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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30
第3章 国内翻译理论研究
翻译二字,见于我国古籍最早者为“译”字,周《礼记》(王制)记载:“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刘氏注曰:“此四者皆通远人言语之官。‘寄’者寓也。以其言之难通,如寄托其意与事物而后能通之。‘象’,像也。如以意仿象其形似而通之。周官‘象胥’是也。‘狄’戎狄履名。远履其事而知其言意之所在而通之。”唐贾公彦在《周礼秋官》中“象胥”一节所作的义疏中曰:“‘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这可以算是我国关于翻译最早的记载。
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以其自身显现的历史阶段而言,可以分为五大时期:汉唐佛经翻译时期、明清科技翻译时期、五四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及当代各类学科翻译时期。汉唐时期,主要在佛经翻译方面,译经大师们各有各的主张,直译派、意译派、融和派也有不少论述,这期间虽然一些佛经译家的论述已从不同侧面涉及翻译标准问题(如:“仆初嫌其为词不雅。维抵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今传胡义,实直径达。’”)但从现有的资料看,当时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翻译标准。明末清初是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的时期,其间有相当多的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合作进行了不少自然科学和宗教书籍的翻译。明代开始有科技翻译出现,清末社科翻译、文学翻译逐渐兴盛起来,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通过翻译在中国传播开来。随着翻译活动的全面展开,翻译理论研究也有了较大发展。
王克非和范守义二位教授对历史分期问题的论述如下:
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表明,公元前11世纪,中国就有了零星翻译活动.但关于翻译的严肃探讨却到六朝(222—589)时期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佛教僧人着手翻译佛经时才开始。这第一次翻译高潮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
第二次高潮始于明末清初,约17世纪。那时,耶稣会士从西方到中国传播天主教义,也讲解科学知识,这个时期延续了大约200年。……这200年间最重要的成果是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等基础科学被介绍到中国。(www.chuimin.cn)
第三次高潮始于19世纪中期。当时,中国被迫向西方的帝国主义列强打开国门。……与第一、二次高潮分别关注佛教和科学不同,第三次高潮的翻译活动主要针对社会科学和军事科学方面的著作。不过,19世纪末文学翻译逐渐兴盛。
两位教授未对新中国成立后的阶段进行再分,对此前的分期也只提及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与基督教传播、始于19世纪中叶的西学翻译三个阶段。
孔慧怡博士指出:现有的翻译史一般把中国文化翻译活动分为四或五个高峰期(或称大潮),分界线或是文本种类,或是参与人的背景。这些高峰期分别是:佛经翻译(公元2世纪中至11世纪初)、耶稣会士翻译(公元16世末至18世纪初)、西学翻译(公元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小说翻译(19世纪、20世纪之交)及社会科学翻译(20世纪80年代)。
汤窘指出,中国翻译研究活动和理论史可作以下划分:古代时期、近代时期、现代时期、当代时期。古代时期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佛经翻译阶段。这一阶段对翻译标准的探讨涉及了直译意译、语趣文体、译者素质、团队翻译分工等等语言实践和方法论问题。其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阶段。参译者多从道义学习的角度入手,意图说服同僚或统治者。近代时期也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晚清(19世纪中后期)至民国初年的西学翻译阶段。这个阶段的论者多半关注翻译在国家安全、外交谈判、政治改革、新思想引进等方面的政治功用。其次是新文化运动翻译阶段。此时既有西方作品的译入,也有日文作品的译入。论者除了关注新思想的译介,还致力于通过文学翻译促成本国新语言和新文学的建构。现代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翻译阶段。这个阶段的原本多数是俄文作品,论者多关注文本再现、翻译批评、文艺作品风格问题。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茅盾在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倡导的“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和傅雷于1951年强调的翻译“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当代时期,即改革开放后的翻译阶段。这个阶段的总体特点是西方理论大量引进,学术界已经基本完成学术规范和评价机制的国际接轨,研究范围也追随本学科的新趋势而大大拓宽。
20世纪以来,传统翻译学对翻译基础理论的探讨不断受到其他学科如语言学、语用学、社会符号学、文体学、心理学、美学、传播学、文化学、模糊数学等学科的影响,产生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功能派、交际派、诠释派、解构学派、后现代主义等不同流派,形成了翻译理论研究多学科合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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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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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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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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