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教育初探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教育初探

杜　俊

【摘要】本文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视角，对新形势下党的廉政教育的深入开展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求证，在廉政教育的理念思路、制度规范、方式方法、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进行深入地论述分析。旨在丰富其内容，创新其方法，强化其应用，增强其实效。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廉政教育　反腐倡廉教育　创新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国内形势日新月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新旧体制的冲突，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整和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看到党的反腐倡廉教育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又要深刻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因此，党的廉政教育的时代创新显得尤为迫切。它关系着党能否继往开来，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发，全面、科学地分析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前瞻性地提出今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体要求，能否有针对性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反腐倡廉教育要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廉政教育的时代创新依据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任何社会问题的存在和发展，都非偶然或孤立因素起作用，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原因和背景。中国共产党廉政教育的时代创新是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化的要求，是正视现存廉政教育体制弊端的要求，是增强现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要求，也是加强党员干部队伍自身建设的要求。

（一）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化的要求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廉政教育的创新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维系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存在。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不仅创造了无限丰富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文化劣根，这些消极的方面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深深扎入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之中。尤其是儒家文化，在历代统治者和封建思想家的丰富和改造下，与外来思想融合、撞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机制，维系着旧社会集权、专制体制和等级秩序规范，从而制约着人们的精神和行为。这些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传统文化中“三纲五常”理论和皇权至上的思想紧紧维系着集权专制政体。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深根植于普通群众甚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之中，而这种专制独裁必然导致腐败的产生。在新时期腐败现象当中，常常出现一把手腐败现象，因为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下级不敢监督，上级又监督不到。这其中就有深刻的文化根源。第二，传统文化维护等级特权制度。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礼”，而“礼”的鲜明特点就是等级制。《礼》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说明不同等级的人享受的地位和待遇都不同，地位越高，特权就越大。现在很多人讲级别，争地位，闹待遇，什么级别住什么房，什么级别开什么车，可见，这些表现都是受到了等级特权思想的深刻影响。第三，传统文化维系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由于宗法制强调血缘关系，所以血缘的依附性和裙带关系也得到了制度上的认可，也附带了许多特权。从古至今，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相互结合在一起，积淀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成为关系网和裙带风的根源，也成为腐败的根源。宗法观念的余毒至今严重危害着社会。第四，传统文化重人治而轻法治。《礼记·中庸》记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主张人治，是儒家一贯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缺陷，它不仅使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未能走上法治的道路，而且深深影响到现在人们对于法的认识。现代一些人缺少法的精神，法律意识淡薄，守法不力，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弊端时指出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1]”邓小平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当前社会腐败现象和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内在联系。

其次，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自1978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和市场来发展我国经济、构建市场的同时，我国也处在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包围的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的价值观念、个人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大肆乘机侵袭到我们思想道德文化领域中来。腐败现象并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改革还不够深入和完善的产物。“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2]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3]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同时也是商品经济的负面产物。此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敌对势力企图利用我们对外开放的机会，加紧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的渗透，他们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腐朽生活方式，为了拉拢腐蚀党内意志不坚定者，造成一些人理想信念的堕落，见利忘义，崇尚金钱，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妄图达到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为此，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一个一个打好阶段性战役。”^[4]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盲目排外也是不行的。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全党一定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两手都要硬。

在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经济的条件下，多元思想文化也是并存的。我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如今在改革开放时期和全力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一定要警惕，要防止那些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封建等级特权残余文化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相互渗透和结合，铲除腐败思想孵化的社会思想文化基础。

（二）正视现存廉政教育的社会体制弊端的要求

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整和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正视现存的廉政教育体制中政治、法制、经济方面的弊端，结合我国国情逐步完善和减少其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在廉政教育的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处于主动地位。

1.政治体制改革仍须进一步推动

政治体制是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具体的外在的表现形式和实施方式。我们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好的，它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是仍然在许多方面有不完善的地方。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5]因此，这些体制、权力结构、干部制度等组成的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弊端，不仅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更成为改革开放后腐败产生的根源之一。从实践看来，“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6]

以官僚主义现象为例，剖析原因如下：

其一，权力过分集中。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实践充分表明，权力是导致腐败的前提，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要带来腐败和灾难。在党组织和地方政权组织的关系上，突出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在党委的现象。党委不仅要管政治的大事，还要负责经济、文化和一些小事。当然，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这一点必须毫不动摇。但是，长期以来，在党委和政府权力的配置上，党委包揽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或管不了的事务，这种代行行政机关权力的现象，形成了党组织和国家行政管理组织的双重管理的尴尬局面，一方面降低了效率，另一方面还破坏了互相监督和制约的机制，不利于国家政权的建设。同时，党政不分，党政难分，以党代政，使党组织陷入了具体琐碎事务之中，容易造成决策的失误和强迫命令、瞎指挥现象，使党不能集中精力于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不能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也无益于党的政治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到党委，不利于政府、人大、政协以及司法机关履行各自的职责。近些年来查处的大案中，“一把手”案件都是因为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不断地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逐步由中央向地方政府放权，由国家向社会和企业放权，以激活政治管理活动中的活力，调动党员领导干部的积极性。总体看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权力制约机制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尚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如：政府机构臃肿、机构庞杂重叠、职责不清、权限不明、官员膨胀、业务素质不高等。

①杨永华主编：《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364页。

其二，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运行就是指权力的实现过程。权力腐败则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非法使用国家赋予的公共权力，进行非法的、非公共的、非规范的运作，以谋取一己之利。分析现阶段我国腐败问题的原因，在权力运行这个环节上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权力运行的随意。“指权力运行以人的临时动意为驱动而脱离法定轨迹的权力行使过程。”^[7]它表现为越权、擅权，实质是人治弊病泛滥的结果。（2）权力运行的隐蔽。公共权力的隐蔽运行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具体公共权力到干部使用上神秘的“暗箱”式运行过程，这点恰恰是现阶段腐败问题的病根之一。（3）权力运行的庸俗。这是指在权力运行过程中要么掺杂进个人感情，要么公私交易，甚至玩起官场游戏，使权力运行过程存在庸俗化、关系化的趋势。（4）权力运行的失察。执政中权力运行的失察，是指对权力运行的越轨违法违规现象未能及时察觉并纠正。从主观上看，是执行制度时不坚决不彻底，但主要是客观上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缘故。

其三，监督制约机制乏力。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8]他又指出，如果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要走向腐败。这说明了权力制约的必要性。权力制约是指一切权力的运行都要受到另一种权力的约束和控制。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其滥用权力，严惩知法犯法，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者。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深化阶段，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在监督体制不健全和效能不高的制度变动过程中，在有限的政治参与途径和政治利益表达被激烈争夺的社会条件下，在我国政治系统还缺乏合理的利益激励机制情况下，加强和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则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核心都把建立健全制约和监督机制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同志提出依靠民主和监督才能够跳出政权兴亡的周期率；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健全和完善对领导干部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江泽民同志强调监督机制是反腐败斗争的关键；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

现阶段我国廉政教育工作效果不显著与目前民主监督机制不完善有着直接的联系。现行的政治监督体制存在着不少缺陷和弊端：（1）监督机构缺乏权威性。当前纪检委作为我党内部监督的专职机构，既要受到上级纪委还要受到同级党委或行政首长的双重领导。纪委的人事权、财政权、干部组配权等也都在同级党委或行政领导手里，纪委的工作要由他们来领导，这样，纪委也就缺少了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容易形成弱监或者漏监。（2）单向监督运行方式。目前只有自上而下的垂直监督体系，缺乏与之相统一的自下而上的监督体系。（3）监督缺乏系统性。纪检委作为高层次的监督机构，应当把党风教育、制度教育、纪律惩处融为一体，形成系统性的监督体制，不能只偏重事后查处追究，陷入被动境地，更要注重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4）民主监督表面化，群众监督形式化。人民群众是一切权力的主体，也是权力监督的主体。由于人们封建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仍较浓厚，加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时间不长，因此人民群众主动监督各级干部的意识不强，抵触情绪和怕打击报复的心态也影响了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徒有表面监督的义务，没有实际制约的机能。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增强廉政教育的实效性，必须加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样各级党委才能在权力运行中，在权责范围内，在上级制约同级监督之下，正确决策，行使权力。

2.法制的不健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由于法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使得廉政教育遭遇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这样就给一些人提供了可乘之机。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指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9]在廉政法制建设问题上，邓小平特别强调立法和执法两个环节。首先，立法不完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谈到立法工作时说道：“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我国是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都很不完善，人民的法制意识也不强，特别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一方面，由于大量旧体制下的法律法规已经明显过时，有的已被废除，有的还没有被废除仍然沿用，亟待完善更新；另一方面，新的利益主体与市场行为层出不穷，与旧的法律法规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旧的法律法规就失去了权威和公信力，然而短时间内，很难迅速制定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因而造成了大量的行为无法可依，使得对腐败的制止和惩处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和法制手段。特别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摸索中前进的，某些行为和问题也是在发展中逐渐表现和暴露出来的，既然无法预测，我们就不可能提前制定一个法规，颁布一项法令，只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逐渐制定出各种切合实际的法律法规。其次，执法不严，监督不力。在法律执行方面，出现了重行政，轻司法，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等权力实际是掌握在党政机关手中，执法部门很难公正有效地惩治违法乱纪的腐败行为。在执法上要查处大案要案，不管涉及谁，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部分执法人员职业素质较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制观念淡薄，甚至在执法过程中行贿、索贿、受贿，知法犯法；法律监督方面，措施不力，流于形式，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邓小平批评说：“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10]执法者不仅要学习法律，尊重法律，提高自身素质，还要加强法律的执行性，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超越法律的特权，强化监督机制。

3.经济体制不科学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但还都没有完成。经济体制还不科学，仍存在漏洞，这是阻碍廉政教育发展的经济条件。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力水平较低，物质产品还没有极大丰富，党政机关的公职人员行使权力和金钱打交道的机会增多，加上党员干部的文化、思想和道德素质总体上不高，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权力、分配权力往往被滥用，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与廉政教育背道而驰。

在我国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体制由高度的计划体制转化为：一部分经济活动由国家干预、管制和控制，特别是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因素和资源配置；另一部分经济活动则是由市场机制调节的双轨制。这种二元经济体制形成的双轨制，造成了巨额的双轨价差、利差和汇差。这些巨额的多样的双轨制价格就直接成为廉政教育失效的客观因素。

新时期新形势下，随着我国价格改革和市场的不断推进，商业物资、粮食、大型工程项目、供销、土地资源等有计划的资源配置逐渐转为市场自主配置，双轨制的价差逐渐缩小，廉政教育初见成效。在政府广泛干预和管制经济活动的过程中，由于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及在并存的经济成分下产生的不规则竞争，许多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投资效益好、回报率高的优势产业和项目，如：金融、国有企业、水电部门、交通、房地产、大型工业等部门的改革仍然步履缓慢，改革虽在进行却缺少实质性的进展，还有许多计划经济控制的部门的情况亦是如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部门都是国家制度的漏洞地，是廉政教育不能深入开展、收效甚微的敏感地。

（三）增强现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要求

党向来都很重视“思想领导”，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将自己的理论变为物质力量的不二法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就变成了物质力量。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理论掌握群众”，党只有用先进的理论去争取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才能真正做到“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法宝。改革开放后，由于在工作指导上“一手硬，一手软”，削弱了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忽视了对人民群众进行的传统美德、理想信念、组织原则、纪律约束等方面的教育，从而致使党在思想领域变得薄弱，势必给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提供了良好的温床，使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党员、干部当中滋生蔓延。

1989年“六四风波”后，邓小平反思后深有感触地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11]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现在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的不够。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指出“教育是基础”。因此，全球化背景下廉政教育的时代创新迫切要求增强现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即要经常性地对党员和干部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进行党的宗旨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只有加强党性教育，才能打好拒腐防变的基础，才能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才能不断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防微杜渐，筑起拒腐防变的万里长城。

（四）加强党员领导干部队伍自身建设的要求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生产力变革，把发展经济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坚持为人民谋福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在此过程中，无产阶级并不反对人们有追求和欲望。然而，在封建社会长期的宗法观念、科举制度、伦理观念和儒家礼教的束缚下，改革之风唤起了人们的欲望，贪欲被高度激发出来了，形成了人们腐败的心理基础。亚当·斯密指出：“每个人在本性上首先和主要注意的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且，“每个人在本身各个方面都肯定要比其他人更有资格和能力关心自己的利益。”^[12]只要人们在遵守社会普遍准则的前提下，就可以维护个人的利益，追求现实可行的欲望，还有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作为保障。但是当欲望不切实际，或者其过分追求的生活已经超越了国家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的底线时，就会走向堕落、走向犯罪、走向人民和国家利益的对立面。

良好的素质是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重要条件，它包括思想政治素质、文化业务素质和个性心理素质。拥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高尚的思想品德情操的领导干部往往能够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成为廉洁奉公的好榜样。针对党内出现的政治素质不高的种种表现：个人贪欲肆意泛滥，受封建遗毒、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而立场动摇，政治信仰危机，或丧失政治觉悟，道德观念混乱，法律意识淡薄，自制力差而欲望又极度膨胀。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注重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13]明确要把干部的革命化放在首位，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不断改造党员干部的主观世界，培养并巩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江泽民同志强调：反腐倡廉教育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14]这就为加大力度，深入持久地开展廉政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正是基于以上四点廉政教育创新的依据，我尝试性地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廉政教育的时代创新。

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廉政教育的时代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反腐倡廉教育要有特色、出效果，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就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提出新的见解、开拓新的领域，运用新的方式方法、解决新的问题。全球化背景下党的廉政教育的时代创新将从理念思路、制度规范、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四个方面进行初步探索。(www.chuimin.cn)

（一）廉政教育理念思路的创新

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反腐倡廉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胡锦涛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是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新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成为党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努力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重要思想武器。

200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时首次提出“反腐倡廉建设”重大概念，表明了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坚定决心，也使党的建设呈现出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相互协调、整体推进的强大态势。从反腐倡廉工作到反腐倡廉建设，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这既是对反腐倡廉理论的重大创新，又是对反腐倡廉工作要求的重要提升。

要牢固树立反腐倡廉建设新理念。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创新反腐倡廉教育的理念，要肯定惩治腐败是成绩，更要明确预防腐败也是成绩，坚持教育预防在先、关口前移、着眼防范。把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到处理问题要有利于教育、关心、帮助、挽救干部，使党员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树立重在教育预防的理念，把反腐倡廉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注重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

要正确把握反腐倡廉建设新思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要深刻领会“三个更加注重”的重要论述，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其中坚持方针是核心，构建体系是目标，拓展领域是途径，这也是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思路。“坚持方针”，就是要充分认识惩治和预防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加强、两促进，绝不能顾此失彼。“构建体系”，就是要全面贯彻《实施纲要》，在创新制度、完善机制、改革体制上下工夫，形成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二）廉政教育制度规范的创新

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建设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廉政教育制度的创新是当前和今后党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增强廉政教育实效性的紧迫任务。胡锦涛在第十七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设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

胡锦涛强调要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加强整体规划，抓紧重点突破，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性。

胡锦涛指出，在新时期要突出抓好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制度建设，加强和改进教育培训工作，加强和改进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反腐倡廉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

要建立教育基本制度。加强教育的基本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的规范和保障作用，有利于加强教育的规范性、长效性。要建立教育规划制度。围绕一定历史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中心任务，精心谋划长期规划，同时结合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实际研究制订短期计划，做到长期与短期、系统性与针对性的有机统一。要建立教育的长效机制。要坚持和完善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例如，坚持和完善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反腐倡廉教育理论制度；坚持和完善对新任领导干部实行廉政培训、考试的制度；坚持和完善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反腐倡廉专题民主生活会制度；坚持和完善示范教育、警示教育、主题教育制度等。

要建立教育保障制度。要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建设一支政治性强、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完成各项教育任务的前提。当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不同程度的消极腐败现象，党员干部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特点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从事反腐倡廉教育工作干部的理论素养、能力素质、精神状态、工作作风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为反腐倡廉提供坚实的人力保证。要加大反腐倡廉教育经费保障力度。反腐倡廉教育是一项周期长、起效慢、潜移默化的系统工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积极争取党委在财力、物力上的支持，建立起常态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不断加大对反腐倡廉教育的投入。

要建立效果评价制度。建立教育效果评价制度，把反腐倡廉教育从“软任务”变成“硬指标”，把抽象的工作具体量化，正确实施并科学管理，有利于实现教育效果的最大化。要建立科学系统的评价标准，客观、全面地衡量教育效果。教育效果评价标准的建立要以反腐倡廉教育的目的和任务为出发点，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以及教育工作的特点、规律，坚持全面、客观、整体、连续性原则，以能否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充分发挥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作用为标准，对教育工作的内容、形式、方法等多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要坚持正确的考核原则，实现全面与局部、动态与静态、横向与纵向、定性与定量、短期效应与长期效果的有机统一。要坚持科学管理，对教育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调节，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保证教育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

（三）廉政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

反腐倡廉教育的方式方法，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为完成一定时期的反腐倡廉教育任务而采取的符合党员干部思想行为活动规律及思想道德教育自身规律的办法和手段。^[15]”反腐倡廉教育主要的方式方法有理论教育、示范教育、警示教育、主题教育及自我教育。

在具体的工作中，要注重发挥好三个方面的引导作用，即示范教育激励一批，警示教育约束一批；主题教育带动一批。一要加强示范教育，增强引导性。示范教育以树立党员形象、弘扬革命正气为目的，通过召开勤政廉政先进典型报告会、集中宣传勤政廉政先进典型等形式，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从正面加大反腐倡廉教育的力度。其次，要采取多种不同方式方法宣传典型，如召开勤政廉政先进事迹表彰大会、先进事迹报告会、组织观看廉洁从政标兵纪实专题片、组织参观廉政教育基地、反腐倡廉书画图片展等各种形式，来引导党员干部学先进典型，做先进典型，当勤廉公仆。二要深化警示教育，增强警示性。运用反面典型开展警示教育，是反腐倡廉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形象、直观、生动、具体、实在的特点，对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警示教育要与惩治紧密结合，通过查办案件、召开查办案件分析会、案情通报会，适时地组织案发单位和相关单位人员参加，用身边的事、身边的人开展教育。通过对案件的深入剖析，举一反三，达到查办一案，教育一片干部的目的。在警示教育过程中，应运用多种形式，不断提高教育效果，如观看反面典型电教片、组织违纪违法干部现场说法、举行案例剖析展、组织人员到监狱参观等，时刻提醒党员干部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三要抓好主题教育，突出现实性。根据形势任务和党员干部思想状况，每年集中一段时间、突出一个主题，集中开展反腐倡廉主题教育，是筑牢思想防线的关键所在。抓好主题教育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措施有力、突出现实性。如牢记“两个务必”的主题教育，重点开展丰富多彩的若干个“一”活动，如读一套廉政书籍、组织一次廉洁从政知识测试、树立一批先进典型、撰写一篇心得体会、开设一个宣传专栏、观看一组反腐倡廉电教片、主要领导讲一堂廉政党课、开展一次警示教育、进行一次廉政宣誓、举办一场反腐倡廉文艺晚会等。在方式方法上，坚持集中教育与自学相结合，灌输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普遍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专题学习、群众评议与改进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传统教育与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相结合。通过座谈会、专题辅导、典型引路、理论研讨、组织观看电教片、观看展览、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增强教育活动的感染力，深化反腐倡廉教育效果，使广大党员干部对“两个务必”的深刻内涵有更深的理解，艰苦奋斗、廉洁从政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进一步增强。各地区各部门可以通过观看先进典型人物事迹影片，如《任长霞》，学习安徽小岗村沈浩书记的先进事迹，以红色革命教育为依托，建立一批廉政教育基地如延安、井冈山、遵义等红色教育基地，并结合重大纪念日，如建党、国庆、建军日，组织新任领导干部到基地进行集体廉政谈话，忆苦思甜，重温入党誓词，举行廉政宣誓，观看廉洁从政标兵纪录专题片，廉政典范的事迹话剧演出，努力创造新的教育形式，赋予党风廉政教育更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廉政教育的方式方法既要继承过去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又要不断创新，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体现时代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手段和教育载体。第十七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完善反腐倡廉“大宣教”工作格局。新闻媒体作为思想宣传的主阵地，担负着引导正确舆论导向的重大使命，加强反腐倡廉宣传工作，迫切需要新闻媒体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进而将反腐倡廉教育工作不断推向深入，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精神动力。

除积极发挥传统的平面媒体如书报杂志及形象直观立体的电视新闻外，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它在许多方面无以伦比的独特优势，网络在新闻宣传中的地位逐渐抬升，在反腐倡廉宣传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网络是民生、民意、民情、民愿、民怨的会聚场和集散地。网上听民声、网下解民愿，是执政的要求，也是民生的诉求。中纪委原副书记刘峰岩曾经两次在中央职能会议中强调网络在宣传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将反腐倡廉网络宣传纳入“大宣教”工作格局之中。2010年新春来临之际，全国共有24位书记省长通过网络给人民拜年，贺词也频繁使用网络流行语。24位一把手在致辞中回顾了2009年本省的重大工程和事件，并透露了2010年的拟办事项，让网友一目了然，也深刻地阐释了民生工程已经成为头等大事、第一信号。以人为本，以民为先，首先必须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做到“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近年来，各级领导关心、重视网络，积极利用现代化传媒渠道，抓住新闻媒体这个反腐倡廉教育的主阵地，把握宣传教育的主动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三次会议上指出的：在新闻宣传上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是拒腐防变的基础性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都能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落后思想观念的影响。

（四）廉政教育体制机制的创新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由“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坚决遏制腐败现象”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党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并建立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经验总结。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的体制不动摇，在继承原有工作机制的基础上，努力创新，为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要建立健全组织协调机制。要进一步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协调会议制度、工作例会制度，加强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和调动党内教育机构的作用和积极性，更加有效地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工作的强大合力。

要建立健全责任机制。要按照权责分明的原则，对反腐倡廉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进行细化分工，明确主抓单位、协办单位及各部门的职责、任务。相关部门、单位要加强领导，在人员配备、机构设置、经费保障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并根据任务分工，结合自身实际，制订相应的方案、措施，明确完成步骤、时限与责任人。

要建立健全监督反馈机制。要根据任务分解和落实情况，实行过程管理和目标管理，定期指导、检查、督促各部门、各单位落实工作，随时掌握教育进度。要加大对目标责任督促检查的力度，随时掌握教育进度。对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适时向相关领导、机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作出反馈，有利于全社会对此项工作实行监督，确保教育任务的有效落实。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从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些成绩让我们对反腐败斗争充满信心，深信中国共产党完全能够依靠自身的健康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战胜腐败，保持廉洁。党的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从严治党，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始终重视反腐倡廉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和反腐倡廉的时代创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党会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扎实的工作，不断加强廉政教育，坚定不移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前进。

作者简介：杜俊，女，1982年2月生，陕西西安人，西北政法大学2007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英语语言学助教。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4]中央纪委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大事记》，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6]中央纪委宣传教育室编：《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腐倡廉理论学习纲要》，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4页。

[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8]中央纪委宣传教育室编：《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腐倡廉理论学习纲要》，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67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12]〔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14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14]中央纪委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大事记》，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15]中央纪委监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教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