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鲁迅学笔记，解析鲁迅对古老巫术的批评

鲁迅作品研究

顾农

在1931年的《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中，鲁迅根据“自己所经验的琐事”总结出他本人小说创作的八条原则，其中每一条都值得深入研究，这里只看第三条：

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关于这种“凑合”法，他后来又讲过多次，例如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自己的小说“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1936年2月21日致徐懋庸信中说，“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稍后他又在《〈出关〉的“关”》一文中写道，“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凡此种种，均可见鲁迅小说创作的路径。

这些说法完全符合鲁迅小说创作的实际。举几个查有实据的例子来看。例如《祝福》中祥林嫂的模特儿，据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所说，就有好几个：一个是鲁迅家的邻居翠姑——祥林嫂被抢去卖到深山里，是以她为原型的。清末绍兴一带常有抢亲的事情发生，新台门周家斜对面柴店里的翠姑就曾经被抢，她在弟兄的保护下没有被抢走，而后来终于抑郁而死。另一个原型是某一富盛山区看坟人的妻子，她因为小儿子在山里被野兽吃掉而哭瞎了眼睛，鲁迅的母亲就曾听到过她的哭诉。祥林嫂晚年求乞的形象则来源于鲁迅的一个远房伯母，她在家庭破落以后来访问过鲁迅的母亲，就那么拄了一根比身体还要高的竹竿，神色凄惶地诉说其苦难，其人最后更因失子而精神失常。此事在民国初年，鲁迅正在绍兴，亲眼看到过她，于是也把这样的材料“凑合”进小说里去了。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也曾谈起抢亲的事，他举的例子是邻居家叫宝姑娘的被抢，情形略近于周作人所说的翠姑。

孔乙己的模特儿也不止一个，阿Q的原型就更多了。

除了典型的“杂取种种人”之外，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当实行“凑合”之际，以某一模特儿为主，兼采其他。例如《故乡》里的闰土，主要的原型据说是在周家帮工的章福庆的儿子运水，鲁迅少年时代同他有过真挚的友谊，后来也有多次交往；但鲁迅写小说也并不全用这位运水，有些情节因为不典型鲁迅就没有用；而把当年许多农民由于多子、饥荒、苛税，由于官绅的压迫和掠夺而日趋破产的情形“凑合”了进来。小说写闰土能装弶捕鸟，这其实是他父亲章福庆的本领，现在挪到他身上来；据章氏后裔章贵说，运水有一女三子共四个孩子（《“闰土”子孙忆家史》），而小说中写成六个，以表现农民的多子。有六个孩子的家庭在旧时代也颇为多见。

“凑合”法好处很多，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说，这样可以“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从文艺美学的角度说则可以从一中见多，小中见大，咫尺而有千里之势，更富于艺术感染力，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得到审美的满足。

古今中外许多大作家都讲过近乎“凑合”的意见，例如高尔基就提倡“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几百个小商铺老板、官吏、工人中每个人身上，把他们有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态、信仰和谈吐等等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商铺老板、官吏、工人身上”（《谈谈我们怎样学习写作》）。他的看法与鲁迅真所谓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弄清楚这样的情形，可以消除许多误会。例如《一件小事》，历来有人主张作品中的“我”就是鲁迅本人；更有回忆录中记载鲁迅在课堂上说过“我写《一件小事》……是真的遇见了那件事，当时没有想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洋车夫，竟有那样崇高的品德，他确实使我受了深刻的教育，才写那篇东西的”（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其实鲁迅本人也只是“凑合”进来的模特儿之一，很可能是主要的一个，但实际生活中的人物仍不能同小说中的形象完全混为一谈。车夫也是如此。鲁迅说他的小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是比任何回忆材料更为重要的信息，鲁迅亲身经历的那件事，应当只是一个创作的“缘由”。

读者对于这样的“缘由”往往很感兴趣，研究者更是知道得越多越好，但我们主要还是要来阅读小说，分析小说，不必对那些缘由念念不忘。鲁迅说得好，“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鲁迅本人写小说，是从来不将某一模特儿整个地写进小说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也将书中人同曾经实有的人画上等号，则失之尤远。

阅读欣赏小说的时候，千万不要念念不忘其原型和本事，最好只关心书中人书中事。影射小说自不在此列。

《红楼梦》历来有索隐派的读法，老索隐派早已没有人相信了，而新索隐派方兴未艾，层出不穷，有一批“红学”论著之所以被称为“红外线”，原因在此，悲剧亦在于此。读鲁迅的小说一定不能走这样的路子。

鲁迅是一位思想家型的作家，他的小说中融入了许多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解和剖析，因此能常读常新，从中获得启示和教益。

鲁迅曾经指出，古老的巫术在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中长期留存，有着深广的影响，妨碍中国走向现代化，并造成种种非现代的文化现象。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巫术和宗教是有区别的。宗教创造一套价值，直接地达到目的。巫术是一套动作，具有实用的价值，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许多宗教中有许多仪式，甚至伦理，其实都该归入巫术中的。若我们不管那些神学的解释，而专看大众所实行的，这就更为显然”（《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中国旧时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大抵不外乎巫术，其余波流传至今不衰。看风水、信奇迹、拜“大师”，据说就是在精英云集的官场里也还相当时髦。鲁迅极而言之地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他之所谓“道教”实际是指原始思维、原始信仰，也就是指巫术。鲁迅又说：“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巫到后来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巫术伴随着种种迷信而流行，且时时花样翻新，流毒甚广。

鲁迅在小说中非常注意揭发巫术这一“中国根柢”。当他的笔锋触及上层社会的腐朽时，往往写到他们如何信奉、维护和利用巫术。这方面最明显的也许要算《长明灯》了。吉光屯的那盏灯据说“还是梁武帝点起的，一直传下来，没有熄过”。梁武帝以笃信佛教著称，“长明灯”这名目也很像佛教寺庙里的物事；而这座庙其实乃是中国本土的土地庙。小说就其中的主人公写道：“听说：有一天他的祖父带他进社庙去，教他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他就害怕了，硬不拜，跑了出来，从此便有些怪。后来就像现在一样，一见人总和他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可知这庙里的偶像并非佛教的如来佛、观世音之类，而是巫术系统里的社老爷（土地爷）、瘟将军、王灵官。在巫术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土地爷是跟老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方神圣，旧时土地庙几乎遍及全国城乡各地，清朝人记载说：“土地，乡神也，村巷处处奉之，或石室或木房。有不塑像者，以木板长尺许，宽二寸，题其主曰某土地。塑像者其须发皓然，曰土地公，妆髻者曰土地婆。祀之以纸烛肴酒或雄鸡一。”（赵懿《名山县志》卷九）如今，取代土地公成为主打偶像的是财神爷了。

《长明灯》之社庙里的长明灯乃是巫术文化的符号、传统秩序的象征；“疯子”要吹熄它，本意无非是反对原始的迷信，希望稍稍现代化一些，而这在正统派看来已属大逆不道犯上作乱，绝对不能允许。保灯与吹灯的斗争日趋激化，保灯派首先动用武力，吹灯派也神往于“放火”。新旧两派的较量在保存和反对巫术的背景之前展开，这是何等触目惊心的斗争！《长明灯》里这一中心情节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五四”时代他也曾是一个激烈进取的革命青年，跟他的同志一起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脸上的胡须；而鲁迅笔下思想腐朽的守旧派则在“五四”退潮以后仍然热衷于扶乩（见《高老夫子》）。鲁迅取这些与巫术文化有关的细节写入小说，显然都是意味深长的。

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往往对巫术文化表现出深刻的认同，《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他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案头常备者是《近思录集注》、《四书衬》一类讲宋明理学的书，似乎纯然是一个儒家的信徒了，然而在他书房的壁上，却赫然挂着朱拓的“寿”字，陈抟老祖写的。陈抟是五代著名的半仙，鲁四老爷把他的手迹拓本高高挂起，鲜明地体现了他对巫术文化的尊崇。巫术文化的人生思想简单地说可以归纳为享乐、长寿和成仙三项。在鲁四老爷心目中，朱拓的“寿”字挂在家里，可以产生帮助长寿的特异功能。大有来头的文字自有其无边的法力。鲁四老爷不过是一个老监生、小乡绅，要花很多钱服食炼丹那一套玩不起，只好虔诚地祝福，“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又挂一幅神仙写的大“寿”字，此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把古老的巫术和儒家的政治、伦理结合起来，这一模式源远流长。魏晋以来神仙道教向上层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目就是努力与儒家思想相结合，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大人物葛洪就十分明确地主张把方术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他的代表作《抱朴子》生动地体现了这种结合。与葛洪时间相近的另外几位道教大师也竭力实行道教巫术与儒家思想的结合，如寇谦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炼”（《魏书•释老志》），陶弘景更明确地主张儒、道、佛三教合流，使道教具有更完整的宗教形态。像鲁四老爷那样既讲理学而又拜求神灵以求多福多寿的知识分子正是十分典型的。

当鲁迅的笔锋涉及下层社会的不幸时，往往致力于描写他们如何受到巫术思想的愚弄。华老栓以为人血馒头可以治他儿子的痨病，无非是体现了巫术中“相似产生相似”的原则，痨病的大问题是咯血和消瘦，所以吃血即足以补救之；到现在也还有人认为吃什么补什么。《明天》里的人们相信很有些巫师气味的何小仙，结果当然是以死人而告终结：到处都充满了原始信仰的陈腐空气。最典型的也许是《祝福》里的祥林嫂了。她听从“善女人”柳妈的劝告，到土地庙捐门槛，以防死后被锯成两半，“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庙祝”就是可以直接跟鬼神对话并且把他们导入人间的巫师。在愚民心目中，捐一条门槛即足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正是典型的巫术心理。研究巫术和原始宗教的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曾经指出：“社会和思想水平发展较低的民族一般都理解并运用找替身受罪的原则”，其办法则是某种巫术仪式。他又说：“巫术断定，一切具有人格的对象，无论是人是神，最终还是从属于那些控制着一切的非人力量。任何人只要懂得用适当的仪式和咒语来巧妙地操纵这种力量，他就能够继续利用它。”（《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下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11页）门槛作为替身让人们跨过去即足以赎罪，即足以不再被阎罗王锯为两半。原始的巫术和宗教总是利用虚幻的手段强化人类应付人生问题的能力，而面对悲剧、危机和焦虑的时候，它可以抚慰人类的心理，用奇迹的出现给予人们某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它所允诺的改变人们的命运、强化人们的能力的手段最为简便易行，因此在愚民中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文气”的秘诀

——以《“友邦惊诧”论》为例

古人谈到文章特别是议论文的时候，往往会涉及“文气”，例如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清代桐城派的先驱刘大櫆说“文章最要气盛”（《论文偶记》）。“文气”如何，在这里有时被视为衡量文章水平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

关于怎样才能使文气壮盛，古人比较强调神而明之，很少进行具体分析；或者讲得比较模糊，例如清末人张裕钊说：“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之也。”（《答吴挚甫书》）但是“气”到底怎样来“举其辞”呢，还是不大清楚。这个问题要到“五四”以后新一代语文学者手里才得到比较明确的解决，夏丏尊先生在他那本很有分量的小册子《文章讲话》中写道，“念诵起来快的文气较强，念诵起来慢的文气较弱”，这就把问题的关键给点出来了；那么怎样才能使念诵的速度加快，从而加强文气呢？夏先生提出三条：（1）以一词句统率许多词句，必须一口气读到段落才可停止。（2）在一串文句中叠用调子相同的词句，虽有好几句，念起来须保持前后的联络，无法中断；但应注意同一调子中要小施变化，助长波澜。（3）多用接续词，把文句尽可能地上下关联。

这三条秘诀总结得很精彩，不仅施之文言而准（《文章讲话》中举了不少这方面的例子），用来分析白话文的文气也很有指导意义。下面试以鲁迅先生那篇以气势凌厉著称的名作《“友邦惊诧”论》为例，来看看他加强“文气”的奥妙。

所谓用一词句统率许多词句，就是写长句，读起来中间不能有太大的停顿，基本上要一口气读到底，念得比较快，文气也就显得强了。《“友邦惊诧”论》第一自然段的后半段（其中的着重号是笔者加的，下同）写道：

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这里的第二句特别长，由“不道”（不料的意思）一词统率，一直管到段末。那时国民党尚未下决心抗日，却一味妥协退让，对要求抗日的爱国青年横加压制。鲁迅文中所引之国民党政府的通电（全文见附录）太荒谬了，简直不可想象！鲁迅先生愤激的语气通过这么一个长句得以充分表达。这样的句子，正如夏先生所说，非得一口气念到底不可，这样气势自然就很强盛了。

所谓在一串文句中叠用调子相同的词句，就是现在的所谓排比句。这样的句子，结构整齐，上下相连，有助于加强文气。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整齐之中最好能略有变化，以防止呆板，助长波澜。夏先生的这一提示也很有意味。《“友邦惊诧”论》的第二自然段，正是这一方面的典型好例：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本段中有迎头痛斥、有对比的手法，这里不去多说；单说其中整齐而略有变化的排比，就特别能出效果。文章中虽然有些分号、句号，但仍然要急急诵读，并注意体会其中旺盛的文气和强烈的愤慨。

再来看该文的第五自然段：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这里运用了逐步升级的递进式排比句，越说越激昂；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三个排比句，再加上后面的句子，统统由“好像……一样”这一结构来统率，全句甚长，读起来得比一般排比句还要更快一点，文气显得极其强盛。这一段可以说是综合地体现了夏先生所总结的一二两条，达到了该文抒情议论的峰值。(www.chuimin.cn)

夏先生所说的第三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造句时多用些能起关联作用的虚词以及某些实词，将若干小句子贯串起来。各句间的联系加强了，读起来自然会比较快一点，从而有助于强化文气。《“友邦惊诧”论》一文的附记部分正有这样的特色：

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而“教育消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死一人，伤五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这一段引用新闻报道，把国民党政府通电中那些污蔑不实之词驳斥得落花流水，全线溃败。不长的一段文字中用了许多关联词语，相当丰富的内容因为有了这些词语而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读起来一气贯注，气势不凡。如果去掉这里的“刚”、“就”、“而”、“又”、“则”、“可见”、“不但”、“而且”等词，内容并无变化，文句基本通顺，而文气方面则损失甚大。鲁迅是讲究文章修辞的圣手，此等显示功力之处我们最应反复揣摩，细心体会。

当然，决定文气更根本的东西还在于内容是否真实，话说得有没有道理。国民党政府的通电荒谬无理，且多有诬陷不实之词，那样的公文滥调，文气一定很卑弱。

修辞远不限于修辞格的运用，句式的选择和运用乃是更基本甚至更重要的事情。一般地说，恰当地运用比较长的句子和句群，是足以增强文气的；但并非一定都要长，短短的感叹句——例如“好个‘友邦人士’！”“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第三自然段）；等等，也很有力量。“气盛则言之短长者皆宜”，韩愈这话说得很精彩。

要之，文气的关键还不在句子的长短，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力度的问题。诵读的速度快则力度强，充满了阳刚之气。长句也有些是不讲力度的，例如某些抒情散文、散文诗中的句子也比较长，而在那种语境中恰恰有助于形成文章的阴柔婉约之美。

鲁迅先生很重视朗读。他说自己文章“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写成文章后往往高声朗读，必要时则加以修改。鲁迅曾经给瞿秋白改过几篇杂文，有所增删，一般只有不多几个字，多半是出于文气方面的考虑。

所以，青少年学生学习范文时也要重视诵读。读书读书，光是看肯定不灵。

附录　国民政府1931年12月18日通电

急。各绥靖同志、各省市政府钧鉴：查自辽吉事变发生以来，各地学生因激于义愤，纷纷入京请愿，游行示威。爱国热忱，原堪嘉尚。乃近日所到人数愈多，分子愈杂，且有共党羼入其间，种种违法乱纪，不一而足，如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政府初以青年爱国，曲示优容，证诸近日情形，殊非真正爱国者所忍出此。逆料大多数纯正学生，尤不甘受暴烈分子之胁迫。政府负治安重责，若不亟加制止，何以定人心而安闾阎。合行令仰各该绥靖主任、各省市政府公署，嗣后遇有学生团体出境赴各地游行示威者，各该地军民长官，务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仰各切实遵照，是为至要。国民政府印。巧。

鲁迅先生曾经打算写一本《五讲三嘘集》，“五讲”指他1932年11月到北平（北京）省亲期间发表的五次讲演，“三嘘”则是对三个文人一嘘了之的文章。但是后来此书并没有写出，当然也就没有出版。1933年年底鲁迅在回答杨邨人的公开信中写道：

至于所谓《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其实是至今没有写，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不过既然闹了风潮，将来索性写一点也难说，如果写起来，我想名为《五讲三嘘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报上所说的三位。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鲁迅这篇《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当时也并没有发表，直接收进了《南腔北调集》，该集于1934年3月由上海同文书店出版——从此《五讲三嘘集》遂广为人知，虽然终于没有成书，而他晚年意气之盛，却可以由此见其一斑。

在鲁迅的诸多对手中，梁先生是最受重视的之一；鲁迅批评梁实秋的文章先前有好几篇，最著名的当然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两篇，此外还有早一点的《卢梭和胃口》、《头》和晚一点的《我们要批评家》等；但对于梁先生此后的纠缠，鲁迅并没有怎么回答，仅考虑过以一嘘了之。

杨邨人曾参加过共产党，原是太阳社的成员，先前曾经从极“左”的观点出发反复批评茅盾，又写无端造谣生事无聊小文攻击鲁迅；后来却退党而去，公开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又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鲁迅极端藐视其人，曾经偶尔顺便刺他一枪，没有专门写过文章。但“革命小贩”杨邨人太无聊了，竟忘乎所以地在刊物上发表致鲁迅的公开信，希望引起鲁迅的注意。这样的人物，正如鲁迅所说，是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的。这次回他一封公开信，狠“嘘”了一通，算是抬举他了。

对于更“差一点”的张若谷，鲁迅没有写过专门的文章，只是偶尔提到过，例如点到过一下的有张先生参与撰写的《艺术三家言》一书（《二心集•沉滓的泛起》），此外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文人无文》、《不负责任的坦克车》、《辨“文人无行”》等文中也小小地“嘘”过他几次。

并非痛加批驳而仅以一嘘了之，表明鲁迅对于某些对手的藐视；而这一办法尚非彻底的藐视，后来鲁迅说过这样一段话：“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美国新闻工作者埃德加•斯诺（1905—1972）1936年5月在上海期间曾拜访鲁迅，按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拟定的问题清单就当代文坛状况提出大批问题，请鲁迅回答，事后整理出一份记录稿，专供夫人海伦参考——那时海伦正在为他们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一书撰写有关论文，甚至还打算写一本新文学史。斯诺本人因为有更重要的工作，将暂时告别文学。

关于这份访谈记录的整理稿，一部权威的工具书有如下介绍——

1936年5月，鲁迅曾和斯诺有过一次学术晤谈。“一二•九”事件后，斯诺认为久存于心的访问陕北的条件已经成熟，于1936年4月南下上海，请求宋庆龄给予帮助。4月26日他和姚克往访鲁迅，适值鲁迅偕家人“往卡尔登影戏院观杂片”而“未见”。5月的一天，斯诺再次造访，并持他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打印的包括二十三个关于新文学史问题的采访单向鲁迅请教；鲁迅对所有提问均作解答，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中许多重要问题，以及数十名作家的思想与创作发表了意见。斯诺根据自己的记录整理出要点，在出发赴陕北之前交与海伦（此件于1986年9月被发现）……（《鲁迅大辞典》第10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这份曾经长期沉埋于海伦私人文件箧里的记录整理稿很快被译成中文发表（安危译：《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同时发表的还有海伦•福斯特拟定的问题清单（安危译：《埃德加•斯诺采访鲁迅的问题单》，《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以及译者对有关情况的说明（安危：《鲁迅同斯诺谈话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引起人们很大兴趣，文学史工作者、鲁迅研究者则尤其兴奋，曾召开过一次阵容很豪华的座谈会（详见《〈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座谈会记要》，《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专家们就这份《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从不同的侧面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但是这样一阵热风似乎很快就消散了，后来引用这份整理稿的不多，有关的讨论和研究也远不如预期的那样繁荣。

这里大约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份整理稿未经鲁迅本人审阅，本不打算发表，而其中有些提法很不容易理解，令人怀疑是不是斯诺记得不尽准确（这里有鲁迅的口音外人可能听不清、居中口译的翻译可能不尽准确等因素）；二是斯诺在整理时大约加进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也顺便夹在里面供夫人海伦参考——这里有非常明显的（如关于萧乾介绍丁玲情况的段落），这还好说，那些不明显因而难以确定的，就很令人为难了；三是最后译为中文时似乎有些错误，这在座谈会上唐弢先生曾指出过几条，此外也许还有一点。可靠性遭到质疑，权威性不足，就使得这样一份本来极其重要的文献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里存在的种种问题似乎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而有些问题很可能永远无法解决，当年的采访者斯诺和口译者姚克都已成了故人，无从追忆订正或有所说明了。但笔者认为，以斯诺和姚克的水平，把鲁迅的意见完全弄错，概率应当很低；其中有些意见看上去不容易理解，基本上应归咎于我们自己的理解力有问题——跟不上鲁迅的思想。例如，其中对周作人、林语堂的散文评价很高，对小说家沈从文的评价也非常高，对胡适的评价也不低，这些在几十年前便会觉得很费解；而现在看来却足见鲁迅的深刻和高明。据此以推，其中那些至今看去仍然不容易理解的提法，只宜先行挂起，慢慢体会，而不宜、不能急于否定，或断言就是记录者记错了。至于有些意见可能出于斯诺本人，那也不要紧，这仍然可以作为供我们思考的线索。斯诺也不是等闲人物啊。

整理稿中最引起笔者注意的，不是那些占主要篇幅的关于具体作家的看法和评价（只有关于冰心、丁玲、萧红等女作家的评说给人印象特殊，大可注意），而是若干带有普遍性的观察，例如其中有这样两条——

中国可以经过资产阶级的政治发展阶段，却再也不能经过一个资产阶级的文学发展阶段。

研究中国现代诗人，纯系浪费时间。不管怎么说，他们实在是无关紧要，除了他们自己外，没有人把他们真当一回事，“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

这些话都带点杂文气息，大有极而言之的意思，但这只不过是在口头上随便谈谈。如果鲁迅动笔写文章，恐怕不大可能这样说话——唯其如此，斯诺把这些话记录下来，是十分值得感谢的。

前文说《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引起的讨论和研究远不如预期的那样繁荣以及后来引用这份整理稿的也不多，亦只是大概言之，细想起来还是有点波澜或者花絮的，不妨试举一例以明之。

在整理稿面世二十年之后的2007年，在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上发生过一场有关鲁迅与冰心之关系的争论，前后达小半年之久。其中甲方说，鲁迅没有公开评论过冰心，只是在几封私人通信中有所臧否。冰心与鲁迅是隔膜的。乙方则指出，鲁迅是与人公开谈论过冰心的，1936年5月鲁迅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曾四次提及冰心以及她的作品。而这次访谈的内容，是要面对千百万读者的。到第二轮，甲方争辩说，那次鲁迅同斯诺的谈话乃是一次私人之间交谈，并非公开的言论；其长文详细分析《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中鲁迅四次提到冰心的具体情况，提出许多推测；最后特别强调，此中有若干看法不出于鲁迅而属于斯诺本人。乙方的第二篇文章长达一个整版，内容更丰富，对于人们了解《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的重大意义及其局限性很有帮助；但此文似仍然未能确证他所主张的鲁迅曾与人公开谈论过冰心这一点，而只能说明“鲁迅与人谈论过冰心”以及这些言论后来如何被公开。

这一回的争论总体来看是十分有益的，其收获之一是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的性质和意义。不过拜读双方的文章，感觉似乎多少有一点《古诗十九首》之所谓“行行重行行”、“游子不顾反”之意，枝叶甚多，有时几乎会令人忘记原先争论的是什么问题了——这就容易让见闻有限的读者看不大明白，而专业工作者却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

斯诺夫人海伦将鲁迅的部分谈话内容写入她那篇以笔名尼姆•威尔士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是稍后的事情，该文译成中文与中国千百万读者见面更迟至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号），已在鲁迅身后四十多年。至于斯诺本人的访谈笔记及其整理稿，一直由海伦保存着，从未公开过；直到1986年，中国学者安危先生访学美国期间才在她那里“意外地发现了斯诺采访鲁迅的一份提问单，采访记录手稿和根据记录整理的谈话记录原件”，于是他将这些珍贵的材料翻译出来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从此才为广大现代文学研究者所知，此时离谈话的当年更已经是五十年过去了。

这份整理稿的发现者和翻译者安危先生说，“此文为斯诺对谈话记录所写的整理稿，在整理过程中，显然加进了一些他已了解的情况，不全是鲁迅之见”，他还说到自己的翻译当中也有些错误（详见《〈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座谈会记要》，《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在我们利用这份《整理稿》作为研究资料时，必须高度重视这一基本情况。

《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的面世属于私人文档解密的性质，解密以后就可以面对千百万读者，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一些新文学作家的书信、日记不断由《新文学史料》公开出来，也有同样的意义，都能令读者大开眼界。私人文档的解密有益于文学研究，当然这些文档应当怎样运用才最佳，还有进一步讨论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