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鲁迅》读后感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二人1927年在上海相识，历经十年，友谊深厚，堪称莫逆。鲁迅去世后，内山想起鲁迅就伤心流泪，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中，就有四次流泪的记载。这一天内山与友人一起为鲁迅扫墓。笔者教高中语文几十年，从来还没听说过哪个学校的学生把鲁迅视为“公敌”的，更不论一个地区了。现在不妨听一听内山完造——一位日本人怎样评价鲁迅罢。20世纪30年代，上海国民党政府的御用文人诬蔑鲁迅是“汉奸”，欲置鲁迅于死地。

李效钦

内山完造说：“（鲁迅是）我最真挚的朋友。”二人1927年在上海相识，历经十年，友谊深厚，堪称莫逆。鲁迅去世后，内山想起鲁迅就伤心流泪，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中，就有四次流泪的记载。

鲁迅在世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到内山书店聊天，内山为鲁迅设有专座。鲁迅走了，内山睹物思人，黯然神伤。内山说：“在我桌子旁边摆放着‘先生的专座’——空籐椅，是先生的遗物，我每每看到总是忍不住流下泪来。”又说，“我真挚的朋友走后，我一直期盼着他能重新活上十年二十年。鲁迅先生和我是非常交心的知己，我有许多话想和他说，如今却都说不出来了。”多少事，上心头，无人诉，泪双流。

内山在上海期间，每年10月鲁迅忌日，都要给鲁迅扫墓，还写纪念文章，记下上海民众尤其是广大青年追悼纪念鲁迅先生的盛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鲁迅逝世十周年的时候，“上海文化界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所有报纸接连两三天刊登的都是鲁迅特辑。这个月的杂志全部以十年纪念号发行。十九日、二十日……（在）拉斐德剧院召开了隆重纪念大会”。这一天内山与友人一起为鲁迅扫墓。当天的报纸有“震撼的报道，题目是《鲁迅、鲁迅、鲁迅》”。内山道：“鲁迅十年纪念日的盛况，让我不得不感叹，鲁迅不愧是世界级的人物啊！”

鲁迅逝世十一周年纪念日，内山照例又去给鲁迅扫墓，墓地的景象令人感动。“青年学生挤满了万国公墓的周围，有人在无意中说了一句‘内山来了，内山来了’于是，我立刻被卷入人流中，由‘请签字、请签字’的声音和无数只手形成的漩涡将我紧紧包围。”人们这样欢迎内山，就因为他是鲁迅的好朋友。内山很佩服许广平，“虽然被人群拥挤着，却仍然站在墓前，她挥动的双手比写原稿时更加忙碌了”。内山好不容易挤到墓前，“恭恭敬敬地向鲁迅先生鞠躬。墓的左右摆满了照相机……我连连被拍了好几张”。

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鲁迅从来就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始终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爱戴，崇仰”。但也不是没有遗憾，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有人对鲁迅说三道四，也有人感慨鲁迅又交了华盖运。据说南方一家什么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一份调查报告称：中学生认为鲁迅是他的“公敌”。这份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究竟如何，笔者不敢妄说，但也不敢妄信。笔者教高中语文几十年，从来还没听说过哪个学校的学生把鲁迅视为“公敌”的，更不论一个地区了。不过个别不喜欢鲁迅作品的还是有的，但不喜欢鲁迅的学生，未必就喜欢茅盾，巴金，很可能连语文也不喜欢。如果真有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地区学校的学生都认为鲁迅是“公敌”，那恐怕不是学生的问题，也不是鲁迅的问题，而是那里的语文教学出了问题。如果再有谁借此大“删”鲁迅作品，那就很可怕了。想“振兴语文”，光“删”鲁迅作品绝不是出路，还要提高有关人士对鲁迅，对语文的认识。现在不妨听一听内山完造——一位日本人怎样评价鲁迅罢。他说：“鲁迅先生的一生确实是为了拯救中国而存在的。”“先生对于国人有着深切的关爱之情。与滚滚热泪一同落下的还有那猛烈的鞭子，披露现实的背后涌动着的是他对国家对人民的大爱之情。可以说他的行为是在对整个中华民族敲警钟。”内山高呼：“啊！伟大的鲁迅先生！现今日本缺少的正是一个鲁迅先生。”一个日本人对鲁迅竟能如此热爱，对鲁迅的认识竟能如此深刻，这不值得我们少数国人，尤其是掌握语文教材生杀大权的少数国人认真思考的吗？

几天前，一位同学对我讲，什么小报上有文章说鲁迅没有批评过日本。这真叫人不知道说什么好，试问作者不读鲁迅，编辑也不读鲁迅吗？鲁迅批判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文章还少吗？还是听听内山的话罢。他说：“我看过先生在文章里把日本骂得很厉害。”如果说例子，可以举《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我要骗人》以及有名的《“友邦惊诧”论》等。《孔夫子》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大搞“尊孔祭祀”活动，1935年4月在东京汤岛举行孔庙落成典礼，鼓吹用孔子之教来“建立东亚新秩序”。该文登在日本《改造》杂志上，很有影响。鲁迅给一位日本朋友增田涉的信说：“《孔夫子》也承夸奖，据说还有赞同的文章，闻之颇为安慰。”你看，鲁迅骂到日本老家去了，居然还说鲁迅没批评日本。《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包括《关于中国的火》、《关于中国的王道》以及《关于中国的监狱》三部分。《关于中国的火》，抨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烧杀抢掠中国人民的罪行。《关于中国的王道》揭露日本鬼子鼓吹的“王道”纯属欺人之谈，和“霸道是亲兄弟”，目的是企图掩盖侵略中国的罪恶本质。(www.chuimin.cn)

说“鲁迅没有批评日本”的作者根本没有读鲁迅的作品。这使笔者想起内山的一段话：（日）鹿地亘编译《鲁迅全集》，遇到许多不明白的词，四处询问，无人能解。只好请教当年与先生论战过的人，这些人也不明白。内山大悟：“这说明这些人并不是看了先生的文章进行论战的，而是为了沽名钓誉而进行的论战。”鲁迅也曾说过：有人写信骂我，希望我回骂，以借此出名。内山真是懂得鲁迅的人，他说“鲁迅先生和我是非常交心的知己”，一点也不假。

20世纪30年代，上海国民党政府的御用文人诬蔑鲁迅是“汉奸”，欲置鲁迅于死地。有白羽遐和新皖者分别作《内山书店小坐记》及《内山书店与左联》，造谣说内山是日本“暗探”，而鲁迅则为他提供情报，得了很多钱。鲁迅正气凛然地驳斥说：“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捡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狗也不如的文人应该竭力学学的！”（《伪自由书•后记》）鲁迅对敌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讽刺，也表现了对内山的高度信任和崇高品质的热烈赞扬。关于间谍谣言，内山也曾谈及过，说：“（上海小报谣）我是日外务省的最高间谍，月薪五十万日元……还说我养了很多信鸽，其中最大的一只信鸽就是先生，每月从我这里收取十万日元的好处费等。”面对敌人的无耻造谣，鲁迅和内山二人毫不畏惧，彼此更加信任，互相鼓励，互相保护，这是多么可贵的友谊啊！内山说：“当时先生叫我不必在意，谣言之类的要编多少就有多少，但真相只有一个。日久见人心，在短期的斗争中，真相有时候是会被埋没的，不去理会就好。”多么坦荡的胸怀！表现了鲁迅对敌人的藐视。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鲁迅和内山当面不谈“政治和军事”上的事情，使敌人无隙可乘；但二人心知肚明“态度丝毫未变”，友谊益笃。内山说：“时不时还是有领事馆的特高警察过来盯我，貌似还认为我和先生有什么勾结。不过他们监听我和先生的谈话，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后来也就不再来了。”

1932年12月，由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应蔡元培的邀请，于1933年1月参加该组织。内山也打算加入民权保障同盟，鲁迅说：“你还是莫加入的好，一旦中日关系恶化，你就可能被当作间谍处理，要慎重啊……”听了鲁迅的话，内山打消了加入的念头。鲁迅为内山考虑得多周到啊！内山曾说：“他（鲁迅）从广东到上海不久（1930年——笔者注），当局就发逮捕令。那时我不无担忧地说：‘逮捕令都出来了，这可是险了。’可他却毫不在乎地说：‘不用担心，没事的……如果真想逮捕我的话，应该一言不发直接过来解决掉我’。”虽然鲁迅这样说，但内山还总是不放心。鲁迅在上海有四次避难，都得到了内山的帮助，有时就住内山家里。总之，在上海那险恶的环境和艰难的岁月里，鲁迅和内山互相关心、互相支持、互相爱护的事迹是动人的，也是说不尽的。

鲁迅逝世后，内山悉心关照许广平、海婴母子二人，最感人的是，内山冒着危险，千方百计营救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许广平。内山一接到十二岁的海婴告知母亲被捕的电话，马上派人去打听，迅疾给宪兵队“写详细的书面请求”。信中说：许广平没有任何事情，“如有事情，一切后果皆由我承担。无论如何请您让她早点回家！拜托”。宪兵队见信后便告诉内山，“您大可不必担心，……我们会尽快结束”。时令是冬季，内山担心许女士“寒冷吧”，又担心“饮食也很困难吧”，立刻送去了被子、毛毯以及副食品。内山说：“这样我就放心了。”——说明内山一直都不放心。鲁迅如果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放心的。内山说是“放心了”，其实心哪放得下呢，时刻打听许广平的消息。后来得知许广平被转移到“七十六号”，“瞬间大脑一片空白”。这个地方名义上是南京国民政府（汪政权）的调查统计局，实际上是“有名的人类屠杀场”，一旦进去，没有人能平安出来。为了营救许广平，内山不屈不挠，多方周旋，终于“七十六号”答应可以探望。这一天，内山进了“七十六号”院子，许广平一看到内山，三步并两步地跑了过去。内山说：“她紧握着我的双手，眼泪不停地流下来。我也是一言不发，默默地流着眼泪。王先生（可能是王宝良，店员）也在一旁抹泪。”正如苏轼所说：“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他们这时一定都会想到地下的鲁迅先生吧！内山写了保证书。但因为局长外出无法盖章，不能马上出去。虽然内山不放心，但也只得回家等待。结果第二天下午许广平就回家了，也不用内山去接，内山不明白怎么回事，觉得“是一个难解的谜”。但据他们推测，其中原因之一：“管理‘七十六号’的都是中国人……他们深知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倘若把鲁迅夫人怎么样了，他们必定会站在与全中国青年为敌的对立面。他们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让许广平平安回家了”。这是从敌人那方面分析的。但内山营救许广平虽不是劫狱，但也不异于探狼窝，入虎穴，需要非凡的胆量、智慧；这些从哪里来？来自内山的正义感、崇高的人格威望及与鲁迅十年不寻常的友谊。

1952年，内山与许广平周、海婴在北京相见。他们见面第一幕不是语言，而是眼泪，所谓未语泪先流，这眼泪并非昔日的“愤慨”“哀愁”的眼泪，而是“想起在黄泉微笑的鲁迅先生，看见许女士和海婴幸福的今天，情不自禁流下的喜悦之泪”。1956年，内山参观北京鲁迅故居，听完解说就哭了，解说员也哭了。参观故居，听解说，唤起了他和鲁迅十年相处的美好回忆，重温了他们的友谊。内山的颗颗泪珠，都闪耀着与鲁迅友谊的光辉。

真是十年友谊不寻常。

（2013年11月19日完稿）

《我的朋友鲁迅》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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