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翻译研究及代表人物分析

3.2近代翻译研究

在我国翻译史上，明末清初是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的时期。这时期的翻译力量，一是来中国传教的西方耶稣会教士，二是从事科学研究或对科学感兴趣的中国士大夫，二者结合，开展了翻译活动。从明万历到清康熙这段时间内，前来传教的耶稣会教士，知名的有70人以上，一般都有译著，共成书300余种，其中有关自然科学的占120种左右，属于利玛窦（Marreo Ricci，1551—1610，意大利人，1581年来华）、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德国人，1622年来华）、罗雅谷（Jacques Rho，1593—1638，意大利人，1624年来华）、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比利时人，1659来华）等四人的译著，就达75种。明末参与耶稣会教士的科学翻译活动的中国士大夫中，比较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人。徐光启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黎难秋在《清末科技资料翻译初探》中指出：“第一个翻译外国科技资料并把西方近代科学思潮和方法引进我国的是明徐光启。”

徐宗泽在《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绪言中写道：“明清之际，西洋科学输入我国；我国学术界上顿呈一异彩焉。其输入之介绍人，为天主教之耶稣会士，其最著名者，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等。我国学者则有徐光启、李之藻等。其输入之科学，有天文、历算、地舆、炮铳、水利、格物致知之学……”“其著书之人虽尽为耶稣会士，而国籍则有意、比、德、法、葡、西、荷、奥、匈、波等国之不同；至此时期则自万历帝起，以迄乾隆中，达二世纪。”

《清末科技资料翻译初探》记述：清朝最初的翻译是为外交服务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创建俄罗斯文馆，直隶内阁，只在为政府培养俄文译员。到了清末，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一批维新人物应运而生，图自强，谋复兴，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外国先进科技资料的工作。《天津条约》中规定，以后签署中外条约只准使用英文，不得使用中文。清廷官员都不懂外文，培养翻译人才成了燃眉之急。清朝政府于1862年创设京师同文馆，培养外交翻译人才。此后，相继出现了各种翻译学馆、翻译机构，迅速发展成一股不可阻挡的翻译和传播外国先进科技资料的潮流，同时也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翻译家，如严复、林纾、梁启超、苏曼殊、马君武、徐寿、华蘅芳等。严复首先介绍了西方近世思想，林纾首先介绍了西方近世小说，而马君武、苏曼殊首先介绍了西方的诗歌艺术。这一时期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相当重要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等思潮涌入我国的时期，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

从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翻译史进入了近代时期，继佛经翻译和科学翻译之后，包括社会科学与文学在内的文化翻译成了近一百年来这一历史时期翻译活动的重点。我国近代最早探讨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马建忠、严复和梁启超。1894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提出了“善译”论。1896年，近代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与学术思想的翻译家与思想家严复发表了《天演论·译例言》，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说。1897年梁启超写成《论译书》。他提出：“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清末民初的著名翻译家严复在其《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三难”后来也成了很有影响的翻译标准。“信”指忠实原文，“达”指语言通顺畅达，“雅”指文字古雅。这个标准在翻译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雅”字虽然受到了不少人的指责，但另有一些人却宁愿改变“雅”的所指意义，而不愿放弃这个字。现在以“信、达、雅”为标准的人，一般都有自己对“雅”的理解，如“语言优美”“切合原作风格”“以适当形式吸引读者”等。五四时期则是我国翻译史上相当重要的一段时期，不仅因为很多著名的翻译家集中出现在这一时期，而且由于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对后世的发展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翻译作为语言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一向与政治有着紧密的关系。翻译不仅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它既是两种语言符码之间的转换，表达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撞与融合，同时，也是面对特定的文化、语言和政治张力而出现的实践方式。作为一种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产生的政治策略和文化选择，翻译的政治性体现了译者与文本在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中所展现出来的复杂关系：是谁，在何种历史情境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对文本进行翻译？他的预期的读者是哪些人？他想通过翻译达到什么样的现实目的？又想通过怎样的文化想象来激发他的读者，从而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张羽佳，《翻译的政治性——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一个议题》，2007：33）。

翻译活动不仅仅是语言交流活动，更是政治文化活动。作为一种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产生的政治策略和文化选择，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本土归化过程，其政治性首先体现在译者对拟翻译的异域文本的选择；其次体现在以本土的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的翻译策略的使用之中；最后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影响。

盛行于北美的多元政治文化研究范式注重挖掘受压抑的文化现象和抵抗文化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政治霸权。在这种文化研究语境的影响下，北美的文化翻译研究均具有政治目的，不管这种目的是否与性别、种族、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出版策略或抵制丧失原文文本的文化特征的行为有关。（Baker，1996：13）换言之，文化翻译研究在美国已成为一种基本于多元政治范式框架之内的高度政治化的行为。（Baker，1996：9）

政治语言研究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语言学家从关注语言本身转向关注语言使用者的过程。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与政治学中学科的新发展形成巧合。政治语言研究是从语言的角度进行个性研究，研究并非仅仅是分析政治语言，更主要的是通过分析语言来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关注的是语言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因素。政治语言研究所关注的社会文化因素的落脚点是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以及公众如何通过他们使用的语言认识这些政治活动的参与者。

维努蒂认为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本土归化过程，在此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发生在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收的每一个环节。它首先体现在对拟翻译的异域文本的选择，通常就是排斥其他与本土特定利益相符的文本。它最有力地体现在以本土的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使用之中，在此，选择某些本土价值总是意味着对其他价值的排斥。接着翻译的文本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被出版、评论、阅读和教授，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影响，这些过程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翻译主题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以及翻译作品的影响都体现了语言交流中的政治功用。

3.2.1翻译目的和翻译主题的选择

一定时期的翻译文学的主题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多元系统理论认为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形态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渗透到社会个体中，并通过赞助人控制翻译文学的主题选择。同时，翻译文学的输入来源受源语文化地位和文学地位的影响，在特定时期的文化和文学系统中，承载强势文化的文学和处于强势地位的源语文学在翻译文学中占较大比重。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的翻译主题，集中于思想政治改革图新方面，这与当时我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状况是分不开的。(www.chuimin.cn)

在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严复作为“传播西方近代思想的第一人”，其翻译书籍对于中国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贺麟说：“讲严复的翻译，最重要的就是他选择原书的精审。”严复认定西洋各国之强盛，在于学术思想；认定中国当时之需要，也在学术思想。他选择原书，也根据先后缓急和时势之需要而翻译。持相仿观点，认为救国必须先从国人的思想出发的鲁迅，作为革命文学的先锋，“以他一生中用在著作方面的时间来说，一半以上用于介绍外国文学和学术性的著述上，其余一半才用于创作上”。鲁迅倡导文学翻译并身体力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希望通过翻译借鉴和学习外国文学，从而建设新文学。他自己就曾经多次宣布过他从事翻译对于中国社会的实践目的：主要的是思想方面，要借外国的反抗黑暗统治的革命文学的力量，以助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新旧思想、新旧文化的剧烈的矛盾斗争之展开；其次，在文学方面，他的目的在于增长新文学阵营的势力，扩大读者的眼光，以更快地打倒旧文学；同时为新的创作多提供一些范本，添一些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学的泥土，以资助中国新的革命文学的成长。瞿秋白也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仍然处于幼稚阶段，急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和借鉴苏俄作家与作品，翻译介绍这类著作和作品，在他看来，是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起点。张羽佳同时指出，从孙中山的“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到陈独秀的“欧化”，再到胡适的“充分世界化”，都反映了中国人希望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文化来再造中华文明的愿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一定时期的翻译主题的选择和当时的特定背景和政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翻译主题政治性首先体现在译者对拟翻译的异域文本的选择方面，通常排斥了其他与本土特定利益不符合的文本，而选择了与本土特定利益相符合的文本。

3.2.2翻译策略的应用

维努蒂提出翻译本土化的过程其实体现在以本土的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使用之中，在此，选择某些本土价值总是意味着对其他价值的排斥。他认为，规范可能起初包括语言规范或文学规范，但它还包括广泛范围的本国价值观、信念和社会表征，它们均含为特定的群体服务的意识形态力量。（1998：29）也就是说，一切规范都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体现，蕴含着特定的政治目的。不仅如此，一切与翻译活动相关的人，如出版商、编辑、评论家等在他们所属社会中都有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目的，因此，“完全客观的翻译规范和翻译法则是不存在的”。

瞿秋白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是现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把辩证法与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宣传，也是第一次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宣传的中国哲学家，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做了大量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瞿秋白首先强调要用“绝对的白话”，“朗诵起来可以懂得的”白话去翻译，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也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完全排斥文言和五四式的欧化文艺，并进一步要求新式白话的文艺应当变成民众的，文艺的翻译也要用大众能听得懂的白话来翻译。瞿秋白出于政治家的革命目的，提出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话”，因而普洛革命文学运动首先就应当负起“完成白话文学运动”，开始“俗话文学革命运动”的责任。“没有这个条件，普洛大众文艺就没有自己的言语，没有和群众共同的语言。”他指出，大众文艺就是要用现代中国活人的白话来写，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话来写，这虽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却是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也正是从这个先决条件出发，瞿秋白认为，翻译同样要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翻译，使翻译能够成为创造广大群众的新的文字和言语，创造广大群众的新的文艺形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切都与他鼓吹欧化文艺的大众化和革命大众文艺的创造紧密相连的，他参与翻译论争和文艺大众化的讨论都是为了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任务。

因此，这种以本土的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的翻译策略，体现了语言文学与政治性的紧密联系，并体现了意识形态的选择总是意味着对某些符合本土利益的特定价值的选择和对其他价值的排斥。

3.2.3翻译文学的政治作用

维努蒂指出，一个译本的影响是保守的还是逾越常规的，基本上取决于译者所运用的翻译策略，同时也与它们接纳过程中的诸多因素有关，包括出版印刷的版式设计和封面美术、广告范本、评论者的意见、译本如何在各种文化与社会机构中被应用，以及它如何被阅读和传授等等。翻译能够制造出那些显现本土政治与文化价值的外国定式，这些影响有可能上升到民族层面的意义，从而排斥那些与本土习见所设定的议题不相关的争论与分歧。翻译有助于塑造本土对待异域国度的态度，有助于塑造对特定族裔、种族和国族的尊重或者蔑视，能够孕育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或者基于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之上的仇恨。

姜秋霞、刘全国指出，从宏观上来看，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地位和文学地位以潜在的形式影响着翻译文学的主题选择和输入来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操纵着翻译文学的发展方向，而翻译文学的发展方向又深刻影响着民族文学的改写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文化通过其主流的意识形态、文化地位和文学地位的强弱关系，对翻译文学并通过翻译文学对民族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任何一位翻译家作为特定环境下的语言使用者，对于翻译书籍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翻译标准的厘定都体现出个人的政治意图和目的。如瞿秋白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翻译和选择就体现了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翻译在构建异域文本与文化的本土表述的同时，也构建了一个本土主体，占据一个易于理解的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位置。译本在教堂、在国家机关、在学校里流通，它能有力地维持或者修改译成语的价值谱系（层级）。经过精心计算后，异域文本和翻译策略的精心选择可以改变或者强化本土文化习见的文学典律、概念范式、研究方法、修辞技能和商业践行。

对于我国近代社会中翻译作品的影响，王国维指出：“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邹振环所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以明清之际至新中国诞生前的三百余年来西学翻译为考察对象，采用翻译作品为主线，以这三百余年影响较大的一百种译作的出版先后为经，以这一时期的文化人与文化运动为纬，来展示一部西书中译的历史以及这三百年来西书中译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翻译作品对于我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影响。

对于当下中国的语言现实，李锐则提出：“所谓的国语，所谓我们现在所接受的这个书面语，它已经成为一种等级化的语言，普通话已经成为这个国度里最高等的语言，而我们各省的方言都是低等的，而且在书面语里头欧化的翻译腔的语言被认为是新的、最新潮的、最先锋的。”通过对现代汉语的富有历史意识的切实“回顾”，陈东东曾经相当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他说，“并不存在一种不含有‘西方’语言资源的现代汉语”，“‘西方’包含在现代汉语的特殊出身里，‘西方’几乎是现代汉语最初的全部话语”。“译述曾创造并仍在创造着现代汉语”，“被译述过来的‘西方’，也无非现代汉语的一部分（极重要的部分）。得益于译述，形成的是现代汉语，而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由此可见，翻译活动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而是受到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各种各样的权力的制约。这些权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抉择。翻译与其说是一种语言交际活动，不如说是一种在两种不同的权力话语（原语话语与译语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翻译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