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鲁迅研究(2015):中国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专业年刊

张学义

1974年，西北大学创办（试刊）《鲁迅研究年刊》（以下称《年刊》），至今已40余年。该刊创办之初，拟“按年陆续编辑出版，一年一本。选编这一年内关于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的文献、文章，新发现的鲁迅佚著。对已出版的专著，未选入的文章则编成索引附录于后”^①。从这样的设想看，“一年一本”，是很有抱负的学术行动。据笔者所知，该刊编辑出版最终到1992年因经费等原因停刊。但是由于《年刊》在中国新时期鲁迅研究事业上的特殊贡献，人们至今仍常常提及它和怀念它，它作为少有的鲁迅研究方面具有年鉴性质的大型刊物所留下的空白一直没有被填补。它曾经的业绩和由于停刊所留下的空白，使我们有理由时常想起它、回顾它。

其创办的缘起，在《年刊》创刊号的“后记”里这样说——

鲁迅的光辉战斗业绩、彻底革命精神，特别是他留给我们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为我们今天在新形势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林批孔，弄清楚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都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②

遵照毛主席学习鲁迅的教导，我们创办了《鲁迅研究年刊》。年刊的创办，是为了更好地研究鲁迅，学习鲁迅，发扬鲁迅彻底的革命精神，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③

很显然，创办《年刊》的最初动机，正是高校文科在当时配合批林批孔运动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批林批孔之前，先有批林整风运动。

批林整风运动，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至1973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为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这场历时近两年的运动经历了内容相互矛盾的几个阶段，这种矛盾正是“文化大革命”深刻内在矛盾的缩影。它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全局上的错误及由此产生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也反映了党内外健康力量对“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顽强抵制和抗争，预示了“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的结局。^④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国开始了“批林批孔”的运动。1973年3月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到批林时，提出要批孔。同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在7月前后，毛泽东作诗两首，批评郭沫若尊孔骂秦始皇。同年9月23日，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他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子。江青等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们妄图利用这场运动打倒周恩来和一批中央领导人，实现他们“组阁”篡权的目的。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写作班子“梁效”、“池恒”、“罗思鼎”等的文章，大搞影射文学、阴谋文艺，不批林、假批孔，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的大儒”。江青甚至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他们还大肆宣扬“儒法斗争史”，影射我们党内的斗争。把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让一部分老干部出来工作诬为“复旧”、“请隐士”、“举逸民”，并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发动所谓批判“右倾回潮”运动，使许多刚刚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再次被打倒，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摧残。在江青等人掀起的所谓“评法批儒”的浪潮中，大肆宣扬吕后、武则天，吹捧“女皇”，为她自己反周组阁的阴谋大造舆论。整个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及生产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全国重新出现大动乱的局面。毛泽东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后，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扣住江青等人1月25日大会的录音，不准他们发往全国。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⑤

《年刊》创刊号编辑特别指出：中国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鲁迅，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从五四运动直到他逝世，始终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战斗旗帜，对孔孟之道和鼓吹尊孔读经的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把对孔家店的批判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本年刊，在编选上首先注意突出这一点。^⑥很显然，在“批林批孔”的“批孔”用意里，西北大学《年刊》找到了契合处。事实上，批林整风也好，批林批孔也好，都不过是政治集团明争暗斗的幌子而已。但幌子有幌子的用处，没有这个幌子，高层之间的政治斗争就在群众中无法扩张和组织力量，鲁迅研究也就不可能在这个幌子下打擦边球。纵览《年刊》创刊号和1975、1976年合刊，该刊借批林批孔的幌子办鲁迅研究的擦边行为特征，非常明显。现在看当年的《年刊》创刊号上的内容，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从鲁迅本身的事实出发结合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二是正面呈现鲁迅研究的学术追求。这既说明了在当时的形势下编者的无奈，也显示了编者的智慧。

鲁迅研究界从鲁迅研究史的角度说起“文革”期间的鲁迅研究时，往往一笔带过，结论性地认为鲁迅研究在“文革”中被政治裹挟着变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成了整人的工具。这从“文革”中靠造反起家专事夺权整人的角度说是有道理的。但是“文革”中还有广大的不失正义良知而又无力反抗极“左”局面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既不甘心又心有余悸，既想搞鲁迅研究又在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面前不能不有所表现，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鲁迅研究中的“擦边”现象。在《年刊》创刊号中，一开始先以黑体字刊登了4段《毛主席语录》，摘引了4段毛泽东关于鲁迅的高度评价，以插图的形式刊登了6幅“鲁迅批孔”的木刻，营造出浓郁的政治批孔氛围。在正文里，刊登了《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和相关的《试解》，篇幅几近5万字。客观而论，这种资料性的辑录工作，到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就是《试解》部分的文字，也符合鲁迅对孔孟之道的立场和观点。在“学习鲁迅批孔评法的革命精神”栏目里，选刊了9篇文章。这些文章目的虽然在“批判”上，但主要篇目在于呈现鲁迅当年笔下的微言大义，只是在文章结尾部分附和性地联系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学术性谈不上，鲁迅研究的价值也不大，但对凸显鲁迅的反叛与斗争精神，具有一定的意义。在“鲁迅作品研究”栏目里，选刊了27篇文章。从栏目的设置看，编辑的用心很明显，试图尽力体现一点学术上的探索，实质上真正的研究还谈不上。这27篇文章中，李何林的《〈狂人日记〉分析》最具有研究的特征。李文细致地探讨和解释《狂人日记》中的具体问题，没有一个字涉及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而《年刊》创刊号里最可宝贵的是“鲁迅佚文”栏目和“纪念鲁迅”栏目以及“参考资料”、“附录”部分。

《年刊》创刊号于1974年的问世，对启动中国的鲁迅研究有显著的贡献：一是在全国一片阶级斗争的声浪和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中打出了“鲁迅研究”的旗帜。这与当时普遍地把鲁迅和极“左”的群众运动生硬地联系的做法，有鲜明的区别。二是在鲁迅资料的收集整理上充分作为。三是在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区域里，彰显了鲁迅的存在，凸显了鲁迅研究。四是对全国的鲁迅研究是一个引领和策应。五是所显示出的学术性特征，不动声色地和当时的“利用”鲁迅区别开来。当然，从今天的观点看，也有明显的不足：一是受到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制约。许多文章都带一个“批林批孔”的尾巴。二是学术研究性还很微弱。不过，创刊号上对鲁迅当年“批孔”的特意凸显，在当时虽然有配合政治运动的用意，我们如果历史地并结合鲁迅真实实际来衡量，如果抽掉当时的政治背景，就会发现这对我们今天理解“左翼”鲁迅仍有其基本的价值。

1975、1976年合刊的《年刊》，是1977年5月完成编印的。这又有一个大的政治背景，就是1976年10月“四人帮”的粉碎和1976—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两个凡是”时期。这样的政治背景，使当时的鲁迅研究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势下，既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又添了新的束缚感。“编辑说明”说：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一方面对毛主席关于学习鲁迅的一系列指示，多方干扰破坏；同时，他们对伟大的共产主义鲁迅，进行了卑劣的歪曲和诋毁。魔鬼最怕见太阳。“四人帮”对鲁迅恨得要命，怕得要死，唯恐鲁迅的光辉照出他们这一帮“伏在大纛下的群魔咀脸”。一九七六年十月，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为我党我国除了大害。打倒“四人帮”，鲁迅研究得解放。当前，全国人民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抓纲治国，深入揭批“四人帮”，大干社会主义，全国走向大治，形势一片大好。在这大好形势下，学习鲁迅、研究鲁迅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这就更加增强了我们办好《鲁迅研究年刊》的决心和信心。^⑦

对照创刊号和1975、1976年合刊中编辑的说明文字，自然发现其中有了很大的不同。单从合刊的“编辑说明”里我们能看出来，由于“四人帮”的粉碎，鲁迅研究从此摆脱了极“左”路线大批判利用和绑架鲁迅研究的局面，鲁迅研究进一步靠近鲁迅本身。但是，鲁迅研究又和当时的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形势发生了联系。笔者认为，鲁迅本身是现实性的文化存在，不是书斋里远离是非的学者。鲁迅研究必然会和现实发生某种联系，要么为某种力量所歪曲并利用，要么在现实斗争需要中发挥正面的作用。这本身跟鲁迅有关系，但是主因不在鲁迅自己，而在于后人对鲁迅的态度和取舍。鲁迅曾被“四人帮”歪曲，就必须把被“四人帮”所歪曲的鲁迅再正面呈现给读者，因此《年刊》此时一个重点就是对“四人帮”的批判。这个批判和《年刊》创刊号上对孔子的批判是不同的：一是创刊号上的批孔子，是被动的；而在合刊中批“四人帮”是主动的。二是批孔子的文章尽可能靠近鲁迅的本意，但有违心之论；批“四人帮”的文章义正词严，重揭露。三是合刊要比创刊号上“左”的思潮淡化了许多，在合刊的“编辑说明”里有“刊出的文稿，编者有所删改”的话，删改了什么？应当是作者言不由衷地配合政治形势的话语。四是合刊比创刊号的学术研究色彩更浓厚，年鉴的特点更突出。

合刊的栏目设置有：读点鲁迅、纪念与回忆、鲁迅佚著、鲁迅思想发展研究、鲁迅著作研究、鲁迅研究资料。并且还突出了国家领导人对鲁迅的论述、讲话和题词等。

国家领导人对鲁迅的论述、讲话和题词的郑重刊登，把鲁迅、鲁迅研究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使鲁迅研究得到了正统而显眼的位置。特别是毛泽东给周海婴来信的批示，使鲁迅研究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在“读点鲁迅”部分，重点揭露和批判“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鲁迅当年以《三月的租界》与张春桥笔战；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出演《赛金花》；姚文元以《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对鲁迅的歪曲。这组文章，以批判的论调见长，在当时的作用是，把鲁迅和他们严格地区别开来。在“纪念与回忆”里，一是把鲁迅和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二是刊登了当时各地对鲁迅的纪念活动的消息；三是刊登了比较有价值的回忆鲁迅的文章。在“鲁迅佚著”方面，刊登了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并附以适当的补充性材料。“鲁迅思想发展研究”和“鲁迅著作研究”是《年刊》最能显示当时国内鲁迅研究水准的。唐弢、王士菁、张琢、钟本康、蔡健、正一等作者的文章，都集中探讨了鲁迅的思想发展问题。在“鲁迅著作研究”方面，集中在鲁迅关于文学遗产、鲁迅书信、鲁迅关于语言文字等方面。至于“鲁迅研究资料”方面，占了比较大的篇幅，也显示出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研究文章多以“鲁迅与某某”为研究和展开方式，重点探讨了鲁迅一生重要的经历与交往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中间也夹杂一些介绍和回忆性的资料。

总之，《年刊》的合刊与创刊号相比较，在鲁迅研究上进一步把研究本身聚焦在鲁迅本身，克服了创刊号上把鲁迅和当时的政治批判生硬联系结合的做法，注重鲁迅研究资料的整理和汇聚，开启鲁迅思想研究的学术行动，并有效地把鲁迅和“四人帮”区别开来，使鲁迅成为揭发和批判“四人帮”有力的文化、思想武器。作为一本大型鲁迅研究的学术刊物，进一步体现出的年鉴特性，以及其对鲁迅研究资料、论说的汇编特点，对当时全国尚未完全复苏和步入正轨的鲁迅研究，起到了及时和有力的引导、吸引、支持的作用。

在《鲁迅研究年刊》（1975、1976年合刊）中，有王瑶先生《学习毛主席论鲁迅》的长文。这是一篇值得高度重视的文章。在当时是空谷足音，在今天也魅力不减。《鲁迅研究年刊》的编者在按语里说：“北京大学王瑶同志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纪念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逝世四十周年和在厦门大学任教五十周年的鲁迅思想和著作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稿。”^⑧由此看来，王先生的这个讲话记录稿在《鲁迅研究年刊》上刊登，是第一次以书面的形式公诸世人。查《王瑶先生纪念集》^⑨知，王先生这篇文章，后在《福建师大学报》1977年第3期上发表，后改为《鲁迅研究的准绳和指针——学习毛主席关于鲁迅的光辉论述》，刊登在1979年《鲁迅研究集刊》第1期上，后收入王先生的《鲁迅作品论集》一书中。奇怪的是，这篇重要的文章，在《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没有收入，在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中也没有提及。

王瑶先生认为：“我们不能从字面上是否肯定鲁迅来看一些文章的正确与否，而要看他的论点是否符合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是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做了具体分析。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就是学习和研究、判断是非曲直的锐利武器。”他在文章里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一是鲁迅究竟是“一家”还是“三家”？是单纯的伟大的文学家，还是同时也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二是鲁迅究竟是革命的同路人呢，还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三是鲁迅究竟是共产主义战士还是人道主义者？之所以说王先生的文章至今还有很大的魅力，就是他在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中，并不是从概念的教条出发，而是结合鲁迅一生实践得出了合乎鲁迅实际的结论。

在鲁迅是不是文学家的问题上，他强调鲁迅的一切实践，包括创作实践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革命这个最根本的出发点。这也是王瑶先生理解鲁迅和研究鲁迅的基本出发点。他认为，鲁迅从来都是把文学作为一种革命的手段，斗争的武器的。^⑩关于思想家，王先生认为，看一个思想家，首先要看他的思想符合哪个阶级的要求，看他是为了说明世界还是为了改造世界。而鲁迅是为了改造世界才掌握思想武器的。王先生还说：“一个文学家如果真正伟大，他就必须具有革命思想和忠实地为革命服务。鲁迅就是这样，他的基本出发点是一个革命家。”^⑾(www.chuimin.cn)

因此，王先生的结论是，鲁迅是“三家”而不是“一家”。在回答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还是同路人的问题上，王先生抓住鲁迅与进化论的关系做了有力的回答。王先生认为：“鲁迅是在他学医的时候深入研究进化论的，所以他接受的主要是关于自然科学的范围。”^⑿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核心是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史上是符合实际的，但它不能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果把生存竞争和优胜劣败这套理论直接应用到社会上，就只能替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辩护，就只能说明剥削和侵略是有理的，而受欺凌是活该，那当然是极反动的。^⒀鲁迅则不仅没有宣传过这种思想，而且对它是有批判的。鲁迅从进化论中接受的是“主要是事物向前发展的总的趋势，是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而且鲁迅把这当作自己的信念，指导自己的行动。“他努力推动新事物的成长，攻击腐朽的旧事物，这就是他从进化论接受的主要影响。”^⒁具体来说，鲁迅从进化论中主要接受了三点：变革的观点，发展的观点，乐观主义精神。关于鲁迅的“听将令”，王先生认为：鲁迅是从农民的观点看问题，他的创作是这样，他的政治实践也是这样。他是作为农民的代言人，作为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出现的，所以鲁迅从一开始创作活动就是“听将令”的，他自觉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王先生说，我们必须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工农兵关系的角度来理解鲁迅所说的“遵命文学”。从根本上讲，要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上来理解。鲁迅的思想发展从一开始就作为无产阶级的坚定同盟军，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第三个问题即鲁迅是人道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的问题。王先生认为：鲁迅从来就不是人道主义者，不仅在他的后期，前期也同样不是，并且从来就是反对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普遍反对斗争的，而鲁迅则坚持了韧性的战斗。

笔者之所以看重和佩服王先生这篇还带着时代烙印的研究文章，是因为其紧紧围绕鲁迅的创作实践和产生鲁迅的中国时代来论证的严肃、认真、老实的态度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这篇30多年前的论文，今天看来也许还有一定的局限（如关于鲁迅“不是人道主义者”的观点笔者不能全面认同），但面对今天鲁迅研究上的过度诠释、学院化的束之高阁，甚至妖魔化的做派，不无启迪和鞭策。

1979年号的《鲁迅研究年刊》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编者的话”里写道：

《鲁迅研究年刊》是研究鲁迅的资料性学术文献专刊，每年出刊一期，必要时分出上下册。本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选载国内外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资料，并特约专稿，荟萃刊出，以反映国内外研究鲁迅、学习鲁迅的成果和概貌，为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促进鲁迅研究工作的开展、繁荣社会主义学术文化贡献力量。^⒂

很显然，从以上“编者的话”与之前两本（三期）的“编辑说明”相对照中能分明看出，自1979年起的《年刊》，在整体风貌上与之前所着重体现的现实政治特色有质的变化——基本撇清了与现实大批判的瓜葛，内容主调大幅度扭转到鲁迅研究本身，而学术特色更为突出。由于自1979年起《年刊》属于正式创刊，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在这一期里专门开辟了“对《鲁迅研究年刊》的希望”栏目，刊登了茅盾、曹靖华、侯外庐、李何林、刘和芳的五篇文章。而李何林先生的《要勇于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短文对当时的整个鲁迅研究都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意思：一要消除宗派主义成见；二引用鲁迅的话要全面引用；三不看风使舵，发扬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四要解放思想，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待鲁迅；五编辑选稿时要勇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怕得罪人。

事实上，从这一期开始，《年刊》可谓步入正轨：开辟了以下七个栏目——对《年刊》的希望、纪念与回忆、鲁迅佚文、鲁迅思想发展研究、鲁迅著作研究、鲁迅生平事迹及其他、鲁迅研究在国外。除“希望”栏目外，其他六个栏目可谓为之后的鲁迅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学术框架。并可喜地看到，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于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学人自此露面登场。诸如：钱谷融、戈宝权、陈涌、李泽厚、李允经、吴中杰、张小鼎、孙玉石、张华、单演义、张焯、刘再复、陈漱渝、袁良骏、林志浩、王富仁、乐黛云（翻译）等。这一期刊登的许多篇章在后来都丰富成专门的著作，许多新近露面的学人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都在鲁迅研究上具有重大建树。在1979年，关于鲁迅的研究专刊尚只有王世家在黑龙江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创办的小型刊物《读点鲁迅》，北京鲁迅博物馆后来创办的《鲁迅研究月刊》还远未诞生，绍兴、上海的鲁迅研究专刊还在起步阶段。而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的《年刊》在经过两本（三期）试刊后已经正式创刊，规模之大（大16开，近600页，字数超过80万字）、范围之广（范围至国内国外）、文献性和学术性之凸显，属于名副其实的鲁迅研究第一重镇！

1980年，《年刊》正常出版一期，呈现风头正健之势。规模达676页，调整增添了“总论”栏目，刊登出《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陈涌）、《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在东北》（李凤吾等）、《一九八〇年鲁迅研究述略》（钱碧湘等）、《台港文学界对鲁迅的部分评论》（李惠贞）等鲁迅研究整体综论性的文章，在“研究之研究”的角度上切入鲁迅研究。这是《年刊》的一个新变化，说明其“资料性学术文献专刊”的特点更趋成熟。据笔者所能看到的资料，1981年随着对鲁迅100周年诞辰大规模全国性纪念活动的蓬勃开展，《年刊》计划出刊两本，一本是“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专号，一本是按照年刊的常规办法再出刊一期。随后，在1984年和1990年各出一期，1991年和1992年合刊出刊一期。而1990年的《专刊》已改为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宋庆龄基金会和西北大学主办，也第一次明确了主编为阎愈新先生，并有编委若干人，大32开，45万字。而1992年出版的《年刊》为1991年和1992年合刊，属于“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专刊，大32开，50万字。从此之后，再无见到新出版的《鲁迅研究年刊》。

无疑，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当年编辑刊行的《鲁迅研究年刊》，在“批林批孔”的政治气氛下“擦边”而生，却暗度陈仓地向鲁迅研究本身不断靠拢。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国新时期鲁迅研究重整旗鼓过程中，一度是中国大陆鲁迅研究的第一重镇，对“回到鲁迅本身”的研究路向和推动中国鲁迅研究高层次上的坚实起步，发挥过重要作用。鲁迅本身的巨大魅力决定了鲁迅研究在国内、国外仍将持续开展，而目前国内广为发行的《鲁迅研究月刊》、《上海鲁迅研究》、《绍兴鲁迅研究》也正说明了鲁迅研究生命力的强健。但是从“年鉴”的角度看，没有《年刊》行世，当是鲁迅研究上的一个缺憾，也因此常使人们怀念起西北大学当年编辑出版的《年刊》来。

（2011年元月27日初稿，2015年3月30日改定于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注释：

①②③⑥《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第279页，西北大学1974年。

④郑德荣、朱阳：《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第19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⑤1974年：批林批孔.（2009-09-09）［2015-09-28］.http：//wz.people.com.cn/GB/139029/154265/156645/10024012.html.

⑦《鲁迅研究年刊》（1975、1976年合刊）“编辑说明”，西北大学1977年（下同）。

⑧⑩《鲁迅研究年刊》（1975、1976年合刊）第44页、第47页。

⑨王瑶先生纪念集编辑小组：《王瑶先生纪念集》第48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⑾⑿《鲁迅研究年刊》（1975、1976年合刊）第48页、第48页。

⒀⒁《鲁迅研究年刊》（1975、1976年合刊）第50页、第50页。

⒂《鲁迅研究年刊1979》“编者的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