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政治行为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的政治行为

李　云

【摘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民不仅对民主革命思想有了基本的认知，而且对自身的阶级地位和苦难有了深刻的理解，由此，在倾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同时，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及民族的解放而积极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政治行为的具体形式包括革命斗争、组织参与、选举参与、掌握权力几个方面。农民政治行为的社会效应即新国家的诞生。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　农民　政治心态　政治行为

近年来，随着我国“三农”问题的不断凸显和基层民主的不断推进，中国农民政治行为问题愈益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但总体来看人们的研究论域主要集中于当前的村民自治及其非制度参与，换言之，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尚属欠缺。因此，本文的探究具有一定的补阙意义。

由于任何人或任何群体的政治行为总是在一定的政治心态指导下的政治行为，故下文先行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的政治心态。

一、农民的政治心态

政治心态是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三者组合或配置基础之上产生的一种统合性心理倾向，所以，要真切触知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就必须从这三个维度入手加以分析。

1.农民的政治认知

事实上，早在20世经20年代的国民大革命时期，随着民主革命思潮在穷乡僻壤中的广泛传播，农民就对“民主革命”有了初步的感知。那时“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和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1]“流到了他们的嘴上”已足以说明，中国农民的政治认知已经开始重塑。对此，毛泽东进一步形象地加以描绘：“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为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见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么？’”^[2]

尤为重要的是，随着疾风暴雨式土地革命的进一步推进，这一时期的农民并不仅仅限于“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也不单单能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刮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分别予以解释”^[3]，而是对自身阶级地位及苦难根源有了较为深刻地认识。

在此之前，农民并未意识到阶级分类的存在，也没有意识到阶级剥削的存在。相反，在他们的认知中，只有“财主”和“受苦人”、“东家”和“揽工的”的区别。这种区别实际上只是职业的区别、分工的区别，而非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区别。至于为什么地主富、穷人穷，他们认为，那都是命里注定的，因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外财不富命穷人”，“猪毛按不在羊身上”；而“人家”地主的土地是合法购置或祖上传下来的，所以交租还债是天经地义的事。弗里德曼通过对冀中饶阳县五公村的考察，发现那里的农民确实是按照群落和亲族关系，而不是按照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来认识他们自己的。^[4]美国人韩丁也在《翻身》中描述了农民的“无阶级意识”：不少农民认为“要是地主不把土地租给我们，我们就得挨饿”；“我给地主干活，人家管我饭吃，年底还给工钱，这都是说好了的……人家确实给钱了，也给饭吃了，那还有什么错处?”^[5]

但是，经过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洗礼后，中国农民终于认识到：“（一）地主完全是靠农民劳动过活的；（二）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剥削穷人；（三）不应当给地主交租子。”^[6]对于农民在认知上的这一进步，“农民作家”赵树理曾以亲身见闻予以生动描述。在太行区减租减息运动中，王老三在同地主王老四进行“说理斗争”时说：“老弟！再不要跟人家说地板能换粮食。地板什么也不能换，我那三亩菜地，地板不比你的赖，因劳力不行了，打得还不够粪钱，……老弟！人家农会主席跟区上的同志说的一点都不差，粮食确确实实是拿劳力换的，不信你自己今年种上二亩试试！”^[7]王老四的言外之意是说，没有受苦人的劳动，哪有地主土地的收获，地主是靠剥削穷人而生活的。在赵树理的另一个描述中，农民元孩在批斗地主刘锡元的会上也说：“我是个雇汉，只会说个老直理：这二十年我没下过工，我每天做是甚？你每天做是甚？我吃是甚？你吃是甚？我落了些甚？你落些甚？我给你打下粮食叫你吃，叫你吃上算我的账，年年把我算光！”^[8]曾经参加过土改的丁玲也对此予以形象地描述，一个老佃农总是说：“唉，地是人家的嘛！”有人搭腔说：“人家的、人家的，你十二年的租子，还买不下那几亩地？”另一个佃农说：“以前咱总以为咱欠江世荣（地主）的，前生欠了他的债，今世也欠他的债，还也还不清。可是昨天大家那么一算，可不是，咱给他种了六年地，一年八石租，……六八四十八石，再加上利滚利，莫说十五亩地，五十亩地咱也置下了！咱们穷，……就是因为他们吃了咱们的租子。咱们越养活他们，他们就越骑到咱们的脖子上不下来。”^[9]

这些质朴的语言明确无误地表明，“贫富命定、富人养活穷人”的几千年老理已在乡间被彻底翻转，而阶级分类、阶级剥削的新观念却在中国农民的认知中扎下了根。由此不难想象，中国农民的政治情感天平究竟会倒向何方！

2.农民的政治情感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的政治情感，似乎无须太多的材料予以证明。因为，关于“革命的农民”对封建势力的仇恨和对中国共产党热爱的论据可以说俯拾即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农民群众，“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10]而《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和《十骂反革命》这样的歌曲在苏区的广泛流传，也正是农民充满阶级仇恨的心态表露。与此相反，农民对共产党及苏维埃却相当拥护。当时，湘赣边区的农民管苏维埃叫“埃政府”，^[11]“埃”在当地方言里就是“我”的意思。这样的称呼虽然不够准确，或者说是一种误解，但是它也表明，在农民的潜意识中，苏维埃政府就是“我政府”，“就当时而言，苏维埃也的确是农民最喜欢的政府”^[12]。

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感更是与日俱炽。曾以《红星照耀中国》而享誉世界的斯诺对此有生动地描述，一个青年农民对一个爱发牢骚的老年农民说：“红军不是穷人的军队？不是为穷人的权利在打仗？”“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吗？世界是怎么样的，有谁告诉过咱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还有你的地，从前不是押给了地主吗？我的姐姐三年前饿死了，但是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13]这一连串的反诘明确无误地表明，农民的情感天平已无可动摇地倾向了共产党。不仅如此，特别喜好用人格崇拜来表达感情的农民，对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更是感激有加。一位农民英雄孙万福曾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激动得胡须沾满了唾沫，双手用力地拍着毛泽东的肩膀说:“大翻身啦!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些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趴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14]这些话语所包含的感情之炽，就是今天的我们读来仍然感同身受。

正是在这种情感推动之下，“革命的农民”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洪流。这就如同美国学者裴宜理在《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所言：“在中国，是带着农民朴实气息的毛泽东感动了他的同胞们，人们先是流泪和发泄心中的愤怒，接下来就是诉诸革命行动。”^[15]

3.农民的政治动机

总体而言，农民投身于革命的动机基本上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对此，革命胜利前的毛泽东一直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1931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发出的《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通告中，就准确地判断出：农民热烈地起来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16]。在美国新一代汉学家周锡瑞的陕北革命史调查中，“很多老红军回忆当初为什么参加红军时都说是为了土地”，“他们的生活极为贫穷，抱着改变这种生活的愿望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斗争中来”^[17]。

不过，如果认为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仅此一项，恐怕有失偏颇。对中国革命深有研究的斯诺认为：“日本人帮了大忙。他们在华东一系列的罪行教育了这一地区的老百姓，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意识。这使得游击队的活动有了广泛的支持。”^[18]而美国的乔姆·约翰逊在《农民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革命中国的兴起（1937—1945）》一书中干脆明确地提出：由日本的侵略所引发的农民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19]这就是说，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也有一定的阶级或民族解放的因素在内。费正清就认为：“他们的心中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明天充满了信仰。”^[20]对“延安道路”颇有研究的马克·赛尔登也相信，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不再局限于乡村和家庭，他们“更愿意献身于土地革命直接物质利益以外的事情”^[21]。

综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引导下，农民对旧的社会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有了全新的认知，对代表自身利益的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拥戴之情，并为了自身的利益和中国的未来，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

二、农民的行为方式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行为具体表现为以下形式:

1.革命行为

革命不同于一般的政治行为，不仅以推翻旧制度为根本目的，而且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暴力斗争。自近代以来，农村社会贫富两大阵营的断裂，使农民与旧势力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妥协、调解的余地，所以革命是中国农民所能借助的最高政治行为手段。

早期的农民革命主要表现为在党的领导下发起武装暴动、打击土豪劣绅及抗租抗税。仅在1922—1931年间，由《申报》、《新闻报》所记载的江浙两省较大规模的租税冲突事件就有197起，且事件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22]而事实上，当时农民暴动的中心——广东和两湖的抗租抗税更是此起彼伏、声浪震天。土地革命后，随着中共武装力量的形成与强大，农民主要通过参加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游击队三类武装组织来参加革命。毋庸置疑，农民是任何一种武装组织的主要成员。换言之，几乎大多数能够作战的农民不是参加正规军，就是参加游击队或自卫队。据湘鄂赣根据地的统计，仅1930年9月至1931年3月，广大翻身农民参加红军者就达到3万多人；而湘鄂西根据地姚家村只有600人，其中妇女就200多人，但是即便如此，土地革命后仍有6人参加了红军，138人参加了赤卫队。^[23]至于其他农民则并非远离革命，而是普遍以就地作战、努力生产、支援前线、运送物资、搬运伤员、站岗侦探、传递信息，乃至批斗地主、参与分田等多种方式参加革命。一位曾到过晋绥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就说，“就没见过那么好战的一个村子”，村子的全体成员都会埋地雷，民兵进行侦察、打仗，在路口与其他重要地点埋雷，而妇女则把地雷埋在村内，就连家中小孩也把地雷埋在门口，以至于“每一条小路都埋上了地雷，不但路上埋了地雷，而且田里也埋了地雷……”敌人一旦来到，就会走进布满地雷的场地。骑着马小心地在地雷阵中拐来拐去地穿行，会使你心惊肉跳。^[24]

由此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农民革命。与旧的农民反叛相比，这一时期的农民在斗争中表现出败而复起、再蹶再振，甚至越战越勇、绝不回头的特点。农民阶级“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25]。

2.组织参与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以“一盘散沙”而著称，但是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根据地中除了被打倒的“坏分子”之外，几乎所有男女老少都参与了各种各样的组织。这些组织既包括各个时期名称不一的农会或农民协会，也包括各种农民代表大会、农民合作组织、农村夜校、老头队、妇协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等。毛泽东曾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谈道：“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26]实际上，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全国已有17个省成立了农民协会，其会员多达945万多人。^[27]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仅1933年江西苏区10个县的贫农团会员就达257078人。^[28]至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没有相关数据的全面统计，但是综合方方面面的资料也不难想象，在根据地农民组织也几乎是遍地开花。

关于农民参加组织的历史意义，一如邓中夏所言：“我们可以征测到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29]更重要的是，组织起来的农民形成了一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组织力量，他们“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30]，从而“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31]。对此，就连日本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群众组织的骨干是贫农和中农，这些阶层形成了中共力量的基础。”^[32]当然，这一时期的农民组织并非如传统农民组织那样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和秘密会社色彩，而是有着统一的领导核心、科学的指导思想及一定的组织结构，是具有某种现代性的正式组织，所以形成了强大而持久的革命力量。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农民有史以来首次接触或参与了现代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一大批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其中的大多数。据1928年8月统计，在广东党员构成中农民就占了75%，这一比例与当时全国中共党员的社会构成基本一致。^[33]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农村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农民在党组织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逐渐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趋于发展壮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力量。据周锡瑞对陕甘宁边区米脂县党员构成情况的调查，1944年该县党员的95%出身于贫农或中农，仅0.09%出身于地主家庭。^[34]

农民在党的队伍中所占的比例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费正清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其实比以前更不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农民这时被称为‘农村无产阶级’”；不过，他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主要成功就是在组织起来的农民基础上建设起了列宁主义政党”^[35]。的确，大多数入党的农民在经过组织和斗争锻炼后，不仅具备了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坚毅和勇敢品格，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社区形成了一股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使村庄革命变得有领导、有力量。这就如同伊莎白·柯鲁克和大卫·柯鲁克夫妇笔下的“机智勇敢、有所作为、感化力强”的十里店党支部那样，在抗日小分队撤走之后就十分有效地肩负起了领导村子抗日的重担。^[36]

3.选举参与

民国初年的中国也曾进行了历史上首次全国规模的选举，但是由于当时的选举法规定，不识字者没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所以实际上已将大多数农民排除在外。即使乡里社会有极少数识字的农民，但由于乡绅对选举的操控，实质上那些农民是无法或根本不能真正参与选举的。然而，在革命根据地，广大农民有史以来首次参加了村委代表和领导人的选举。1941年胶东地区各阶层的参选比率中，贫农和中农在各级选举中参选率最高，两者合计平均高达89.3%。^[37]其他根据地农民的参选率也基本上与此不相上下。

当时，为了能使目不识丁的农民掌握选举方式和技能，中国共产党在许多地方都花大力气进行宣传和培训。在晋察冀边区，有些报刊专为民主选举而办，类如阜平的《大家选》、曲阳的《民选》、定县的《民主洪流》等，都对选举的技术和意义进行了宣传和讲解。有的地方则通过村剧团、宣传队、歌咏队走村串街，进行广泛鼓动和宣传。如《选村长》这样的戏剧，就形象地向农民展示了选举的程序和技能。甚至有的地方干脆成立了选举训练班，专门针对农民进行培训。

在具体的民主选举实践中，为了克服文盲问题，根据地的选举采用了许多世界选举史上闻所未闻的投票方式，如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烧洞法、投纸团法、背箱子等。其中，比较普遍的选举方式是红绿票法和豆选法。红绿票法即对候选人同意则投红票，反对则投绿票，红票多于绿票者当选。豆选法是根据地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选举法。其法以豆粒作为选票，投票人对哪位候选人信得过，就在其背后碗里放一粒豆子，豆多者当选。这些选举法当然比不得欧美发达国家的选举办法完善，而且在执行中常常会出现许多问题，但是对于素质较低的农民而言，这些选举方式是当时所能采取的最适宜的方式。农民就是在这样的锻炼中首次认识了民主，操作了民主。这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村民直选的预演。

4.掌握权力

在传统社会，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往往停留在以暴力反抗来表达利益诉求的阶段。但是，这一时期的农民不仅能够通过暴力革命、民主选举表达利益诉求，尤有进者还通过对村庄政权的直接掌握和运用而参与村务的决策与管理。

早在大革命时期，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38]，农民协会实际上成为一种新的政权形式，由此，农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开路修桥、反对礼教、兴办学校，乃至惩治土豪劣绅。后来，随着民选村长运动在根据地的普遍开展，一大批原来处在最底层的穷人在管理机构中拥有了位置。对此，毛泽东形象地描述为：“一切从前被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39]下表所列的统计数据表明，无论在哪一个根据地，农民都是村政机构的主要成员。他们运用村政权力，在扩红支前、土地分配、修路架桥、督促生产以及利益分配等村务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当选的村政府成员的阶级成分（%）

资料来源：〔瑞典〕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第245页。

上述种种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破天荒第一次在事实上延伸了政治参与的深度，进而发展了自身的政治行为。

三、农民的“新式革命”与新国家的诞生

实事求是地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的政治心态及行为中仍然存在一些传统或落后的痕迹。如在农民运动和抗租风潮中，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乱砍乱杀乱烧的现象，使得他们的革命行动难免带有集群行为的情绪性特征。至于“盒子炮主义”、“无原则的烧杀与绑票主义”，以及“有枪在手即实行绑票，绑票不到手即大烧大杀，如果到手则实行分赃”^[40]的做法，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这个阶级所具有的非现代性和狭隘性。但是总体来看，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农民的政治心态及行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使得他们的革命行为再也不像过去“旧式农民战争”那样难逃失败的宿运，而是成为地地道道的“新式农民革命”；也正是这种“新式农民革命”，把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了胜利，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如果要具体讨论这一时期农民政治心态及行为的社会效应，那么至少可以归纳出如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农民的“新式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众所周知，群体政治心态是社会政治形势的晴雨表，是社会大众情绪、态度、要求、愿望的反映。这些反映往往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政治气氛和舆论需求。所以，任何一个政党要创立符合社会大众需要的科学理论，就必须准确把握社会大众的政治心态。当时，作为中国社会最为庞大的群体，农民的政治心态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的社会心理。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准确把握农民的需求和意向，并使之糅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历史背景的，它的现成结论当然不足以指导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列宁就曾提醒“东方的共产党”必须注意：“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41]列宁的这种提醒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首创者，毛泽东不仅在肉体上是农民的儿子，在心灵上也完全是农民的儿子。他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农民的欲求和力量相当重视。毛泽东丝毫没有谴责农民的“私有观念”，而是力图满足农民的要求。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的土地要求就是中国革命的核心内容；农民阶级也不再是附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而是革命的“主力军”。以至于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甚至认定：“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42]

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农民的需求和意向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的渗透，或者说，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突出了“农情农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生长点，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革命，即适应了“新式农民战争”的需要。(www.chuimin.cn)

第二，农民的“新式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持。社会群体的政治心态往往决定着政治斗争的走向，所以民心争夺战历来是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重点。在近代中国，各种政治派别、政治力量都力图寻求治国良方，救民族于危难。但是，除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外，其余政治派别无一例外走向了失败。

究其原因在于，正是中国农民的态度倾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共产党的深得民心，是当时中国任何一个政党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即便是她的敌人都不得不佩服。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在农民心目中确立了牢不可破的地位。这就等于瓦解了当时还是国家政权的正统代表者——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在农民的心目中，“蒋委员长的地位已经被毛主席完全取代了”^[43]。中国农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的强烈支持。正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强大社会基础。

第三，农民的“新式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力量”。革命的中国农民对建立新国家的贡献，并不仅仅表现在上述两个方面。冯崇义在《农民意识与百年中国》中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离不开农民阶级作为“物质力量”的支持。这种“物质力量”表现在：农民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提供了一个“家”——农村根据地，使人民军队能够辗转回旋、调整休养；农民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壮大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来源，使中国共产党由最初的几十万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几百万；农民还成为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争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农民，就不会有中国革命。换言之，革命造就了农民，农民成就了革命。

作者简介：李云，女，1967年生，陕西延安人，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5页。

[3]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页。

[4]〔美〕弗里德曼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5]〔美〕韩丁著，韩今等译：《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145页。

[6]〔美〕弗里德曼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7]《赵树理文集》第1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68—69页。

[8]〔美〕弗里德曼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

[9]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199页。

[10]《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页。

[11]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12]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13]〔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14]《解放日报》，1943-12-13。

[15]〔美〕裴宜理著，李寇南译：《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8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17]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542页。

[18]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536页。

[19]Chalmers Johnson：Peasont Nationalismand Comunist Powe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69．

[20]〔美〕费正清著，张沛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88页。

[21]〔美〕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22]参见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载《东方杂志》第30卷第10号1933年5月16日。

[23]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24]〔瑞典〕达格芬·嘉图著，杨建立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

[2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27]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28]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5页。

[29]《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7页。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4页。

[3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32]〔瑞典〕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14页。

[33]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34]〔美〕周瑞锡：《“封建保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载冯崇义、〔澳〕古德曼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35]〔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88、590页。

[36]〔加〕伊莎白·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著，李厚军译：《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37]四川大学历史系：《抗日战争史论丛》，四川大学出版1985年版，第39页。

[3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3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40]江苏省档案馆：《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224页。

[4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4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692页。

[43]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