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鲁迅研究中的热点和亮点

年度回眸

崔云伟　刘增人

【内容摘要】2014年鲁迅研究依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在平淡从容中出现了诸多热点和亮点。吴义勤、周南、张克、张全之、杨义等皆对鲁迅小说发表了极为精彩的看法。钱理群的《野草》研究，杨义、宋剑华的《朝花夕拾》研究，魏建的鲁迅杂文研究，谭桂林的鲁迅作品整体研究，均有其新颖独到之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为十个专题：鲁迅与孔子、鲁迅与尼采、鲁迅的个性意识、鲁迅与俄国、鲁迅与苏联、鲁迅的信仰、鲁迅与佛学、鲁迅与无政府主义、鲁迅与汉字改革、鲁迅与民国等，冯光廉、汪卫东、李冬木、朱德发、孙郁、李春林、谭桂林、张松、刘东方、文贵良、张中良等的文章皆堪称优异之作。赵京华的鲁迅与学术研究，杨义的鲁迅与艺术研究，张福贵、谭桂林的鲁迅研究之研究，皆能予人以新的感受和认识。

【关键词】鲁迅　述评

现代进入中国，意味着“人”的发现，同时也意味着“吃人”的被发现。“吃人”由一个经验性历史事实而成为一个文化政治问题，由是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吴义勤、王金胜^①认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首先将“吃人”的观念化表达熔铸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命题和一个经典的文学意象。这个命题和意象同时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之本质认知的隐喻性表达。莫言《酒国》延续并转换了这一“吃人”叙事传统。如果说《狂人日记》是一则反抗者的寓言，《酒国》则可视为沉沦者的见证。《狂人日记》呈露出鲁迅孤绝的现代性生命体验，《酒国》却将诸种狂欢性因素杂糅一处，熔铸成一个狂欢的世界。《狂人日记》在主旨、意象营构、人物塑造及话语风格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酒国》。但是，作为传达某种当代文化隐喻的小说，《酒国》是莫言在特定的现实政治和市场经济语境中，循着自身创作内在的思想与艺术脉络，借助颇具民间色彩的先锋性叙述所完成的个性化美学创制，小说对“吃人”的再叙述也由此成为转型期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寓言和主体命运的见证。

2012年自李冬木发表《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来，李有智、王彬彬、祁晓明皆发表文章，对之提出强烈质疑。^②2014年，周南^③再次发表文章，对于上述文章再次进行了细致辨析。她认为，鲁迅获取吃人信息来源于中国，主要得自古书记载，这根本无须争论。李冬木将《狂人日记》研究纳入日本明治时代的“食人”言说，以及由此切入国民性研究话语框架，以后者作为《狂人日记》诞生的外国现代思想文化背景，这是“狂人学史”实质性研究推进。在《狂人日记》所包含的象征性真实的层面上，鲁迅对于“吃人”意象的发现，已经超出了进化论人类学，进入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而这则是日本的人类学和国民性研究都无法提供可资借鉴与模仿的东西的。此次关于“吃人”意象生成的争鸣探讨，推动着《狂人日记》和中国鲁迅研究突破一国史观走向多国史观，并重视对鲁迅创作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思想基础研究，这对于切当理解《狂人日记》跨文化跨学科视野下的思想艺术独创是大有益处的。

“游民与越文化”是《阿Q正传》研究中的一个独特视角。张克^④认为，从周氏兄弟对绍兴风俗中的“流氓风气的蔓延”的记忆来看，阿Q的行止做派实则根植于“游民”气氛浓郁的晚清越地风俗。阿Q作为一个“游手之徒”，其精神世界是一个文化溃败的世界。阿Q生命的“微尘似的迸散”可以说正是越文化本身溃败的象征。小说最刻骨铭心之处在于对阿Q这样一个失去任何文化庇护的卑微的游民难以挣脱“对他的整个存在怀着恐惧”这一根本生存处境的揭示。通观“游民与越文化”这一命题，已是一个测量当下学院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之间精神距离的现实性命题，其中的幽暗与真相，对诸多学院知识分子来说都会是一个沉重的拷问，但这无疑是真正来自鲁迅特有的精神力量的挑战。

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在中国出版以来，学界对之一直好评如潮。2014年，张全之^⑤一反众议，认为该书局部分析十分精彩，但整体构架存在瑕疵。为什么是《故乡》的阅读史，而不是其他作品？这一疑问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从而暴露出该书在构思和写作中的巨大漏洞。藤井试图通过《故乡》这一个案的考察，寻找现代中国文学空间的演化轨迹及其对读者阅读产生的引导或制约作用。但是，相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这一庞大的概念而言，《故乡》这一文本的支撑力显然是不够的。该书借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框架所形成的“两面”支撑“一点”的论述结构看似严谨，实际处于分离状态。所谓“国民国家想象”亦只不过是一种先入为主、处于悬置状态的理论外套而已。

杨义则对《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做了精彩的生命解读。^⑥其《〈故事新编〉的生命解读》认为，《故事新编》称得上是现代小说史上的一部奇书。奇就奇在鲁迅的书袋虽然是鼓鼓的，却无意于掉书袋，而是驾轻就熟地出入古今，把现代社会的诸多官场丑态、文界乖谬、民间陋习和掺和着奴性及流氓性的国民心理，糅合在神话、传说、历史的著名故事之间。这就有如女娲拔起一株从山上长到天边的紫藤，搅动地上的泥水，溅出一班能笑能哭的生灵，即鲁迅所谓“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是也。两者的糅合与搅拌，构成了复调叙事，构成了民俗性的狂欢。古人和今人打照面，互相消解对方的神圣的灵光或装模作样的摆谱，令人看见他们的不尴不尬而窃窃发笑。小说自身也由此超越纯文学传统而向杂文开放，小说与杂文杂糅，兼具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功能，开创了一种古今杂糅的“杂小说”新文体。

钱理群在为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⑦所作的序^⑧中，探讨了一个学术研究中的当代性问题，即：当代中国文学距离《野草》已经达到的高度还有多远？我们能不能借《野草》反思自己，进而寻找摆脱当下中国文学困境的新途径？钱理群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历过“两次绝望”之后，我们至今仍未走出绝望，更不用说如鲁迅那样走向新的生命与文学的高地。原因全在我们自己。我们很少像鲁迅那样把外在的困境内转为自我生命的追问：我们既无反省的自觉，更无反思的勇气与能力。这样，我们就失去了一次鲁迅式的逼近生命本体、逼近文学本体的历史机遇。我们无法收获丰富的痛苦，只获得了廉价的名利、肤浅的自我满足或怨天尤人。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下的写作，就根本不会有鲁迅那样的语言突破、试验的冒险，也只能收获平庸。于是，当代中国文学就在作家主体的生命深度、高度及力度和语言试验的自觉这两个方面与鲁迅曾经达到的高地拉开了距离；而“生命”和“语言”正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许多当代文学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文学性。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所在。

对《野草》做出精彩解读的还有李培艳和张娟。李培艳^⑨认为，鲁迅《野草》是清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寻求自我创生过程的产物。鲁迅通过失语与死亡的临界点打开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并以象征化的方式，完成了内在世界的客观化，进而使其自我意识的展开成为可能，死亡的张力随之亦被化解。张娟^⑩则认为，反观《野草》写作，和鲁迅的北京生活体验息息相关。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可以看到鲁迅作为“都市漫游者”对城市灰暗面的思考，对市民社会世态人情的揭露和城市发展中物质至上观念的诙谐批判，另一部分偏重灵魂表达的作品则以现代性的思想、西方式的表现方式体现出城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杨义^⑾认为，“朝花”是鲁迅的童年经验，童年经验连接着生命的原始，刺激过天真无邪的好奇心，左右着终生的意象选择。包括老祖母讲的猫是老虎师父的故事，长妈妈渲染的女阴能使敌军大炮变哑，《山海经》刺激神话兴趣，百草园窥探自然生命，无常散播着鬼世界的诙谐，父亲的病埋下了中医现代化的质疑，《天演论》建构了现代思想的新维度，辛亥畸人范爱农引发了对革命变味的反思。这些早年经验，都提供了鲁迅思想母题的最初萌蘖。鲁迅在“后五四”，拾起了“前五四”的思想母题之花蕊，把玩思量，与中年时的人事藤蔓纠结翻滚，蹦出了许多“嘎嘎”乱叫的生命。《朝花夕拾》遂成了现代中国最有生命趣味的回忆散文。

宋剑华^⑿则认为，《朝花夕拾》中的“旧事重提”隐喻性地表达了鲁迅精神还乡的一种姿态。“百草园”是一个“乡思”意象的艺术符号，鲁迅于此获得了个人成长的经验。鲁迅从“长妈妈”那里感受到慈祥的母爱，从“藤野先生”那里感受到父爱的温暖，从“范爱农”那里体悟到做人的道理，这一切都拉近了他与“故乡”的亲密距离。在如何对待民俗文化方面，鲁迅也已不再是单一性地给予否定，而是更趋于一种理性思辨的科学态度。这说明鲁迅已开始告别文化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进而在精神返乡的过程中呈现出他文化寻根的心灵轨迹。

《上海文艺之一瞥》是鲁迅的一次重要演讲。80多年过去了，学界甚至连这次演讲的时间、地点、版本等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魏建、周文^⒀认为，关于学界所形成的一则共识，即“二心集版”是鲁迅在“文艺新闻版”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的版本的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这两个版本的差别在于“作者”的不同。关于学界所形成的另一则共识，即“二心集版”的演讲时间“八月十二日”是鲁迅记错了的说法，其实也是站不住脚的。7月20日和8月12日这两个演讲时间的存在，本来就包含着鲁迅以同一题目分别做了两次演讲的可能。再从演讲的不同地点即“暑期学校”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相关资料来看，两次演讲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上海文艺之一瞥》除了上述两个版本之外，还有一个“郭译日文版”。通过细致比对这三个版本，论者发现，鲁迅对《上海文艺之一瞥》的修改距离演讲并未相隔很长的时间，因此，断言鲁迅误记演讲日期甚或地点，要冒很大的风险。同时，从“郭译日文版”与“二心集版”的差别亦可以看出，鲁迅修改后的定稿不是对其演讲内容的精准再现，从某种程度上说，应是更深一层的再创作。论者继而对“文艺新闻版”等演讲笔录稿进行了正名，指出从还原演讲历史现场、体验鲁迅演讲原味的角度来说，“文艺新闻版”要优于“二心集版”。并认为，对鲁迅演讲的研究应充分利用那些最初发表的他人之记录稿，而不能唯鲁迅修订稿是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近真实而丰富的历史现场。

鲁迅的杂文是怎样发生的？刘春勇^⒁认为，“现代”是一个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鲁迅留学归国以后认同“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并做绝望的反抗，这都在虚无主义的范畴当中，但是通过写作《野草》鲁迅逐渐扬弃了“虚无”而向“虚妄世界像”挺进。对“虚妄世界像”的体认使得鲁迅在1925年前后逐渐放弃了“主题性”极强的纯文学创作，而选择了一种文学体制外的、基于“有余裕的”写作观念之上的杂文写作。这就是鲁迅的“留白”美学观。

宋剑华、王苹^⒂则通过对于鲁迅早期杂文的研究发现了鲁迅早期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他们认为，“听将令”使鲁迅早期杂文呈现出一种激情主义的战斗姿态，同时也构筑起鲁迅积极参与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正面形象。透过鲁迅与“正人君子”的骂战，可以发现东、西洋留学生，在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方面，产生了自五四结盟以来，最为严重的思想分歧。鲁迅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原本就不抱有什么信心。他认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这说明重功用而讲实效的儒家思想，恰恰正是鲁迅思想中“毒气”与“鬼气”的精神资源。

对鲁迅杂文做出精彩解读的还有李怡、张铁荣^⒃等。

谭桂林《鬼而人、理而情的生命狂欢》^⒄从“鬼”文化出发，认为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鬼魂”叙事，充分体现了“鬼”文化在语义上的丰富性与形态上的多样性。鲁迅对乡间赛神、社戏这些民间节日中的鬼魂扮演中所显示的“狂欢化”特征的赞美，是因为他深切而独到地看到了底层民众在这些狂欢活动中所获得的心灵感觉的复苏与精神力的张扬。从鲁迅的“鬼魂”意象的描写，可以看到但丁《神曲》等西方文化的影响痕迹，而更多的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中丰富深厚的鬼魂叙事传统的继承，并在这种继承中体现出五四新文化的时代精神。其《现代中国文学母题的发展与鲁迅创作的经典意义》^⒅则从母题视角出发，认为在现代中国文学中，鲁迅是最早开辟童年母题文学园地的作家，他对上海（包括其他都市）生活与文化的直接介入不仅对现代文学、对现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发展直接产生了影响，而且切实地促进了中国现代都市母题文学的应运而生与积极发展。鲁迅的文学创作不仅提供了许多人物形象给新文学作家们以启示，而且提供了许多精致、隽永的原型意象给新文学家们作为模仿的范本。从母题角度切入到鲁迅研究，不仅让我们深入地认识到鲁迅文学世界的创造性的资源由来，更可以让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中，鲁迅的文学创作是如何成为经典的。

鲁迅与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伟人。如何理解他们思想的关系，如何对待他们的文化遗产，现已成为吸引并困扰我们的一个重要问题。与王得后专注于鲁迅与孔子的重大差异和根本分歧不同，冯光廉^⒆则着重论述了鲁迅与孔子思想的通连性。他认为，孔子的仁爱思想与鲁迅的人道精神是相通的，他们都积极入世，并且都特别重视人的道德品格修养。我们应摆脱鲁迅与孔子一去一来二元对立思维的束缚，正确面对鲁迅与孔子是我们都需要的重大命题。我们研究鲁迅与孔子思想的异同，其根本目的在于综合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就总体而言，我们在进行文化综合创新时，应以鲁迅等所倡导的中国现代文化精神为思想核心和发展方向，建设以广大民众为主体的独立平等、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现代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现代人格。在这种总的精神方向的指引下，积极吸收孔子学说的诸多有益部分。目前学术界对于鲁迅与孔子思想的通连性研究还较薄弱，论者就此发表见解，实际上是对鲁迅与孔子命题的一种补充。因为只有将异与同、对立性与统一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逐步通向对鲁迅与孔子的全面把握和完整认识。

汪卫东^⒇认为，鲁迅与尼采相遇的世界观基础是只有一个世界的世界观。鲁迅与尼采，在基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层面，形成了惊人的相似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永恒、绝对、统一、圆满、完美、至善等理念的放弃与否定；二是对时间性、生成性的肯定；三是对此在之“大地性”的发现。尼采发现西方二元对立世界中超越性世界的虚无，试图给只有一个的世界确立新价值。鲁迅发现中国一元世界的虚无，试图给这个虚无的世界传入新价值。为只有一个的世界确立价值，使鲁迅与尼采，这两个东、西方文化的反叛者，终于走到一起。但是，当鲁迅因精神性需求被尼采吸引时，却未顾及尼采学说对精神资源的巨大破坏性。鲁迅的问题意识与不无有意的“误读”，使他摆脱了尼采虚无主义中的不利因素，而将尼采充满精神动力的“意力”学说，纳入带有历史乐观主义的进化论历史观中，成为他借以激活“沦于私欲”的国民性的精神资源，以及据以摆脱自身历史循环梦魇的“将来”信仰。

李冬木⁽²¹⁾在鲁迅与尼采这一研究框架内，做了两点尝试：一个是研究视点的调整，把由后面看的“鲁迅”，调整为从前面看的“周树人”，由前向后看“尼采”在从“周树人”到“鲁迅”过程中的伴同轨迹及其影响；另外一点是确认留学生周树人面对的到底是怎样一个“尼采”。就方法论而言，论者导入了“周边”这一概念，在把“尼采”作为留学生周树人周边要素考察的同时，也探讨“尼采”的周边及其带给周树人的综合影响。论者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通过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来较为清晰、翔实地描绘出留学时期的周树人是怎样借助周边的“尼采”及其相关资源完成关于“人”的自我塑造。所得出的基本观点则为，所谓“立人”应从周树人的自立开始，这是后来的那个“鲁迅”的起点。

“尊个性而张精神”、“任个人而排众数”，是鲁迅关于个人主义的经典表述。朱德发⁽²²⁾认为，鲁迅是从西方文化的“偏至”思维范式来接受并认同个人主义的。这种偏至思维所形成的认知往往具有“片面深刻”的特点。如果说“尊个性而张精神”是鲁迅接受汲取西方个人主义思潮时所做的同质同构表述，那么“任个人而排众数”则是从社会伦理学的视角对西方个人主义思潮进行透析所做的异质同构的概述。鲁迅并没有完全认同或接受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只是汲取了其中有用的合理的因素，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意识。这种个性意识，既为“立人”所用，又为“立国”所需，这就把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有机联系起来。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批儒反孔，主要是立足于推进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重点批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及其伦理纲常，才把中国人从牢笼里解放出来，既获得了个性意识又取得了人道情怀。当前正在贯彻落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次12个范畴，主要源自鲁迅等新文化先驱们所创建的现代思想意识，这就从根本上确保了现代中国人的文化人格的核心内涵理应充盈着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精神。

近年来，孙郁一直对鲁迅与俄国保持着浓厚的研究兴趣。继2014年发表关于鲁迅与列宁主义、与果戈理遗产的几个问题⁽²³⁾以来，再次发表力作《对话中的鲁迅》⁽²⁴⁾，继续阐发他对鲁迅与俄国及俄国文学的理解。文章认为，鲁迅从日译本里瞭望到俄国文学，以自审的方式与诸位作家对话，并借以舒缓内心的寂寞。日本对俄国文学视角的摄取影响了鲁迅的审美判断，但他又以中国经验融会新知，发现了俄国文学迷人的独特所在。鲁迅转译俄国文学的过程，不仅仅是求知，更是形成自我批判的精神。这种对话的方式，使他对现象界的凝视不是停在结论中，而是一种精神角斗的过程。他从俄国文学那里既看到了革命的话题，也意识到如何自我突围的重要性，即克服自己的旧时代的痼疾，在火中获得新生的可能。以本质主义的眼光打量鲁迅，忽略鲁迅始终是一个怀疑论者，就有可能把鲁迅置于封闭的描述系统，就无法证实这样的事实：这个思想者何以在喜欢托洛斯基之后又远离了托洛斯基，欣赏列宁的思想而在本质上是非列宁主义者，从而看不到他与域外文化对话的本质。

李春林⁽²⁵⁾认为，鲁迅曾肯定和赞美苏联，但鲁迅对苏联也有所犹疑，以婉曲的形式对苏联进行批评。理智上对社会变革的认同与感情上对社会变革以恶的形式来实现的抵拒，酿成了鲁迅苏联观的复杂，从而呈现出坚信与犹疑的纠结。鲁迅作为一位世界级的大知识分子，有着无与伦比的独立意识和人格，同任何权力保持着距离，他对社会和历史的观察与审视有着自己独特的角度，可谓变视角。他认为沙皇专制制度被革命推翻而为新的苏维埃政权所取代不可避免，而这个政权使穷人得了好处，所以鲁迅欢迎它；但它在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有那么多的“血”（“使用方式”）和“污秽”（“道德后果”）使得鲁迅对其颇有微词。鲁迅意识到革命手段与革命目的之间存在着悖论，而手段的暴烈会导致结果的暴烈，所以他更属意于“较有秩序”的“改革”。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就在于力促“较有秩序”的“改革”；而当暴烈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发生时，要用尽浑身解数，使得以“恶”的形式进行的社会变革尽量付出最小的代价。这就是今天研究鲁迅的苏联观的现实意义：不独是对中国的，也是对世界的。

鲁迅不是一名宗教徒，但终其一生，却表现出了为一般宗教徒所罕有的执着精神和韧性人格。谭桂林⁽²⁶⁾认为，鲁迅终其一生都十分重视国民的信仰建构，早在东京进行思想启蒙时，“信”就成为鲁迅想望他的“英哲”和“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时的一个重要标识，也是鲁迅在研判宗教问题时的一个基本标尺。鲁迅认为宗教旨在化解“内部生活”的危机，同时亦认为信仰非必依赖宗教而立。鲁迅对国民信仰建构问题的思考与阐述具有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路：首先，鲁迅特别强调了个人信仰的自由性质；其次，鲁迅认为国民信仰建构的关键在于诚实；再次，鲁迅特别强调了信仰践履中的认真态度。鲁迅还塑造了一些真正的信仰者形象，以他们无可避免的大痛楚、大悲苦与大孤独，显示了中国国民信仰建构的重要意义与艰难程度。鲁迅的这些思想，既与时代的精神步调一致，又具有同时期批评家们不可比拟的深刻性，从而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

张松、张慧⁽²⁷⁾认为，鲁迅对佛教思想的基本哲学精神有着极为精准的把握，这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思想的内在哲学结构。自佛陀开始，佛教哲学不仅拒绝承认任何纯粹的客观实在性，而且也拒绝承认有关存在的任何形而上学设定。这一点对整个地贯穿着针对黑暗之抗争的鲁迅思想来说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对鲁迅来说，只有在让一切道德——形而上学之物在他面前彻底失效的情况下，黑暗才能真正作为黑暗被揭示出来。黑暗在鲁迅那里所具有的独特的哲学内涵及内在结构，只有着眼于鲁迅对一切形而上学观念及各种建立在前者之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的拒斥以及这种拒斥的思想后果，才能逐渐明朗化。而所有这一切则都与佛教的基本哲学精神有着某种极为重要的内在关联。

崔云伟⁽²⁸⁾则认为，鲁迅在《野草》中最终并没有通达佛陀所说的悟的彼岸，而是仍然站在了坚实的大地上，这是鲁迅与佛陀的最大不同。如果说佛陀的超越是对于涅槃寂静的执意追求，我们可以称之为“向上超越”，那么，像鲁迅这种执意活在人间，在无物之阵中一直战斗到死的超越，则可以称之为“向下超越”。

2008年，汪卫东、张鑫撰文⁽²⁹⁾发现《文化偏至论》中有关施蒂纳的材源，是一篇发表于日本明治时期杂志《日本人》上的署名蚊学士的长文《论无政府主义》。2014年，两位作者继续撰文⁽³⁰⁾，在材源考证的基础上，围绕无政府主义问题，进一步深入考察鲁迅所受材源文章的影响。他们指出，蚊文对鲁迅的启发和影响，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施蒂纳在蚊文中，是作为无政府主义之一脉络——哲学上的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来介绍的，强调的是施蒂纳基于个人而反对任何束缚的无政府主义哲学。鲁迅对施蒂纳的介绍，是把施蒂纳放在“重个人”的思想谱系中来加以介绍的，视其为19世纪末“重个人”思想的首要代表，描述了一个施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易卜生—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谱系。第二，尤可注意者，是鲁迅和蚊文对暴力活动的态度。蚊文对实行无政府主义的暴力活动颇不以为然，认为那些主张暗杀、提倡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坚持以暴乱杀害为义务，令人感到恐惧。这与鲁迅对暴力活动的暧昧，与当时的革命语境并不一致，倒有颇多契合。无政府主义和暴力主义言说，都是当时的主流话语，鲁迅避而不谈，体现了其卓尔不群的个性和抱负。蚊文对于鲁迅的影响，由此亦可见一斑。

刘东方、马韬⁽³¹⁾对鲁迅与洪深的文字改革观念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他们认为，在文字改革的指导思想上，鲁迅特别关注启蒙“形而上”的精神特质，洪深则侧重于启蒙民众认识和改善悲惨的生活现状。在文字改革的实施方案上，鲁迅主张改革，洪深立足改良。鲁迅站在启蒙的立场上，从思想革命的视域出发，主张汉字拉丁化，彻底打破文字难学造成的社会差异和文化隔阂。他的主张与他一贯所持的决绝和彻底的姿态相一致，略显激进，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汉字的文化传统。而洪深则更显稳健，从当时的文化生态和教育实际出发，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良，精选出最基本、也是生活中最实用的汉字，以此为基点，迅速扩大词汇量和使用范围，以期通过改良式的文字改革，快速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

文贵良⁽³²⁾则认为，“中国人存则汉文必废，汉文存则中国人当亡”，这是鲁迅的命题。在鲁迅看来，汉字即中国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汉字原型所显露出的中国集体无意识的秘密核心即是权力的奴役结构。

张中良⁽³³⁾认为，民国政府对鲁迅有严苛，也有包容，民国给鲁迅的生活、学术与文学创作提供了经济基础、法律保障、学术平台与创作园地。在鲁迅的心目中，交织着多重民国影像：有作为历史进步标志而被自然认同的民国，也有作为黄花岗烈士与孙中山、章太炎等先驱者丰碑而予以充分肯定的民国，还有因专制遗绪犹存、国民性痼疾难愈、社会弊端丛生而施以犀利批判的民国，鲁迅对民国的认同与不满，既有直率的表达，也有温婉的幽默与强烈的反讽，行文中所使用的民国纪年、国号，每每包含着爱与憎。鲁迅激烈地批评现实民国，正是缘自心中的理想民国。

由于某种特殊的缘故，鲁迅与盐谷温研究近年来日益成为鲁迅与学术研究中的热点和亮点。与既往的鲁迅与盐谷温研究过于强调“日本影响中国”的单线思维明显不同，赵京华⁽³⁴⁾有意识地将鲁迅与盐谷温共同放置在了20世纪最初20年间中日学者在“国民文学”的崭新观念下共同建构全新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历史大背景下。由此出发，论者重点探讨了鲁迅与盐谷温之间学术上相互认同彼此借鉴的互动关系，在确认他们的著作分别于对方国家得到传播而产生影响的情况之际，着重考察了《史略》在日本翻译的过程，从而立体地呈现出了中日两国学者相互交流的学术史盛状。与此同时，论者还全面介绍了盐谷温作为20世纪日本重要的汉学家，其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包括其政治立场上的复古之儒教意识形态与日本帝国殖民主义的内在关联，从而深入阐明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鲁迅何以不再与盐谷温交往并对其有所批评的深层原因。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论者对于鲁迅与盐谷温两人在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建构和方法论上的同与异展开了细致的比较。论者认为，鲁迅与盐谷温在建构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的过程中，最大的共同性体现在对雅俗文学关系的根本性颠覆方面。人民性的视野和进化论的史观则同为他们文学史编撰体制的核心。鲁迅与盐谷温著作的主要差异点，则在于盐谷温的《讲话》是“横向阐明文学之性质种类”的“概论”，而鲁迅的《史略》则是小说的专史。对鲁迅与学术做出精彩解读的还有邱焕星、刘克敌⁽³⁵⁾等。

鲁迅对汉石画像极为青睐，毕其一生，勤为搜集。从新古典学的研究视野出发，杨义⁽³⁶⁾认为，民初鲁迅，以沉默排遣痛苦，也以沉默磨炼内功。他开始搜集汉代石画像拓片，认为美术功能可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惟，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这种历史的和审美的体认延续到其晚年。“五四”以后鲁迅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因其金石学、考据学、画像学根底精深，变得风骨独具、元气充沛。汉画像展示着汉代经济、礼仪、娱乐的繁茂，折射着楚风、齐风、鲁风和谶纬之学的民俗风情，牵涉着西域文明、南亚文明的内传，彰显着汉人对世界一等大国的国力的自豪感。“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鲁迅以此思考如何激活东方美的力量，接通血脉，参证中西，融合创新。通过对其中许多器具、名物、众技百戏的辨析，以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解读，进入只有升仙、不见地狱的汉人仙界—历史—人间的“宇宙三界模式”，进入汉人的生活史、精神史。汉画像作为一面镜子，照见鲁迅的一种心愿，梦萦魂绕于东方之美的生命的复兴。鲁迅坚持不懈地搜集汉画像，实可看作是这位文化巨人对汉唐魄力的一往情深的遥祭。对鲁迅与艺术做出精彩解读的还有沈伟棠、曾锋⁽³⁷⁾等。

张福贵⁽³⁸⁾认为，鲁迅研究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体作家分析，而是对其人其文所表征的一种文化属性的理解；对于鲁迅研究的评价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史的评价，而是与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相关联的社会评价。当下，在学术逻辑回归与学术民间性凸显的态势下，鲁迅研究的立场和价值评价出现了明显分野。同时，作为一种被过度阐释的显学，鲁迅研究存在着研究的重复性和细小化倾向。以史料挖掘为主的历史性研究、以知识阐释和审美评价为主的学问化研究、以追求思想的当下意义与价值为主的当代性研究，是鲁迅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是对鲁迅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的开掘和理解，同时又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悖论和不同的价值功能。关于当代性研究范式，论者强调指出，鲁迅研究要获得最广泛的当下意义，首先就是要实现鲁迅思想的大众化，亦即“普及鲁迅”。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评价鲁迅，经典化地理解鲁迅的思想意义，是当下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鲁迅思想价值的有效方式。在阅读鲁迅之后，再阅读我们的时代，越来越会发现鲁迅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谭桂林⁽³⁹⁾则指出，伊藤虎丸认为鲁迅对于外来文化采取的是“抵抗性接受”的态度：一是鲁迅从来不接受既成的理论、信念和教条；二是鲁迅接受任何一种理论信念，都要“在自身内部来寻求逆转”；三是“回心”式的“以抵抗为媒介”的特点。通过对鲁迅的这种思维方式的研究，伊藤虎丸反省与批判了日本战后近代化的问题。伊藤虎丸的鲁迅论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他在鲁迅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既是时代问题，也是他自我生命主体内部不断纠结的问题；其次，伊藤虎丸的问题是哲学性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些问题所具有的情感性特征；再次，这些问题不是偶然的，突发的，漂移的，或者转瞬即逝的，而是一种“执着之念”。伊藤虎丸的鲁迅论对当下中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在于，在鲁迅研究明显地走向专业化、学术化、学院化的时代里，鲁迅研究更需要鲁迅精神的回归，鲁迅研究者只有切实地以自己的精神主体去感受时代的律动，才会有真正的问题意识的产生。

注释：

①吴义勤、王金胜：《“吃人”叙事的历史变形记——从〈狂人日记〉到〈酒国〉》，《文艺研究》2014年第4期。

②关于李冬木、王彬彬、祁晓明文章的评述具体参见崔云伟：《2012—2013年鲁迅研究中的几个争鸣》，《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www.chuimin.cn)

③周南：《〈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及相关问题》，《东岳论丛》2014年第8期。

④张克：《游民与越文化：〈阿Q正传〉的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⑤张全之：《对〈鲁迅《故乡》阅读史〉的阅读与思考》，《粤海风》2014年第4期。

⑥杨义：《〈呐喊〉的生命解读》，《广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鲁迅〈彷徨〉的生命解读》，《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故事新编〉的生命解读》，《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⑦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⑧钱理群：《〈野草〉的文学启示——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序》，《书城》2014年第1期。

⑨李培艳：《“自我”与“世界”的双重“他者化”——关于鲁迅散文诗集〈野草〉的思考》，《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5期。

⑩张娟：《都市视角下的鲁迅〈野草〉重释》，《南京师大学报》2014年第4期。

⑾杨义：《〈朝花夕拾〉的生命解读》，《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⑿ 宋剑华：《无地彷徨与精神还乡：〈朝花夕拾〉的重新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2期。

⒀魏建、周文：《〈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谜团及其国外版本》，《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7期。

⒁刘春勇：《留白与虚妄：鲁迅杂文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

⒂宋剑华、王苹：《“热风”与“寒气”——从杂文看鲁迅早期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4期。

⒃ 李怡：《大文学视野下的鲁迅杂文》，《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9期。张铁荣：《探究词语里面的深意——鲁迅杂文中的两个关键词刍议》，《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⒄谭桂林：《鬼而人、理而情的生命狂欢——论鲁迅文学创作中的“鬼魂”叙事》，《扬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⒅ 谭桂林：《现代中国文学母题的发展与鲁迅创作的经典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⒆冯光廉：《鲁迅与孔子研究的另一面》，《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8期。

⒇汪卫东：《鲁迅与尼采的相遇——中、西双重现代转型背景下的考察》，《文艺争鸣》2014年第10期。

(21)李冬木：《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东岳论丛》2014年第3期。

(22)朱德发：《鲁迅个性意识的当代思考》，《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6期。

(23)关于鲁迅与列宁主义、与果戈理遗产的几个问题的评述具体参见崔云伟、刘增人：《2013年鲁迅思想研究热点透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24)孙郁：《对话中的鲁迅》，《学术月刊》2014年第10期。

(25)李春林：《论鲁迅的苏联观》，《文化学刊》2014年第5期、第6期。

(26)谭桂林：《论鲁迅的信仰观及其思想理路》，《西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27)张松、张慧：《佛教哲学之基本问题与鲁迅思想的内在结构》，《东岳论丛》2014年第10期。

(28)崔云伟：《鲁迅与佛陀的同与不同——由汪卫东〈《野草》与佛教〉所想到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29)张鑫、汪卫东：《新发现鲁迅〈文化偏至论〉中施蒂纳的材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

(30)汪卫东、张鑫：《由〈文化偏至论〉中施蒂纳的材源看鲁迅对无政府主义的接受》，《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期。

(31)刘东方、马韬：《鲁迅与洪深的文字改革观念之比较》，《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9期。

(32)文贵良：《鲁迅：“结核”式汉文观与中国人的存亡》，《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6期。

(33)张中良：《鲁迅世界的多重民国影像》，《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34)赵京华：《鲁迅和盐谷温——兼及国民文学时代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之创建》，《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2期。

(35)邱焕星：《“鲁迅学术史”考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4期。刘克敌：《灵光与深度——鲁迅的〈红楼梦〉研究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36)杨义：《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石画像》，《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

(37)沈伟棠：《图像证史：毛泽东时代视觉文化中的鲁迅图像》，《齐鲁艺苑》2014年第1期。曾锋：《鲁迅的文学创作和音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

(38)张福贵：《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14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2013年第11期。

(39)谭桂林：《伊藤虎丸的鲁迅论及其对当下鲁迅研究的启示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