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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基本特征剖析

【摘要】:论严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本特征——基于严复文化思想变与不变视角的分析赵琳作为中国近代史热点人物的严复,其一生的思想特别是文化思想的变与不变历来引人注目而又备受争议。表现在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上的就是关注的重心发生转移。辛亥革命后的严复渐入晚年,面对日益复杂不见起色的中国社会,严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重心加速转移,其思想迅速地发生着变化。

严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本特征——基于严复文化思想变与不变视角的分析

赵 琳

【摘要】作为中国近代史热点人物的严复,其一生的思想特别是文化思想的变与不变历来引人注目而又备受争议。纵观严复一生所致力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旅,不难看出至少呈现两个基本特征:早晚两个阶段重心转移(早期严复力批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在引进西方文化,晚期严复则转而批判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否定之否定);及其旨在中西文化的融通(严复一生都在致力于融通中西文化,努力构造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体系)。前一个特征反映出严复思想的变化,而后一个特征则凸现严复思想变中不变的独特景象。基于严复文化思想变与不变的视角深入分析,必将有助于我们把握思想家思想的本然面目。

关键词】中西文化比较 重心转移 中西文化融通 渐进主义进化论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在“西潮冲击—中国反应”发展模式推动下突出地表现出如下特征: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激荡出各色思潮,并且均以救国图存为急务。在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挽救不断沉沦的中国的一切努力都必将指向中西文化融合中的中国文化之重构。严复正是生于斯时的思想家,他从文化根本上入手,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钱基博说:“夫以西学识古,以实验治学,后来胡适新汉学之所以揭帜,而实导之于严复。复常以中西二学,兼途并进,或者藉自他耀,祛旧知之蔽。”[1]这句话昭示出这样两点:中国近代中西文化比较之滥觞起自严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是严复治学的主要内容。作为与时代变迁同轨,曾引领一时期时代思潮并且具有深厚爱国激情,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严复,其一生思想必然会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景象。纵观严复一生所致力于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征:早晚两个阶段文化比较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尽管治学重心发生转移,但其文化比较的主旨在于中西文化的融通。前一个特征反映出他早晚两期思想确实发生了变化,后一个特征则使得严复思想呈现出变中不变的独特景象,无疑,严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其思想演变的一个基本视角。深入地探讨其所致力于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特点,必将有助于我们把握思想家思想的本然面目。

一、特征一:严复早晚两期中西文化比较的重心转移

严复既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英国留过学,这样独特的求学经历使严复形成了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和知识构成,为他毕其一生所致力于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奠定了治学前提。纵观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旅,会看到他早晚两期的治学重心发生了转移,这种转移也反映出早晚两期思想发生了变化。早期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主要表现为力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大力引进西方文化(近代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关注的重心在西学上;晚期严复开始批判西方文化(侧重伦理道德与人心凝聚力),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否定之否定(也仅限于伦理道德社会人心),关注重心的转移也有一个过程,即戊戌变法后至辛亥革命这段时间。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社会失范的混乱状态,武夫争雄,时事纷扰,这样的时代变迁必然会引起严复思想的变化。表现在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上的就是关注的重心发生转移。这个显著特征是与严复晚年思想的变化联结在一起的,抓住这个特征会清晰透彻地看到严复晚年思想所发生的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成为严复思想转折的契机,加速了严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进程与速度。他不单引进西方近代哲学,而是包括西方近代哲学、政治、经济、道德风俗、教育、宗教等主要思想意识的全面系统地引进,并借助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检视与批判,特别是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激烈地批判,显见了他对于旧学与传统的态度。此时的严复,面对加速沉沦、内外交困的中国社会,在浓厚爱国激情的驱动下,自觉担当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以批判封建传统旧观念旧文化的斗士面目站立在时代潮头的风口浪尖上,引领起那时的启蒙思想大潮。他曾反复表示,对传统的政教、学术及旧文化心态,“吾宁负发狂之名”,决不“更蹈作无耻之故辙”,显示出破旧立新的启蒙思想大家的勇气与风范。[2]

早期的严复对于旧文化的“旧染”进行的批判是相当深刻而又较为全面的。他高屋建瓴,把握到了传统文化弊病的关键,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在理论上否定西汉哲学家董仲舒的“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的不变静止论,才能颠覆封建统治秩序的理论支柱,重塑新文化体系的哲学基础。他以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为思想渊源,将赫胥黎进化论中的“与天争胜”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渐进主义进化论”[3]。这个理论构成了严复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他的历史观。严复一生思想的演变都受到他早期形成的历史观的影响和制约,其一生所从事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也受到他的历史观的影响和制约。严复“渐进主义进化论”的主体是西方近代的庸俗进化论,生动地反映出形成其理论的早期的特征:力批中国传统文化,大力引进西方文化,关注的重心在西方文化上。

严复从批判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入手,进一步批判了传统政治思想与制度,伦理纲常(唯肯定“孝纲”)和经济与教育思想。与此同时,大力引进西方的相关思想意识,在破中立西的中西文化比较中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与理论,这些都反映出早期严复在中西文化之间是倾向于西方文化的。这一特征在戊戌变法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显示出严复引领那时启蒙思潮的激进面貌,严复也因之而名声大噪。戊戌变法后的严复总结变法失败的教训,坚定了其从教育入手以开民智的固有思想,逐步收敛起激进的锋芒。可以说,一战前,严复“试图用以西方为主导而又深切关怀传统中国超验价值的思想范式代替传统的儒家思想范式,为此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4]。此阶段常常成为人们关注严复的着重点。

辛亥革命后的严复渐入晚年,面对日益复杂不见起色的中国社会,严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重心加速转移,其思想迅速地发生着变化。此时期的严复开始大力提倡尊孔复古,更加固守其经由开明专制而至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呈现出“回归传统”的思想趋势。随着一战的爆发,西方文明与社会制度的诸种弊端毕现于世,使得晚年严复陷入摇摆不定,幻化茫然的心路历程,在中西文化之间进入了最艰难的跋涉阶段。世界世事的变化,不光使得西方人惊呼“西方文明的衰落”,更使得像严复这样深处半殖民地国度里的思想家看到了西方文明与社会制度的阴暗之处。严复在急剧变动的西方世界面前停下了探寻的脚步,开始全面反思他早年心目中的西方文化。晚年严复只用“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给西方文化进行了总结性判断,重新把目光和思想重心转向传统文化,并发出这样的感叹:“回顾孔孟之道,真是量同天地,泽被寰区。”[5]认为中国儒家文明代表了“天下潮流之所趋”[6]。他临终时遗言:“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7]不难看出,在中西文化之间进行最艰难跋涉的晚年严复,一改早期倾向于西学的特征,转而倾向中学,关注重点发生转移,留给世人其思想巨变的印象。

严复早晚两期中西文化比较的关注点转移既是他治学的一大特征,也反映出他一生思想的变化。我们能观察到严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重心转移,也就能把握住严复思想发生的变化。

二、特征二: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旨在中西文化的融通

在中西文化比较上,特别是在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晚年严复较之其早期确实发生了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关注的重心发生了转移,早期的他,面对日渐衰颓的中国文化和正处盛时的西方文化,把重心放在西方文化上,我们看不到他对西学的批判;晚年的他,面对弊病丛生的西方世界,又不得不把重心放回到中国文化上,这就使得我们看到了他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当我们仔细分析他早晚两期为中西文化的具体态度,全面考察他在中西文化之间艰难跋涉的一生,就会发现他发生变化的晚年思想实际上是他从事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继续与深化。我们将严复早晚两期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联系起来,宏观地审视他一生的思想历程,就会更加清晰地看到,他早晚两期不同的关注重心与治学内容共同体现出他旨在中西文化融通的追求。终其一生,严复都在致力于整合中西文化,努力构造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超然于中西文化之上的新的文化体系。他中西比较的重心发生转移并非意味着他对早期的否定,而是他在经历世事变化中个人对传统文化的再反思,对传统文化否定之否定后的肯定。考察他早晚两期论述中西文化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他旨在进行中西文化融通的治学特征。

应当看到,严复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完全否定,而是进行了有限度的批判。即使在民族危亡和自身四次科举未中的特殊情况下,在他被认为最激进的戊戌维新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有限度的,有针对性的。严复把批判的火力较为集中在那些不从实际出发、空洞无物的汉学考据、朱学义理、陆王心学以及“滋游手、坏心术、锢智慧”的八股取士制度,认为正是这些“无用”、“无实”的东西才导致中国当时民力困乏、民德不振、民智不长。严复对这些方面的激烈批判,实际上就是对中学的批判,不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他以于中学的批判,实际上形成了将中国思想文化推向近代化的突破口。严复对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进行了批判,但在批判的过程中,他对孔子和孔教进行了具体的较为客观的分析。他认为当时的孔教已不同于孔子当初的思想,是经过历代变迁中的各朝损益形成的。在其把重心放在西方文化,并且对西方文化未见批评的治学状况下,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有限度的批评,反映出他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一开始就已呈现出旨在中西文化融通的特征。[8]

1902年严复在给《外交报》主人的书信中这样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然今日之教与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新人之新欤?曰:又是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其旧染矣,而不择其善者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以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没而去之,则启民之特性之’,因此,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而后得之。”[9]其融通中西文化,重构中国新文化体系的主旨跃然纸上。

严复还对于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说,认为“体”和“用”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开的两面:“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固已名之不可言也,乌望言之而可行矣?”[10]他主张寻找中西文化的相通之处,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严复的一生中,一直在极力发掘中西相通之处以寻找中西文化结合的契机,早晚两期是一以贯之的。

1905年严复再赴英伦,注意到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西方列强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尤其是社会道德沦丧,他在为之惋惜的同时发出这样的感叹“文明科学,终效其与人类如此,今不佞回观吾国圣哲教化未必不早见及此,乃所尚与波族不同耳。”[11]严复开始将其中西文化比较的重心由西方文化移向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回眸关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辛亥革命后,面对继续沉沦的中国社会,出于聚拢人心,改变一盘散沙,防止外敌入侵的考虑,严复逐步提倡尊孔复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日渐淡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严复完全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上来,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之以前更为激烈了。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所关注仅是他所认为的伦理道德精华及其教化作用,并未与其早期对中学的猛烈批判相悖;他晚年所批判的也仅限于西方的伦理与社会道德,也未与其早期所引进的精华相悖。从这个意义看,严复一生的思想从根本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呈现出变中不变的独特景象。他早晚两期关注重心的转移乃是他旨在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进而重塑新文化体系这一特征的反映,乃是他在中西文化之间艰难跋涉的体现。

严复“渐近主义进化论”的历史虽然形成于他的早期,但是却对他随后的思想演变起着制约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历史观在思想家那里具有根基性的地位,是剧变时代中思想家世界观的主要内容。在中西文化融通下形成的历史观,必将使严复随后的中西文化比较沿着中西文化融通的主线发展下去。严复历史观使得严复晚年的思想变中不变,乃是他思想主流不变的思想根源。(www.chuimin.cn)

严复的历史观是受到西方哲学家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要影响而形成的。斯宾塞是著名的庸俗进化论者,严复谈进化也因之而具有明显的庸俗进化色彩。严复从一开始介绍进化论时就说:“善夫斯宾塞之言曰:民之可化,至入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12]当共和革命成为时代主流时,他又重申:人类社会其演进也,有迟速之异,而无超越之时,故会例曰:“万化有渐而无顾”。更加明确地否定在进化过程中有顿变和超越的可能,指出:“吾国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也。”这种坚持和平渐进,否认突变、飞跃的庸俗进化论必然是不赞成革命,在对待中西文化上也不赞成“全盘西化”。受这样的历史观的影响与制约,严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主旨必然是融通中西文化,贯彻“体学并用”。

三、结语

纵观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我们确实发现他早晚两期关注的重心发生较为明显的转移,反映出他思想的变化轨迹。我们更应当看到,重心转移的背后有一条融通中西文化的主线,正是由于严复旨在融通中西文化的追求才使得他会因为剧变的时代而调整他治学的重心。严复一生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由力批中学大力引进西学转而到回眸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指陈西方文化的弊病,都是为着重塑植根于传统文化而又超越中西文化之上的新文化体系这个主旨。

注:本文为西北政法大学2009年校级青年人才项目立项课题《“严复现象”与其历史叙述的当代价值——基于严复晚年思想变与不变的历史学研究》09XJC026的前期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赵琳,男,1979年生,陕西西安人,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注释】

[1]严复:《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2]参见陈敬木:《论严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载《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8年第5期。

[3]参见刘景臣:《试析严复晚年保守思想的形成》,载《渤海学刊》1995年第1期。

[4]杨献韬:《论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超验价值的深切关怀》,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5]《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0页。

[6]杨献韬:《论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超验价值的深切关怀》,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7]张志建:《严复思想研究》,商务图书馆国际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社1985年版,第360页。

[8]章杨定:《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9]《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0页。

[10]参见刘景臣:《试析严复晚年保守思想的形成》,载《渤海学刊》1995年第1期。

[11]《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2页。

[12]《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