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观在中世纪史教学中的运用：兰州大学创新实验区的研究

浅谈文明史观在世界中世纪史教学中的运用

黄前明

历史观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总结，体现了他们对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的解读。不同历史时期，学界主导历史观是不同的。目前国内世界史学界主导历史观是全球史观、现代化观和文明史观。这三种史观中诞生时间最早的是文明史观。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先哲伏尔泰、基佐首创了文明史观，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到20世纪90年代再一次迎来了文明史观的辉煌回归。

文明史观20世纪上半期已经被引入到国内学界，但文明史观的学术普及和影响还不及全球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特别是在世界中世纪史教学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将阐述文明史观与世界中世纪史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及简要介绍文明史观在中世纪史中的新解读，以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

一、文明史观与世界中世纪史的结合

文明史观是一种认知和解读历史的指导思想，它的核心思想是人类历史是以文明为主体的，人类历史就是文明史，文明的发展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文明史观的发展有三个高潮：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基佐率先举起了文明史研究大旗宣扬欧洲文明的进步；20世纪初文化（文明）形态史学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扛鼎大作《西方的没落》与《历史研究》的冲击，使文明史观普及到世界各国成了分析历史的一种时髦视角；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地方传统宗教文化的反弹促使一批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发出了“文明的冲突”这样的论调。70年代以后像卡罗尔·奎格利、费尔南·布罗代尔、威廉·麦克尼尔、爱德华·伯恩斯、菲利普·拉尔夫、威廉·麦克高希、威尔·杜兰和其他人撰写了大量博大精深的文明史著作，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探讨文明的起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他们的工作拓展了世界史研究的领域与视角，极大地提高了世界史的研究水平。

20世纪20年代我国学者已着手把文明史观引入到国内学界，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明史学说多有介绍，40年代以雷海宗为代表的战国学派学人还撰写了大批文化史文章，文明史观在中国生根成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文化研究热，再加上国际史学界的推动，这股文明研究热潮流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些高校和研究部门纷纷设立了文明史研究中心，例如东北师范大学于1994年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中心。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也转向了自己的文明史理论探索与文明史写作实践。西北大学的彭树智教授，从历史哲学层面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文明交往论”：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动力，是人类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轴线。⁽¹⁾人类文明交往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由野蛮状态向文明化上升，使人类历史由地域的、民族的、国家的交往，走向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历史从分散逐步转变为整体的世界或全球历史。⁽²⁾北京大学的马克垚教授，他主持出版了三卷版的世界通史教材《世界文明史》，该书强调文明是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世界的历史就是世界文明发展变化的历史；到现在为止，人类的文明大体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大发展阶段；在文明的发展中，文明的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³⁾彭树智教授和马克垚教授代表了中国化文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理论与西方的文明史研究相结合，从文明史的角度阐述了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相统一的规律。

依照两位学者的阐述，我们发现世界中世纪史与文明史观可以结合得非常严密。世界中世纪史指公元500年左右到1500年左右的世界历史，此期间亚欧大陆出现了稳定的四大文明地区：欧洲基督教文明地区、中东伊斯兰文明地区、南亚印度文明地区以及东亚儒家文明地区。这四大文明地区从长时段上说，大部分时期处于独立发展的状态。很清楚，如果按地理划分的单位授课，世界中世纪历史的主体内容讲的就是这四大文明地区的历史，文明史观能自然地运用于中世纪史教学当中。

我们再进一步从文明自发展阶段来分析，不难发现中世纪阶段是欧亚大陆主要文明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它直接决定了此后欧亚大陆文明的独特面貌与世界的未来前景。就欧洲而言，中世纪阶段则是其文明与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的创造时期。正如圣西门所说的那样：“中世纪形成的神学和封建体系，比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政治和宗教体系，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人类的文明。它最终在15世纪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使现代的各族人民比古代的各族人民高出许多。”⁽⁴⁾中世纪历史的独特贡献就体现在它对古代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对现代文明的孕育，显示出了文明时空发展顺序上的延续性与创造性的统一。

人类文明的内部发展规律体现在中世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宗教为主体来表达地区文明内社会群体的集体身份与集体意识。意大利著名文化史学家布克哈特总结说：“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与外界观察一直处于一层共同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编织成的纱幕所掩盖……人类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⁵⁾布克哈特的论断表明了中世纪文明与宗教的紧密联系。我们知道，宗教是中世纪文明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宗教的影响渗透到了社会各个层面。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世界文明地区单位划分基本上是以中世纪时期的宗教为标准的，无论是汤因比文明史观下的21种文明，还是亨廷顿笔下的当今世界上的8大文明之说都包含了这套标准。中世纪历史就是宗教文明的诞生与大发展时期。基督教文明在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向西欧地区扩展，把西欧变成了天主教统治的世界；东欧地区依靠拜占庭帝国发展起了独立的东正教文明。7世纪初阿拉伯人高举伊斯兰教旗帜向四周扩张，到8世纪时已经建立起横跨欧亚非广大地区的伊斯兰大帝国，并一跃成为世界上文明水平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同时期的印度教文明与儒教文明也在稳固地向周边地区扩散并逐步达到成熟阶段。中世纪时期是我们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一环，因此，从文明的发展规律和主要特征而言，我们不能把它与中世纪史割裂开来，否则，我们将弄不清楚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脉络与核心价值的来源。

中世纪历史总体上虽然是独立发展的，但这并不否认文明之间相互交往的史实。20世纪20年代，德国学者特勒尔奇曾经指出：“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存在着接触点，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认为人类的各种历史被实际的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他们的历史成为服从于唯一的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⁶⁾这段话说明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特殊性与统一性规律是并行不悖的。中世纪时期文明处于经常性的隔离与偶然性的交往这样的交替状态。人类的交往是对文明隔离状态的补充和突破，是人类的客观需求。中世纪时期既有民族大迁徙、十字军东征这般的暴力交往，也有诸如罗斯洗礼、地中海贸易那样的和平交往，但是不论是积极地还是消极的，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文化上的，文明的交往都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这一个结论：不管是从文明单位划分，还是从文明的发展阶段与规律特点，以及从分散到整体的动态历史观角度来讲，文明史观适合发展相对缓慢、联系强度和广度相对较弱的中世纪史。相比之下，而不断扩展的世界近现代史则用资本主义史观、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化史观为研究指导思想则比较恰当。因而说，世界中世纪史应该而且能够与文明史观结合在一起，我们很有必要在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和教学中坚持贯彻这个原则。

二、文明史观在世界中世纪史教学中的运用

在学术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使用文明历史观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在世界史，特别是世界中世纪史教学中，用文明史观阐释历史事件还比较少。为此，笔者将以世界中世纪史上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或历史问题为案例，用文明史观进行解读，以深化对中世纪史的认识。

中世纪时期的十字军东征，历来是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关于十字军东征的性质，体现在教科书中我国学界的主流认识是：1096年到1291年为止进行了8次战争的十字军东征是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宗教狂热与封建统治阶级贪婪掠夺野心相结合的产物。⁽⁷⁾这是阶级斗争与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不能说它不正确，但是这种说法不全面。首先，十字军东征是历时200年的国际性事件，这不单纯是教皇和几个欧洲国家的国王和贵族的事情，他们的个人作用相当有限，十字军运动实际上是整个欧洲基督教文明地区的行为。基佐在谈到这一特征时也说：“这是一次全欧洲的事件，在各个国家内它就成了全国性的事件。”⁽⁸⁾其次，这场战争它也不是一场普通的军事冲突，它的影响是永久性的，甚至已经凝化成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一种痛苦历史记忆。约翰·埃斯波西托也指出：“几乎没有事情比十字军东征更能对穆斯林—基督徒的关系产生如此恒久的毁灭性影响”，“十字军东征中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的。”⁽⁹⁾愤怒的穆斯林常用“十字军东征”一词来比喻19世纪以来西方的帝国主义与犹太主义战争。西方国家同样把“十字军东征”看成是对付伊斯兰敌人的回击。乔治·W.布什在“9·11”事件后向全国宣布“这次正义的行动、这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即将开始”，小布什话语中的“行动”用的单词是“crusade”，他的这句话在伊斯兰世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¹⁰⁾可见，十字军东征不能仅仅用宗教狂热与物质掠夺来解释。如果仅仅这样解释，那就是把十字军东征降低为一般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军事冲突，完全把发动十字军战争的动因归结为少数恶人的不良企图，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战争数不胜数，这样做有掩饰、降低十字军东征事件世界性的、持久性的破坏性影响的嫌疑。历史上的战争很多已被遗忘，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这样国际性的惨烈战争似乎也没有引起像十字军东征这样深远的历史记忆与强烈情感，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归根结底，十字军东征这一事件就是古代文明的冲突，其记忆已融入到基督教—伊斯兰文明的基因当中去了。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芒宗教大会上的振臂一呼，全欧洲各阶层人士立刻响应他的号召，自愿参与十字军，这种行为是同一文明系统内群体的集体行动。当时参军的人不会事先已经盘算、计划好了如何在地中海穆斯林地区去发财圈地，他们这么迅速的行动完全是真实宗教情感的反应，表达了对保护基督教圣地与基督教文明的决心。十字军战争坚持了200年，如果没有这种宗教、文明自豪感的精神支撑，十字军战争的规模不可能那么大，时间不可能那么久，当然造成的文明冲突创伤也不可能有那么强烈以致成了东西方文明冲突的象征。

关于十字军东征以后地中海地区东西方经济文化大交流盛况，那就是文明交往的客观历史结果了。十字军东征以残酷的军事手段打开了长期以来阻碍东西方国家交往的宗教、政治和地理隔阂。然而在交往中，双方并不是平等获益，受益方主要是西方基督教国家，伊斯兰文明地区是受害者。阿拉伯学者阿敏·马洛夫总结说：“在西欧，十字军的东征掀起了经济和文化上的革新；但在东方，战争却导致数世纪的衰败和文化上的封闭。在遭受四周八方打击后，伊斯兰世界开始闭关自守，变得过分敏感，处处防人，容忍度差……日益自我排除在世界潮流之外。”⁽¹¹⁾西方国家尤其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威尼斯、热那亚利用十字军东征抢占了地中海市场，攫取了东西方中介贸易的主导权。西方学者把十字军战争开创的时代称之为“商业革命”时代，它第一次扭转了西欧国家对东方国家贸易不利的局面。⁽¹²⁾文化上，欧洲人从中东地区带回了穆斯林保留下来的已经在欧洲失传的古代希腊文明。同时，欧洲人还学习到了阿拉伯人先进的医学、天文学、化学、地理学、医学、建筑、哲学、文学等知识，它们直接推动了西欧世俗知识的传播与中世纪大学的发展，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这种文明交往的结果。

对于中世纪时期基辅罗斯国家接受东正教传播的问题同样也适合用文明史观来解释。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将东正教引入国内，他首先受洗入教，然后下令所有臣民入教，这即是历史上的“罗斯受洗”。10世纪—12世纪，国家上层建立了教会与修道院，13世纪—14世纪，东正教自上而下普及到一般民众。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以后，罗斯自认是它是东正教的唯一继承者，把东正教的中心迁移到了莫斯科，莫斯科被称为“第三罗马”。对于俄罗斯国家接受东正教，有学者指出这是一个综合考虑后的结果：东正教允许民族教堂的存在、允许用民族语言传教与举行宗教仪式等；另一方面，俄罗斯大公、宗教人士与民众有使用东正教的主观愿望。⁽¹³⁾还有学者补充说，东正教的传播并不是照搬拜占庭帝国的宗教，而是出现了罗斯民族化改造。历史上作为俄罗斯国家主体的农民，他们的东正教信仰大量渗透了自己传统信仰的成分，俄罗斯农民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了拜占庭东正教，从而形成了被称为“第三罗马”的俄罗斯东正教。⁽¹⁴⁾俄罗斯国家接受东正教确实是出自于多方面衡量的一个最优选择，俄罗斯国家在接受和传播东正教过程也做了适合国情的调整。然而，对俄罗斯国家的东正教化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上述的国家选择说。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9世纪—10世纪时期，拜占庭的东正教文明处于发展水平很高的巅峰时期，而此时的俄罗斯国家处于刚刚从部落联盟向初步国家转变的时期，俄罗斯国家接受东正教是高级文明向文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自高向低自然流入的结果。俄罗斯国家没有选择与东正教发展水平相当的天主教、伊斯兰教或者犹太教作为国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过的，这是由于这三种宗教文明与俄罗斯文明进行成功嫁接的可能性比较低。而1453年后，俄罗斯成为“第三罗马”的东正教中心，这是文明的新一轮进化的起点：在拜占庭东正教的基础上全面地进行了俄罗斯化改良，这样东正教文明带上了浓厚的俄罗斯色彩进一步地发扬光大。(www.chuimin.cn)

以上三个例子是对世界中世纪史教学中贯彻文明史观的初步尝试。总体而言，作为存在时间最久的历史观，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尤其需要把它引入到世界中世纪史教学中去，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历史事件的认识，而且还能更全面地把握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以增强我们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让文明史观走入课堂不仅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客观要求，还是文明史研究走向大众、普及的必要步骤。

【注释】

(1)彭树智：《文明交往论》，48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2)彭树智、韩志斌：《从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访彭树智教授》，载《历史教学问题》，2009（2），25页。

(3)马克垚：《世界文明史导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9页。

(4)〔法〕圣西门董果良、赵鸣远译，《圣西门选集》第三卷，215～2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瑞士〕布克哈特，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25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7)吴于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219～22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8)〔法〕基佐，程洪逵译：《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起到法国革命》，1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9)〔美〕J.L.埃斯波西托，东方晓等译：《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49页，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0)杨琦、陈晓雯编译：《十字军东征：当东西方第一次在战场上相遇》，《国际展望》（半月刊），2002（5），30页。

(11)阿敏·马洛夫，彭广恺译：《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275页，河中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04。

(12)Robert S.Lopez,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950-13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57.

(13)杨翠红：《试论东正教的罗斯化》，载《史学集刊》，2004（1），102页。

(14)雷丽平：《历史上俄罗斯农民的东正教信仰初论》，载《世界历史》，2005（6），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