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发现《山海经》中的巫书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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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秋生

《山海经》的书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这表明司马迁读过《山海经》。在司马迁之前，《山海经》的书名应当早就已经有了；而在更早之前，虽然还没有《山海经》的书名，但是《山海经》的文献资料当已出现。

《山海经》又叫《山海图经》，由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编，认为“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着《山海经》”。赵晔《吴越春秋》云：“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列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名曰《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合“山经”（五卷）与“海经”（十三卷）两部分，约三万字。《山经》中主要记载山川地理、动植物和矿物等的分布情况；《海经》中：《海外经》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主要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大荒经》主要记载了与黄帝、女娲和大禹等有关的许多重要神话资料。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鲁迅认为《山海经》是“古之巫书”。例如：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为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在《山海经》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还存在着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它们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很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

有学者推测，秦始皇、吕不韦、庄子、屈原等，应该都读过《山海经》。比如：秦始皇对海外求仙笃信不疑是因为对古代典籍的信任，《吕氏春秋》记述有许多《山海经》的内容，屈原《天问》中有大量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庄子》里面的丰富想象力，应该得益于《山海经》的“荒诞”内容。老子则应该读过并整理过《山海经》，因他长期就任周朝守藏室之官，完全有条件阅读到各种典籍文献。我的判断有一个依据：老子的《道德经》一书，分为《道经》与《德经》两部分；而《山海经》一书也是如此构成的，分为《山经》与《海经》两部分。

《山海经》中的《海经•海内东经》曰：“会稽山在大（楚）越南。”令人诧异的是，为何唯独“会稽山”这座山没有列入《山经》，而偏偏列入了《海经》呢？绍兴的会稽山，亦称宛委洞天或阳明洞天，其实就是“禹穴”，被列为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第十洞天。其旁有若耶溪，在道教“七十二福地”中排名十七。可见绍兴真是富甲一方的“洞天福地”哟。

鲁迅最早的藏书是一部木刻绘图《山海经》，鲁迅也曾为《越铎日报》创刊号撰写《出世辞》：“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所谓“海岳（山）精液，善生俊异”，这八个字，正是对《山海经》全部内涵做了一个精辟的概括。我们知道，这个说法并不是鲁迅独创的，而是源远流长，绍兴的“地灵人杰”与“物华天宝”，一直被故乡人自豪地传诵着。

《三国志•吴书》中，虞翻主要面目是以谋士身份出现的。当年虞翻还在会稽太守王朗手下做一名功曹，十分能说会道。有一次，他向自己的上司介绍越中的风土人情，有一段精彩的言论：“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下当少阳之位，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畅无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实为州镇，昔禹会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系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这是最早出现的证据。

《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是鲁迅在1910年任绍兴府中学堂教员时利用课余时间开始搜集的，其底本就是鲁迅早期辑录的越人著书佚文抄集，共收八种：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像赞》、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前四种主要记述古代会稽人物事迹，后四种则载古代会稽的山川地理、名胜传说。它们都是按照虞翻说的这个格局来记述的，可谓一脉相承。

南朝谢灵运的《山居赋》，是一篇很长的纪实赋文，具有丰富的生态史方面的内容。其中曰：“山川涧石，州岸草木。既标异于前章，亦列同于后牍。山匪砠而是岵，川有清而无浊。石傍林而插岩，泉协涧而下谷。渊转渚而散芳，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结葩，树凌霜而振绿。向阳则在寒而纳煦，面阴则当暑而含雪。连冈则积岭以隐嶙，举峰则群竦以嶻嶭。浮泉飞流以写空，沉波潜溢于洞穴。凡此皆异所而咸善，殊节而俱悦。”一个“异”字即画龙点睛。

宋人王十朋的《会稽风俗赋》，是仿司马相如《上林赋》与左思《三都赋》之体，历叙会稽其地山川、物产、人物、古迹，洋洋洒洒，规模宏大。开篇云：“其山则郁郁苍苍，岩岩嵬嵬，磅礴蜿蜒……其水则浩渺泓澄，散漫萦迂，涨焉而天……”王十朋只有感慨而道：“壮矣哉，盛矣哉！山川如斯，人物如斯，吾未之前闻也。”赋中深情地回顾了会稽文学的美好传统：“故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者，顾长康之言也；山转远转高，水转深转清者，李浙东之记也；瑰奇市井，佳丽闉闍者，白文公之诗也；忠臣系踵，孝子连闾者，虞功曹之对也。”可谓是赞不绝口也。

清代陶元藻的《广会稽风俗赋》，继承宋代王十朋《会稽风俗赋》的风格，展示故乡的“天南之乐郊、浙东之沃壤”丰采。赋中说到：“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则千岩万壑，扶舆清淑之气，不钟于物而钟于人。其弸于中也，如贯虹罗宿，而欱乎天汉之津。其彪于外也，如丰隆列缺，礌硠焰熠，一发而骇慑乎八埏之民。抡元奋魁，不足以称士。建牙列戟，不足以称臣……”

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为“越中先贤祠”所撰的对联，计114字，曰：“溯君子六千人，自教演富中，醪水脂舟，魁奇代育，乃谢氏传，贺氏赞，虞公典录，钟离后贤，暨孙问王赋以来，接迹至熙朝，东箭南璆，三管豪耑长五色；表镇山一十道，更瑞图王会，篑金嵞玉，钟毓尤灵，况渐名江，镜名湖，宛委洞天，桐柏仙室，应婺宿斗维而起，翘英偏京国，殊科合辙，一堂辇下共千秋。”上联内容叙说历史，越中有“人杰地灵”之名；下联内容描写景物，越中具“物华天宝”之象。此联全面概括绍兴的风土特点，我们可视之为对《山海经》中“会稽山”条目的一个注释。

《山海经》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浪漫奇异的神话故事，比如女娲造人、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战神蚩尤、巨人刑天、共工触山、夸父追日、羿射九日、嫦娥奔月、大禹治水等，千百年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激励着人们去追求美好的理想，献身于黎民百姓，成就祖国兴旺发达的伟大事业。这种神话思维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深远影响：一是丰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想象空间；二是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三是返璞归真的原始生命观。(www.chuimin.cn)

鲁迅心目中的《山海经》，是一本促其精神成长的“宝书”。《山海经》中反映古代英雄们与自然、社会的强大力量抗争的故事，其中所体现出的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大无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后来鲁迅写作《故事新编》中，就有取材于其中的《理水》、《补天》和《奔月》。

《补天》是《故事新编》中的第一篇小说，鲁迅写于1922年，原名题为《不周山》。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序言提到《补天》时说：“那时的意见，是想以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作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由此可见，作者在初作这篇小说时，是很认真的，而且是想在艺术上创新的。从《故事新编》的其他作品来看，作者的创新艺术已经达到了，而且延续了“油滑”这一讽刺和幽默的行文风格。但这篇终究不同，因为还有认真的部分在其中。但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认真的创作态度上看，也都不太能说明这篇小说的独特性。我们只能从这篇小说的主题和内容中说明其独特性之所在。

《奔月》写于1926年。孙中山逝世后，国内政局极不稳定，鲁迅在某些时候也感觉绝望，看不到光明之所在，产生了无可奈何的情绪。但是先生从未放弃努力，在心底仍保留着一丝希望，和羿一样，对现实失望，找不到解决的良策。在《奔月》中鲁迅安排了一个典型的环境，勾画了羿的正直性格，写出了一个孤独的心境。羿将所有动物斩尽杀绝，最终走上了英雄陌路孤独之路，也只有嫦娥是他的精神寄托，但最终嫦娥也背叛了他，独自吃药，奔向了月亮。先生是以后羿自比的，那么嫦娥就有许广平的成分了。鲁迅写“奔月”的前后，正是向许广平表白并获得积极回应的时候。嫦娥吃了灵药去了月亮，而许广平去了广州的中山大学，先生便考虑跟上去，就在文中写道：“明天找那道士要一服仙药，吃了追上去吧。”

1935年是鲁迅生命的晚期，他精心创作了“故事新编”样式的小说《理水》，标志着自己文学创作的最后里程碑。首先，他通过一场精彩的辩论，有力地驳斥了“大禹是条虫”的谬论。接着，他以国民党官僚及其御用文人的卑劣行径作为反面衬托，正面再现了大禹的形象，展示了大禹的高尚风格与可贵品质。你看，从“粗手粗脚”、“面貌黑瘦”的苦行，到“每天孳孳”、忧思下民的苦想，更有那句画龙点睛的苦心之言：“做皇帝要小心，安静。对天有良心，天才会仍旧给你好处！”读者可以从内心深处去了解大禹这个历史人物，证明他是真实的、质朴的、可亲可敬的！

鲁迅一生以大禹为榜样，身体力行着这种“卓苦勤劳”与“坚确慷慨”的民族精神。无论是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或者是克勤克俭的生活细节，彼此间有着默契，他们的美德成为流芳千古的佳话。鲁迅向群众激情演讲大禹精神：“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个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仿佛在同“中国的脊梁”——被呼为“水魂”的大禹遥相呼应。鲁迅呼唤后代继承大禹精神：“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他的话语意味深长，至今仍有余响。

鲁迅特别推崇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第十首：“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诗中所写的“刑天”，鲁迅曾多次提及。早在1925年写的杂文《春末闲谈》中，他就指出：“《山海经》上就记载着一种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实在是很值得奉为师法的……陶潜先生又有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这个“刑天”是《山海经》中一个神话人物，因为反抗天帝，被砍去了头，但仍然挥舞干戚反抗着。

因此，鲁迅有了这样的结论：“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鲁迅从陶渊明的诗里找到了答案，这是一个思想家的独到发现，由此做出判断：“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陶渊明正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情感与复杂心理的诗人，鲁迅能别出心裁，“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论证了“和旧说不同的人物”，这就是与众不同的“知人论世”。而现时的鲁迅呢，何尝不是如此？善于解剖别人的鲁迅，更严于解剖自己，面对这面镜子，鲁迅在思考人性的奇妙，在探索人生的奥秘。

鲁迅之于陶渊明，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因为他也曾经历过相似的心灵之路。“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呐喊•自序》）是的，鲁迅就这样当过一回“隐士”的，不过，曾经“彷徨”的他，终于从S会馆里走出来了，他又拿起笔继续“呐喊”，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战士”。

后来，他看到周作人从“猛士”颓变为“隐士”，大写闲适小品，而同自己分道扬镳，十分痛心地骂他说“发了昏”。当好友郁达夫离开白色恐怖的上海，去杭州西湖“隐居”时，鲁迅即时赋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其中劝他莫学与陶渊明齐名的林和靖，“梅鹤凄凉处士林”，并要他学屈原式的抗争，“风波浩荡足行吟”。

一面是“悠然见南山”般的平和隐静，另一面却是“猛志固常在”式的金刚怒目，这就是陶渊明的人格两极，所谓一“隐”一“猛”。鲁迅之目的，无疑是揭示被掩蔽的历史真相，“猛志”者，实乃“猛士之心”也。

鲁迅把刘和珍等人称为“真的猛士”，高度颂扬了他们爱国救世的精神，相比之下，自己仿佛成了苟且偷生的“隐士”一般，他为此痛苦自责不已。同样的道理，当林语堂之流推崇明人小品，主张“性灵”与“闲适”时，鲁迅就以为“不合时宜”，批评他们的做法是“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鲁迅认为，小品“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小品文的危机》）。总之，事在人为，任何人都可以在“隐士”与“战士”之间做出抉择。

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反虚伪是他的一贯主张。他以陶渊明的例子论说：“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题未定草七》）。鲁迅向来反对“只看一面，不及其余”的片面观，他始终强调：解读历史人物，需要公正、客观、辩证法、多元化，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全人观”。当然，他不仅是这样评论古人，也是如此看待今人的。

《山海经》是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百科全书式的不朽经典。它丰富离奇的幻想和浪漫诡异的笔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创了后世神话、寓言、童话、故事等的先河。在《庄子》一书的许多神话故事中，在大诗人陶渊明、李白、李贺、李商隐数量不少的带有神话色彩的游仙诗中，在明清两代的小说如《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镜花缘》中，都可以找到明显受《山海经》影响的痕迹。比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是从《山海经》中的仙女之魂一步步演变而来的。《山海经》中说，姑瑶之山的瑶草是未嫁而早死的帝女精魂化成的，后来演化为《庄子》中藐姑射之山的绰约神女寓言，其后再化为宋玉《高唐赋》中朝云暮雨的巫山神女，然后再化为杜光庭《墉城集仙录》中的西王母第二十三女瑶姬，最后化为曹雪芹《红楼梦》中的绛珠仙草林黛玉。如果我们按照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与《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思路，就可以做出以上这样一系列的有趣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