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翻译意识培养研究

2.2认知语言学与翻译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许多语言学家认识到生成语法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现象。80年代末，认知语言学初步形成，其标志是第一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Duisburg，Germany 1989）的召开和1990年《认知语言学》杂志（Cognitive Linguistics）的出版。认知语言学大会每二年召开一次，至今已举办了七届。

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以第二代认知科学和体验哲学为理论背景，在反对主流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的基础上诞生，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开始成型。认知语言学涉及人工智能、语言学、心理学、系统论等多种学科，它针对生成语言学天赋观提出：语言的创建、学习及运用，基本上都必须能够透过人类的认知而加以解释，因为认知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根本。

认知语言学的创立者普遍被认为是乔治·雷可夫（George Lakoff）、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及朗奴·兰盖克。当中雷可夫及约翰逊专门研究语言中的隐喻及其与人类认知的关系；而兰盖克的专长在于认知语法。认知语言学不是一种单一的语言理论，而是代表一种研究范式，是多种认知语言理论的统称，其特点是把人们的日常经验看成是语言使用的基础，着重阐释语言和一般认知能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语言理论虽不相同，但对语言所持的基本假设都大同小异，都不同程度地认可上一节提到的基本观点，只是在讨论和关注的具体语言现象上有所差别。

认知语言学主要理论方法有：Fillmore、Goldberg等人的“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Langacker的“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Lakoff、Talmy等人的“认知语义学”（Cognitive Semantics）以及S.Lamb的神经认知语言学（Neurocognitive Linguistics）等。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一批摘引率较高的认知语言学著作的出版引起了语言学研究和翻译学研究的关注，例如Lakoff和Johnson（1980）、Talmy（1983）、Fillmore（1985）、Fauconnier（1985）、Lakoff（1987）、Langacker（1987，1991）、Talmy（1988）、Rudzka-Ostyn（1988）、Lakoff和Turner（1989）、Sweetser（1990）和认知语言学研究系列（CLR）第一辑Langacker（1989）。

这些著作确立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框架。该框架有以下五个研究主题：

（1）语言研究必须同人的概念形成过程的研究联系起来。

（2）词义的确立必须参照百科全书式的概念内容和人们对这一内容的解释（construal）。

（3）概念形成根植于普遍的躯体经验（bodily experience），特别是空间经验，这一经验制约了人们对心理世界的隐喻性建构。

（4）语言的方方面面都包含着范畴化，并以广义的原型理论为基础。

（5）认知语言学并不把语言现象区分为音位、形态、词汇、句法和语用等不同的层次，而是寻求对语言现象统一的解释。

目前，认知语言学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并涉及语言现象的各个方面，在本文中我们试选出几个有重要理论价值的研究，简述其来龙去脉和主要的研究成果，并指出认知语言学的一些发展趋势。

认知语言学属于功能主义传统。从根本上讲，认知和功能语言学都认为，语言受其服务的功能和一些相关的因素制约，这些相关因素包括环境的、生物的、心理的、发展的、历史的和社会文化的。怎样对待这些相关因素是区分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关键。功能主义认为，了解这些相关因素，对语言结构进行描写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和基本的；而形式主义则认为，这些因素对语言结构的描写和研究是不重要和从属的。这就导致了这两种语言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的差异。

Langacker（1999）指出语言研究有两个领域：第一是描写领域，包括结构、句子、认知表征、共时的语言结构、个别语言、习得语言系统、心理表现、理论和描写。第二是功能领域，包括功能、话语、实际的言语行为、语言变化、语言类型和共性、习得过程、神经基础、实际应用。

以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对这些领域进行研究直接有助于形成全面的语言理论和关于语法的主要和基本的观点。形式主义承认以上对语言研究领域的区分，并且认为应着重研究描写领域；而功能主义却不承认这一区分，并且认为应优先考察功能领域。Langacker（1999）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优先考察功能领域，而在于以取长补短方式同时研究两个领域。为达到此目的，Lan－gacker（1999）指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应包括下面三个方面：一组体系和描写概念等，能用来对语言的成分和结构进行明晰的描写；一组语言中具类典型特征的结构，包括其类典型的程度（proto－typicality）；在上面两组的基础上，再进行功能的解释。

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重点研究第一个方面，语言类型学和共性的研究重点考察第二个方面，而许多认知和功能的语言研究则致力于第三个方面，因此认知语言学由于其研究的三个方面而表现出方法上的多样化。认知语言学从语言的角度或以语言为窗口研究人脑中的概念内容；而认知心理学仅研究人脑的结构。认知语言学试图根据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来推测人类思维中概念内容的特点。各种图式和隐喻映现等在人的理解和认知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视概念内容同时又强调概念来源于躯体经验（embodied experience）的研究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对语言进行系统分析从而找出其规律的方法具有主观的局限性。根据个别研究的直觉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一种假设。认知语言学家不接受关于概念知识的假设，而是从两个方面寻求对理论分析的支持：

一是探求“心理上真实的”理论或从实验中获得“客观”的证据。实际上认知语言学中的许多概念和分析结果都有待于心理语言学实验的证据，这一工作刚刚起步。Gibbs、Glucksberg、Cacciari等人近十几年来发表了许多论文，主要是用心理语言学的实验证实认知语言学的分析结果。这种互补性的研究是认知语言学的独到之处。

二是寻求神经生理学和神经生物学方面的支持。Deane（1992）证明神经生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为认知语言学提出的形式空间化假设（Spatialization of form hypothesis）（Lakoff 1987）提供了神经方面的证据，他指出：在布洛卡区（Broca’s area）后面和维尼克区（Wernicke’s area）上面的区域是大脑下顶叶（inferior parietal lobe），这一区域是空间和语言信息的关键处理器。这一区域受损可导致失语症。形式空间化假设预测了这一区域的存在，即大脑下顶叶不仅是空间的脑中枢，而且还可作为语言信息的关键处理器。空间和语言思维在大脑中使用了同类的结构。

Lakoff和Feldman正在研究语言的神经理论（Neural theory of language）（Lakoff&Johnson1999）。Feldman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了结构的连接主义（structured connectionism），这一理论可使我们构建概念和语言结构的详细的计算神经模式。从神经计算的角度，大脑包括大量的以某种方式连接起来的神经元，并具有某些计算特征。Lakoff和Feldman通过这一模式在其实验室里试图解决如何从神经元中计算出思维和语言。

T．Regier（1996）发现大脑结构的某些类型，如视角的局部解剖图和方向敏感细胞等，能计算出认知语言学家发现的原始的空间关系，即图像—图式（image-schemas）。Narayanan（引用Lakoff和Johnson 1999）的神经模型研究证明，大脑结构可计算出体（aspect）的概念、概念隐喻、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等。Lakoff&John－son（1999）预言，下一个突破将是语法的神经理论。

Peeters（1999）引用了Household关于语言研究方法的二分法：一是上帝真理法（God’s Truth），二是巫师魔法（hocus-pocus）。前者指语言有结构，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发掘出这种结构，并清晰、经济地把结构描写出来。后者认为语言是一些不连贯和无形式的材料，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安排和组织这些材料，并赋予与该材料不相冲突的结构。他指出，当今许多语言学理论都沉醉于巫师魔法，认知语言学也有这种倾向。他特别指出，Sydney（1996）吸取了生理学中的思想，对语言和其他能力的运作进行了生理认知的解释，是个有益的尝试。他认为只有认知语言学探索语言的心理和生理现实，即进行上帝真理式的探索，才能得到认知科学界更大的认同。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认知语言学要想取代Chomsky理论在认知科学界的地位，还需要时间，到那时认知语言学才能更加名副其实。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能力是一般认知能力的反映，并由一般的神经过程所控制。根据这一观点，各种认知之间是一个连续体，而语言不是人的心灵和大脑中独立的“模块”。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在各种认知能力中，一个主要的和普遍的认知能力是想象（imagination），即把一些概念投射到另一些概念中去。这就是为什么想象机制的隐喻和转喻会成为认知科学家研究的重点之一（Lakoff&Johnson，1980、1999；Johnson，1987）。

隐喻是一个认知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一个认知域被部分地映现（mapped）于另一认知域上，后者由前者而得到部分的理解。前者叫来源域（source domain），后者叫目标域（target domain）。其中，有本体的次映现（ontological submappings）：来源域的实体（人、物等）、行动或状态映现到目标域中的对应体上；还有知识次映现（knowledge submappings）:目标域中的旅行的情况映现到目标域中的关系中去。转喻是在一个认知域中映现，如部分代表整体就是一例。Lakoff（1993）认为，一个隐喻和转喻通常是一个更抽象的隐喻和转喻的具体表现。隐喻和转喻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有关，因为经验域在所有的文化中并非是一样的，但一些最抽象和重要的隐喻和转喻可作为普通和基本的来源域，如一些普遍的空间概念（垂直性和包容性等），它们被称为图像—图式。这些图像—图式是基于人的最基本的身体经验而习得。隐喻和转喻都是认知模式的基本类型，两者都以经验为理据，并用于某些语用目的。把隐喻和转喻作为“模式”强调了它作为稳定的“认知装备”（cognitive equipment）的一部分，即隐喻和转喻应是我们人类范畴系统的稳定成分。近些年来，认知语言学在隐喻和转喻研究中的趋势是：把隐喻和转喻看作概念整合的一个特例。概念整合理论与隐喻和转喻的双域理论并不矛盾，因为前者以后者为前提。然而概念整合理论能更准确地解释隐喻和转喻的运作情况，而且还能解释隐喻和转喻的认知理论解释不了的现象。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隐喻和转喻的认知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将研究隐喻和转喻在语法和话语中的作用，这必将进一步开拓隐喻和转喻的研究范围（Barcelona，2000）。

认知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的区别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形式语言学相反，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的语言能力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能力，而跟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紧密相关。第二，与形式语言学相反，认知语言学认为句法作为语言结构的一部分并不是自足的，句法跟语言的词汇部分、语义部分是密不可分的，后者甚至更重要。第三，跟形式语言学不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而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研究语义总要涉及人的主观看法或心理因素。第四，跟形式语言学不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中的各种单位范畴和人所建立的大多数范畴一样，都是非离散性的，边界是不明确的。第五，跟形式语言学不同，认知语言学还在承认人类认知共通性的同时，充分注意不同民族的认知特点对语言表达的影响。

2.2.1关联理论与翻译

关联理论是西方近年来影响巨大的认知语用学理论，是法国的丹·斯珀泊（Dan Sperber）和英国的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 1986）合作出版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所提出的有关话语认知和话语理解的一种理论，它主要以言语交际中的话语，如随意言谈（loose talk）为分析对象。关联理论所提出的语言关联性、交际的关联原则，特别是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原则等理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语用学领域，根据关联理论发展起来的语用学翻译理论模式也逐步受到翻译理论界的重视。关联理论是认知自然语言的一种理论。因为自然语言中的每一个话语都可以有多种理解，所以，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就必须通过语境来寻找信息的关联，然后再根据话语和语境的关联进行推理。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进行交际、沟通思想，是因为人们能够根据对方的行为或话语进行各种推理。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能否顺利进行，主要看听话人能否利用正确的语境，即讲话人意欲表达的语境来理解话语，达到交际的目的。语境就是理解某个话语所使用的各个前提的集合，语境是一种心理构成，是听众对世界假设的子集合。这种意义上的语境更强调交际双方对于世界或认知环境的预测假设（Sperber&Wil－son，1986a:15）。关联是命题（proposition）同语境（context）集合之间的关系，关联是命题的基本特征，是命题对语境的关系。这表明命题本身具有关联性，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就要通过语境来寻找关联，而翻译中为达到语用等效，其前提正是正确地认知和理解自然语言。因此，关联理论就成为当前指导语用翻译的新论。

关联理论提出了两条关联原则。关联的第一原则或认知原则为：人类认知倾向于有机构成，以达到最大关联。关联的第二原则或交际原则为：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Sperber&Wilson 1995:262～270）。其中，前者与认知有关，后者与交际有关。第二原则以第一原则为基础，而第一原则却可预测人们的认知行为，足以对交际产生导向作用。那么，“最大关联性”（most relevance）与“最佳关联性”（optimal relevance）之间有何区别呢？最大关联就是话语理解时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的最大语境效果（the greatest possible effects for the smallest possible effort）；而最佳关联就是话语理解时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所获得的足够的语境效果（adequate effects for no unjustifiable effort）。

人类认知往往与最大关联相吻合，因而，交际只期待产生一个最佳关联。认知效果越大，为进行加工处理而付出的努力越少，关联性就越强。成功交际的关键在于说话人和听话人能否找到最佳关联。而一个话语要建立起最佳关联，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该话语足以使听话人能够找到说话人想要表达的意思；二是说话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值得听话人去付出努力，也就是说要给听话人提供足够的、积极的语境效果（Sperber&Wilson 1995:270）。事实上，交际过程中最佳关联的作用体现在关联原则之中，而关联原则被普遍认为是我们人类心理结构中的一个内在的制约因素。根据这一原则，人们无论何时想要沟通某种思想，总会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和听话人具有最佳关联。事实上，寻找最佳关联就是引导听话人不仅要注意说话人意欲表达的语境，而且还要寻找说话人希望对方所做的那种理解。该理论还包含了人类交际行为的“经济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即交际中人们总希望以最少的投入去获取最佳的交际效果。根据人类认知的特点，斯珀泊和威尔逊指出，认知往往力求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因此理解话语时，听话人只会关注、处理那些具有足够关联性的话语，而且倾向于在与这些话语最大限度的关联语境中对其进行处理，并构建与这些话语有足够关联的心理表征。此外，关联理论还提倡说话人改变听话人的认知语境，这也符合人们的交际需要。

翻译学是受关联理论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翻译很自然属于对语言解释性使用的范畴，因此翻译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忠实原则的制约。换句话说，译者在译文的取舍上必须“尽可能在相关各方面使之与原作相似”。认知语用学的关联理论认为，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认知环境呈不对称性，其间存在着差异，因此交际者说出话语的行为并不能保证其交际意图的准确传达，也不能保证听话人对交际者的交际意图的准确理解。对最佳关联的搜寻不仅能引导听话人找到交际者所意图的语境，而且还帮助听话人推理出交际者意图的解释和语境效果（即交际者意图传达的真正含义），以便能够对听话人的认知环境有所改变（modifications），给听话人的认知环境增添了新的知识，加强或修正其认知环境中已有的知识。听话人的推理过程总是始于在当时的交际场合中他最容易提取的信息，并且还需要假设该信息与正确的语境结合之后能够产生值得听话人所付出的努力的解释。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听话人继续推理，直到他得到的解释符合上述两个条件。这一个解释才是对该话语或信息的正确解释或理解。上面的论述说明，关联原则不仅是引导听话人搜寻正确语境的机制，而且也是帮助听话人寻找正确解释的机制。

对于译者来说，关联原则可以帮助译者寻找正确的语境，理解讲话人的意图（the intended meaning），促进交际。而为了保证交际的成功，译者可以采用各种翻译策略，包括直译、意译、音译、替换、增删、调整等，以帮助听众找到原文与译文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达到最佳交际效果。这样，译者有了比较大的自由度，可以并且有权利根据自己对听众的接收环境的评估和判断选择适合于听众的表达方式来表现讲话人的交际意图。

恩斯特·奥古斯特·格特认为，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与大脑机制密切联系的推理过程，它不仅涉及语码，更重要的是根据动态的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而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作为交际的翻译，在原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人们对语码的选择所依赖的也是关联性。关联性就是制约翻译的基本原则，翻译的成功与否在于，原交际者的目的和读者/听者的要求在认知环境方面与原文相似。根据关联理论，原作和译作的核心关系是一种解释性的相似关系（interpretive resemblance）。格特指出，解释性相似是一个呈阶梯状、有层次的概念，即从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明说和暗含到共享全部的明说和暗含。因此，话语解释性相似越近，明说和暗含的共享越大。但是由于不仅原文和译文所共有的明说和暗含数目不同，而且它们所共享的特定明说或暗含也存在着很大差异。

因此，同一文本可能会有多个不同的译本，即使所有这些不同译本具有与原作大致相同数目的明说和暗含，这些不同译本的内容仍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各个译本共有的特定的明说和暗含可能千差万别。由于各个译本共有的明说和暗含千差万别，即使译者尽可能做到在各相关方面与原作相似，其译本的忠实性也会有千差万别。因此，译本的忠实性原则如同解释性相似一样，也是一个呈阶梯状、有层次的概念，即从不忠实到全部忠实。

其次，关联性是制约演绎推理的原则，而语境效果是衡量关联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二者之间成正比，即在同等条件下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强。然而，语境效果不是衡量关联性的唯一因素，还需要人们在信息处理时付出一定的努力或心理投入（processing effort）。这样，处理努力便是衡量关联性的第二个因素，二者之间成反比，即在同等条件下所付出的努力越多，关联性就越弱。因此，如果要取得最大的关联，就要用最小的心理投入去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要使交际获得成功，关联原则必须与最佳关联的要求保持一致。然而，这种一致性永远是依赖语境而存在的。讲话人所追求的往往只是能够在听众所拥有的语境中具有最佳关联，通常并不考虑其他语境下是否仍会具有最佳关联。因此，翻译的忠实原则往往需要限定适当的听众和读者群，根据具体的情况，翻译标准的忠实原则也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同一话语由于听话人所依赖的语境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解。这意味着对某一话语的正确理解，即说话人希望听话人所做的那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语境，而这种对语境很强的依赖性源自于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推理的本质。由于语境效果是关联理论的必要条件，交际效果成了首要因素，即翻译的效度是关联理论的关注焦点，翻译的效度成了最大值，而翻译的信度只是相关因素。因此，忠实的翻译标准应当含有不同的层次和阶梯，以适应不同的交际需要。(www.chuimin.cn)

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用学认为，要理解话语以及语篇中出现的新信息，听话人/读者必须把它与自己记忆中的已有知识（即背景知识，或称旧信息）结合起来，找到其中的关联，这样才能完成理解该话语的任务。既然背景信息是理解新信息的前提（在关联理论中称作语境信息）和基础，那么，译者在翻译中增添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帮助听众或读者更好地理解和交际，正是译者的权利和义务。

由于不同语言的特性、表现手段的不同，导致译者在翻译中很难做到对原语言的绝对忠实，因而忠实只能是一个尽力去接近、阐释原语的过程；同时，由于翻译不是一个被动的操作过程，而是一个主动的创作过程，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只能是一个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原则，忠实性也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忠实。如果翻译的忠实性是一个呈阶梯状、有层次的概念，翻译的忠实性标准也就应当含有不同的层次和阶梯，那么翻译的忠实性标准是否过于模糊不清，译者又如何在这不同的层次和阶梯中做出取舍呢？

格特指出，从关联理论角度来理解的翻译忠实原则事实上并不含糊，译者在翻译中所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基于译者的本能和理解来判断什么才是对他的听众最为关联的内容。如果译者对于译入语听众的认知环境的假设错误，那么就会造成交际活动的失败。但是，有时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信息处理中多付出的努力的效果不及从语境中获得的效果，翻译的相似性即忠实性可能提高了，而整体的关联性却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显示较低程度的相似性的翻译通常达到了成功翻译的要求。（Ernst-August Gutt，2000：118）。这就表明，翻译中忠实性和关联性往往需要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才能称为成功的翻译，实现最佳的交际效果。译者在翻译中试图追求最佳的交际效果，但是最佳的交际效果并不等同于最大的忠实程度，而最大程度的忠实也并不等同于最佳的翻译标准。过去的翻译理论往往把忠实性放在第一位，在翻译教学中对学生所强调的往往也是翻译标准的忠实性原则，翻译测试的评估标准也是忠实性占了最大的比例，但在翻译实践中，最佳的交际效果往往并不等同于最大的忠实程度。因此，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追求的应当是最有效同时也是最佳的忠实。译者所追求的忠实程度也只能是最有效的忠实程度，而不能是最大的忠实程度。最有效的忠实即翻译中根据人类交际行为的“经济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即交际中人们总希望以最少的投入去获取最佳的交际效果，去获得最佳的交际效果，而最佳的交际效果包括了对译本各个方面的综合要求，而不仅仅是对忠实性的最大要求。

微观经济学强调个别经济主体的福利最大化（表现为效用极大化或者利润极大化），但是个别经济主体的福利最大化的总和，未必是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尽管社会的福利是个别经济主体的福利的总和。因为只有在某一点上，个别经济主体的福利总和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过多或过少都会造成其他经济主体的福利的减少。帕累托最优正是指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任何一方的境况改善，都不会不使另一方境况恶化。这种追求最优效果的原则也适用于翻译的标准。翻译标准的帕雷托最优指的是：当某一篇翻译最终能够达到在所有的主要方面如意义、表达、风格方面达到了最大的平衡，在不损害任何一方的情况下，再也无法使其中某一方面有所提高，那么这样的翻译就达到了帕雷托最优，也就是使各个方面都实现最佳的关联，达到了最佳的交际效果。当然，最佳的交际效果并不排斥翻译的忠实性原则，最佳的交际效果也并不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交际效果的代名词，而是包含了忠实、流畅以及修辞效果的综合效果，是最为有效的翻译交际效果。

翻译的评判标准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广博性与不可操作性。语言作为动态的系统，决定了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人类认识活动中，模糊现象、模糊概念和模糊推理常常是人们把握对象本质和规律的一条重要途径。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重要属性特征，语言的模糊性是人们对于事物类属和性态的不确定性的反映，也是语言自身结构单位的类属或性态的不确定性，因此语言具有不确定性、不精确性以及相对性、亦此亦彼等性质。语言的不确定性和广博性表现在语言涉及的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的范围之广和各类矛盾的多样化体现，并集中表现于翻译标准的不确定性和广博性。中西译论的研究表明，由于翻译标准的广博性而导致翻译标准的明确界定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中西译论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诸如相似（likeness）、逼真（look alike）、摹本（replica）、副本（duplicate）、复制（copy）、画像（portrait）、翻版（reproduction）、模仿（imitation）、模拟（mimesis）、影像（reflection）、镜像（mirror image）或透明玻璃（transparent pane of glass）等词汇来描述翻译活动，用动态对等、最大程度的相似、“信、达、雅”、神似、化境、大约相同的感受等描述来作为翻译标准。而这种模糊的翻译标准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受到很多追求翻译研究科学化的学者的批评。同时，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各类不同的翻译标准，从语言内部和外部以及语言的各个层次上来寻求更为合理、科学的翻译标准。然而，事实上，很多翻译标准由于限定的方面太多、太细，或由于翻译活动的特殊性，而未能真正指导实践。

这就证明翻译标准在语言内部和外部都有各个层次不同的表现，翻译标准的忠实性也只能是各个层次之间达到最优状态的平衡。无论是理想化的翻译标准还是商业化的翻译标准，都会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和要求。无论是“信、达、雅”还是“满足某一特定读者的需求”，无论是“大致相同的感受”还是“迎合商业雇主的要求”，只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找到具体语境中的最佳关联，实现最优化的翻译标准，就可以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

2.2.2心理空间理论与翻译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类体验和认知的结果，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重要部分，语言研究必须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来研究语言。作为跨文化的语言活动，翻译从本质上就是一种认知活动。翻译的理解和表达是一个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翻译过程涉及多重认知过程，翻译理解、阐释表达以及译文语篇等都是译者体验认知的结果，而译文读者的阅读也是以体验认知为基础。

关联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作为两大主要的认知语用推理理论，分别提出了关联交际原则的优化推定和概念整合的优化原则，这两种理论既有共性，又同时互补。由于语言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和层次性，翻译认知过程不仅是动态的推理认知过程，也是对意义连续体进行整合优化的过程，翻译的标准具有多维度特征，并遵循优化经济原则，趋于简化。基于认知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的认知公式，王寅认为：“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解原语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

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对于翻译认知过程的研究主要包括隐喻和翻译、概念整合与翻译、框架理论与翻译、意象图式与翻译、关联理论与翻译、原型理论与翻译等微观理论研究。其中，关联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是目前两大主要的认知语用推理理论，广泛应用于解释各种语类和言语交际现象，对翻译研究影响较大。本文试图对比分析这两种认知理论所提出的优化原则，分析其共性和互补性，从认知理论的角度对翻译本质、翻译过程模式、翻译策略选择以及翻译标准进行阐释。

概念整合理论是建立在心理空间概念之上的。随着心理空间理论的发展，Fauconnier&Turner（1998）发现了反映许多语言现象中重要的心理空间的认知操作——概念整合或合成。他们把话语的意义构建看作是通过激活两个或多个空间并对其进行合成以产生新空间，形成新概念的过程，因此整合具有认知效果。

Fauconnier（1998）认为，不管是概念整合、隐喻、转喻和类比等，都是幕后认知，语言既不是这些过程的表征，也不是意义的表征，而是作为强有力的和标示不足的一组提示，用来引起动态的处理和相应的意义建构。这些幕后认知不是界限分明的，而是形成一个连续体。概念的合成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新颖的，即概念合成可以通过熟悉材料的并置而创造出新的意义。

人类繁多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或许认为无论什么都可以进行概念整合，概念整合无所不能。因为如果不对概念整合过程加以限制，其解释力就会变得过于强大（Gibbs，2000）。而某种理论如果不受任何制约就能够解释一切，那等于什么也不能解释。因此，Fauconnier&Turner（1998）认为，要得到合理的概念网络系统，必须遵守五项优选原则（optimality principles）：

（1）整合：合成结构里的每一个空间都应该有整合。

（2）拓扑：合成里的元素之间的关系最好与其对应成分的关系匹配。

（3）网络：应该维持合成与输入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输入中的事件可以解释为隐含一个合成里的对应事件。

（4）开包：合成必须是理解者可以揭开合成去重新建构输入、跨空间映射、普遍空间和这些空间之间的连接网络。

（5）充分的理由：如果一个元素合成出现，它必须有其意义。

在这些原则的限制下整合可以最有效地发挥作用。概念整合对于这些原则的满足是有选择的，往往在满足一种限制时会与另一个限制相冲突。如果假定一个整合的解释范围，那么最遵守这些原则限制的解释是最有可能被采用的解释。

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与人类的认知活动密不可分。王斌（2001）指出，概念整合从认知结构上改变了人们对翻译的看法，而并非是玩弄新名词的换汤不换药的做法。董桂荣、冯奇（2002）指出，翻译是译者通过原文文本与原作者进行交流的过程，在交流过程中，译者会即时进行在线整合；译文正是多次整合后的突生结构，与原文和译者空间都不同的新的形式。因此，翻译过程是译者将原文空间与译者空间进行创造性整合的过程。其中，原文文本营造的空间为输入空间1，译者空间为输入空间2，译者与原作共享的意义和思想感情框架构成类属空间，译文经过译者空间与原文空间之间的互相映射、碰撞、融合，再有选择地投射到译文空间即整合空间，然后经过译者的认知操作而产生突显结构。因此，翻译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译者对形式与意义进行整合创造的过程。

译文的形式、意义经过译者挑选即配置过程，与自身的长期记忆信息相匹配，营造译文的意境，并转换成译语。同时，概念整合中的突显结构，即译文，会有所扩展，有多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不同的读者阅读同一篇译文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而且，译文空间的成分映射回原文空间正是译者检验译文是否恰当的过程，这也是翻译的必要过程之一。因此，译文往往是多次概念整合的结果，远非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结果。

正是因为概念整合理论强大的解释力，段峰（2009）认为，基于认知语言学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所构建的翻译认知模式是目前最完善、最有说服力的翻译认知模式。

根据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关联原则具有以下特点：

A.关联具备层次性。解释性相似是一个呈阶梯状、有层次的概念。原作和译作的核心关系是一种解释性的相似关系，翻译是根据动态的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过程，关联是一个相对的、有程度之分的概念。

B．关联具备集合性。关联是命题同语境集合之间的关系，语境就是理解某个话语所使用的各个前提的集合，是听众对世界假设的子集合。交际只期待产生一个最佳关联，以最佳关联性为基础的阐释性运用是尽可能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待相吻合。因此，在语言内部和外部各个层次不同的关联需要在整体上达到最优状态的平衡。

C．关联具备经济性。根据人类认知的特点，根据人类交际行为的经济原则，在实际交际过程中，没有人会无止境地追寻语境效果。交际中人们往往以最少的投入去获取最大的交际效果。

谢晓明、王宇波（2007）指出，概念整合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A．过程具有层次性。概念之间的意义整合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层级系统，概念之间总是从没有联系到具有联系，从具有临时联系到建立起常规关系，从概念意义的低层次整合到概念意义的高层次整合。

B．意义具有整体性。概念整合后的两个概念在语义上具有整体性，表现为不能从字面意义去理解两个概念的组合，必须通过联想、完型等心理活动，以及大脑所储存的知识网络模型的支持，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C．结构具有趋简性。概念意义的整合不但使结构的意义具有整体性，而且在结构上通过语法整合，也表现出简化的特点。

从以上关联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的对比分析来看，两种理论都集中研究了认知者的在线推理过程，都强调工作记忆在符合、加工信息时的重要作用；指明语言理解交际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和层次性；信息处理过程既是对意义连续体集合的主动推理和优化选择，也是意义概念整合和整体优化的结果；人类的认知遵守经济原则，趋于简化。由此可以看出，两种理论具有共同的语言哲学观点，同样注重编码的经济原则，强调语义信息在线符合观。

蒋勇、马玉蕾（2003）指出，这两种理论具有互补性，关联理论只提供了语用推理的总体原则，概念整合理论对推理的讨论更为深入详细；但是概念整合理论对广泛的言语现象的阐释不具有普适性，而关联理论则具有普遍的阐释力。邱文生（2010）也认为，概念整合翻译观允许多个心理空间互相映射，没有严格的方向性，意义的推理建构是在线的语义整合过程；而关联翻译观则强调认知主体及认知语境在寻求译文与原文最佳关联的在线推理过程中的作用。因此，两种理论既有共性，也有互补。

综上所述，翻译从本质上作为一种认知行为，具有认知理论的共性特征，即翻译过程是动态的推理认知过程；翻译中语言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相对性和层次性；翻译过程是对意义连续体概念整合和优化的过程；翻译主体认知活动对翻译活动具有决定作用，译文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译者作为认知主体之一，受到其他参与翻译活动的认知主体互动的制约；翻译的标准也符合认知原则，具有多维度特征，进行优化选择，同时遵守经济原则，趋于简化。所以，翻译应当在处理信息的主要方面，如意义、表达、风格方面达到动态的平衡，翻译时应“创而有度”，而不是“任意发挥”，是一种追求动态平衡的翻译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