主性格和情操的工具，但其弱点则是这些轶事以及通过轶事所揭示的人物性格缺乏同历史进程的紧密联系。三、轶事与历史叙事对立与统一。《史记》和《名人传》作为中西古典时代传记史学的突出代表都表现了发达的轶事观念，都突出了轶闻趣事在传记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二人传记史学观念是建立在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史学观念的基础上，因而两人对轶闻趣事在史学作品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有许多重要的不同之处。对于普鲁塔克而言，他认为传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揭示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性格。由此，普鲁塔克删略传统的正史内容，凸显能够揭示人物性格的轶事，普鲁塔克称之为“心灵的证据”。对于司马迁而言，其一，《史记》在对表现人物性格轶事与历史进程中的大事这两个传记基本元素都进行了深入探索和挖掘，在保持了两者的独立性外，还努力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其二，司马迁对轶事的处理，与普鲁塔克对轶事处理的方式并不尽相同，司马迁对轶闻的处理原则是将轶闻置于变化万端的历史进程中，既表现由于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规定性而决定了历史人物性格的必然性，又着力展现了由于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多变性而使得人在性格方面所表现的多样性，着力将偶然与必然，将内在的性格与外在复杂现象的关系在对立中统一起来。

题目：《史记》与目录学

作者：杨思贤

出处：图书情报知识/2010/02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出于史官的职责和自身的学术理想而对先秦图书进行了校勘整理，受其学术理想的限制，校书并没有为后世留下目录学专著，而作为校书的成果，《史记》则展现了司马氏父子的处理文献的方法、图书分类的标准和学术溯源精神，而这些又被刘向、刘歆父子继承，奠定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础。一、司马氏父子曾校书。首先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讲，汉朝的官方藏书，有外朝、内廷之分，所谓“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在这些内外藏书之中，太史的藏书可能最为丰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在武帝年间续为太史，应该说，他们父子掌握了当时最为丰富的图书资源，这为他们的校书提供了可能。其次，从职掌上来讲，校书是司马氏父子的分内之事，而能够更加充分证明司马氏父子曾经校书的理由则是他们的学术理想与抱负。二、体例与方法——《史记》目录学意识的体现。虽然司马氏父子没有留下专门的目录学著作，但不论是学术总结、文献处理，还是目录分类，从精神到方法，《史记》都已经开后世目录学先河，它的直接继承者就是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别录》《七略》中的许多文字，比如现存的《管子叙录》《荀子叙录》，几乎都是全录《史记》原文。三、《史记》目录学的内在精神与学术创获。司马氏父子校理太史图书，发凡起例，示后世目录学以轨辙，这只相当于孔子的“论《诗》《书》”，他们的目的是以此为文献基础，写出一部新的《春秋》。这是司马氏父子校理图书的内在精神，同时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留下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目录学著作。司马氏父子的成就，追根溯源，还是以文献校雠为基础。以《论六家要指》而言，先秦本已有儒者、墨者之名，亦有形名之辩、阴阳五行之说等，虽未称“家”，但其思想在各种著述中都已或隐或现地存在，因此，司马谈的“六家”之说是基于文献校雠的提炼而绝非创造，至于《史记》，则更是以“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为基础，只是由于司马氏父子的理想在于效仿孔子作《春秋》，因此他们的校书最终留下了《史记》而非目录学专著，但是《史记》中确立的文献校雠方法和学术溯源精神，却为后世目录学奠定了基础。

题目：从《史记·河渠书》看战国

　　　秦汉水利工程及其效用

作者：赵艺蓬

出处：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

司马迁有感于水之利害关系巨大，在《史记》中首创《河渠书》，以记载战国至汉武帝时期全国水利建设的情况。一、《史记·河渠书》的内容和贡献。《河渠书》是中国水利史上的第一部通史，开创了正史中叙述江河水利的先河，成为后世历代正史中撰述河渠水利专篇的典范。而《河渠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首次明确赋予“水利”一词以治河修渠等工程技术的专业性质，从而区别于先秦古籍中“水利”一词是泛指水产渔捕的一般范畴。《河渠书》记载诸事是以自己实地考察、亲身经历为基础，从而确保了资料的真实性，为后世了解汉武帝以前的水利建设提供了比较详尽的文献资料。二、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水利建设。经过对原文的阅读，将《史记·河渠书》中所载水利工程，所利用的河湖以及渠道利用情况总结如表(略)。三、《河渠书》所提及的重要水利工程及其效用。书中所提及的水利工程，有些成为万世之利，但有些由于当时人们认知的局限性和生产力水平、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干扰并没有发挥其预期的效用。1.发挥积极效用的水利工程。(1)郑国渠。郑国渠以后，从汉代到民国时期的历代政府，都对泾渠进行了修建和改善，且都取得了可观的灌溉效益，人民得享其效用，这从历代泾渠的名称中亦能看出。(2)都江堰。都江堰两千年来一直起着防洪灌溉的作用，并一直沿用至今。都江堰的修建使成都平原一跃成为天府之国，成都的城市发展也因此起步，可见其功效之大。2.未发挥预期效用的水利工程。此类水利工程，《河渠书》中叙述并不多，如龙首渠未达预期效用的主要原因是其修建时对井渠衬护不稳固。另外，渠道灌溉地区盐碱化相当严重，也使得变盐碱地为沃土的实际成效降低。四、结论。《河渠书》使我们较全面地了解到汉武帝时期及其之前两千年间的重大水事活动，使古代的治水技术和方法得以延续，进而更好地继承古代水利专家的治水技术，真正达到避水之害、得水之利。《河渠书》为后世水利建设提供很大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告诫我们水利的兴修一定要综合考虑当地的土壤、地形等自然因素，以及附近一系列自然及人为因素变迁的影响和建成后实际所能发挥的效益，这样才能使水利工程建设达到预期效果，起到泽被后世的积极作用。

题目：从司马迁的成功看司马谈的家教思想

作者：侯海英赵克礼

出处：唐都学刊/2010/02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家，他的成功，父亲司马谈的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一、司马谈选择以家庭教育为主培养司马迁的原因考察。其父司马谈仍旧把司马迁的教育依靠家庭教育，除了望子成龙的父爱以外，还有别的原因。1.社会原因。在司马迁成长过程中，汉王朝的正统教育体系并未完全建立，满怀期望的司马谈并不能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完善的教育体系使司马迁得到良好的教育。2.家庭原因。在古代，史官本就是家传的，是依赖于家庭教育的，因此，司马谈选择家庭教育是有深厚历史背景的。培养司马迁为史官也就是传家学于司马迁，所以家庭教育在当时是史官培养的唯一形式。3.个人原因。中国自古史官就必须具备天文历算等各方面的知识，因此，当社会无法承担培养一名史官的重任时，具有良好的知识储备和家学深厚的司马谈只能亲当此任。二、司马谈为司马迁所做的培养计划。1.从现有材料看司马谈的培养计划。从目前可以看到的关于司马迁的材料看，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培养有一个较为完善的计划。首先是接触各种学术派别，司马迁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其次是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为后来编撰《史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三，他一方面对司马迁进行完整的学术教育，同时，对其思维的放任、体格的强健、性格的磨炼也下了很大的工夫。2.从史记最后的成功反观司马谈培养的成功。(1)司马迁具备丰富的知识和扎实的史学功底，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司马谈精心的培养。(2)不拘一格的思维模式造就无人能及的史才。司马谈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一位续接孔子的史官，并用一生的心血，周密的计划打造一位出色的史官，司马迁成功了，司马谈目的也达到了。(3)为目的的成功而忍辱负重的精神力量。司马谈成功地给司马迁灌输了这种为目的的成功而忍辱负重的精神力量，才使他能身受辱刑而苟生，历经磨难而完成壮志。史记的成功不单是司马迁的成功，更是司马谈教育思想的成功实践。三、司马谈家教思想的启迪。1.教育要明确目的性。2.教育要强调计划性。3.教育要凸显多元性。4.教育要重视参与性。今天，我们在阅读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皇皇巨著《史记》时，希望能更多地从司马迁的成功窥视出其父司马谈家庭教育的点滴经验，为我们今日的家庭教育起到一些启迪作用。

题目：文本旅行与文化语境

　　　——华兹生英译《史记》与倪豪士

　　　　　英译《史记》的比较研究

作者：黄朝阳

出处：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

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旅行，是文本从主方文化去往作为他者的客方文化的跨语际旅行。一、华译《史记》与倪译《史记》：概况描述。《史记》在美国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翻译过程。《史记》在美国的第一次较大规模英译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由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伯顿·华兹生(BurtonWatson)承担的《史记》选译工程。华兹生选译的《史记》于196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Translated from the Schi chi of Ssu－ma Ch’ien。该译本选取了有关汉代人物本纪与列传的66卷(其中全文翻译57卷，节译9卷)，它的出版是当时美国汉学界一个有影响的学术事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为之撰写了序言，该译本是《史记》在英语世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史记》在美国的第二次较大规模英译开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等在台湾文建会的资助下开启的《史记》全译工程，其努力方向是翻译整部《史记》。二、华译《史记》与倪译《史记》：基于文化语境的对比分析。华译《史记》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的时代，是普通美国大众对包括《史记》在内的中国历史著作及其编写体例几乎一无所知的时代，是美国以一种“文化中心主义”、“君临天下”的姿态来对待异质文化的时代。倪译《史记》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美关系得到改善的时代，是中美学术交流日渐频繁、美国关于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发展迅速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国开始以一种新的开放性态度对待异质文化，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意识加强的时代。《史记》在美国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翻译过程，在选材上从选译走向全译，在翻译策略上从归化走向异化，在侧重点上从文学性走向学术性，在翻译目标上从可读性走向充分性，这是我们从对这两次《史记》英译的对比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而倪豪士团队全译《史记》的重大翻译工程及其采取的异化翻译策略，标志着《史记》英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体现了多元共生的语境中人类对异质文化的渴望与尊重。

题目：从《史记评林》看明代文人的叙事观

作者：周建渝

出处：复旦学报(哲学科学版)/2010/03

《史记评林》所收明人评语中，有的已注意到《史记》在叙述人物与事件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一、“文章之法”与“叙事之法”。明代文人将评论目光聚于该书时，表现出他们既对《史记》作为文章典范之特征的赞同，又对其叙事建构方式的欣赏。明人将《史记》视为文章典范，其品评重点，自然脱不了《史记》在遣词用句等方面的运用，他们常常将此类用法称作“文法”，亦即“文章之法”。同时，明代一些论者在评点《史记》时，明确地用到“叙事之法”这一概念，由此显示出他们有时候能跳出“文章之法”的批评视角，开始关注《史记》在建构人物纪传时，所呈现出的作为叙事文体的特征。在明代评点诸家中，较为重视《史记》“叙事之法”的是杨慎。如《史记·曹相国世家》开端历叙曹参跟随刘邦屡建战功，杨慎于此处评道：“按此与《绛侯世家》及《樊郦滕灌列传》叙战功处，同一凡例，纪律严整，可为叙战功之法。”显示出评点者对于《史记》在叙事文学传统中的价值与意义的重视。“文章之法”与“叙事之法”两种批评视点并行运用，乃明代文人评点《史记》的一大特征。在热衷于评点《史记》的语境下，明代一些文人开始注意到《史记》之叙事对于传统小说的影响，也逐渐将其批评视野延伸到《史记》与小说之关系这一方面。首先，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小说是史学衰变的产物。其次，将小说与《史记》视为同一传统，并将两者等而观之，这样的看法，在明代文人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它后来发展成为金圣叹、毛纶及毛宗岗父子、张竹坡那样较为成熟的“叙事之法”。二、“正体”、“变体”之辨与典范的确立。其中对于《史记》“正体”、“变体”之分判，体现出明代评点者对于叙事文文体性质的关注，亦显示出他们对于何谓“正体”、何谓“变体”有着自觉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正”、“变”分判中，确立了传统叙事文写作之典范，此为明人评点《史记》在文学批评意义上的重要贡献。由于这样的发现和关注，《史记》作为传统叙事文之典范，其文学性质及意义得到了有效的彰显，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史记》所代表的中国叙事文学传统及其性质的理解。就这一点而言，《史记评林》在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题目：试论《史记》的历史之“变”

　　　与历史之“常”

作者：刘瑞龙

出处：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

司马迁的宏著《史记》在行文中体现了历史发展过程变与常的观念。一、《史记》的历史之变。《史记》变的观念来源于《周易》。司马迁历史之变的观念是对于《易》变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史记》变的含义也是具有变动和更改两层意思的：一是反映事物自身运动趋势的变动，一是一事物改变另一事物的更改。司马迁讲王朝的更替和变法革政时，往往是变更之义。司马迁对于商鞅变法的记述，正体现了其对于政治变更的真知灼见，变法是他变更思想的重要方面。二、《史记》的历史之常。《史记》所言历史之常则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常是法则、范型、常规的意思。法则、范型、常规是社会、自然事物表现出来的属性，也就是规律性。《史记》全书并未出现对于常的专门论述，但是司马迁已经认识到了常的内涵，只是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而已，常的思想贯穿于全书的始终。司马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就是要通过考察历史的发展过程来达到对于历史演进规律的把握，从而为当世政权的长治久安提供理论依据。司马迁还认识到，在社会的历史推移中有种主观因素之外的客观力量在起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历史的演进方向和人的发展轨迹，这种无形的力量称之为“势”。《史记》势的概念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带有纲领性、规律性的事态发展的总的趋势(规律性)，另一个方面是指某些政治人物在他的活动期限内，作为他的历史背景的具有的时势(背景)。三、《史记》历史之变与历史之常的关系。《史记》全书并未明确表述历史之变与历史之常的关系，但在司马迁对于政权得失直接决定因素变化过程的记述中，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关系。《史记》将政权的得失分为两类：一是政权内部权力的再分配，二是政权间权力的更迭，这两种政权的转换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先秦时期的德经历了由政权转移的直接决定因素向无足轻重地位的转变，其自身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具有阶段性，这便是《史记》变中有常、常中有变的体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就是要在古今的变化之中寻求历史的“常”，以此来实现对于历史的规律性的把握，这也正是司马迁对于历史之变与常关系的深刻认识。

题目：司马迁文化形态学的想象

　　　建构与意识形态分析

作者：齐效斌

出处：唐都学刊/2010/04

《史记》不仅为我们开创了元叙事的先河，也为后世构建出几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一、主流政治文化与非主流政治文化。“主流政治”不仅体现在司马迁的自辩及其理论之中，还渗透在他的整个著述中，体现在《史记》的整体布局和创作意图的设计之中，《本纪》之首《五帝本纪》就体现了司马迁的这种意图。司马迁为中华民族找到了一个根，为中华文明找到了一条线，这个根就是黄帝，这个线就是自黄帝以来开创的文化与文明。从这一点看，司马迁的政治文化观念首先维护的是一个统一的被历史所认可的大政治文化而不是非主流的政治文化。司马迁也并没有对非主流的政治文化采取排斥态度，他认为，非主流的政治文化不但不会瓦解、颠覆主流的政治文化，反而会填补主流政治文化的某些空缺。二、浪漫传奇文化。浪漫传奇文化，也可以称之为正剧式的文化。从文化建设的层面看，浪漫传奇或正剧文化较之其他具有更为显著的历史意味。因为正剧的主人公是被肯定的，正剧主人公所代表的历史也是被肯定的。司马迁的浪漫传奇或正剧文化是从《高祖本纪》开始的，又是以《今上本纪》结束的。司马迁在刘邦顺应历史取得政权和企图否定新兴政权，在汉武帝改革取得的巨大进步和不断否定这种进步言犹在耳的声浪中，最终都没有让他错误地站在个人和汉武帝对立的感情立场上，而是站在了充分理解和认识历史理性对个人命运的征服上。司马迁创造了一种文化，一部真正的正剧文化，而司马迁本人则是正剧文化的化身。三、悲剧文化(包括忧患意识文化)。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和悲剧文化观念，集中表现在《项羽本纪》《屈原列传》《淮阴侯列传》等传记中。司马迁的悲剧文化意识，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认识论，将推演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贯穿于历史文本的构建过程中，把不可知的历史机遇形象地阐释为可以理解的主动性的历史行为，让历史事件尽量凸显自身的必然性，从而使其具有更为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四、喜剧文化(包括乐感文化)。司马迁的喜剧观念指的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喜剧，即是不带有讽刺而仅仅带有幽默的喜剧。司马迁精心塑造的张良和范蠡在一般常人难以见到的危机与境遇中，各以特殊的手段和智慧，找着了自我，保全了自身，维护了自己可能失去的尊严，成为一个活生生而又蕴含着深刻社会理性的典型。

题目：司马迁与汉代《诗经》学考论

作者：张强

出处：中国文化研究/2010/04(www.chuimin.cn)

司马迁治《诗》近袭汉代《诗》学，远绍孔子。孔子论《诗》涉及《诗》与政治、《诗》与教化等内容。出土文献《孔子诗论》的面世，为深入研究司马迁与孔子论《诗》之间的关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一、司马迁论《诗》上承孔子。孔子论《诗》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宏观的角度论述《诗》的文化品质。二是从《诗》的分类入手进行中观研究。三是针对《诗》的具体篇章提出个人的见解，带有微观的性质。孔子论《诗》的思想直接影响到司马迁治《诗》的思想。司马迁治《诗》以孔子论《诗》为最高思想原则，以礼乐推明王道。二、司马迁论孔子删《诗》及“四始”。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史学家，其说必有所本。孔子删《诗》的说法可能来源于汉代《诗》学，进而是《鲁诗》，并非司马迁个人独立得出的结论。仔细分析司马迁叙述孔子删《诗》时的这段话语，应该说，司马迁的主旨并非强调孔子删《诗》一事，而是企图借助于删《诗》突出孔子治《诗》“取可施于礼义”和“以备王道”的思想，司马迁以孔子论《诗》的思想为准绳，重点突出了“四始”在《诗》中的中心地位。司马迁论《诗》主要遵循了孔子论《诗》的思想路线。三、司马迁与《鲁诗》及荀子之关系。与鲁、齐、韩、毛四家诗相比，司马迁治《诗》虽然没有创立自己的学派，但《史记》论《诗》或引《诗》却有70多处。其中，司马迁的价值取向虽以《鲁诗》为主，但同时兼顾到汉代《诗》学的其他流派。由此可见，司马迁治《诗》是汉代《诗》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司马迁与荀子有深厚的学术渊源，具体地讲，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司马迁习《鲁诗》传自申公，以申公为代表的《鲁诗》学源于荀子。申公是荀子的再传弟子，司马迁的《鲁诗》学可以上溯到荀子那里。其二，荀子的学术思想直接影响到汉代儒学的发生和发展，身为史官的司马迁接受了荀子的思想，这是因为司马迁的礼乐思想与荀子的礼乐思想有共同的来源。其三，司马迁的礼乐思想虽然可以上溯到孔子那里，但在具体的表达方面却与荀子的礼乐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司马迁肯定荀子的礼乐思想，并以“法后王”为思想准绳，是因为荀子较为准确地阐释了孔子的王道思想，而孔子王道思想的基础就是孔子一向提倡的礼乐文化精神，因推崇孔子以礼乐倡导王道的思想，司马迁赞成荀子及《鲁诗》便成了必然的选择。

题目：论司马迁《史记》创作之原动力

作者：王长顺

出处：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5

关于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动力，或说“发愤著书”，或说“受于父命”，然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动力，透过外力影响和内在动机，可探究出司马迁著史的原动力。一、个体自我的个性显现。作为司马迁这一个体，自有其个性化的特异之处，他的个性是“不羁”与“爱奇”。对于司马迁自己来说，个体自我的实现，自然首先是对自己个性的执著。他不愿意让自己的思想和才华徒然如空谷幽兰般不为世人所知晓，于是就创作《史记》以展示其才情、文采与个性，借以确证个体生命的价值。这种完成自我的心理动力，也就成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原动力之一。二、生命的不朽意识。“不朽”观念的本质，就是如何使死的意义变成了生的意义的问题。作为受先秦思想文化影响极大的天才的司马迁，无疑是把“立言”作为实现“不朽”的选择。司马迁从父亲的手中接过了“著史”这一“不朽”工程，他确信“立言”是个人赖以不朽的重要手段，他已经把自己的自我，连同其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色彩，成功地转移到另一种超越肉体的不朽载体(文字)之中。因此，司马迁内心深处那种强烈的生命不朽意识，也是创作《史记》的原动力之一。三、英雄主义的实现。英雄主义就是英雄和英雄崇拜在文化中的衍化，它是英雄神话深深镂刻在人心中的集体无意识，也是英雄崇拜的价值——确立足以战胜死亡和死亡恐惧的勇气——的体现，一直是人性中最根深蒂固的冲动之一。司马迁作为先秦思想文化的继承者，对先秦士人“以道自任”的精神有着深刻地接受，因此在他身上，也不乏英雄主义的表现，这种英雄主义首先表现在他以英雄自居，以英雄自骄和自傲。同时，他还以“慷慨之士”、“智者”自比。此外，司马迁的英雄主义还表现在对英雄的崇敬和肯定。与看重“仁”、看重“智”的价值取向不同，司马迁更看重“勇”这一“英雄”品质，这种对英雄主义的肯定和赞扬，就是基于自我的英雄主义。而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英雄主义理想，就成了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撰成“百三十篇”的《史记》的心理动力源。

题目：《史记》学方法论的时间解读

作者：崔康柱陈存战

出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

作者认为，那个把历史和哲学联系起来的，既作为叙述人创造历史的框架又作为哲学思考脚手架的就是时间，本文就是对司马迁思想方法的时间解读。一、无法回避的方法问题。研究司马迁关于“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必须首先研究司马迁自成一家的思想方法。司马迁的思想方法是哲学化了的时间，即天运时间和人的“行事”时间，他所要探讨的一家之言也就是：天、王朝、和人空间整体联动在时间中表现出来的发展规律。时间既是司马迁研究历史的方法，也是他的叙述方法。二、学术模式与家法传统。西汉的学术背景为提出这种思想方法提供了必要性，按照秦汉时期的学术规范，凡思考天人关系，必以阴阳五行为模式。司马迁欲“成一家之言”，就必须与“阴阳五行”学说对话。一方面，按照当时所能提供的思维空间，研究天人古今，阴阳五行思想是不能不面对的;另一方面要自成一家又必须对阴阳五行思想加以超越，形成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思维方法。司马谈父子完成了这个任务。单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司马迁的“时间”就高出了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这就和司马氏的家学渊源有关。司马氏的家学有两个渊源：一是天文地理。二是历史。三、作为方法的时间。司马迁以时间为模式不但要对历史发展的规律作出自成一家的概括，而且要在其中给人的目的留下一席之地。司马迁研究历史兼具自上而下(同董仲舒)和自下而上(司马迁独创)两条思路，这两条思路都在“古今之变”的时间中聚拢，就形成了司马迁历史观的“一家之言”。本文认为，司马迁最具创建的“一家之言”是：天意是通过时间律显现出来的，天运的时间律只是一个大体的变化律和发展方向，它的节奏快慢和发展方向则是由人的“行事”决定的。研究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用司马迁的方法研究《史记》，这是理解;第二步，用现代方法解读《史记》，发现《史记》中蕴含的思想，是创新;第三步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其进行分析，是评价。在这三步当中，最基础的研究当是第一步。

题目：《史记》对朝鲜半岛史学的影响

作者：孙卫国

出处：社会科学集刊/2010/06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自问世以来，相继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朝鲜半岛，无论是在古代文学还是史学上，《史记》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一、《史记》在朝鲜半岛历史政治上与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史记》是朝鲜士人的必读经典，是朝鲜士人应试的必要科目，是朝鲜国王经筵中的重要内容。二、朝鲜儒士对《史记》史学成就的评价与肯定。作为中国纪传体史书体裁开创者的《史记》，长期以来受到朝鲜半岛学人的高度肯定和至高的评价：“后世作者，一遵史迁规制。”朝鲜所编的纪传体，莫不是模仿司马迁《史记》的。朝鲜实学派大师李睟光评价《史记》云：“其创法立制，纂承《六经》，取三代之余烬，为百代之准绳。若迁者，可为史氏之良者也。”第一，肯定《史记》创制立法之功，这种创制乃是“大集群书”而成。第二，《史记》所创之“制”，乃是“百代之准绳”。第三，因为《史记》的成就，司马迁乃是“史氏之良者”。朝鲜王朝士人咸认为司马迁乃“良史”，对于《史记》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朝鲜士人莫不了如指掌。朝鲜儒士文集中，经常有讨论“三史”、“四史”、“十七史”、“二十三史”等问题的文章，尽管这些问题也是因循中国的说法，但也无不将《史记》推为首位。三、朝鲜半岛历史上二大官修正史对《史记》之效法。朝鲜正史《三国史记》与《高丽史》这两部史书都是由王室主导、大臣监修的纪传体官修史书，因而无不是以《史记》作为模仿对象。从编纂意图上看，朝鲜历史上的两大正史与唐宋以后中国历代正史的编纂有点类似，乃是模仿中国王朝修正史，以为新朝树立正统。体裁上，效法《史记》成纪传体史书，正如前面提到朝鲜史家认为后世史家“一遵史迁规制”，故而作为官修纪传体的《三国史记》与《高丽史》，无不以《史记》作为效仿的对象。四、《史记》对朝鲜半岛历史上其他史书的影响与朝鲜学人之批评。朝鲜半岛历史上编年体与纲目体史书也比较发达，如《东国通鉴》《东史纲目》等都是较为重要的编年体史书，这些史书中，也能见到《史记》的影响。或补《史记》之阙，或与其论难，或效仿《史记》中的某种体裁。可见，《史记》对朝鲜史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

题目：唐前小说对《史记》题材的接受与超越

作者：陈莹

出处：青海社会科学/2010/06

《史记》被喻为文学与历史的渊海，如果运用接受美学理论从题材方面考察唐前小说与《史记》的关系，我们发现小说在取材《史记》的同时，又不断地加以纵横延伸，在创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题材内容，显示出小说的新特点，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基础。一、小说主人公的平民化。唐前小说家继承了《史记》为“辅拂股肱之臣”、“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者这类人物立传的做法，同样将之作为小说主人公，不过在选材上不是截取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而是将主人公置于日常琐事中加以演绎和改编，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二、天人主次地位的转换。司马迁的天人学说时而表现出天人合一，时而表现出天人相分，这意味着天人关系并不是完全地表现为相互感应，这种双重的天人关系被小说接受并发展。一方面，小说家宣扬天人感应。另一方面，小说家承认天人相分，肯定了人在天人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为人与天和谐相处或人主宰天。人鬼或人神相恋成为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不仅如此，神仙鬼怪已退居到人后，人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够战胜鬼神，进而主宰上天。三、爱奇的深化与幻化。“爱奇”是扬雄在《法言》中对《史记》题材特点和思想倾向的概括和总结，“爱奇”的运用促使六朝志人志怪小说非常发达，追求超标脱俗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这是对“爱奇”的深化和发展。另一方面，志怪小说的题目中大多以“神”、“仙”、“异”、“怪”、“冥”、“应”、“验”等命名，这暗示了小说内容的荒诞不经。四、女侠形象的产生。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以“知己”为定位，塑造了以儒家“仁义”为基本人格的侠客形象，而文学家冲破重重障碍，男女平等，赋予她们与男性同样的人格和尊严，将女性置于男性同样的社会舞台上施展她们的聪明才智，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女侠形象。

题目：人与自然的史前对话

　　　——《史记·五帝本纪》另一种解读

作者：王晓红

出处：社会科学集刊/2010/06

人与自然的对话是自人类诞生之初就开始不断发生着的历史过程。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以史家的思维、理想的话语，还原了属于传说阶段、史前历史时期的五帝时代人与自然对话的史影和传统。一、人与自然对话的基本范式：神话型。其一，五帝形象：神话历史化的结晶。五帝形象具有神人二重性，一方面表现了人的自然性、具人形、赋人性;另一方面他们又秉承了神的一些特殊能力，他们是最健壮、最聪明和最有力量的人，无论在智力、体力、精力甚至生命的长度上都是超常的，有神性的。其二，祭祀、封禅等外化形式成为人与自然对话的具体表现。宗教祭祀是人与神交通的重要方式，是向神灵的祷告和祈求，宗教祭祀的本质是神灵信仰。五帝时代大量存在的祭祀、封禅活动情形说明，人与自然的对话是在这样背景下展开的，对初民而言，“神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空间，使人必须绝对服从地旁观和承受的世界”，只有在巫术、祭典之类属于神的活动中，人与神和自然力才能得以沟通，而祭祀成为人与自然精神关系的主要形式。二、人与自然的关系特性：呈现出矛盾共生的本性。考察《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人类早期人与自然关系状况，可以发现“神化自然、崇拜自然”构成了主体性意识。一方面，对天地的尊崇、对天命的服从构成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基本层面。另一方面，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积极行为与策略回应环境对人的挑战，构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又一个基本层面。在司马迁的思想中，天命与人为并非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而是“自然和谐的整体”。在崇拜自然、强调顺应天道同时，司马迁反对盲目畏天，表现出对人的能动性的重视，体现了顺天命与重人为相统一思想。首先，在人与自然对话中，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重视体现在，通过自觉的“修德”行为实现对“天命”、“天道”的体认。其次，在人与自然对话中，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重视，还体现在对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的重视、对保持合适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关注等等。回归人类智慧的源头，对《史记·五帝本纪》进行生态考量，追寻我们的祖先在人类早期留下的关于自然、生态的资源和经验，反思当下人们的行为，对人在自然之中的位置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予以重新厘定，显然是不无裨益的。

题目：长风呼啸马蹄声碎

　　　——司马迁笔下的楚汉相争

作者：张大可

出处：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0/06

秦朝灭亡后，刘邦与项羽两人争夺天下，司马迁称之为平乱诛暴的统一战争，史称楚汉相争。一、鸿门斗智，胜负已兆。鸿门宴拉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刘邦赴会鸿门宴，有惊无险。他利用项羽缺乏政治经验，虎口脱身，避免了在不利形势下与项羽决战，保存了实力。二、项羽分封，虎落泥潭。项羽分王诸侯，这是一着昏棋，失误有三。其一，项羽把亲信将领封王善地，以为这样就可控制局面，殊不知诸将得地称王，不听他的号令，黥布封淮南王以后不听调遣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其二，封刘邦为汉王，放虎归山。其三，项羽封王不公，主观武断，未能处置好一些拥有实力的军事集团，结果放虎归山，自己却陷入泥潭。三、汉中对策，刘邦东出。汉元年(前206)五月，在汉王建筑的拜将坛上，开汉家四百年基业的军事家韩信，正式登上了安邦定国的政治历史舞台。韩信向汉王提出了楚汉相争的纲领“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可称之为“汉中对策”。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取得突击效果，一举拿下陈仓，获得大量军实(军器)。汉王入汉中，用张良之计，火烧栈道，麻痹项羽。自汉元年八月出兵，到汉二年四月兵进彭城，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由西向东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取得了还定三秦、攻略韩地，一路高奏凯歌，直捣楚都彭城。四、下邑划策，峰回路转。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败后，退逃到下邑，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张良规划了楚汉持久的战争方略，这就是“下邑划策”，其核心是调动韩信、彭越、黥布三方力量与汉王自率的汉兵形成四方配合作战，打一场持久战来蚕食项羽，最后消灭项羽。五、成皋对峙，智力俱困。成皋对峙，通称成皋之战，它是楚汉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楚汉相争的主战场和正面战场，汉王刘邦与楚王项羽直接对抗，一方用智，一方用力，是典型的智与力的决战。对峙广武12个月，刘项两人进行了四个回合的智力决斗，项羽均不敌。第一回合，项羽欲烹太公。第二回合，项王只身挑战汉王。第三回合，汉王数项羽十大罪。第四回合，订立和约，诱羽后退。和约签订，楚汉战争相持阶段结束，强弱易势，汉强楚弱。六、垓下决战，楚亡汉兴。刘邦用张良之计，分封三雄，划界齐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四面合围项羽，发动垓下总决战，项羽被歼，楚汉战争结束。项羽乌江自刎，是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特别浓墨重彩的一章。

题目：《史记》《汉书》中西汉楚方言的探究

作者：王冲

出处：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6

西汉时期楚方言的语音虽与中原地区的语音差异甚大，但其影响却非常深远，这不仅与战国时代楚国的强国地位有关，更重要的则是因为汉代文化的主流实际上是楚文化。一、判断《史记》《汉书》中楚方言的方法。如何从《史记》《汉书》纷繁复杂的语料中鉴别出楚方言呢?大致有以下几种方法：1.楚国有几个常用的方言虚字，几乎成了楚辞语言形式上的重要标志，如“兮”、“猗”等。2.楚歌一般有和声伴唱及其伴舞，它来源于器乐与人声的结合。3.楚方言的韵文多为喉塞尾声调通押。二、《史记》《汉书》中考察楚方言音系的材料。《史记》《汉书》中可以用来探究楚方言声韵特点的材料，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1.楚歌。楚歌，即楚地传唱的歌诗。2.骚体诗赋。汉初诗坛，继承着楚辞传统的骚体诗已然成为主体。经过甄选，《史记》《汉书》中的骚体诗赋作品，大致有刘邦《大风歌》，刘友《幽歌》，刘彻《瓠子歌》《秋风辞》《天马歌》《西极天马歌》《思奉车子侯歌》，淮南王刘安《八公操》，张衡《四愁》，汉武帝《秋风辞》，刘弗陵《黄鹄歌》，燕王刘旦《归空城》，远嫁乌孙的公主细君《悲愁歌》，灵帝刘宏《招商歌》，刘辩《悲歌》，唐姬《起舞歌》，枚乘《七发》，司马相如《美人赋》，东方朔《嗟伯夷》，李陵《别歌》，等等。三、《史记》《汉书》中西汉楚方言的韵部特点。《史记》《汉书》中西汉楚方言的韵部特点如下：1.文部不与耕部合韵。真部和耕部合韵3次，真文合韵3次，文侵也有合韵，但未发现文元合韵。2.“风”字和东部韵字押韵，如：风、讼。由此例可以看出二者的语音是接近的，在楚方言中“风”字应该接近－g尾。3.冬部的独立倾向非常明显，未发现冬、侵合韵的例子。4.鱼侯合韵13次，但侯部独用只有1次，这样就无法使用统计法。从合韵数字的比例来说，鱼侯是应该合并的。李玉先生的研究也表明汉代鱼、侯两部在楚方言里趋于合流。5.关于歌、支韵部的分合问题，虞万里有一种看法：在研究上古音歌支两个韵部时，可将地域分为周郑音系和楚辞音系。周秦之时，周郑音系歌部音和支部音决然分读，而楚地则将歌部音读成支部音。西汉之际，歌支音读虽然大致如周秦，但楚地文人辈出和文化勃兴，为以后歌部中的一部分字流入支部创造了条件。

题目：司马迁与《史记》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策略

　　　——以陕西省关中地区为视阈

作者：马雅琴成荣强

出处：理论导刊/2010/08

《史记》蕴含着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丰富多彩，蕴含深厚，我们只有通过合理的开发与整合，才能使其在当今的旅游业中显示出独特的魅力。一、与司马迁、《史记》有关的旅游文化资源。1.司马迁故里风情。在这里，有许多与司马迁有关的民俗、传说、古迹、碑文等，充分挖掘其价值，进行开发整合，使其成为我们的旅游文化资源。2.关中其他地区与《史记》有关的旅游文化资源。在关中这块广袤的大地上，处处都能感受到与《史记》有关的蕴含深厚的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历史典故、著名历史人物。二、开发司马迁与《史记》旅游文化资源的价值。弘扬传统文化，激发爱国热情;突出历史文化底蕴，把韩城市建成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旅游城市;推动地方旅游经济的大发展，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宣传司马迁与《史记》，传承《史记》的文化精神;对本课题的研究，也是卓有成效地保护优秀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三、开发整合司马迁与《史记》旅游文化资源的策略。(一)对关中地区所有与司马迁、与《史记》有关的文物加以清理、保护与开发。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许多古迹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状态，甚至有的珍贵文物由于风雨侵蚀已经面目全非或面临消失坍塌。这些古迹的价值没有被充分利用和挖掘，只有在开发中合理有效地保护、利用这些旅游文化资源，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真正使旅游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建立以司马迁祠墓为核心的“史记碑林博物馆”和“史记城”。在司马迁的故乡，建立以司马迁祠墓为核心的“史记碑林博物馆”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司马迁故里正在筹划在司马迁祠墓附近建立“史记碑林博物馆”。建立集旅游、饮食、休闲、购物一体化的“史记城”。开发“史记”旅游文化资源，必定促进旅游业的大发展。“史记城”可以建立在韩城或者长安，韩城是司马故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及唯我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而“史记城”的建立，更能凸显韩城市的旅游特色。(三)依托韩城市，辐射周边，打造独具特色的主题旅游区。营造良好的司马迁与“史记”旅游文化景点，应该以韩城市为依托，辐射周边地区，形成“史记”旅游文化景点。(四)开发丰富多彩的司马文化娱乐系列。如选拔培养有关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充分利用司马迁广场的地理优势，开发并表演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节目等。(五)开发“史记”旅游商品。主要包括“史记”旅游工艺品、“史记”旅游纪念品。在韩城，筹建“史记”旅游商品交易市场或“史记”旅游商品一条街等。

题目：关于苏轼对司马迁的评价问题

作者：杨胜宽

出处：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09

“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说苏轼不好司马迁《史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辨析的问题。经过考察分析，我们认为，苏轼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态度，与他的治学方法、政治立场和人生境遇有着密切联系;从史学角度评价司马迁，苏轼多持批评态度，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定义苏轼“不好”《史记》，似有一定道理，然从文学角度看，苏轼给予司马迁最高评价，说他“不好”《史记》，是难以成立的。第一，所谓苏轼不好司马迁《史记》，作为一种观感，不无道理，特别是与苏轼极为偏好《汉书》相比，他确实没有表现出同样浓厚和持久的兴趣，虽然他对《史记》也下过很多工夫，但远不能与《汉书》比。第二，苏轼对司马迁和《史记》的态度，不能简单一概而论，需要看他从什么角度，在何种人生背景下去认识和评价。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及其《史记》，深谙文学之道的苏轼能够充分欣赏司马迁的叙事能力和文字驾御水平，所以给予最高评价;从史学的角度看，苏轼对《史记》的批评居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由于各自的思想差异和动机不一，表现出分歧是必然的，而苏轼所表达的不同于司马迁的那些观点，都与他的政治立场和所处的时局背景有着直接联系，这与苏轼的治学方法与用世动机是相吻合的。第三，苏轼对于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的基本态度，似乎跟他偏好班固《汉书》有某种内在联系。我们看到苏轼批评司马迁最集中之处，主要在于其对部分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完全符合儒家圣人之道的标准，这显然受到班固对司马迁《史记》如下评价的影响：“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班固的这些正统儒家思想，或许符合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需要，但并不适合百花齐放，各种思想兼容并存的文明发展进步要求，苏轼采用跟班固相似的儒家正统观念批评司马迁，有时显得保守和落后;至于借题发挥评论司马迁的那些言论，可以不在此列。第四，苏轼兄弟没有继承苏洵喜好司马迁《史记》的家学传统，这既反映了苏轼兄弟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和人生境遇与乃父相比有很大不同，同时也体现了父子之间在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等方面，并不是完全一致。但在批评《史记》的某些局限性问题上，依然能够看出父子相因的一致性。

题目：“实录”精神下的贤人政治

　　　——论司马迁开明的政治思想

作者：黄秀坤赵耀

出处：前沿/2010/10

《史记》之所以被鉴定为“实录”，被称颂为“绝唱”，其根本之处首先在于它所记载的事情比较真实可靠，同时在对史实的分析上，也表现了突出的进步观点。一、反对分裂割据，主张大一统。司马迁对削藩的歌颂，在《太史公自序》中阐明了给晁错立传的缘由：“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他肯定汉以来的经济繁荣乃源于“海内为一”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通过对汉武帝实行的推恩法的支持，可以望见司马迁对中央集权的肯定。二、歌颂德政，主张贤人政治;反对暴政，以酷吏为治。司马迁反复论证了仁义的重要性，表现出重视德政的思想。司马迁认为德政之最为文帝，在论赞中对孝文帝的德政给予这样的评价：“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在实行德政的过程中，司马迁认为“尚贤”是其关键。《匈奴列传》中发出这样的感叹：“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酷吏列传》集中体现了反暴政的政治思想。司马迁笔下的酷吏有着如下特点：其一，以酷烈为声。义纵的“报杀四百余人”，杜周的“外宽，内深次骨”，不但暴露了这些酷吏的残忍本性，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法制的虚伪本质，亦不难看出司马迁的痛心疾首。其二，媚上。周阳由“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的人治政策和张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不是人主所事即为法”的观念，既是司马迁对封建官僚媚上的实录，也是司马迁对封建法制虚伪性批判。三、颂扬因循为用，以顺民俗;批评多欲恣肆，与民争利。萧何的“谨守管龠，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的政治观念，正是司马迁开明的政治思想的体现。对于汉武帝，班固称其“胸才大略”，而对其总的评价是肯定的，在由盛而衰的过程中，主要批评了汉武帝的多欲及好大喜功，认为他“武力尽用”超过了百姓的承受能力。司马迁同时还批评了汉武帝在经济上所进行的垄断，《封禅书》也批评了汉武帝的迷信、愚昧和多欲。

题目：论司马迁的音乐思想

作者：陈四海董菲

出处：人民音乐/2010/10

司马迁在《史记》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音乐思想，他推崇礼乐，但对民间音乐艺术及艺人也特别热爱和尊重，在《史记》中收录了大量翔实的音乐事件和史料记载。这些都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音乐形态和特征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一、司马迁的礼乐制度思想。司马迁倡导礼乐制度的思想贯穿整部《史记》中。他重视礼乐，称“礼乐皆得，谓之有德”。他将礼列至“八书”第一位，乐列其二，开篇即以“洋洋美德乎”对礼大为赞扬，并称赞“大乐与天地同和”，虽然司马迁音乐思想的根本之源是道家的自然主义，但《史记》所表现出的礼乐思想，可以看到明显的儒家礼乐痕迹。司马迁在对礼与乐的定义和理解上，基本承传了孔子、孟子、荀子的传统儒家礼乐思想，论证礼与乐的关系及影响，着眼于“治”与“和”，强调了儒学的核心内容——“礼”与“仁”。二、司马迁论礼乐。司马迁把礼与乐相提并论，“礼乐”是当时的一种高级文化，是一种治理社会的高级手段。司马迁对礼的认识表现在“德”的方面，他认为礼能使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得以艺术化、规范化，这是礼的最根本意义，而乐的规范则是表现为融合和陶冶上，即“和”，这是人类在纯朴的原始时期所最容易达到的效果。司马迁还论述了“礼乐”作用于政治时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礼乐在政治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司马迁由对礼乐的论述，直观地阐述了儒家核心内容中，礼与仁及大一统观的密切关系，这是他礼乐思想中一个最突出之处。他与孔子一样主张“尊君抑臣”，以维护封建皇帝统治为主体的中央集权制度，从而达到天下归一的大一统的统治。三、为艺人著说立传。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了一个先例，他第一个为艺人著说立传，写下《佞幸列传》和《滑稽列传》，使我们得以在几千年后依然能够详细地了解当时风光无限的音乐家李延年以及名震一时的优孟、郭舍人等俳优人。司马迁为艺人著说立传的行为，表现了他对民间音乐艺术的认可和对艺人的尊重，也体现了其“人本主义”的音乐思想，这不仅源于他对孔子儒家音乐思想的继承，与他曾因李陵案获罪遭宫刑，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都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音乐形态和特征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所以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他对儒家传统音乐思想的继承和突破，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汉代儒学家的音乐思想特征。

(马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