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中抗战与红军元素研究

鲁迅与抗战

王家淼

【内容摘要】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面对日本侵华战争，鲁迅深切提倡“杀的切实，抗的更要切实”。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非攻》恰与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息息相联的关系。那千千万万，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华夏墨子的英勇奋战，孕育并催生出美籍墨子的《红星照耀中国》。各国墨子的结合也正是国际反法西斯斗（战）争的特点。红星不仅照耀中国，而且照耀世界。

【关键词】《天羽声明》　中日关系　共产党　红军　斯诺　美籍墨子

1934年8月，内战外战，寇深祸急。这一年的4月17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排斥英美欲独霸中国的《天羽声明》。7月14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日必三日亡国”的亡国论演讲。正是在“艰难的国运”呼唤“雄健的国民”的关键时刻，正是在民族投降主义气氛空前严重和蒋汪政权对中央苏区根据地和上海左联机关交相进行血腥摧残的寒凝大地之际，鲁迅创作了反侵略战争的多元影射历史小说《非攻》。两年前亲身经历过上海“一•二八”“飞丸入室，血刃寒途，命在旦夕”的鲁迅对“一•二八”抗战的总体评价是“抗的轻浮，杀的切实”，而《非攻》塑造的两千多年前反侵略战争的墨子是一位信仰坚定，风尘仆仆，举无废功，只相信实力，不相信口舌成功的战士。面对日本的入侵，鲁迅要深切提倡的是“杀的切实，抗的更要切实”。《非攻》一开篇出现的墨子就是一位席不暇暖、亲力亲为的实干家。

“子夏的徒弟公孙高来找墨子，已经好几回了，总是不在家，见不着。大约是第四或者第五回罢，这才恰巧在门口遇见，因为公孙高刚一到，墨子也适值回家来。他们一同走进屋子里。”在和公孙高进行了两句非战的对话之后，感到口渴，“他穿过厨下，到得后门外的井边，绞着辘轳，汲起半瓶井水来，捧着吸了十多口，于是放下瓦瓶，抹一抹嘴”，墨子又跑进厨房，让耕柱子和起玉米粉做十多天的干粮。“他看得耕柱子已经把窝窝头上了蒸笼，便回到自己的房里，在壁厨里摸出一把盐渍藜菜干，一柄破铜刀，另外找了一张破包袱，等耕柱子端进蒸熟的窝窝头来，就一起打成一个包裹。衣服却不打点，也不带洗脸的手巾，只把皮带紧了一紧，走到堂下，穿好草鞋，背上包裹，头也不回的走了。从包裹里，还一阵一阵的冒着热蒸气。”

一场身怀战胜公输般九攻九却九下之技，劝说制止楚王攻宋，同时让自己的学生管黔敖募集麻沙铁以防云梯进攻，让禽滑厘带领三百余名学生掌握了墨子发明的守城御械待敌的反侵略战争的征程就这样开始了。

本文所着重探讨的是鲁迅创作《非攻》时中日关系的现场气氛，《非攻》创作前后鲁迅在大量杂文中所阐述、所提倡的抗战思想，鲁迅对朱毛红军一次次反“围剿”胜利、对建立红色政权的钦佩及秘密会晤红军将领陈赓，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怎样为《非攻》注入了新的生命，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的深层原因。

《非攻》创作的前一年，即1933年，日军的侵略攻势日益嚣张。1933年3月，日军在占领热河承德后，又向长城古北口、喜峰口一线进犯，并用飞机轰炸，使当地军民遭受重大伤亡。同时，蒋介石调集了90个师，50万军队分三路进攻江西中共根据地，出动飞机轰炸根据地群众。鲁迅在杂文《中国人的生命圈》里做了极为形象的概括：“……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别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再从外面炸进来，这‘生命圈 ’便收缩而为‘生命线’；再炸进来，大家便都逃进那炸好了的‘腹地’里面去，这‘生命圈’便完结而为‘生命○’。”正是在这炸、炸、炸的炸声中，1934年4月17日日本政府发表了欲独霸中国，排斥英美的《天羽声明》。《天羽声明》狂妄地宣称：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故日本应与其他各国不同，要完成它在东亚的特殊责任，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单独之责任，无须他国干涉，不允许中国用以夷制夷的政策，否则，日本唯有坚决反对。如果各国明助和暗助中国抗击日本，包括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纵令其名目为财政或技术援助，日本也不能置之不理。声明还指责某外国用共同援助的名义，积极向中国扩张。

《天羽声明》发表后，激起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不得不于1934年4月19日发表一份声明。但声明并不敢对日本的侵华叫嚣提出严重抗议，也不据理驳斥，仅仅十分软弱地进行“辩解”，说中国“从无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①。又说“中国与他国之合作不论其为借款或技术协助，常限于不属政治之事项，至于购买军用品如军用飞机等，及雇用军事教练官或专家，亦仅为国防上之必要，大都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②等。声明还卑躬屈膝地表示，“倘中、日间现有不平之事态可予纠正，中、日间之关系可令其改善”等。面对《天羽声明》的独霸中国的凶焰万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声明暴露的是一副蒙冤辩白、引颈待戮的孱头相和软骨头相。鲁迅对这种孱头相和软骨头相九年前就予以过深刻嘲讽和揭露。在《忽然想到•十》一文中鲁迅写道：“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来辩诬。……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其实，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九年前的1925年，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了一名上海纱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结果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进而掀起了震撼全国的五卅运动。六年之后的“九一八”，中国富饶的东三省数日之内即沦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得到的却是卖国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国民党政府外交努力的失败、李顿调查团明显偏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调查报告以及三个月后又把侵略战争从东北蔓延到上海，无情的事实证明，乞求资本主义世界来主持公道的幻想只能是弱国的一厢情愿。

“九一八”之后，鲁迅不仅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理论予以深刻嘲讽和揭露，而且对重大事件的预测洞察秋毫。1933年3月至5月间，日寇在华北发动新的进攻，包围平津一带，国民党反动当局派出亲日分子黄郛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北上与日寇谈判。当黄郛乘专车到达天津时，有人在车站投掷炸弹，反动当局逮捕了一名当时正好走过铁道附近的十七岁青年工人，以“据供系受日人指使”的罪名当天将其枭首示众。鲁迅当时在《保留》一文中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诬陷这位青年人的无耻行径，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果然就在这事发生后不到半个月，黄郛就按蒋介石的指示，派人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也正是在这炸、炸、炸的炸声中，古老的、遍体恶疮的旧中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生命。井冈山斗争开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了。这期间，鲁迅翻译了法捷耶夫的《毁灭》，协助曹靖华出版了《铁流》。1932年夏秋之间，鲁迅在上海寓所经地下党多方联系，由冯雪峰陪同秘密会晤了在上海养伤的陈赓将军，把陈赓随手绘制的地图珍藏起来并打算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奋战的作品。在会见陈赓半年之后的1932年12月30日，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热情地写道：“可祝贺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尽管鲁迅这部反映红军的作品没有写成，但正像《非攻》中的墨子动员并武装了禽滑厘等三百余名学生守城待敌一样，鲁迅结识、动员了斯诺、史沫特莱这样优秀卓越的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几年之后斯诺奉献出《红星照耀中国》，史沫特莱奉献出《伟大的道路》这样“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的反映红军和中国革命的经典传世之作。

《非攻》创作的1934年8月前距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残杀一年又两个月，后距《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残杀仅仅三个月，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是鲁迅一贯反抗黑暗、反抗压迫的战斗作风，但《非攻》中的反抗已经不是个人的反抗，而是影射着觉醒阶级的反抗。在这样的血腥和刀丛之中鲁迅影射描述了“杀的切实，抗的更要切实”的墨子的反抗，《非攻》中这样写道：

于是他们俩各各拿着木片，像下棋一般，开始斗起来了，攻的木片一进，守的就一架，这边一退，那边就一招。不过楚王和侍臣，却一点也看不懂。

只见这样的一进一退，一共有九回，大约是攻守各换了九种的花样。这之后，公输般歇手了。墨子就把皮带的弧形改向了自己，好像这回是由他来进攻。也还是一进一退的支架着，然而到第三回，墨子的木片就进了皮带的弧线里面了。

楚王和侍臣虽然莫明其妙，但看见公输般首先放下木片，脸上露出扫兴的神色，就知道他攻守两面，全都失败了。

楚王也觉得有些扫兴。(www.chuimin.cn)

“我知道怎么赢你的，”停了一会，公输般讪讪的说。“但是我不说。”

“我也知道你怎么赢我的，”墨子却镇静的说。“但是我不说。”

“你们说的是些什么呀？”楚王惊讶着问道。

“公输子的意思，”墨子旋转身去，回答道，“不过想杀掉我，以为杀掉我，宋就没有人守，可以攻了。然而我的学生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经拿了我的守御的器械，在宋城上，等候着楚国来的敌人。就是杀掉我，也还是攻不下的！”

“真好法子！”楚王感动的说。“那么，我也就不去攻宋罢。”

墨子反战胜利了，但《非攻》中的墨子出征时没有丝毫的沮丧悲观的情绪，胜利时也没有小胜而大骄傲的得意，《非攻》结尾写道：“……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情形让人想起胡风先生在《悲剧的告别》一文中对鲁迅思想和鲁迅作品的深刻阐述：“在先生的作品里面，没有一次轻视过敌人的力量，没有一次暗示过便宜的胜利，先生底思想的伟大，反而是由于作品里人物的牺牲而启示了黑暗的真相底残酷，养成了对于那黑暗的无比的憎恨和战斗的热意。”

宋庆龄同志《追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道：“我最后一次见到鲁迅是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从南京来的苏联大使勃加莫洛夫设宴请客，鲁迅亦在座。席散后放映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完了后，勃加莫洛夫面询鲁迅对影片有何看法，当然他很希望鲁迅高度赞扬这部影片，但鲁迅回答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③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以春潮般的气势，春水一般清澈的语言描述这千千万万中国夏伯阳的英雄血战史，如夺闸而出的潜力之潮迸溅出万朵浪花。斯诺写道：“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迷，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④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衷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⑤

《红星照耀中国》与鲁迅大量的杂文、小说、书信简直如孪生兄弟，磁石吸铁般地吸引读者对照阅读。区别只是鲁迅杂文、小说的语言如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海面上只露出八分之一的冰山一角，在海面上威严地漂浮，另八分之七需要读者自己去挥索，而斯诺的语言则如春水一般清澈。鲁迅在大量杂文中写过水灾、战乱，但和斯诺的风格不一样，是画龙点睛般的大写意，而斯诺则是丝发毕露地逼真描摹。

斯诺在撰写《红星照耀中国》时全民抗战尚未全面爆发，但斯诺所介绍的与毛泽东的谈话已经科学地预测了中日战争的未来。

“毛泽东再三重复地说，为了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自己起来，完成统一，抱定抗战决心，是十分必要的。其他一切都要从这统一和决心来决定。只有中国人民自己能够使中国打胜；也只有中国人自己会使中国失败。不管打了多少次胜仗，日本现在已在失败和最后崩溃的路上走着——即使要在几年之后，而且中、日双方都受极大痛苦，日本军阀才会失败，但这总是不免的。能够挽救日本的，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妥协或者‘暂时的和平’。坚决而强硬的抵抗，要是多继续一天，日本的国内国外矛盾，也一定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等到恐怖的强制手段已经镇压不住的时候，日本军阀只好停止下来，或者折断了帝国的头颅。”^⑥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的末尾引用了列宁的一段名言：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达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⑦

注释：

①②中华民族抗日编年（1934年4月）.（2014-04-01）［2015-09-28］.http：//www.kr22jn.com/html1866.html.

③宋庆龄：《追忆鲁迅先生》，载《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第1039—1040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④⑤⑥［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1页、第3页、第409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

⑦［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