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发展风险概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研究

全球化视域下的发展风险景象概观

何小勇

【摘要】在全球化浪潮的迅猛推动下，现代性的文明转型使内生于现代社会结构的各种风险不断涌现，可以按照不同标准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风险景象进行描述和概括。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中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现实状况是描述和分析风险问题的基础和依据。依据现代性转型本质上是人类实践活动各领域之间结构关系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变，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发展风险问题可以从生态、经济、政治、文化这些当代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最基本的领域来概观其具体表现。

【关键词】全球化　现代性　风险问题　风险类型

风险现象作为一种贯穿于人类发展实践始终的社会历史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和特征，人类认识和应对它的水平和方法也历史地发生着变化。15至18世纪资产阶级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把人类社会发展推进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一场根本性的转变。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但全球大多数人口和地区仍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文明转型之中。在全球化浪潮的迅猛推动下，现代性的文明转型使内生于现代性社会结构的各种风险不断涌现，描述和概括当代社会发展的风险景象涉及对已经发生的现实危机和灾难的反思，涉及在有限知识的条件下对未来危险的预测和想象。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对社会发展风险进行分类。比如按风险的来源区分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或人为风险，按照风险的承受主体区分全球性风险与地区性风险，按照人类对风险的认知程度区分已知的、疑似的及假定的风险，等等。吉登斯从风险的客观分布状况的改变和风险的经验或对风险观念的理解的改变两个方面详细具体地勾画过现代世界的风险景象，从现代社会“风险强度”的空前加剧和“风险环境”的空前扩张角度描述过当代社会发展的风险景象，又从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激进化角度把现代性的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概括为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破坏和灾难、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极权的增长。^[1]从哲学的高度来看，风险问题隐藏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之中，人类实践活动中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现实状况是描述和分析风险问题的基础和依据。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转型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活动领域之间的结构关系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基于此，本文拟从生态、经济、政治、文化这几个当代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最基本的领域来概述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发展风险问题的具体表现。

一、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风险

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久性前提条件和根基，不管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多么强大，“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2]，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自然对人的先在性一样是永远不可改变的，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历史地改变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进展打破了人对自然的敬畏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初和谐，制造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以至对自然的伤害。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相对平衡，就可能会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损害、带来难以逆转的灾难，这就是生态风险。美国著名环境科学家巴里·奥康纳指出：“技术圈现在已经强大到能够改变、主宰生态圈的自然过程的程度。而被改变了的生态圈又反过来会淹没了大城市，干枯了美丽的农场，污染我们的食物和水，毒害我们的身体——一言以蔽之，会灾难性地减弱我们获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能力。”^[3]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活动对土壤、大气、水体、生物多样性、太空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污染及其可能给人类发展造成的危害和灾难进入了人们的视野。1962年，美国著名女性科普作家、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对工业化社会对待大自然不负责任的基本态度和政策及其潜藏的巨大风险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4]如果我们不选择另外的道路，原本万籁齐鸣、生机盎然的春天就会变成“到处是死神的幽灵”的“寂静的春天”。现在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卡逊提出的问题已经变得更加严峻了。目前全世界每年有240亿吨土壤在风吹雨打中流失，土地荒漠化以每年5到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再加之土地的盐碱化和肥力下降，土地的退化成为威胁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世界上许多国家正面临水资源危机，过去50年中由水引发的冲突共507起，其中37起有暴力性质，21起演变为军事冲突。水资源危机带来的生态系统恶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也将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由于大气污染，全球已形成三大酸雨区，酸雨沉降对工农业生产、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都有直接和潜在的危害。臭氧层变薄和臭氧层空洞使到达地面的紫外线辐射增强，从而使人类皮肤癌发病率增高、动植物机体老化加快，给地球上的生命带来很大的危害。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食物、药物和部分工业原料，能清洁环境、防止多种自然灾害，是优化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基础设施，因而物种灭绝和生物多样性减少速度的加速也意味着无法预测的风险。2009年2月11日美俄卫星太空相撞事件预示着人类太空活动造成的风险后果已不容忽视。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及其风险受到了科学家、政治家和普通大众的聚焦式关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应对气候变化：分化世界中的人类团结》开篇就指出：“气候变化现在已经是被科学所证明的事实。温室气体的确切影响很难预测，科学预测能力上也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根据目前的研究，我们足以认定，巨大的风险确实存在，而且很可能是灾难性的风险”。^[5]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自冰河期结束以后的1万多年中，地球气候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为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生态环境。而今，人类的行为正在改变着这个极其重要的“文明参数”，人类正面临着这个稳定的气候系统的变化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全球变暖已经逐步从“幽灵般的威胁”转变为人类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全球气候变暖也有其有利的一面，但人类也不得不承受气候变暖所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动植物灭绝、粮食产量减少、淡水缺乏、岛屿消失、极端天气现象频繁出现、传染疾病肆虐、大量难民和移民及族群冲突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疯牛病、禽流感、口蹄疫、“非典”等致命性传染病的流行，1998年6月至9月我国南方洪灾、2004年12月印度洋地震海啸灾害、2005年8月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害，2006年夏季我国四川、重庆等地的高温干旱灾害、2006年4月18日我国北京市一夜之间降下33.6万吨沙尘、2008年我国南方的雨雪冰冻灾害等让人们在“突如其来”、“百年一遇”中感受了气候变化的生态风险带来的灾难、损失和挑战。

虽然有些生态风险并非全部或者主要不是由人为原因引起的，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越发达，人类越有可能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从而大自然对人类的反抗和报复越频繁、越严重。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改变着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关系的性质，生态风险的数量和威力令人畏惧：“由核电站的许多事故和核废料引起的辐射；海洋的化学污染足以摧毁制造大气层中氧气的浮游植物；大气污染的一种‘温室效应’，破坏着臭氧层，使冰雪覆盖层融化，淹没大片地区；热带雨林遭到大规模的毁坏，而它是再生氧的基本来源；大面积使用人造肥料，结果使得成千上万英亩的表层土壤失去了肥力。”^[6]现代社会中的“天灾”应更多地从“人祸”的角度来思考，生态风险已成为当今人类发展无法避开的现实境遇。

二、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经济风险

现代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出现及其全球性扩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配置资源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自然经济以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为轴心，而商品经济以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为轴心。现今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就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是在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经济活动面对着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因而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不仅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迅速增大了，而且经济活动给其他领域和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风险。“世界风险社会不仅包含有经济风险，而且这些风险还会转化为社会风险、政治风险，最终会像我们在某些国家所能看到的那样重新激起迄今在民族国家的妥协框架中一直受到控制的种族冲突。此外，人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接二连三的连锁反应。面对这些反应，那些经济学家常常根本认识不到，因为他们只把世界风险社会的经济风险作为研究课题，同时只看到经济体系内部的那些活动者。”^[7]因此，对于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经济风险还应该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经济活动可能给人类整体发展和各国经济安全造成的损害和灾难性影响来考量。

1972年，以研究当今“人类困境”为宗旨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对无限度增长的经济目标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进行了预警性研究。该报告发表时，西方发达国家正陶醉于二战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但罗马俱乐部却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繁荣背后所隐藏的风险。报告指出，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五项最终决定和限制我们星球增长的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指数式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如果按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下去，“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而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8]经济增长极限论虽然有其理论缺陷，但它超越具体经济主体的利害计算，从经济活动的资源环境约束角度来考察当代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极限和灾难性后果，为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当代社会发展的经济风险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加速发展之势，作为一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并主导的经济运动，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经济矛盾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和深化，它不仅使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矛盾不断激化导致经济危机爆发，而且给各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国际分工的加强和人员流动的加快使劳动力面临巨大的失业风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使一国的经济特别是金融业极易受国际金融投机家的攻击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动荡的影响而爆发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拉大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可能陷于贫困和受排挤的境地，等等。

以金融风险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或地区爆发了由潜伏于当代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风险转化而来的金融危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至今还未充分显露，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风险的加剧又一次作出了重要警示。贝克指出，风险社会理论最引人注目、最有影响的应用领域也许就是全球性金融流通的风险，“金融潮流（流通绝不是经济的一切贸易关系和生产条件），即这种新的数字化的、在全球范围内实时进行的金融交易本身，就能使整个国家动荡不安。据我看，这种金融流通就是世界风险社会的一个核心领域，可以断言，这一领域也是不可控制的。……我们是在与一种经济的‘切尔诺贝利’打交道”^[9]。拥有巨大经济权力的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活动在市场制度框架下的一项经济决策就可能影响千百万人的生活机会。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取得了诸多实质性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整体上拉大，穷国与富国的分化在不断加剧。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和秩序不断把各种经济风险转移或外推到急切地谋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市场化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更多更大的经济风险。

三、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政治风险

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政治领域的风险是指由于各种内外原因对一个国家的政权稳定及其合法性造成损失或损害的可能性，以及国际政治秩序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形成混乱、战争等危及社会发展的特殊状态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国内和跨国的军事暴力的滥用对人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害的可能性。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政治合法性的获得，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实现其在特定地域的主权，是现代性得以产生和进展的基本前提之一。由于现代化进程在全球和民族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政治风险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都有其表现。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分歧、地区性冲突以及党派斗争等因素等威胁着政治合法性和政权的稳定，这一点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民族国家为了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运用军事暴力手段来处置国际关系，从而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可能带来的损失和灾难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风险。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战争的工业化和高科技化，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全球性扩散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

冷战结束后，长期以来被两极对峙所掩盖的领土、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矛盾日益凸显，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拉大，全球化过程中边缘群体心理失衡，产生了严重的相对剥夺感，民族主义情绪出现反弹，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到处策动所谓颜色革命，使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和主权完整受到严重威胁。现今地区性的政治紧张和实际的军事冲突的不时爆发，有可能成为全球性军事冲突的开端。当代国际政治风险中潜在的、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核战争。现在人们已经承认，少量核弹头的爆炸都可能对环境和人类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这种破坏还会威胁到所有高级动物物种的生存，“核冬天”将会出现。而当今人类所拥有的核武器总量足以毁灭整个地球数百次。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全世界的扩散，使全球安全确实面临着“失控”的危险。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的核试验、南亚地区的核竞赛、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的接连出现表明核战争的威胁并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即便是纯粹只使用常规武器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后果也是毁灭性的，一场超级大国的全面军事冲突完全可能毁灭掉整个人类。

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和近年来发生在世界各国的各种恐怖主义暴力事件表明，跨国恐怖主义组织所带来的危险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各个主权国家都必须面对的新型政治风险。恐怖主义分子采用自杀性爆炸袭击和针对无辜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这种残暴方式表达政治观点和诉求，从而使高度城市化的现代社会中每一个公共场所和每一项公共行动都面临着被袭击、破坏和摧毁的危险。跨国恐怖活动使国家之间军事互信的基础被侵蚀。事实上，美国自1993年以来一直单方面把某些国家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主要国家进行制裁和打击，并宣布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和“先发制人”的权力，以“反恐”为名义的新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愈演愈烈，增大了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的风险。高新科学技术的军事化运用和自杀性的恐怖主义袭击方式也使当代人类的发展正在跨越战争的个人化发展趋势的门槛，在这种战争的特殊类型中，战争不再采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方式，相反则更多地体现为个人与国家的对抗方式。战争的个人化发展趋势和跨国恐怖主义的猖獗使政府所拥有的对暴力形式的控制和垄断特权存在着随时丧失的可能性。“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军事领域可能也会出现彼此之间或敌我之间的距离已经消失了的感觉，这种情况预示着在一个更加文明化的世界里，国家通过军队和警察而拥有的对暴力强权的垄断状态的最后终结，在极少数起决定性作用的、狂热地盲目信从反现代主义和反全球主义的恐怖主义分子手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可能转变成为用于实施恐怖主义袭击的武器。”^[10]在跨国恐怖主义威胁主权国家安全的同时，民族国家内部的各种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活动在全球化时代更容易得到境外势力的各种支持，从而对主权国家的政治稳定造成威胁和损害。恐怖主义对军事暴力的非法使用可能会导致民主的消亡和极权的增长，导致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在根本上威胁现代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四、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文化风险

文化既是人与自然相交相通的条件，也是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条件。现代民族国家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实施有效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建立了国家范围内的民族文化事业，以培育和灌输民族的文化价值观，确立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认同。而今技术、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特别是网络传媒的勃兴和大众媒体社会权利的提升，使得文化价值观裹挟着各种利益的纷争直接走到了前台，在一个时间和空间被日益压缩的世界里，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之间发生冲突和对抗的风险也日益增加。“目前，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不同的人群、民族和国家在一个日益狭小——较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的空间中共处。这种全球化不仅会带来战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危害，也会带来思想和宗教上的危害。”^[11]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文化风险在以下几个层面都有具体表现：

其一，全球范围内各文化实体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在当代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和张力，暗藏着发生“文明的冲突”的风险。这种文化风险也可能转化成或导致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灾难，从而危及人类生存和长远发展。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12]。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西方领导世界的地位正在逐渐而且无规律地衰落，因而极力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作为“普世文明”在全球推广，甚至利用国家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故意挑起冲突和战乱。与20世纪的全球性西方化倾向相比，无论是在东方的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或中国儒家文明中,还是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在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开端都已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这样，当今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兴盛无疑加大了各文化实体之间冲突的风险。(www.chuimin.cn)

其二，文化殖民主义侵蚀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和文化主权的风险。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等现代传媒技术的全球化使全球文化交流、碰撞、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这对于发展中国家重建其文化认同来说当然是难得的机遇，但也使其文化主权和国家文化安全面临巨大的压力和风险。现代化一方面催生着世界范围的联系和深化着这些联系，但另一个方面是某些脆弱民族及其文化在这一过程中面临被新的政治、军事、文化殖民的风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利用互联网、电脑软件等科技手段，通过文化工业和学术话语体系，将它们的文化精神、政治主张、宗教信仰、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扩散到后发国家，大力推行文化殖民主义。而冷战时代被政治身份认同所遮蔽的文化认同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以各自传统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为依据重建现代化精神根基的自觉努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制性文化殖民主义破坏了民族文化自我生成的社会语境，在这一现代交往的过程中，人类及其发展由于文化心理的颠覆和变异将长期处在整体失衡的过程中。文化殖民主义虽然在形式上往往是合法的、温和的、潜移默化的，但它无疑对民族文化认同形成了有力的挤压，导致了民族国家文化主权被褫夺的危险。

其三，地方民族主义冲击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风险。现代民族国家大多数是以某一族裔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其内部不同种族文化集团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内的政治、社会、文化、法律地位的差异和不平等，使民族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各种离心因素持续存在，国家上层政治文化和地方下层民间文化之间存在明显裂隙。全球化创造了重建地方认同的新的需求和可能性。在全球化时代，人们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族裔冲突与分离的漩涡之中，“即使在像加拿大、英国、比利时、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以及德国这样比较稳定富裕的社会，也会周期性地感觉到民众的族裔运动、仇外的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震颤”^[13]。“民族—国家的解体，以及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互相起来为了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的宿怨而报仇雪恨，这是最可能的冲突之源。这是世界和国际体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必须加以对付的问题。这是对安全的威胁。”^[14]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冲击和侵蚀着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特别是在境内少数民族与境外的民族存在历史文化联系和边界接壤的地区，存在着脱离现有国家、转变为分疆裂土的极端分离主义的潜在趋势和可能。这就使当今的多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压力下面临着极其复杂的文化风险。

作者简介：何小勇，男，1974年生，陕西白水人，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风险控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批准号：08BZX010）；西北政法大学优秀青年人才项目“当代发展风险问题的哲学反思”（编号：09XJC027）。

【注释】

[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2]〔德〕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3]〔美〕巴里·奥康纳著，王喜六等译：《与地球和平共处》，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4]〔美〕蕾切尔·卡逊著，吕瑞兰等译：《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

[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应对气候变化：分化世界中的人类团结）》，见http://www.un.org/chinese/esa/hdr2007-2008/preface.html.

[6]〔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112页。

[7]〔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著，路国林译：《自由与资本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8]〔美〕D·梅多斯著，于树生译：《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页。

[9]〔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著，路国林译：《自由与资本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

[10]Ulrich Beck，2003：The Silence ofWords:On Terror and War，in Security Dialogue,Vol.34,No.3.

[11]〔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著，柴方国译：《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0页。

[12]〔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13]〔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维斌等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4]〔丹麦〕奥斯特罗姆·莫勒：《全球化危机？》，贾宗谊等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