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与翻译教学研究：八备条件与译论研究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有文字的翻译并流传至今天的，是从佛经翻译开始。“八备”是对佛经翻译人员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也涉及了翻译的目的、态度、要求及译者修养等方面。隋唐之后，佛经翻译渐趋式微，但对佛经翻译的研究仍延续至宋代。综观我国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研究，其基本特点为直、意译此消彼长，交相为用。

3.1佛经翻译研究

我国有据可考的翻译史可远溯到商周时代，自周代即有译官，专司传译中外世界来往事务。但有文字的翻译并流传至今天的，是从佛经翻译开始。佛经翻译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西汉末年。由东汉末年到西晋期间，著名的译者名僧有安世高、支谦、竺法护等人。

第二时期是东晋至南北朝为翻译佛经的全盛时期，以高僧释道安、鸠摩罗什为代表。

第三时期是唐代为佛经翻译集大成时期，其间出现了翻译名僧玄奘法师。

我国古代的翻译理论主要有意译派的先驱——三国时期的支谦提出的难译论；直译派的代表人物——晋代的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鸠摩罗什的意译说；直译派大师——隋朝的高僧彦宗的“八备”；唐朝的翻译大师玄奘的“五不翻”；等等。

支谦在《法句经序》中说：“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实传不易。”支谦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翻译观点，即难译论，不是“不可译论”。翻译之难，就在于“竺汉言语异音，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即语言形式不同；在于“名物不同”，即意义不同；也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释道安（314—385）的“五失本，三不易”说是：“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梵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可，斯二失本也。三者，梵语委悉，至于咏叹，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梵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划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道安要求忠实于原文，主张直译，翻译时宁可有失原文风格，也不可失却原文神韵，是古代翻译理论中直译派的代表。

稍后于道安，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史上第一个全面主张意译的译界第一流宗匠“鸠摩罗什”。他精通梵、汉两种语言，主张只要能存本求旨，不妨“依实出华”。他的疑问“文约而诣，旨婉而彰”，“曲从方言，趣不乖本”。后人称道他的译文“善披文意，妙显经心”，“众心惬服，莫不欣赞”。他还提出了变直译为意译的三条原则，反对译文质直，认为译文过于质直，虽得原文大意，而失文体之美，就像是“嚼饭与人”。(www.chuimin.cn)

隋代著名的翻译家是彦宗（557—610），他承袭道安的思想，从直译的立场出发，总结翻译经验，提出了“八备”与“十条”之说。“八备”是对佛经翻译人员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也涉及了翻译的目的、态度、要求及译者修养等方面。“十条”则是对译文体例、格式的详细规定，是译文规范化的具体标准。

我国的翻译事业在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翻译大师玄奘（602—664）。他的译文“意译直译，圆满调和”，被后世称为“新译”。他在翻译思想方面，力主以“信”为本，兼顾其他；主张“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并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总结了音译的对象和范围。所谓“五不翻”，是“存梵音”之意，即音译，包括“秘密故”（指佛经密语须音译）、“含多义故”（指佛典中的多义词须音译）、“无此故”（指不存在相应概念的词只可音译）、“顺古故”（指遵照已经约定俗成的古译）与“生善故”（指为避免语义失真用音译）。

隋唐之后，佛经翻译渐趋式微，但对佛经翻译的研究仍延续至宋代。综观我国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研究，其基本特点为直、意译此消彼长，交相为用。正如梁启超所言：“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

胡适在《佛教的翻译文学》中说：

综计译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至少有三项：

（一）在中国文学最浮蘼又最不自然的时期，在中国散文与韵文都走到骈偶滥套的路上的时期，佛教的译经起来，遂造成一种文学新体……然而宗教经典的尊严究竟抬高了白话文体的地位，留下了无数文学种子在唐以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佛寺禅门遂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

（二）佛教的文学最富于想象力，虽然不免不近情理的幻想与“瞎咀嚼”的滥调，然而对于那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却有很大的解放作用。我们差不多可以说，中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是印度的文学影响的产儿。这是二大贡献。

（三）印度的文学往往注重形式上的布局与结构。……这种悬空结构的文学体裁，都是古中国没有的；他们的输入，与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佛经的散文与偈体夹杂并用，这也与后来的文学体裁有关系。这种文学体裁上的贡献是三大贡献。

佛经翻译与翻译教学研究：八备条件与译论研究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