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研究流派：成果与探索

2.1西方翻译研究流派

关于翻译流派划分的方法很多，在对翻译史进行描述时多采用的是以时代、国别发展为基线。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一体化，西方翻译理论也开始进入跨越国家民族界限，逐渐趋向共同发展的崭新时期，因而很难把某个翻译思想、某些翻译理论家狭义地划归为只属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因此，对于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分类，现在较为流行的一个做法是按照翻译研究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或思想流派的基本特色来划分。

埃德温·根茨勒（Edward Gentzler）在其专著《当代翻译理论》（1993）中，根据二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态，依据各流派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依据的理论来源将当代译论划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五大流派。我国香港学者张南峰、陈德鸿（2000）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中将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分为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和解构学派六大学派。我国内地学者也有过类似的尝试。潘文国以有无翻译学学科意识为标准把西方翻译研究史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他把传统阶段的翻译理论看成是“文艺学派”，把现代阶段看成语言学派或科学学派，把当代阶段的翻译研究划分为翻译研究学派、解构学派（或译者中心学派）和后殖民主义学派（或政治学派）三类，而翻译研究学派之下又细分为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和综合学派四个亚类。

蒋骁华根据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新特点，认为目前主要存在文化学派和语言学派两大派别。从宏观上看，语言学派可包括综合学派;而文化学派可包括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和女权主义学派。李文革在《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中把西方翻译理论划分为文艺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派（早期的翻译研究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以及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阐释学派、解构学派（德里达、本雅明和韦努蒂的翻译思想）、美国翻译培训学派、法国的释意派七大流派。

谭载喜在介绍西方翻译理论时，将西方翻译理论分为四大学派：布拉格学派、伦敦派、美国结构派、交际理论派。而柯平在《西方翻译理论浅析》一文中介绍了六大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美国翻译研讨班学派、文学-文化学派、结构学派、社会符号学派。

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为马希修斯（Vilem Mathesius）、特鲁贝斯科伊（Nikolay S.Trubetskoy）和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主要成员有雅可布森、列维、维内等重要的翻译理论家。这一学派的主要论点为：（1）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包括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和工具功能等；（2）翻译必须重视语言的比较，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以及文学体裁的比较。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是罗曼·雅可布森。他原籍俄国，后移居捷克，二战时迁至美国，加入美籍。作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之中。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的重要性、语言和翻译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给出精辟的论述。自1959年发表后，此文一直被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

雅可布森的论述主要有五点：（1）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所谓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言内用一些语言符号去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即通常的“改变说法”（rewording）。所谓语际翻译，是指在两种语言之间即用一种语言的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即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所谓符际翻译，是指用非语言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旗语或手势变成言语表达。（2）对于词义的理解取决于翻译。他认为，在语言学习和语言理解过程中，翻译起着决定性作用。（3）准确的翻译取决于信息对称。翻译所涉及的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对等信息。（4）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如果语言中出现词汇不足，可通过借词、造词或释义等方法对语言进行处理。（5）语法范畴是翻译中最复杂的问题。这对于存在时态、性、数等语法形式变化的语言，尤其复杂。

伦敦学派是具有英国特色的语言学派，它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the social context of situation）所决定的。在翻译研究领域，译文的用词与原文等同与否取决于其是否用于相同的语言环境之中。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为福斯（J.R.Firth），有两篇文章集中反映出他的翻译理论，一篇为《语言学与翻译》（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另一篇为《语言分析与翻译》（Linguistic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弗斯着重谈到三个方面：（1）语言分析是翻译的基础；（2）完全的翻译不等于完美的翻译；（3）在任何两种语言的翻译中，一种语言的某些意义的表达方式不可能译成完全对等的另一种语言。

20世纪的翻译理论研究有了根本的变化。这一时期现代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为翻译理论研究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语言学派注重的是源语和译入语在语言结构方面的差别。该学派强调源语和译入语的对应规则，但这种对应基本上是在表层进行的，所以它对大部分实际翻译活动帮助不大。然而，语言学派较为刻板的对应规则却对机器翻译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卡特福特（J.C.Catford），其代表作是他的A Linguistic Study of Translation。卡特福德（John Catford）是该学派中比较系统提出翻译理论的学者。任教于爱丁堡大学的卡特福德1965年发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为翻译理论研究开拓新的途径，引起巨大反响。卡特福德称其理论为“描写性”翻译理论。他从翻译性质、类别、对等、转换、限度等方面阐述“什么是翻译”这一中心问题。（1）翻译的性质。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原语）的文字材料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译语）的对等的文字材料”。（2）翻译的类别。就其程度而言，可分为“全文翻译”（full translation）和“部分翻译”（partial translation）；就其语言层次而论，可分为“完全翻译”（total translation）和“有限翻译”（restrict－ed translation）；就语言结构的登记来说，可分为“级受限翻译”和“级无限翻译”，即传统意义上的“逐字译”和“意译”，而“直译”介于两者之间。（3）翻译的对等问题。一方面，翻译对等是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现象，是基于对两种语言的比较而发现的；另一方面，翻译对等的产生必须看译文和原文是否具有相同或部分相同的实质性特征。（4）翻译转换，是指把原文变成译文时偏离形式对应。翻译转换主要分为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其中范畴转换又可分为结构转换、词类转换、单位转换和系统内部转换四种。（5）翻译的限度，是指不可译问题。翻译中有两类不可译。一是语言方面的不可译现象有双关语、歧义语法结构；二是文化方面的不可译性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风俗、不同的时代背景等非语言因素引起的。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是布龙菲尔德。他提出一种行为主义的语义分析法，认为意思就是刺激物和语言反应之间所存在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布龙菲尔德理论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所取代。乔氏理论有三个观点：（1）人类先天具有语言能力；（2）语言是由规则支配的；（3）语言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该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论述。语言的不同主要在于各自的表层结构不同，而深层结构则具有共同特点。在上述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以沃哲林（C. F.Voegelin）、博灵格（D.Bolinger）、卡兹（J.J.Katz）、奎恩（W.V. Quine）和奈达（E.U.Nida）为代表的美国翻译理论界的结构学派，其中以奈达最为杰出。

奈达是交际翻译理论的代表。他的翻译理论可归纳为六个方面：（1）理论原则。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而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使读者看译文可一目了然。（2）翻译的性质。按照奈达的定义，“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风格）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其中三点是关键：一是“顺乎自然”，译文不能有翻译腔；二是“最切近”，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三是“对等”，这是核心。所以，翻译必须达到四个标准：达意、传神、措辞通顺自然、读者反应相似。（3）翻译的功能。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奈达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的对象。（4）正确的翻译。翻译正确与否取决于译文读者能在什么程度上正确理解译文。（5）语义分析。翻译的重要过程之一就是对原文进行语义分析。语义可分为三种：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6）翻译的程序和方法。他认为，整个翻译程序分为四步：分析、传译、重组（按译语规则重新组织译文）和检验。

现代翻译理论是从语言学派开始的，该派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对语言结构所作的严密分析为基础，研究原语和译语之间在词法与句法上的一系列对应和转换规则，追求原文和译文的等值，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卡特福德（1965）、早年的奈达（1964）和德国的威尔斯（Wol－fram Wilss，1982）。由于翻译总是牵涉到至少两种语言，因此人们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是十分自然的；对于初习翻译者来说，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可能是最贴近于他们的学习经验，因而也是最能够对他们提供启发与实际帮助的。但是正如人们正日益深刻地认识到的那样，翻译活动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操作，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际交流活动，涉及一系列的超语言范畴，涉及语言外其他的文化系统。语言学派的弱点就在于它只注重原文和译文在语言上的对等，而忽视了话语的交际功能以及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虞。近二十年来语言学派开始注重研究话语层面上的等值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期研究的缺陷。

交际学派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Nida&Reyburn为代表），其理论渊源是信息论（又称通讯理论或交际理论）和社会语言学。该派认为：人类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信息系统；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活动，它同其他种类的信息传递一样，遵循着信息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在信息接受力既定（亦即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为了降低信息的难度（高度），就必须用明显的形式表示出其中暗示的部分，因而增加信息的长度（宽度），故而译文常常会长于原文。社会语言学对于交际学派理论的贡献是区分了语言的不同功能。根据这种区分，判断译文有效性的标准便是它实现原文中相应功能的程度。交际学派深刻地分析了翻译中信息传递的种种困难，突出了接受者的重要性；它所提出的“翻译即交际”的命题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它的欠缺在于没有研究不同话语层面上语言符号的特点，也没有很好地分析语言和文化间的深层关系。语言学派和交际学派有时被统称为翻译中的科学派，因为它们采用了信息论和被认为是一门科学的语言学的描写与分析方法来解释翻译的过程以及处理翻译中的问题。

交际理论学派从信息源、信息、信息接受者、媒体等方面研究翻译的问题，认为应该突出信息接受者的作用，强调信息的交流而非语言的对等。奈达、卡德（O.Kade）、纽伯特（Albrecht Neubert）、维尔斯（W.Wilss）等是这一学派中较为活跃的人物。但是交际学派仅从信息出发，没有对语言和社会文化间的关系给予足够关注，是其不足之处。

社会符号学派则更进一步将文字以外更多的信息加以考虑，要求译者关照。在这个学派看来，很多社会文化因素可能影响信息的传递，所以译者不仅要注重所译的文字，还要注意文字所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奈达也是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英国学者纽马克在其著作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中提出了语文翻译和交流翻译，还借用前人的模式将语篇按语言功能分类，为译者提供了有效的使用工具。另外，法语翻译理论研究也风景独好，值得一提的有让-保尔维纳（Jean－Paul Viney）和让-达贝尔纳（Jean Darbelnet）发表于1958年的重要著作《法英修辞比较研究》。在这本书中，他们建立了一系列严格界定的翻译术语，提出了翻译单位的确定问题，还对翻译技巧进行了分类。法国翻译研究方面最著名的当属乔治·穆南（Geroge Mounin）。他在1963年发表的博士论文《翻译的理论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法国翻译界的经典之作。穆南对翻译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将现代语言学理论运用到一些翻译问题的研究上，他认为翻译研究隶属语言学研究。穆南的博士论文有人称其为“划时代的著作”，可见他在法国翻译研究领域的影响十分大。

此外，苏联学者在翻译方面的贡献不可低估。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费道罗夫和他的《翻译理论概要》以及巴尔胡达罗夫和他的《语言与翻译》。这两本书基本上是从语言学角度讨论翻译，特别是前者，一直被认为是翻译理论的语言学纲要。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一书也是苏联翻译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他在书中就翻译的定义、可译性、语义与翻译、翻译单位、翻译转换法和翻译理论等问题都有论述。苏联翻译理论界就从语言学角度切入研究翻译还是从文艺学角度研究，有过激烈的争论。以著名文学翻译家科米萨罗夫（V.Komissarov）为首的文艺派曾坚决反对费道罗夫等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理论的方向。费道罗夫则提出了“等值”的翻译思想。他在《翻译理论概要》一书中指出：“等值这个术语，用在翻译方面明确地表示着下述概念：1.与原文作用相符（表达方面的等值）；2.译者选用的语言材料的等值（语言和文体的等值）。”而“等值”也曾被我国的一些翻译理论家作为翻译标准。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艾奥瓦大学首次开设翻译培训班，在其主任、诗人安格尔（Paul Angel）的积极倡导与推动下，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得克萨斯、杨伯翰大学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等著名高校都先后设立了翻译培训班以及各种层次的翻译专业。美国文学翻译协会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成立，并出版了题为《翻译》的学术杂志。一个围绕着翻译培训班的学派随之形成，其代表人物有诗人兼翻译家庞德（Ezra Pound）等。该派以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兹（I.A.Richards，1929）的理论为依归，注重文学翻译实践，以及通过翻译研究来理解文学作品，其研究重点和方法与古代时期的语文学派比较像。(www.chuimin.cn)

文学—文化学派包括两个有相似地理与文化背景的学派，即20世纪70年代初发祥于低地国家（荷兰与比利时）的翻译研究派和70年代末兴起于以色列的多元体系派。它们都起源于地处当代世界主流文化边缘的小国家，且其理论渊源都是俄国形式主义。翻译研究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翻译教授霍姆斯（James Holmes，1972），比利时学者、后移居美国并任教于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勒费维尔（Andr é Lefevere，1978a）和英国学者、沃里克大学教授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1980）。该派认为，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和主要方法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无助于增进人们对文学翻译的了解，因而沿用了近代翻译时期的阐释学方法，从意义的传递开始，研究翻译的过程以及这种过程如何既影响到译文及其文化（如美学规范）的发展，又影响到原文及其文化的延续，试图以此将各种文学翻译的理论统一起来，建立一种能够指导产生译本的理论。近年来该派更加重视考察译作与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纷呈，发展多元化，多学科相互渗透，不同翻译思想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各有侧重。根茨勒将当今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五大流派。

翻译培训派理论和实践的代表人物应首推哈佛大学的里查兹、诗人兼翻译家庞德以及艾奥瓦大学的威尔。里查兹探索了翻译培训的途径；庞德阐明了译者必须高度重视原文本的能量、意象、细节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联系；威尔则从文学创作、翻译和认知形式上实践了翻译培训派的理论。

翻译科学派也称翻译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为奈达和威尔斯。他们借助于语言学的发展，利用语言学研究成果来研究翻译理论。早期翻译研究派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采用译入文化文学研究手段，侧重直观法和文学翻译。80年代英国的巴斯奈特和移居美国的比利时学者列费维尔转向了文化研究模式，将翻译置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各种社会关系中进行研究。后期的法医研究派实际上逐渐与多元体系学派融合。

多元体系派翻译理论发源于早期翻译研究派，是翻译研究派合乎逻辑的延伸与发展。其借助于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引入“多元体系”这一概念，实现了对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的突破，并结合翻译研究派的理论，对影响翻译过程的诸因素及翻译的多元准则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有益的探讨。其代表人物为以色列学者I.E.佐哈尔和G.图里。发源于以色列的多元体系派是最近二十多年来非常重要的学派。以色列由于所处政治、文化地位特殊，本身的文学中缺少堪称经典的作品，因此特别依靠引进外来语文化中的文学作品，翻译也就有了它特殊的地位。将翻译界定为次要系统（second system）的传统看法并不能准确地描述客观实际情况。在那些确立经年的古老传统的文化多系统中，翻译确实是次要的；但在那些较年轻、较弱小的文化多系统中（如以色列），翻译文学就并不徘徊在文化的边缘，而可能成为文学的主要部分。以这一基本理论为出发点，多元体系理论在翻译对本土主流文学的影响，翻译的方法论等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观点，学界对此刮目相看。

以苏珊·巴斯纳特、安德烈·拉斐维尔、劳伦斯·韦努蒂等为核心人物的文化建设翻译学派和传统的翻译学派不同，强调翻译有必要和其他研究领域连接起来，特别是文化研究离不开翻译研究。他们认为翻译活动直接参与了权力和语篇的产生，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间进行语言符号的转换绝不仅仅只是文字的转换，甚至不只是信息的转换，而是牵涉到权力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随着文学解构主义批评的兴起，翻译解构主义派也应运而生。翻译解构主义派又称翻译创新派，其主要代表有福科、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解构主义派主张用一种辩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他们不再机械地把原文看作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系统，而是认为由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差异，原文意义不可能固定不变，只是在上下文中暂时被确定下来。由于原文意义不能确定，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发掘出能使原文存活的因素，利用语言间的转换，使原文得以发展并走向成熟，使译文和原文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而不是传统理论中的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

解构学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处于政治与社会动荡之中的法国，其思想集大成者为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78，1985b）。严格说来，解构学派并未提出具体的翻译理论，但是由于它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哲学，认为古往今来所有哲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翻译这个概念，并且站在与西方思想传统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借助对翻译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语言和哲学的重大问题，所以它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解构学派认为原文并不存在，文本中并没有什么深层结构或预先决定的意义。它拒绝任何类似于“原文”与“译文”、“语言”与“意义”的划分，指出：在翻译中，可以看到语言并不指向任何外在的事物，而是指向它自身，因此，原文和译文之间存在的符号指意链是一条可以无穷无尽地向后追溯的链子，即译文是更早的译文的译文……（Gentzler，1993：145～149）。解构学派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启发我们应当避免用任何先见来阐释和评价译文。但是在彻底否定原文的同时，解构理论实际上也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否定了翻译自身。

社会符号学派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代表人物是奈达（见Waard&Nida，1986）。其理论渊源是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莫里斯提出的符号学三大关系：符号与其所指称或描写的实体与事件之间的关系是语义关系；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是符号句法关系；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是符号用法关系。在自然语言中，与这三种关系相对应的是语言符号（包括音素、字素、音节、词素、词、短语、分句、句子乃至话语）的三类意义，即指称意义、（语）言内（部）意义和语用意义。这三类语义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词语和话语的总体社会符号学意义。不过在不同的话语中，它们的相对突出程度有所不同。所有的语言符号都有言内意义（主要为语法意义）；在技术性文本中，指称意义非常突出；而在文学性话语里，语用意义和某些言内意义（如诗歌中由韵律所体现的音系意义）可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文学语言中的风格因素基本上可以划归为这三类符号学意义中的一种或几种。译者如果能把一个词语或一段话语的全部意义同时传递给译语读者，那自然很理想，因为这样就达到了原文与译文的完全对等。但在实际上，这种完全对等的翻译是很少能够做到的。译事之难，就在于原语和译语语言符号的各种社会符号学意义同时对应的情况极为少见。在许多情况下，译者都必须在保留什么和舍弃什么之间做出抉择。显然，译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具体上下文中最重要或最突出的意义的正确传译。没有这个前提，译文的准确性和忠实性都是谈不上的。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翻译活动的全过程牵涉到五个重要的因素，即：原文信息、原文作者、原文接受者（包括作为原文第一读者的译者以及译文读者）、沟通原文作者与原文接受者的交际渠道（包括具体的交际场景、交际媒介和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语言代码。可以看出，上述各种译论研究途径中除了社会符号学途径外，都只偏重于翻译传通五要素当中的一个或几个（不是语言就是文学，或者是社会文化）；“翻译研究派”与解构派的理论还有某种走极端的偏颇性质（如前者所谓译者要“摆布原文”的主张以及后者对于原文权威性的彻底否定）。而社会符号学的翻译理论比较全面地考虑了翻译传通过程中的五个要素，既注重语言（它毕竟是翻译活动操作的基本对象），也注重各种语言外的因素。它吸收了语言学派在语言结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交际学派在语言功能分析方面的长处，对信息可能具有的各方面的意义或功能作了剖析，同时也研究了符号使用者及其所属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并用比较严格的方法对这五个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作用进行了综合考察。

徐剑指出，20世纪的翻译研究经历了三大突破与两大转向（谢天振，2003）。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西方的翻译理论思考主要采用的是语文学的研究方法，被称为“传统的语文学”时期（陈德鸿、张南峰，2000），或者是经验主义研究阶段（林克难，2006）。这一漫长时期的大多数翻译探讨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围绕一些核心但同时又起着束缚禁锢作用的概念做此消彼长的反复争论，如“忠实”与“自由”、“直译”与“意译”的二元对立主题，或George Steiner（2001：319）所说的“长期主导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的贫乏的三元模式”——“词译、释译、拟译”。按照Steiner（2001:319）的观点，这些对立的主题区分“完全是偶然的，既不准确也没有哲学基础”，且呈零金碎玉的状态，缺乏现代语言学或文艺学理论所表现出的那种系统性，也就很难称得上是系统的能够呈现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的翻译理论研究。人们从事翻译实践，但他们并不清楚他们实践的到底是什么。很明显，需要更系统的翻译（研究）方法，看来拥有解决问题的必要的理论工具和语言工具的就是语言学（Gentzler，1993:43）。

直到20世纪下半叶，一批语言学家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他们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20世纪50年代翻译的语言学派的兴起，标志着翻译研究走出了语文学研究的传统，进入了现代翻译研究时期，标志着系统的翻译理论研究的开始。西方围绕着“直译”、“意译”问题，在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喋喋不休而又无实际进展的论争后，语言学派力图以可操作的术语重新界定这些概念，以科学的语言描写意义，并对翻译现象进行系统的分类、整合（Munday，2001:29）。1959年Roman Jacobson（1959/2000:113）发表了《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将符号学、语言学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类型划分:“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首次提出了翻译的“对等”（equivalence）概念，并对“对等”与“语言学意义”等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因此也被认为是现代的翻译学阶段的开端。

现代语言学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方法，“（我们的）语言观和谈论语言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翻译观和谈论翻译的方式，比如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理论、生成语言学的理论等都与相应的翻译模式或翻译观、谈论翻译的方式有关。语用学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初，话语处理作为久未探讨关注的问题成为研究的课题，翻译研究也随之变化。由于有了这样的语言观，我们对翻译、翻译行为、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Kohn，2003:22）。由于各自研究的语言学理论基础不尽相同，他们关注的对象、研究侧重也不相同，但从研究方法上看，这个时期的研究与纽马克所称的“前语言学时期”相比，研究更系统，也更科学，无论他们的翻译研究是立足于功能语言学、生成语法，还是语义学、语用学、关联理论、话语分析等等，都实现了对传统语文学研究方法的突破。在20世纪后现代的语境下，翻译研究同样经历了激烈的学术论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结构主义、形而上学的翻译理论受到了来自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的挑战。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方法主要以索绪尔以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为基础。索绪尔通过能指/所指、语言/言语、内部语言学/外部语言学、共时/历时、同一份差异性、组合/聚合、系统等一系列概念将语言视作一套规律、一个规则系统。语言学的翻译研究方法破除了翻译尤其是文学作品翻译的神秘性和不可知性，体现了研究和思考的整体性、系统性，瓦解了语文学研究模式中的主观的依赖经验的方法（吕俊，2001: 51），因此从研究方法上看，显得客观、系统、科学。

但是静态的语言学研究模式由于忽略了社会世界的“人”的因素，也就忽略了翻译对社会文化的作用，“他们（指翻译的语言学派——笔者注）提出的是一个保守的翻译模式，过分地限制了翻译在文化革新和变革中的作用”（Venuti，199&21），因此不但开始受到一批社会、文化学者如Lefevere、Bassnett、Venuti、GentZler、Robinson等人的研究方法的挑战，而且在语言学研究阵营的内部也发生了改变，比如Hatim、Mason等从话语分析研究入手，开始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中融入文化的内容，同时采用自下而上的话语分析方法和自上而下的语篇的符号层面的思考，将语言和文本视为社会文化信息和权力关系的具体体现（Munday，2001:100），将话语中的语言选择问题与主流意识形态问题联系起来（ibid: 187）；Wilss也开始更多地关注认知心理和行为理论对翻译研究带来的可能性（GentZler，ibid:67）。对语言学模式，尤其是对以科学、客观、普遍性为追求的“科学派”的批判，意味着翻译研究的基本思想、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既是对传统语文学、文艺学一线的研究传统，也是对现代语言学模式的疏远。

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的理论不断地冲击着既有的研究模式，人们开始关注围绕着翻译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及其在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翻译研究转向了一个久被忽略的全新的研究领域，以新的视角看待各种翻译现象，翻译研究出现了社会、文化转向。这个研究视角的转变即是翻译研究学派。翻译研究学派并非一个同时出现的有着共同研究目标的统一的学术团体，其中又可以粗略地分为系统、描写/常规、文化研究学派的各种分支流派，如操控学派、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甚至综合学派、解构主义或译者中心学派等等。他们的研究方法、理论起点、研究侧重和各自关心的细节问题并不一致，然而他们的研究能够作为一条新的研究途径突显出来，是因为他们相同的研究维度，即将研究重点从作者的主观感触、经验总结以及文本各个层面的语言转换和分析，转移到社会世界围绕着翻译行为和译本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上，触及传统语文学和现代语言学究模式从未触及的翻译领域，打开了全新的研究空间和维度。人们开始引入社会和文化参数去改变既有的研究方式，并将翻译置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从制约翻译行为的规范、诗学、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后殖民、文化霸权、女性主义、译者身份等一系列围绕着译文本的社会世界的“紧张关系”（tensions）出发，审视翻译活动和译本的作用。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翻译，也摒弃了那种不考虑文化环境而在原作与译作之间辛苦地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Mun－day，2001:127）。

翻译的“文化转向”，也可以称作“以文化研究为中心的翻译”（Munday，2001）。文化转向的实质是社会转向，翻译的社会“文化转向”表明翻译研究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开始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内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研究翻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