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教学现状与发展：106所本科院校设置翻译专业

5.1翻译教学现状

197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最早开设了联合国译训班，可以算是翻译专业培养的开端。1987年南京首届全国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及青岛首届全国翻译家论坛展开了对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大讨论，1993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厦门大学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设立高级口笔译项目，1994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开始招收翻译理论与实践硕士研究生，1997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成立了内地的第一家翻译系，2001年翻译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青岛召开，近两年来国内二十多家大学以培养翻译专业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成立了翻译学院（系）。2006年初，教育部下发《关于公布2005年度教育部备案或批准设置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结果的通知》，宣布设置“翻译”专业（专业代码：0502555，作为少数高校试点的目录外专业），并批准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三所高校可自2006年开始招收“翻译专业”本科生。翻译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在我国首次被列入教育部专业目录并被批准招收本科生，就翻译专业学科建设和发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标志着翻译学（或专业）的学科专业在我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从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这也同样标志着我国内地高校终于结束了没有独立的翻译专业的历史，更象征着我国翻译专业学科建设新发展的开始。2007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也被批准成为招收“翻译专业”本科生的高校。截至2013年，我国共有106所本科院校设置翻译专业，英语本科生人数达到57.9万。

不过，我国内地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相对于我国港台地区和国外起步较晚。本科翻译专业的诞生，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和应对与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交往，交流日趋增多的需要；是培养大批高质量翻译人才和翻译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学科建设和翻译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有力地促进国际交流互动，从而对作为文化桥梁和沟通媒介的翻译人才、翻译产品产生巨大的需求，并对翻译人才、翻译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深入，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国际交往交流活动增多，更是加速加大了外语人才、复合型外语人才，尤其是各类翻译人才，如高级口译、笔译（技术翻译、文学翻译、文献翻译、专题翻译、同声传译、互译、视听教材翻译）人才的需求。无论是国家或政府的政治、外交、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往与合作，还是企业、学校、社会团体和机构之间的来往与合作，都亟须一大批掌握外语、精通专业的翻译人才。

对外交流涉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国际学术交流还是国际文化体育活动，翻译已成为从事外事工作的基本条件。翻译教学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已经为译界所公认，外语学习的应用性也越来越重要。翻译教学对于非外语专业的学生来说，不仅是英语学习的实际应用训练，同时可以帮助学生在就业时更加具有专业学习和英语相结合的巨大优势，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和未来的就业，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因此，翻译课程的开设和学习对学生的吸引力是巨大的。

目前，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不能准确理解原文；其次，不熟悉文化差异及背景知识；最后，不熟悉相关业务知识。我国目前已有106所本科院校开设翻译专业，其中部分院校还设有翻译院系，以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但是随着“翻译教学与学习者和社会需求的矛盾日趋加大”，仅仅依赖于英语专业翻译教学来培养翻译人才远远满足不了社会对商务专业翻译人才的需求。而且，经英语专业翻译教学培养出来的翻译人才并不能立即为各种专门行业和专业技术领域翻译需求服务，因此，解决商务英语教学范畴内的翻译教学问题显得日趋紧迫。翻译教学需要从教学目的、教学模式、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手段和方法、教学内容、师资和测试等方面进行改革，以突出翻译教学的作用，满足社会对外语类翻译人才的需求。

翻译教学研究包括翻译教学理论和翻译教学的实际操作等层面。我国的翻译教学研究近年来有了重大突破，有关翻译教学的论文明显增加。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教学研究文章主要讨论翻译教学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多属于翻译技巧与教学经验层面的探讨。1985年开始研究译者素质（属译者能力）问题。1989年出现教材和课程设置等方面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教学法、翻译测试、教学与计算机和网络的结合等。2000年之后介绍国外翻译教学的文章增多，继续关注翻译教材、课程设置、人才培养、译文质量评估、翻译考试资格认证、教学大纲等具体问题。翻译教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涉及教学法、翻译测试与评估、译者能力培养、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教材建设、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等课题。

就个别期刊而言，《中国翻译》在1980至1989年期间平均每年发表1.6篇翻译教学研究论文，而1990至1999年期间，平均每年发表的研究论文增加到5.3篇，是前十年论文总数的近3.3倍。2000至2006年则年均发表7篇，增幅达52.9%。《外国语》早在1983年就刊登了翻译教学研究的论文，譬如杨立义在1983年第4期发表的《汉译英实践和教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以及颜棣生在第5期发表的Experience in Teaching Translation。《翻译通讯》（即现在的《中国翻译》）在1984年第1期刊登了罗斗的《对比揣摩消化——我的一堂翻译课》（1984：38～41），第2期刊登了陈宏薇的《翻译教学的初步体会》（1984：37～40），第3期刘宓庆的《汉译英教学中的若干问题》（1984：34～36）和第4期中李德荣的《达意与移情——翻译教学札记》（1984：37～39）。这些论文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作者在翻译教学实践中的心得体会，他们的理论未必上升到足够的深度，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的意识已经超过了对问题本身探讨的意义。

而就研究主题而言，已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成果，基本上涉及了翻译教学的主要方面。如有的剖析了宏观学科建构，对中西文译学构想的内容和架构两方面进行比较（如张美芳，2001），或者对译学研究和翻译学科建设进行理论探讨并提出积极对策（如许钧，2001）；有的注重翻译教学，论述了翻译教学研究历史和发展途径（如穆雷，1999、2005），或者剖析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的区别，厘定概念（如刘和平，2000）；有的讨论了翻译培训问题，就提高翻译培训的效率和质量提出建议（如王立弟，2000）；有的涉及翻译教学的层次问题，讨论了翻译学研究生教学（如穆雷，2005）和为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大学英语翻译课程（如蔡基刚，2003）；有的探讨了具体翻译教材、翻译测试、翻译教学法等问题，提出提高教材质量，建立我国翻译教材新体系（如庄智象，1992；刘季春，2001），或者提出改革本科生翻译测试（如徐莉娜，1998），或者网络环境与翻译教学的结合（如封一涵，2001）；或者呼唤翻译教学中要融入“美育”（如毛荣贵，2003）。随着理论研究意识的觉醒，就会产生研究理论的兴趣，有了兴趣就会去著说立论。从黄龙的《翻译学》（1988）问世以来，已经出版了60余种研究翻译理论的著作，包括翻译史、评论史及有影响的论文等，如杨自俭、刘学云的《翻译新论（1988—1992）》，中国英汉比较研究会编的《英汉比较与翻译》也已出版6辑，这些都将为深入进行翻译专业建设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郑晔、穆雷在《近50年中国翻译教学研究的发展与现状》中指出，50多年来翻译教学研究的论文数量在持续增长，研究范围与内容从单一到多元化发展，选题的深度、广度有所扩大，研究的视角有所拓展，但具体来说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论文选题虽然不少集中在翻译教学模式和翻译教学方法上，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清楚地界定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这两个基本概念。这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研究模式和方法，却没有找出比较完善的翻译教学模式和方法来指导翻译教学。

（2）从事翻译教学综合研究的人不少，但往往是一篇文章什么都谈了，又什么都没谈清楚，研究范围很广，却没有中心主题。许多人没有注意区分翻译教学和教学翻译这两个概念，概念混淆了，结论自然不会清楚。不是说教学翻译不重要，而是每一位研究者都要明确自己谈的究竟是什么问题、什么概念、什么范围、什么对象，没有有针对性的研究得不出有针对性的结论。

（3）研究翻译能力培养时概念使用也较混乱，有的用翻译人才培养，有的用翻译能力培养，也有的用译者能力培养等等，这种变化说明概念区分得越来越细了，但真正把这几个概念阐述清楚的人并不多。(www.chuimin.cn)

（4）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国外翻译教学的介绍引进，语种涉及俄语、法语和英语等，至今仍然是介绍的多，分析研究批评的少。西方国家的语言大都属于印欧语系，它们之间的翻译相对于中外翻译来讲要容易一些，遇到的问题也没有那么复杂，所以印欧语系内部的翻译教学经验与研究成果对我们来说并不一定都有针对性，不一定能够套用现成的模式。另外，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导致了教学体系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了教学条件不同，因此中国的翻译教学只能借鉴西方的理论与经验，摸索出适合自己国情特点的路。

（5）翻译教学跨学科研究较多的是跟语言学的交叉研究，跟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心理学、教育学、认知科学等相关学科，以及数学、计算机科学等自然科学。这表现出翻译教学研究受到翻译学学科研究的制约，我国的翻译学研究本身在跨学科方面就有局限性，本应与其同步的翻译教学又严重滞后，翻译教学研究领域中从事理论研究与分析、从事实证研究者不多，导致该现象发生。

（6）中国内地的现代科技（如计算机、网络、语料库等）与翻译教学的结合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才开始兴起，研究数量不多却发展迅速。制约这方面发展的瓶颈是懂翻译又懂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太少，或者说从事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及其研究者中熟练掌握现代技术的人不多，这不利于二者的结合。翻译教学研究也要整合不同类型的专业人才，形成跨学科的科研团队。

（7）翻译教材研究依然停留在单纯批评或是赞扬他人教材的层面，提出改进并设计出可行编著教材方案者并不多见。翻译教材单纯讲理论或单纯谈技巧的比比皆是，但真正做到能用理论指导实践并在讲评中融入理论的很少，这也造成很多学生和老师形成做翻译不需要翻译理论、教学翻译也不需要翻译理论的错误观念。虽然在翻译学专著、翻译教材等的出版和引进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方面亦有一定的积累，但大部分的学术积累、学科发展和学术专著主要针对翻译研究或翻译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而多数翻译教材主要应用于英语专业教学中的翻译课程教学，服务于语言学习。在教学法研究方面，相关教学探讨主要以传统的英语专业或非英语专业的翻译课程教学（如笔译、口译等）为基础。翻译教学理论研究滞后于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教学发展，主要原因在于研究的方法论意识欠缺。

（8）教学大纲与课程设置极少有人问津。原因主要是由于体制问题，体制限制较多，高校的自主范围有限。教学大纲只有全国统一的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没有针对翻译专业的教学大纲，也缺少某一门翻译课程的教学大纲，因此也就无法根据教学大纲来设置课程了。因为教学大纲会明确教学对象和培养目标，而没有这两个因素，便无法进行课程设置与教材编撰。

（9）翻译测试与评估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近年来虽有零星研究成果发表，但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也就没有起到测试与评估所应有的反拨作用。

（10）师资发展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可能是我国高校太多，调查研究比较困难，每个地方又有自己的特色，不容易统一部署规划。但师资的瓶颈恰恰制约着翻译教学的整体发展。师资发展不仅要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理论，而且教师本人要感兴趣才有研究与发展的动力。

（11）口译研究和笔译研究的比例严重失调。虽然翻译研究中大多涉及的是笔译技巧，但进行笔译教学研究者却很少，特别是像口译教学研究那样，把笔译教学分解为不同层面、不同课型、不同技巧等来具体、深入、系统、全面研究者更加少见。可能是因为笔译的过程比口译复杂，要求较多，需考虑的因素太多，研究起来难度更大的缘故。

总体来说，我国高校教师对翻译教学的认识从新世纪开始逐渐深入，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研究方法开始受到关注并正在得到改善。翻译教学研究的文章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显著提高，研究者的队伍呈年轻化趋势，接受过专业研究训练者越来越多，研究的态度、内容、视野和水平等的提高都直接影响到翻译教学研究的发展。中国内地的翻译教学起步较晚，翻译学学科刚刚开始建设，完整的翻译教学体系刚刚建构起来，系统化的翻译教学研究也刚刚起步。翻译教学理论研究在整个翻译学研究中占极少比重，但研究范围广泛，发展迅速，出现了研究者年轻化，翻译、研究和教学人员相结合，及与国外合作研究等特点。虽然翻译教学在我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翻译专业（尤其是本科独立专业）在我国尚处于起始阶段，在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教学大纲制定、课程设置、教学材料选择、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手段、师资队伍培养、测试与评估体系诸方面都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

我国的翻译教学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缺乏明确的方法论的指导，也缺乏有效的研究手段与方法。而目前的研究方法仍以思辨性和经验性为主，实证性研究较少，研究结果缺乏说服力。方法论意识和有效的研究方法欠缺成为制约翻译教学研究进步的瓶颈，必须引起翻译教学界的高度重视，花大力气解决。刘润清、胡壮麟（2000：3）等英语专家也指出：“我们希望中国的研究者更多地开展实证性研究：用科学的方法收集足够的证据，然后进行统计分析，最终证实或推翻某种理论上的假设。……语言学和外语教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可能是今后10年中应该特别强调、特别研究的课题之一。否则，总有一天，方法上的落后会成为语言学研究的桎梏。”同时，翻译学科的研究成果（如教材、教法、课程设置、测试评估等）如何与外语教学理论相结合？如何应用到本科翻译专业建设中？如何将翻译人才培养目标与具体的教学策略结合起来？如何探索出一套有效的、合乎我国国情的本科翻译专业教学体系？如何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翻译专业师资队伍？我国本科翻译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评估、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有很多问题值得好好思考和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和研究，无疑对促进翻译学科建设、完善翻译专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