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祖父过失的补救与尊严维护

李城希

鲁迅对其祖父行为过失的“补救”或尊严的维护的又一重要行为表现是他在中年时期几乎烧毁祖父的全部遗物特别是日记，使祖父原本敞开的生活与精神世界重回闭锁状态，极力避免个人价值与尊严再遭损毁。

1919年12月1日，已近不惑之年的鲁迅“离京返绍……此次回乡，是为了接家属到京定居”^①。鲁迅此行不仅对已有“一百来年”^②历史的祖屋做了“彻底地大清理”^③并售去“祖屋”，而且在离家前夕几乎烧毁祖父的全部遗物，主要是：（1）日用文书。如“陈年流水账，有婚丧喜事礼品簿，有家庭和亲友之间来往的书信”^④，所有这些日用文书当与鲁迅祖父及其所在家庭的日常生活存在密切关系，具有丰富的生活内容及意义：①日用文书是鲁迅祖父及其所在家庭日常生活内容及生活方式的重要记录和表达，从中可以看出鲁迅祖父个人及所在家庭的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及生活状态。如“陈年流水账”是个人或所在家庭日常生活消费行为历史的数据化或数据化历史，是个人或所在家庭日常生活行为谨慎或持续自我约束的重要表现。从“陈年流水账”中不仅可以认识鲁迅祖父及其所在家庭曾经的生活状态及发展变化，而且还可以认识身为翰林的鲁迅祖父曾经的日常生活是节俭还是奢华，从而认识他的精神世界与传统道德之间的深层联系。“礼品簿”是个人或家庭对外应酬交往的重要记录，通过“礼品簿”可以看出个人或家庭在交往应酬的过程中是否超出自己的能力和负担，从而可以看出个人或家庭在交往应酬过程中心态的从容或焦虑。同时，“礼品簿”是个人或家庭通过“礼”的往来构建的生存环境的重要表现，通过“礼”往来的对象、礼金的数量与往来的频率可以看出个人或家庭交往的对象、范围及情感倾向或情感距离的远近。②日用文书中的书信是鲁迅祖父个人及所在家庭精神世界的重要表现，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与意义。由于是“家庭和亲友之间往来的书信”，个人的情感与思想完全有可能在这样的书信中获得真实充分的表达，因此，从这样的书信中可以认识曾经身为翰林的鲁迅祖父交往的对象、关心的问题及范围、情感状态及思想深度。再就是，由于书信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了解鲁迅祖父在书信中与亲友讨论问题的内容及方式，对理解鲁迅祖父的精神世界及其对鲁迅等后来者的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2）特殊物件。主要是鲁迅祖父“从江西带回来的万民伞”^⑤，另外是两副“皇帝给……祖父和曾祖母、祖母的品级”的“诰命”^⑥等，所有这些都是鲁迅祖父个人及所在家庭乃至家族辉煌时期的重要表现和标志。特别是科场案之后，“诰命”及“翰林匾”的存在具有特殊意义，它表明鲁迅祖父虽然因科场案入狱，但他的“翰林是没有斥革的，官职革了，出身和品级还在”^⑦，个人价值没有因科场案而彻底消失。但鲁迅都将其付之一炬，特别是烧毁诰命的行为近乎无情，“这诰命倒一点未霉烂变坏，还象新的一样，有光泽”^⑧。（3）日记。“两大叠日记本，就足足烧了两天”^⑨。“日记”在所有这些遗物中意义最为重要，它是鲁迅祖父生命历程的重要记录，是他的心灵与情感世界的重要载体和表现方式。

此外，鲁迅还将家中大量名贵字画廉价处理，“有不少字帖画谱，我看是很名贵的，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有徐文长、陈老莲、赵之谦的书画，有任伯年的画……旧书店来了一个人，把字帖画谱一股脑儿挑走了，满满两大担，只给了我们十块钱”^⑩，所有这些当与鲁迅祖父曾经的个人兴趣、爱好以及对这些艺术品本身价值的认识有重要关系，与他着意收藏有关。时隔六十多年之后，周建人仍然清晰地记得鲁迅处理这些珍贵艺术品时的反常行为。

鲁迅这一行为由于发生在私家庭院，因此很难为外人所知，鲁迅从未言及此事，周作人也是如此^⑾，声称“我是认识鲁迅的”^⑿曹聚仁在他的《鲁迅年谱》^⒀及《鲁迅评传》^⒁中均未提及此事，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鲁迅这一行为的发生距科场案已有二十七年之久，距鲁迅祖父去世也已十六年，周建人回忆此事则是在这一行为发生六十多年之后。如果周建人的这一回忆真实可靠^⒂，那么，鲁迅这一行为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极大突破，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及文化意义。其中销毁祖父日记的行为特别值得注意，“敬惜字纸”是中国重要的文化传统，祖辈的手泽受礼教的直接规范，对它的处理不可轻率。就鲁迅此时的年龄、阅历、学养、全新的时代及所处社会地位而言，面对故去多年的祖父的遗物时处理当极为审慎，即使销毁也应有所选择。但已是中年的鲁迅此次返回故里，不是睹物思人，对亲人故里充满怀念和依恋之情，而是近乎决绝，不仅“烧掉的东西可真不少”^⒃，而且“一九一九年的搬家北上，也就终于成了他与故乡绍兴的永别”^⒄，其原因当极其复杂，但毫无疑问与鲁迅祖父科场案的影响存在极其重要的关系。鲁迅这一行为的实质是试图通过销毁与祖父相关的全部遗物特别是日记，以消除祖父连同科场案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及影响，最大限度避免祖父的个人价值与尊严再遭损毁，原因在于：

由于鲁迅祖父自身的修养、曾经的重要人生经历及所处社会地位，他的遗物可以说都具有一定甚至重要的时代及文化意义，其中日记的意义与价值尤其如此。从周建人的回忆可以看出，鲁迅祖父的日记本身具有这样一些重要特点：（1）形式精美。周建人反复说祖父的日记“用红条十行纸写的，线装得很好”^⒅，“很整齐”^⒆。之所以如此，一是日记从“红条十行”的用纸选择到“线装”这一行为当是鲁迅祖父亲力亲为，由此可以看出鲁迅祖父作为读书人对生活品质甚至美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二是从日记簿的形式美可以看出鲁迅祖父始终如一的行事严谨、认真、细致的个性和风格。正是这样一些重要因素使得鲁迅祖父的日记给少年周建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有相当数量。日记“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这两大叠日记本，就足足烧了两天”^⒇，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祖父的日记有相当多的数量。（3）行为自觉。鲁迅祖父对日记十分重视，他曾告诫鲁迅等后辈，“凡有作为之官宦，成家立业之士民，无不有日记帐簿”⁽²¹⁾。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日记是个体较为重要的日常生活事务以及精神活动的记录或表达。通过这一表达不断提醒或强化对自我及其与周围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从而避免陷入某种生活或精神困境，或不断提醒自己朝某一人生方向努力。具有连续性的日记会呈现个体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发展史，通过它可以反观个人生活和精神状态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契合程度。账簿则是日常生活中个人或家庭事务特别是物用消费的记录，显示并提醒个人或家庭的物质生活状态是否合理，其重要目的是避免个人或家庭生活陷入危机，为个人或家庭生活提供预警和安全保障。日记与账簿在鲁迅祖父看来之所以如此重要，实质是要求个体不断通过对自己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缜密审视和反思，保证其行为的合理性，从而向“有作为”的人生理想不断靠近。正因为这样，鲁迅祖父把记日记和账簿看作是有理想或追求的个体必需的行为，并把它提高到生命意义的高度，认为与“此生福泽寿元所关”⁽²²⁾，由此可见鲁迅祖父对日记的重视和行为的自觉。（4）时间漫长。鲁迅祖父从何时开始记日记没有记载，日记销毁后无从查证，回忆这一事件的周建人“没有看过祖父的日记”⁽²³⁾，因此也没有说明，但从鲁迅祖父个人行为的自觉及日记的数量来看，他的日记当至少从1871年科举成功之后开始“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²⁴⁾，也就是1904年7月间⁽²⁵⁾。如果是这样，他的日记前后持续至少长达三十三年之久，伴随了鲁迅祖父最重要的人生历程。从日记持续时间的漫长就可以看出鲁迅祖父作为士人所具有的持之以恒这一宝贵品质。（5）内容丰富。作为科举成功人士和朝廷翰林，鲁迅祖父的身份极其特殊，日记当是他对所处时代、社会、个人及家庭的持续观察、感受和认识的重要记录和表达，内容当极其丰富，特别是经历科场案之后，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当极为特殊和深刻。（6）有书法艺术价值。中国文化历来有所谓字如其人之说，鲁迅祖父的日记“字迹娟秀”⁽²⁶⁾，显然是其个人性格及修养的特殊表现。作为科举成功人士和朝廷翰林，鲁迅祖父的精神世界一定极其丰富深邃，绝不是只有留给他后人深刻记忆的爱骂人，也就是对他人表现出的情绪化的苛严的一面。（7）值得珍藏。日记是鲁迅祖父个人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在他的所有遗物中最为重要，这也是周建人所说“烧到我祖父的日记时，我有点犹豫了”⁽²⁷⁾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是从日记自身的意义与价值还是从传统伦理来看，鲁迅祖父的日记都值得鲁迅等后人敬畏并与家中的藏书一道“运到北京去”⁽²⁸⁾。藏书可以通过市场或其他方式获得，祖父的日记则是唯一，其价值可以说远大于家中的藏书，完全值得珍藏。

自身的修养以及特殊的人生经历决定了鲁迅祖父的日记具有多重特殊作用：（1）日记是理解鲁迅祖父个人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最重要途径。如果说鲁迅祖父遗物中的“万民伞”、“诰命”、“翰林匾”之类是个人身份的特殊标志以及个人价值极其重要的载体和彰显方式，那么日记则是理解鲁迅祖父个人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重要甚至唯一途径。周作人在谈及祖父时曾说，“他在北京的情形现在已不能知道……但如介孚公的日记尚在……”⁽²⁹⁾，仅此即可见日记对认识鲁迅祖父个人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意义。尽管鲁迅兄弟与其祖父都曾直接或间接相处，但鲁迅祖父的精神世界并不为他们所知。周作人、周建人的回忆都提及祖父“爱骂人”这一面，这显然不是鲁迅祖父精神世界的全部，如果止于“爱骂人”那就与翰林这一身份不符。鲁迅祖父不仅有良好的外在形象，而且有特殊的个人精神世界及行为方式。周建人回忆自己1893年第一次见到祖父时说，“原来祖父是这样子的！他身材高大魁梧……脸型是长方形的……祖父的模样，使我觉得他陌生，又觉得他威严”⁽³⁰⁾，出狱之后仍然如此，“他离家八年，头发花白了，音容没大改变”⁽³¹⁾，没有因为科场案入狱而精神萎靡。之所以能这样，就在于他一定有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精神世界。同时，他还有行事极其庄重的一面，如出狱回家之后，“在进祠堂、拜忌日、上坟的时候，都郑重其事地穿上补服、顶戴”⁽³²⁾，这“严肃认真的样子”⁽³³⁾正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是对“礼”即社会秩序的尊崇，与“爱骂人”这一行为相矛盾，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就需要深入理解，日记正是理解他的精神世界特别是这类矛盾性格与行为的重要途径。（2）获得人生经验与智慧。鲁迅祖父的日记与他的人生一样，以科场案为界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科场案之后的日记尤其重要，从中可以看出鲁迅祖父如何面对人生的挫折、家庭的兴衰荣辱，可以获得丰富的人生经验与智慧。出狱之后的鲁迅祖父常常和周建人谈如何“在官场应酬”⁽³⁴⁾，类似的人生经验在日记中一定有不少表达。深信鲁迅如果像整理典籍一样整理祖父的日记，认真审视祖父的人生经历特别是科场案之后的生活与精神世界并与《恒训》相互参照，鲁迅祖父宽阔的视野和深邃的认识一定可以大大消解曾经的科场案给鲁迅的心灵留下的创伤性影响，在进一步认识祖父的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同时，一定会极大丰富和深化鲁迅对人生与社会的认识，获得极其特殊的人生经验与智慧，以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减少挫折与痛苦。（3）维系家庭与家族的感情。周作人与周建人都在自己的晚年回忆自己的祖父并提及他的日记，可见对祖父日记的记忆之深。鲁迅虽然从未提及此事，但曾经亲自烧毁祖父日记这一无异“焚书”的行为一定铭刻在心。同时，无论是隐隐约约还是溢于言表，鲁迅三兄弟都在不同人生阶段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祖父的深切怀念。如果祖父的日记仍在，祖父的人生智慧以及对后辈的期待等，一定具有极其特殊的维护家庭及家族内部感情的作用。通过日记一定能对个人与家庭、社会之间的关系作特殊深刻的理解，在复杂变化的生活与伦理亲情之间能够恰当取舍选择，对于维系家庭乃至家族内部的情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进一步说，中年之际的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关系的破裂不仅是继科场案之后对鲁迅所在家庭又一次内伤式的沉重打击，传统的大家庭从此不复存在，而且是对中国传统亲情与伦理秩序的严重冲击，影响极其深远。如果鲁迅祖父的遗物特别是日记在他们身边也许不至于此，祖父对人生风风雨雨的理解和表达一定能够让他们从中获得特殊的生活智慧，能够从容面对家庭内部的生活与情感困境。

尽管祖父日记对于鲁迅及其所在家庭而言具有持久保存的意义与价值，鲁迅却毫不犹豫地将其全部烧毁。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制约，烧毁祖父日记这一行为绝非小事，当是鲁迅自觉而又慎重的行为选择：首先，在家庭中的长子地位决定了鲁迅行为的自觉。自父亲故去之后，鲁迅即“代替……父亲成为一家之主了”⁽³⁵⁾，对家庭日常事务的处置具有决定权，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长子文化在鲁迅个人现实生活中的重要表现⁽³⁶⁾。这一传统没有因五四运动的到来而消失，鲁迅也没有因为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而抛弃这一传统，而是依然以传统文化中的长子身份出现并行使长子的权力来处理家庭事务。1919年举家迁往北京这一重要行为同样如此，“在深冬的寒冽中，我和家人们都怀着动荡不宁的心在等待我的大哥。很多事情，还得由他来才能决定；在这大家族还没有各奔东西以前，他还是兴房的长子，只有他才能作为我们这一房的代表”⁽³⁷⁾，因此，烧毁包括日记在内的祖父遗物这一行为只有鲁迅才能决定，他也一定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这一重要选择。其次，丰富的人生经历决定了鲁迅行为的自觉。已近不惑之年的鲁迅有着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人生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有深刻的认识。由于祖父特殊的人生经历特别是科场案的深远影响，他一定深知包括日记在内的祖父遗物既可以成为后来者的研究对象，更有可能被后来者恶意利用，使祖父连同其后人的个人价值与尊严不断遭遇损毁。避免这一现象发生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将其彻底销毁，无论它有多么重要。第三，对文献特殊作用的理解决定了鲁迅行为的自觉。烧毁祖父日记与鲁迅对文献特殊作用的理解有重要关系。鲁迅自幼即在家庭影响下接触各类书籍文献，“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讹敓，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³⁸⁾，辛亥革命后更是有长达十年的时间通过“古碑”⁽³⁹⁾这样一些特殊文献进入历史深处，深知文献在保存和传播历史文化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只要文献在，历史就不会沉没。由于祖父特殊的人生经历，特别是鲁迅兄弟后来重要的社会影响，鲁迅祖父日记的每一项内容都可能引起后来者的注意，一旦流传开来就极有可能让他本人连同他的后人反复接受道德评判，承受其无法承受的痛苦。避免这一情况发生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在日记尚未公开之前予以彻底销毁。

丰富的人生经历与对复杂生活的深刻认识决定了鲁迅对烧毁祖父日记这一行为选择一定深感痛苦，原本应在全新的时代和全新的生活境遇中通过日记与祖父保持深层的精神联系，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却迫使他与祖父再一次诀别，彻底销毁在日记中活着的祖父及其精神世界，将他彻底推向历史的深处并封闭起来，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无法言说的悲剧性。

在告别故家之际，面对曾与自己直接间接相处长达二十三年之久，遭遇巨大人生不幸，对自己的人生构成深刻影响的祖父的日记，不是试图精心保存而是付之一炬，鲁迅对自己的行为作了这样的解释：（1）认为“东西太多，带不走”⁽⁴⁰⁾，因此烧毁。鲁迅的这一解释显然不是理由，东西再多也不至于就多了祖父的日记。此次搬家时“绝大部分书籍打算运到北京去……一共装了十二箱书”⁽⁴¹⁾，祖父的日记即使不能全部带走，至少可以带走其中的一部分，至少一本，以作纪念。（2）认为日记内容无价值，因此烧毁。在烧毁之前鲁迅至少有选择地翻阅了祖父的日记，“我这次回来翻了翻”⁽⁴²⁾，但认为“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⁴³⁾。他的这一判断当时就引起周建人的怀疑，“我想总不至于都写姨太太吧”⁽⁴⁴⁾。事实也是如此，作为科举成功人士和朝廷的翰林，鲁迅祖父一定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精神境界，关心但决不会流连于日常琐事，鲁迅的这一解释显然难以成立。鲁迅持久保存祖父《恒训》的抄本却销毁祖父数量如此巨大的日记，这本身就是问题。这一行为的发生绝非随意、偶然和冲动，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时代及个人原因：（1）科场案的性质无法改变。鲁迅祖父科场案的性质很难因时代的变化而有丝毫改变，鲁迅祖父本人因科场案而严重损毁的个人价值与尊严很难在新的时代恢复或重建，周家的后人很难与科场案的历史影响彻底断开。因此，无论鲁迅祖父日记的内容多么丰富，意义多么重要，它的存在引人注意和联想的可能不是鲁迅祖父的人生及其所处时代，而完全可能是曾经发生的科场案等负面问题，个人价值与尊严将因此反复损毁。鲁迅对此一定有清醒深刻的认识，这当是鲁迅决意烧毁祖父日记的首要原因。（2）鲁迅本人的痛苦未消。鲁迅祖父的科场案是鲁迅成长过程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它不仅让年仅12岁的少年鲁迅过早带着极度的惊恐向人世间张望并过早看透人或人世间真实而又残酷的一面，承受了这个年龄段根本无法承受的痛苦，根本改变了他的生存境遇和人生方向，“鲁迅祖父身世的变化，曾给少年鲁迅带来了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⁴⁵⁾，而且成长之初遭遇的严重挫折在他的心灵深处投下了终生难以消除的浓重阴影，他始终没有获得安全感，他的敏感、多疑正是其重要表现。时隔近三十年之后，它带给鲁迅的痛苦不仅没有消除，相反，长久的压抑使他倍感痛苦，这从他在《呐喊•自序》中有限的倾诉可以清楚看出。因此，祖父日记的存在意味着科场案及其影响的存在，随时可以引发让他难以承受的痛苦回忆，精神世界会被曾经的痛苦紧紧束缚，成为他面对和进入新时代与新生活的重要障碍。与其这样，不如将其销毁以减轻自己的痛苦，这是鲁迅销毁祖父日记的又一重要原因。（3）科场案的影响持久存在。尽管科场案发距鲁迅此次故乡之行已过去近三十年之久，并且已跨越晚清与民国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民国是一个自由多元的时代，但由于科场案是试图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无论与法律还是道德要求都相冲突，其影响很难因时代的变迁而消失。鲁迅祖父的日记只要存在就会拉近科场案与新时代之间的距离并引起人们的好奇和重新审视的欲望，由此，不仅鲁迅祖父的个人价值与尊严会再遭损毁，而且完全有可能对鲁迅等后人的生活产生直接而重要的负面影响。为避免这一问题的发生，销毁祖父日记可以说是唯一途径。（4）日记本身内容的复杂性。如果仅仅因为科场案的历史影响以及自己的痛苦未消等原因就烧毁祖父原本可能极有价值的日记，那鲁迅就不仅有些自私而且与传统道德相冲突，这与作为思想者的鲁迅的精神境界不相符。事实上，鲁迅之所以烧毁祖父全部日记，除科场案这一重要原因之外，当与日记本身内容的复杂性密切相关。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决定了鲁迅在离开故乡前夕，面对祖父数量如此巨大的日记并且要决定它的命运时，一定不只是“翻了翻”，即使没有全面浏览也完全有可能对其不同阶段，特别是科场案发之后及临终前的日记予以选择性的浏览，对祖父的言说予以极其谨慎的审视。他一定是发现了祖父日记的内容远不只是写了“买姨太太”、“姨太太吵架”之类，曾经身为翰林的祖父的日记内容完全有可能涉及自家庭至朝廷、自个人至皇上，他的某些甚至不少言说，完全有可能不只是不合时宜，也就是与现实生活相冲突，而是根本就超出常人的理解与心理承受能力，甚至与传统道德或要求相冲突。这并不意外，鲁迅祖父的爱骂人，也就是惯于批判性地审视现实生活并毫无保留地予以情绪化表达从而对他人的情感构成冲击或伤害，这一个性在日记中一定有所表现，一旦公开就一定会引起新的问题并让问题复杂化。因此，正是日记内容本身的复杂性让鲁迅决意将其付之一炬，以免在科场案之外引起新的更加严重的问题。

烧毁祖父日记是鲁迅自觉的行为选择，是鲁迅对祖父的人生经历特别是科场案的性质以及现实生活复杂性深刻理解的结果与重要表现。日记的烧毁具有多方面作用或影响：首先，日记的烧毁使鲁迅祖父本已敞开的生活与精神世界重回闭锁状态，最大限度避免了祖父个人价值与尊严再遭损毁。由于日记至少伴随了鲁迅祖父科举成功之后的重要人生阶段，他的日常生活在日记中一定有所记载，他的精神世界在日记中一定有所敞开，科场案之后的人生感受和认识在日记中一定有所表达，这对理解鲁迅祖父曾经的生活及精神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及意义。但是，由于日记已经烧毁，鲁迅祖父本已敞开的生活与精神世界重回闭锁状态，最大限度避免了鲁迅祖父的个人价值与尊严再遭损毁。如今要理解鲁迅祖父曾经的生活及精神世界，以及鲁迅与其祖父之间的精神联系，除《恒训》等零星资料之外已无从下手。其次，日记的烧毁是对鲁迅祖父负面性格与行为的重要遮蔽，直接维护了鲁迅祖父的个人价值与尊严。鲁迅祖父作为科举成功人士当有深厚个人修养，但他却有着“上自昏太后、呆皇帝（西太后、光绪），下至本家子侄辈的五十、四七，无不痛骂”⁽⁴⁶⁾的激烈个性，也就是对他人的问题或缺陷不作任何保留地进行情绪化负面评价，出狱之后仍然如此。鲁迅祖父的这一在世俗生活看来绝对是负面的性格与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毫无疑问会产生直接而又重要的负面影响，如科场案发生后，“族里人左思右想，认为一定有人公报私仇，他们说我祖父恃才傲物，好批评人，与他无关的事，也要出头管，结怨太多”⁽⁴⁷⁾。宗法社会中个人的性格及行为而不是能力常常被看作个人成败得失的原因，激烈的个性及其行为表现常常会抵消甚至毁灭个人的成就及价值。鲁迅祖父的激烈个性在他的日记中一定有所表现，持续至少三十年的日记触及的具有负面意义的人和事当不在少数，一旦流传开来，后果当不堪设想，不仅会招致直接的人身攻击，而且会累及他的后人。因此，日记的烧毁最大限度避免了鲁迅祖父个人性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维护了鲁迅祖父的个人价值与尊严，同时也最大限度避免了他的负面个性累及他的后人。第三，日记的烧毁保护了鲁迅祖父的个人隐私，维护了他的个人价值与尊严。鲁迅祖父的日记内容并非都是天下大事，还有个人及所在家庭日常生活琐事甚至家庭内部问题和矛盾的直接记载，涉及个人及家庭生活的隐私问题。事实也是这样，如鲁迅祖父“从来没有骂过泮庶祖母，也没有对她发过脾气，可是却说：‘我本来是不要买的，可是卖婆领她来给我看时，阿升靠着她站着，我想买来领领阿升也好。’这也许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可是我祖父却直说出来，几乎使家里所有的人都对他不高兴”⁽⁴⁸⁾，这既是私人生活也是家庭问题。家庭生活会因此变得复杂起来，问题和矛盾也一定会随之出现。鲁迅祖父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问题就值得注意，由此可以看出日常生活中鲁迅祖父性格与行为的重要一面。他的行为之所以让举家不高兴，原因在于：一是鲁迅祖父在这里失去了对泮（潘）庶祖母应有的尊重。无论泮（潘）庶祖母多么年轻，他们都是夫妻，经他这么一说，就沦为保姆了，极大贬低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及价值，让他的后辈从伦理和情感上无法接受；二是他似乎是试图以此来掩饰真实的个人意图或欲望。以鲁迅祖父的地位、身份及传统，他对自己娶姨太太这一行为的辩解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欲掩弥彰，给人以不诚实感，引起家庭成员的反感理所当然。由于鲁迅祖父曾经的社会地位及身份，类似这些问题当不少并且在日记中一定有所表达。所有这些在现代社会看来都属于个人隐私因而不宜公开，特别是鲁迅祖父曾经的科场案使得他那纯属个人的隐私问题一旦公开一定会引来诸多道德伦理的负面评价，对他本人及所在家庭一定会带来难以承受的精神负担。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一些原本属于特定时代日常生活正常现象的行为的性质会发生变异，其影响也就不可预期。因此，日记的烧毁从日常生活层面最大限度维护了鲁迅祖父的个人价值与尊严。第四，永远的疑问。由于日记已经烧毁，与日记相关的诸多问题已成永远的疑问，这主要是：（1）鲁迅祖父的日记到底涉及哪些内容。鲁迅祖父的日记从何时开始，到底涉及哪些内容，特别是他直到临终之际仍然不忘写日记⁽⁴⁹⁾，“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有什么话要留下来呢”⁽⁵⁰⁾，与出狱之后的祖父直接相处的周建人最有可能了解祖父日记的内容，但那时他还年轻，缺乏了解祖父精神世界的自觉意识。同时，由于日记具有私密性，未经祖父许可，他一定不敢轻易翻看。在祖父临终之际，他说自己“为即将发生的事担心，心神不定，没有想到要去看看他写的是什么”⁽⁵¹⁾，由于日记已经烧毁，鲁迅祖父的日记到底有哪些内容已成永远的疑问。（2）鲁迅祖父日记的思想深度到底如何。鲁迅祖父的日记以科场案发为界，大致可以分为科场案之前、科场案发至1901年出狱、1901年出狱之后至1904年去世这样三个不同阶段，不同阶段的人生境遇极不相同，日记的内容、情感及思想深度也因此会大为不同。可以肯定的是，科场案之前的日记当会涉及朝廷的生活和事务乃至某些重要问题；科场案发入狱之后，他的日记当会涉及科场案本身以及他因科场案发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认识；出狱之后的鲁迅祖父已进入暮年，日记当会有对曾经重要人生经历的回忆，有对人生的深深感慨，有对家庭甚至家族未来的期待，等等。如果是这样，鲁迅祖父的日记不仅内容极其丰富，而且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是，身为翰林的鲁迅祖父，留给他的后人的印象是爱骂人这重要一面，他的日记是否受此影响，流连于日常琐事，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就不得而知。但如果真是这样，鲁迅兄弟后来的思想深度与所在家庭特别是其祖父之间的关系就难以理解。（3）鲁迅到底看到或发现了祖父日记中的什么问题让他决意将其彻底烧毁。鲁迅说他只是翻了翻祖父的日记，这一可能性很小。1919年的鲁迅已人到中年，面对故去多年的祖父如此大量的日记，已是思想者的鲁迅不可能随便翻翻就轻率地决定其命运。但是，即使鲁迅对祖父日记的内容有所了解却也不见他的转述或相关表达，他到底看到祖父日记中的哪些内容，或者说日记中到底是哪些内容深度触动了鲁迅，让他决意将其彻底烧毁，是鲁迅烧毁祖父日记引发的最大疑问。《呐喊》中写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与此后的小说相比，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深挚悲怆的情感表现取代了凌厉尖锐的思想表达。这一重要转变是否与此次鲁迅浏览祖父日记时灵魂被深深触动，从而走向迥异于此前的情感与思想世界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2015年春改于香港中文大学。本文（上）已收录在《绍兴鲁迅研究2014》（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中，故前面部分省略）

注释：

①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增订本）第2卷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www.chuimin.cn)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⒃⒅⒆⒇(23)(24)(26)(27)(28)(30)(31)(32)(33)(34)(35)(37)(40)(41)(42)(43)(44)(47)(48)(49)(50)(51)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鲁迅故家的败落》第9页、第9页、第10页、第10页、第12页、第177页、第12页、第11页、第9页、第10页、第11页、第215页、第11页、第11页、第11页、第11页、第11页、第9页、第73页、第171页、第177页、第177页、第211页、第126页、第2页、第11页、第9页、第11页、第11页、第11页、第83页、第213—214页、第215页、第215页、第21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⑾参见周作人著、止庵编：《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下同）。

⑿⒁曹聚仁：《鲁迅评传》第150页、第150页，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6年版。

⒀曹聚仁：《鲁迅年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7年版。

⒂注：周建人的这一回忆目前尚未见他人言及，因此近乎“孤证”，其真实性与可靠性本应受到怀疑，但是：（1）以周建人回忆这一问题时的年龄、阅历、社会地位来看，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虚构这样一件与鲁迅无本质关系的史实；（2）关于此事的回忆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距鲁迅去世已近50年之久，有关鲁迅的基本事实已经澄清，任何有关鲁迅新的史实都会引起关注，此事如果是虚构当会引起质疑；（3）此书自1984年初版到200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再版时隔近二十年，如果周建人的回忆与史实出入较大或竟是虚构，如该书“后记”所说，当会被亲友或研究者指出并修正。

⒄(45)张能耿：《鲁迅早期事迹别录》第171页、第1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1)(22)周介孚：《恒训》，《鲁迅研究资料》（第9期）第18页、第1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5)注：鲁迅祖父生于1838年，1904年去世，见《鲁迅年谱》（增订本）第1卷第2页。

(29)(46)周作人著、止庵编：《关于鲁迅》第40页、第41页。

(36)参见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新版）第136—138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8)鲁迅：《古小说钩沉•序》，《鲁迅全集》第十卷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

(39)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