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党政干部形象建设的历史考察与思考：从素质转变角度进行研究

我国党政领导干部形象建设的历史考察与思考——以领导干部素质转变为视角

高　静

【摘要】领导形象是领导干部内在素质的外在表现。以领导素质转变为视角对领导形象建设进行历史考察，提高领导素质尤其是服务责任意识、知识素养、法治观念、复合领导能力，是优化领导形象和推进领导形象建设的要求。

【关键词】领导形象　领导素质　历史考察　转变　要求

一、问题的缘起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挥者和组织者，领导干部的形象是执政合法性极为重要的资源，关系到党与群众联系的密切或疏远，影响到执政资格和执政地位。领导形象建设是领导干部在变动的社会环境中完善组成自身形象的各种因素，提高社会公众在思想感情上的支持、认可和信任度的动态发展过程。领导形象建设不是孤立存在，与党的历史方位、历史任务、社会环境的变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相适应，经历了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

对领导形象建设历史的回顾与梳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领导形象战略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形象建设的历史考察，首要明确领导形象的演进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相关，与党的建设、现代化建设实践结合起来把握领导形象建设的发展变化，这是考察领导形象建设的总体原则，脱离了社会历史条件、脱离党的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领导形象建设就丧失了客观存在的基础和依据。考察领导形象建设的历史演进，干部素质的转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一方面在理论上领导素质是领导形象形成的基础和重要构成要素，另一方面在实践上现代化建设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面临的任务使命对领导干部素质能力提出不同要求，赋予领导形象鲜明的特征和信息。本文基于领导素质与领导形象建设密切联系这一客观现实，探讨干部素质转变对领导形象建设的启示和要求，以此能进一步增强优化领导素质树立良好领导形象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领导形象是领导干部内在素质的外在表现

领导形象是人们对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的综合表现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总体印象和评价。形象具有直观性的特点，人们对领导者的相貌、体态、神情等个体生理特征的初步印象形成对领导者的体态形象。但是，如果把视觉上的形象符号等同于领导形象并以此判断对领导形象的反感与喜好，则显得片面和偏颇。英俊的容貌、潇洒的举止确实能给人愉悦的感觉，容易赢得好感，然而并不表明就一定具有良好的领导形象。简言之，体态形象只是领导形象的一个构成要素，领导形象与体态形象两者并非相互对等关系。

“形之于表而源于内”，走出领导形象上的“以貌取人”误区，必须要明确领导形象是领导者内在素质的外在表现。“素质”一词最初见于生理学和心理学，“素”即本来的、原有的意思；“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从初始的意义上讲，素质当指人的神经系统、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等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这种先天特点是人们在后天获得知识、才能，形成品质、个性等的生理和心理基础。^[1]领导者的素质是领导者担任领导职责应当具备的才能，包括道德品质、思想观念、知识水平、个性气质、领导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组成的集合体。表现为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品德素质、知识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组成的结构体系。领导者的内在素养和自身素质是领导形象形成的基础和前提，素质修养如何直接影响着建立什么样的领导形象。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理论水平、言谈举止、个性风格、工作能力、行为作风，实际上是由内在综合素质决定的结果，是内在素质的外在反映。人们通过感知领导者表露出的理论水平、才智学识、气质性格、行为作风多方面的信息来确定领导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对领导者内在素质的评价过程。

总之，“保持领导不是靠权力，而是靠威信，毅力，靠比较丰富的经验、比较渊博的学识以及比较卓越的才能。”^[2]领导者的素质和能力是领导形象的内在基石和构成要素，领导能力强弱，领导绩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公众对领导者的评价，关系到树立什么样的领导形象。领导能力越强、领导绩效越显著，越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拥护，领导形象就好。领导能力平庸，无所建树，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无法建立良好的领导形象。因此，具备卓越的领导素质和能力是现代领导形象的特征之一，提高素质能力是领导形象塑造的基本要求。

三、我国领导干部素质转变概览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领导干部素质的粗略概括是从宏观的角度大致探析领导干部素质群体性特征，力图凸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同阶段我国领导干部素质的显著变化和特征。当然，毫无疑问，领导干部素质转变的群体性宏观性特征与时代背景、历史任务、干部队伍建设、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早在革命时期，党就形成“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在选拔干部时，既要看其“德”即干部的政治态度、思想修养、道德品质和工作作风等；又要看其“才”，即干部的理论水平、文化修养、业务素质、工作能力等。^[3]执政后，德才兼备仍然是评价干部素质能力的标准，成为干部素质转型的总体要求，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我国领导素质经历了几个明显的转变过程。有的研究人员把新中国成立以来领导干部素质转变归纳为四种模式：革命创业型、文化革命型、改革开放型、现代文明型，并对这四种素质模式以健康、知识、能力、观念作为基本构成因素作了具体描述。^[4]认为革命创业型素质模式产生的背景和使用范围大致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以前，它的核心价值是“革命精神”。文化革命型素质模式产生背景和适用范围大致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启动）至1978年以前，它的核心价值是“泛革命主义”和“精神决定论”。改革开放型干部素质模式产生的背景和适用范围在1978年（启动改革促开放）至2001年前后，它的核心价值是“利益觉醒”和“经济中心论”。现代文明型干部素质模式产生的背景和大致的适用范围在2001年（启动开放促改革）及其以后，它的核心价值是“人本主义”和“科学发展观”。^[5]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领导素质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德”和“才”两个方面为框架，总的来说，宏观上领导素质的变化呈现出由单一走向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满足社会发展所需多种能力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素质的要求概括为“又红又专”，“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6]“又红又专”在很长时期成为领导素质的总体要求和选拔标准，革命意识、家庭出身、政治身份往往居于首位，在“文革”时期演变为“根正苗红”的干部素质评判标准。特别是在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激化导致领导素质的片面和单一，政治素质较为重要，而政治素质在很大程度上依据家庭出身情况，专业知识水平常常得不到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领导干部队伍存在着知识文化水平低、年龄偏大等问题，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不合理，制约着领导干部思维观念，领导方式和方法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要求极不适应。在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各条战线需要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和文化水平、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领导干部。针对干部队伍不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的现状，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革命化并不仅仅以家庭出身为依据，更为注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选拔年富力强，胜任繁重工作，具有科学文化素养、专业知识、懂管理、经济、法律的人才进领导班子。

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极大地改善了干部队伍的结构，提高了干部素质，干部队伍呈现出富有朝气、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领导干部的学识素养得到极大提高，领导层日趋年轻化。据报道，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一个引人瞩目的特点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全部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同志，平均年龄55.4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8.6%。其中，50岁以下的占五分之一以上，还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7]从近年来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招考情况来看，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活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国防、科技、外交等各条站线的中坚力量和领军人物，拥有硕士、博士学历的不乏其人。在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阶段，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内涵不断深化，干部素质趋向多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侧重于思想政治、文化、心理等综合素质。领导干部素质的评价指标拓展为德、能、勤、绩、廉，评价体系日趋注重科学性、全面性和系统性。

四、领导干部素质转变对领导形象建设的要求

领导形象是人们对领导者外在仪表和内在素质的整体评价和印象，是领导者的相貌体态、言谈举止、思想品德、价值理念、学识修养、能力才干、性格气质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概括起来，社会公众对领导者的评价通常集中于思想品质、学识才干等层面，形成对领导形象的认知。以此为参照坐标，领导形象的内容构成包括品德形象、学识形象和才干形象，探讨领导干部素质转变对领导形象建设的要求正是从这些层面具体展开。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从素质转变的角度探析对领导形象建设的要求并非绝对化，而是相对于各个现代化建设历史时期领导形象较为突出、较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而言，尝试对领导形象建设演进作出粗线条式的概括和描述。因此，本文以素质转变为切入点概括出的具体的、鲜明的形象信息，不是依次更替、截然分开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随着时代和历史任务的变化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也有所不同。

（一）品德形象突出服务和责任意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政府职能权限受到极大冲击，由“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管理方式由微观管理、直接管理转向宏观管理、间接管理，建设“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的目标日益明确。实行公共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决定了政府管理的主要任务在于为满足社会多种需要提供公共服务，具有公共服务精神是现代政府的重要特征。责任型政府是与权力政府相对的概念，是民主政治价值理念的体现，要求政府注重并切实满足社会和公众的基本需求，履行职权范围内的法定责任，对行使权力的行为和后果承担责任。我国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的构建反映了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的重大转变，是对领导干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革。这些要求表现在由过去主要依靠行政手段逐步转变为以提供服务为主；由习惯于强迫命令转变为注意采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加强服务的方法；由习惯于靠上级、找领导逐步转变为抓信息、找市场，为群众提供直接具体的服务；在处理矛盾和纠纷上更加注重扩大基层民主和运用法律的手段等等。^[8]

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领导干部增强服务、责任意识，摆正自己与群众的位置，切实关心群众利益。应该看到，我国政府行政方式、领导干部行为方式发生很大转变，近年来屡见报端的领导干部道歉的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领导干部服务责任意识的强化。2007年“两会”上，多位高官表达了歉意，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就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而向百姓道歉，表示“愧对百姓”，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因为降低能耗未达标而向大会做了检讨。^[9]大到决策失误、突发事件，小到群众衣食住行，干部向公众道歉的新闻极为普遍。应该说，越来越频繁的官员道歉行为较之以前是很大进步，意味着对人民负责、勇于承担责任的意识逐渐增强。

（二）学识形象突出知识素养和法治观念(www.chuimin.cn)

1.知识素养凸显

学识形象是对领导者文化修养、知识素质的评价和反映。学识素质在领导素质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深厚的理论功底、渊博的知识、多元的知识结构，是提升领导素质和能力的前提条件，也是树立领导威信、增强领导影响力的重要来源。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才智得到充分发展，对领导者的学识水平提出了极高要求，知识素质已成为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需要大批远见卓识、富有谋略的领导人才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国内问题和矛盾，制订切合实际的战略发展规划，具有高超的领导方法和艺术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突发事件，保证国家的内政外交始终处于稳定的发展状态。而这样的胆识和气魄，来源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知识储备决定了相应的学识水平、思维方式、视野眼界以及分析能力和决断能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干部知识素质、学识修养提高是干部素质一个极为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专家型人才进入干部队伍。同时，面对繁重的现代化建设任务，党和政府正着手积极开展大规模的培训工作充实拓展领导干部多方面的知识，提高知识素养。

2.法治观念增强

法治素质的增强同样是领导素质的鲜明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领导干部法治意识薄弱，法治观念缺乏，人言大于法律，以言代法的行为极为普遍。法治素质的缺失与当时党的领导体制、革命时期形成的行为惯性密切相关，领导干部不懂法、不尊重法律的意识使得领导活动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权力的行使难以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针对干部队伍法律素质低下的现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全体党员、干部提高执法守法意识，严格按照宪法、法律办事，学习掌握法律武器，依法行政，依法办事，遵循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处理各种问题，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置法律的约束于不顾。^[10]随着对社会主义法制重要性认识深化，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执政的要求，“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种种迹象表明，在新的形势下，法制观念、法律素养已成为领导干部素质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重视和强化。

（三）才干形象突出复合多元的领导能力

才干形象是领导者内在素质的集中反映，是对领导者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的评价和看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党和政府控制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和配置，指令计划通常是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领导干部职责主要体现在文件的上传下达、指标分配，依据上级指令行事。人们的“单位人”身份使得社会结构较为稳定，社会动员容易实现，指令式的管理手段建立在相应的社会基础上。这样的体制和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对领导能力的要求较为单一，会议、指令、文件、上级指示成为管理的主要形式。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打破了指令式领导行为的生存环境，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化向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现代化建设要求领导干部具备创新能力、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能力、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执行能力、与社会公众的沟通能力，领导干部的能力转向复合多元的趋势。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领导素质发生了重大转变，以素质为内在基础的领导形象同样有着显著变化，这种变化的趋向表现为：领导形象走向现代领导形象的过程。例如，法律的运用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以往领导干部缺乏法治意识相比，我国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增强是现代领导形象的重要表现。再如，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知识素质、能力素质各方面的转变都赋予现代领导形象新的内涵。总的来说，现代领导形象或者说领导形象的现代性，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的概念。它相对于现代化建设不同历史时期的领导形象而言，发生发展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干部队伍知识结构、年龄结构、能力结构的改善，外在表现于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行为举止、领导方法的改进，展现出现代领导形象的风貌和特征。

注：

①本文“领导形象”中的“领导”含义主要指的是领导者，界定为在领导活动中处于领导地位、拥有领导权力、承担领导责任的个人。限于论文篇幅和主题限制，领导者的范围并非泛化，侧重于政治领域担任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责的政党以及政府官员等政治公众人物。

②对于“官员道歉”的行为，社会公众存在着不同反应和看法。例如，认为“官员道歉”有作秀之嫌；认为“官员道歉”流于形式，逃避应有责任等等。本文认为，在民主政治发展、政府管理理念变革的时代环境下来观察“官员道歉”现象，其积极意义不能否认，反映了领导干部服务意识、责任意识的增强。当然，“官员道歉”还要以监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为外在保障，防止“官员道歉”异化为逃避应有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的方式。

作者简介：高静，女，1977年生，陕西宁强人，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教师。主要研究方：为执政党建设研究、领导人才研究。

【注释】

[1]陈福今，唐铁汉《领导科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2]《列宁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3]卢先福，赵云献：《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4]张勤，曹颖：《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5）。

[5]张勤，曹颖：《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模式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5)。

[6]《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1页。

[7]《十六大胜利闭幕，中央领导集体实现新老交替》[EB/OL]，http://news.china.com，2002-11-14。

[8]丁杰：《领导科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9]刘勇：《高官公开道歉成新风景》[EB/OL]，http://news.sina.com.cn/c/2007-03-17。

[10]郑必坚等，《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