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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抗日战争的发生有着其必然性，近代日本侵略中国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偶然的。1872年，日本绑架琉球国王，并强迫其承认是自己的藩王。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可见，抗日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其根源是深远的。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就注定抗日战争对于现实的影响也是延绵不绝的，不是转眼即逝的。比如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所奠定的。

放宽历史的视界——抗日战争史教学初探

刘继华

抗日战争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日本非法入侵中国而引起的战争，这场战争虽然在开始时间上有争议，有“八年抗战”或“十四年抗战”的不同说法，在称呼上也存在中外的不同提法，中国一般称为抗日战争或抗战，日本称为日中战争或支那事变，西方国家一般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把中日甲午战争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它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历史学教师教授中国近现代史时的一个重点，也同时又是教学中的一个难点。要讲授抗日战争史这一段历史，从历史学专业教学的角度出发，应该放宽历史的视界，在时间上，不拘泥于抗战八年或十四年的时间限制，放眼于历史与现实；在空间上，不拘泥于抗战的战场在中国的空间限制，放眼于中外与世界；在思想上，不拘泥于党派的意识形态，放眼于国共与民众。

一、要用中时段的眼光来讲授抗日战争史

教授抗日战争史时，在时间上，不拘泥于抗战八年或十四年的时间限制，放眼历史与现实，就是要用中时段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抗日战争。中、长时段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核心人物布罗代尔提出的概念，确切地说是关于历史时间的理论。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时间并不是单一的，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不同的事物及其运动都置于单一的时间背景中。历史时间有三种，分别表达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第一种是几乎不动的历史时间，反映了人们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种近乎自然史的时间，或称地理、生态环境的时间。这也就是长时段。在这之上的是中时段，反映一种具有缓慢节奏的历史。这种历史常表现为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人口的变动等。这是社会史的时间。最后是短时段，是传统史学的历史时间，或称个人、事件史的时间。布罗代尔认为，不同的时间反映历史的不同层次，表现历史的不同节奏。短时段时间只能反映历史表层的运动，具有短促的、快速的历史节奏。这种事件转瞬即逝，对历史发展影响甚微。短时段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是中时段的历史波动，而长时段历史，即结构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抗日战争决不能用短时段事件的形态来界定，不是短促的，不是转眼即逝的，而是有着发生的深远根源和绵延不绝的影响，不是简单的一个历史事件，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历史时期，应用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待。

抗日战争的发生有着其必然性，近代日本侵略中国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偶然的。日本是西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在19世纪后半叶，和东方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被西方国家殖民化的危机，但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它崛起，摆脱了殖民的威胁，并运用先进的生产力装备自己，得以迅速强盛起来。但是，由于地理环境使得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遭遇了国内原料与市场的限制，于是日本很快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日本民治政府一成立，就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了邻国。1872年，日本绑架琉球国王，并强迫其承认是自己的藩王。1874年日本出兵发动侵台战争，侵犯中国台湾，迫使清政府签订《台事专条》，向中国勒索了50万两白银。1875年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将势力渗透入朝鲜。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将琉球变为自己的冲绳县。1894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勒索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并获得诸多利权。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占领中国首都北京。庚子事变后，日本开始在中国驻军，并获得巨额庚子赔款。1904年日本在中国东北与沙俄进行战争，无视中国主权，并在战后从中国攫取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使用南满铁路等大量特权。1907年日本以守备南满铁路为借口，进驻了一个正规师团，成为日本关东军的起源。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一战爆发后，日本以参战为由，出兵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并进而逼迫袁世凯承认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在以上这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中迅速崛起，成为了与英美等并驾齐驱的强国，其侵略中国的步伐更是难以停止。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迅速而顺利地进行，很快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中国的再次统一眼看就要完成。日本为保护自己的侵略利益，对于中国的统一战争积极地进行干预，在《对华政策纲领》中认为满蒙地区特别是东北三省与日本有重大利害关系，日本决心负起特殊的责任，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决定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维护并进一步扩张在满蒙尤其东北三省的利权。⁽¹⁾随后，田中义一上奏日本天皇，提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为了阻止中国的统一战争，日本出兵制造了济南事件，蒋介石被逼将黄埔军撤退到徐州以南，从而造成国民党中央政府让步于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仍旧统治中国北方的局面，而集中全力巩固其在南方的统治，使得中国的再次统一只是流于表面，意义大打折扣⁽²⁾。蒋介石通过诸次内战，打压诸多地方实力派后，对国内的控制力日益加强，日本在此情况下，开始制订武力侵占东北的作战计划，《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柳条湖计划》等制订出来，同时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盛行，对中国开战、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声浪甚嚣尘上，侵华战争已经势在必行了。可见，抗日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其根源是深远的。要分析其根源，必须回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整个历史中去考察，回到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去寻找。

从历史来看，中国抗日战争有着崇高的地位，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而彻底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从沉沦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³⁾。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就注定抗日战争对于现实的影响也是延绵不绝的，不是转眼即逝的。比如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所奠定的。比如目前的中日关系，日本的右翼分子为侵华战争辩护，不断掩饰乃至歪曲其在华所制造的种种灭绝人性的惨案，这些都严重影响到中日友好，从另一个角度又可见抗日战争在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再如抗日战争的许多后遗症，比如慰安妇问题、劳工问题、化学武器的处置问题等等经常见之于现在的报刊传媒之中，往往都能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可见，抗日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战争，已经不仅仅属于那漫长的八年或十四年，也属于其结束后的六十五年，我们不仅要从战争史的角度来看待它，更应该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待它，不仅要从短时段的角度，更应该从中时段乃至于长时段的角度来讲授它、研究它。

二、要用世界史的视野来讲授抗日战争史

教授抗日战争史时，在空间上，不拘泥于抗战的战场在中国的空间限制，放眼于中外与世界，就是要用世界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涉及面很广，不仅涉及受害者中国、侵略者日本，还涉及英国、美国、苏联等反法西斯国家，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国际性，“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中国政府就诉诸于国联，要求国际主持公道，虽然中国政府当时的做法在目前看来是一种幻想，一种对于世界大势没有充分认识的幼举动，但是可看出中国政府想要国际介入，使抗日战争变成世界正义一方对于邪恶一方的战争。事实上，诉诸国联的干预失败，但是国际社会确实对于抗日战争不断予以介入，不少国际社会人士对中国报以同情，中国政府也不断运用外交手段争取国际的援助，比如前苏联提供支持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之所以能与英国、美国、前苏联等迅速建立起反法西斯同盟，同反法西斯国家一起合作，也与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分不开。抗日战争的爆发与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国际社会对于日本的绥靖主义政策密切有关。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战争局势的变化，也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分不开，比如前苏联出兵东北对于瓦解日本关东军起了致命的作用，美国的原子弹对于摧毁日本的作战信心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无疑都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可见，在教授抗日战争史时，不仅要注意到作战的中国与日本双方，还要注意国际社会，这里有英、美、苏等外国政府的举动，还有国际社会反法西斯民间人士的努力。

另外，在讲授抗日战争史时，要强调用世界史的眼光来寻找研究资料。史料在历史学研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乃至于著名学者傅斯年将历史学称之为史料学。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原材料，原材料不好，造出的产品品质肯定不好。抗日战争史的史料，要用世界史的眼光来寻找，不要只着眼于中国和日本，还要向英国、美国、前苏联等西方国家寻找，不仅要有中文、日文的，而且还要有英文、俄文的等等。在多种文字的史料中，你会看到不同面向的抗日战争史，这无疑对于丰富抗日战争史研究，客观看待抗日战争史有着重要的意义。要想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从中国走向世界，运用不同国家所保存的档案及其他资料、研究成果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步骤。

三、要善于超越意识形态来讲授抗日战争史(www.chuimin.cn)

教授抗日战争史时，在思想上，不拘泥于党派的意识形态，放眼于国共与民众，就是要善于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来看待抗日战争史。抗日战争不是中国一党一派所主导开展的，而是全民族的，但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却在我们以往的教学和研究中不断地被歪曲，使得历史教学与研究被意识形态所主导，而不是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在以往的教学和研究中，贯穿了“土匪史观”，具体而言，就是“中国近代史原来的解释，建立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基础之上。在近代中国，国共两党既有合作也有分裂。其中对立最为严重的时期是1946年到1949年这一段，任何一方都试图打倒和消灭对方，你死我活。在这一情况下，两党都对中国近代史形成了自己的解释视角，都要运用历史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因此，这个解释的特征概括来讲，可称“土匪史观”：彼此互称为“匪”，“蒋匪”与“共匪”，其核心为一个“匪”字。⁽⁴⁾过去写抗战史，基于这种敌对观念和内战思维，互相诋毁，一方说对方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另一方又指责对方在敌后“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抗日，互相攻击。伴随的是互相争功，各自都总想把自己的功劳说得更大，把自己说成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领导力量，无法正确看待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这种观念在我们历史书中非常流行，乃至于在短期内都无法扭转。其实在2005年，胡锦涛同志曾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讲话中就明确地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⁵⁾可见，国共两党是共同抗击了日本侵略者，都有贡献，这个概括就完全摆脱了过去的“内战思维”，超越了意识形态。在两党互相诋毁、互相争功的形势下，其余抗日力量的作用则被忽视，其实，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挽救的是民族与国家的危亡，不是一党一派所能主导的战争。我们要善于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从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来看待这场战争，因为在这场战争中，阶级矛盾、党派矛盾都是其次，最主要的是民族矛盾。超越了意识形态，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维护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与海内外力量一起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抗日战争真实历史的任意诋毁；才能够客观地对待其他党派尤其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这对于促进国共两党和两岸的交流会有更大的帮助。

著名学者梁启超曾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强调研究历史的目的首要在于“求得真事实”，其次才是“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我们教授历史也是如此，必须首要提供给学生真实的历史，因此我们不要囿于党派意识，不能囿于意识形态，不要囿于内战思维，而应该向学生教授客观的抗日战争史。

四、简要结论

抗日战争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授这段历史时，我们要用中时段的眼光、要用世界史的视野、要善于超越意识形态，才能向学生客观地展现这段波澜壮阔、气势恢宏、影响深远的历史画面。如此放宽自己的视界来讲授历史，才能拓宽学生们看待和研究历史问题的视野。

【注释】

(1)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1919-1949），第一分册，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2)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来自新浪军事网http://mil.news.sina.com.cn/2005-08-16/ 1016313508.html。

(3)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3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蒋史专家:摆脱“土匪史观”跳出“内战思维”》，来自腾讯网http://news.qq.com/a/ 20071204/003278.htm。

(5)《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文）》，来自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9-03/8/6206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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