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研究：兰州大学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验区

关于历史文选教学的一些思考

邱　锋

一

从现今大学历史系开设的专业基础类的课程来看，大致是可以分成两个主要方向的：一个方向是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史以及世界古代、近代和现当代史之类的课程，合起来也可以称为“通史”课；另一个方向则是由《古代汉语》《历史文选》《历史原著导读》之类组成的课程，看似驳杂，其实也不妨笼统地叫做“读史”课。就教学的方式、方法和目的而言，二者间有些许的差异。“通史”课教学的重点似乎更偏重于“知识性”，也就是说从培养学生对于古今中外各个历史阶段发展主线和重点问题的认识与分析入手，并在此基础上求得贯通（古与今）或会通（中与外）式的理解，从而为今后学习某个专门或断代的方向打下基础。“读史”类的课程虽也不乏这样“知识性”的内容，但关注点恐怕会更多地落在一些“技术性”或“基础性”的方面，也就是如何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和使用古书的能力上。用老话讲，就是要打一点“功底”或“书底”。虽然有这样的区别，二者在教学中却是密切关联的。学习历史要以史料为基础，不读原始文献，单凭几本教材或现代人写的一些专著和论文，怕是不易做到对古代社会、思想和文化有较深入的理解的。在通史教学中，教师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学生对于原始材料掌握能力的欠缺。当然，在现今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下，不可能要求学生在大学期间读太多的古书，但起码应该引导并鼓励学生阅读古书的兴趣，给予学生阅读古书的训练，并且指引学生阅读古书的方法。这些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在大学期间是应当获得的，这也是开设历史文选之类课程的意义和目的所在。

培养阅读和使用古书的能力和方法，这在古代又叫做“读书法”。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讲的就是这些东西。比如他说“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种方法固然有其高明之处，但也不免夹杂了些禅理，未必适用于现在的教学。要培养现在的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只是叫他们笼统地去读、去悟怕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一定的针对性。在笔者看来，历史文选课的教学，一个重要的针对点就是要培养学生运用“小学”和目录学的知识与方法来阅读和使用古书。这些内容当然可以成为独立的课程，比如《古代汉语》和《目录学》，但在历史文选教学中，也一定要紧密结合它们，而且在方式方法上也可能略有不同。那就是要更加注重其综合性与实践性，更加与阅读本身相结合，从而为学生指引一条途径、一种方法，并尝试着将它们运用到以后的阅读实践中去。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在对古书的研读的过程中学习和体会“小学”和目录学的方法，同时在学习“小学”和目录学方法的过程中提高对古书的研读能力，二者就像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下面就这些问题，谈一些自己的浅见。

二

先来说“小学”的问题。中国传统把学问分成“小学”和“大学”。“大学”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学”则是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基础之学。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他讲的是经验之谈，最基础的是“小学”，“小学”之后是经学，经学之后才是史学。我们现在的时代变了，张之洞讲的就不一定完全适合，但要做到深入地阅读古书，掌握一些“小学”的知识和方法恐怕还是非常必要的。与此相关的一些知识内容，学生们在古代汉语课上虽已有了一定的接触和掌握，在历史文学的教学中则更应侧重于对这些知识的具体实践和方法上的运用。一方面，教师要指导学生利用历代的传注疏笺配合阅读古籍，并且让他们学会使用《说文》《尔雅》《释名》《经籍纂诂》等古籍以及现代的一些工具书来发现问题、解决疑难。另一方面，对待古籍中一些难解或容易产生歧义的字词，也可以从其音、形、意的源头入手，解析其本义与多种引申。这种解析工作对于学生的学习和接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凡是从学生时代走来的人大概都会有这种经历，就是对一些字的意思难以熟记，总是会忘记，因此老是需要翻查字典。这固然与自己的记忆力有关，但更多的恐怕还是个方法上的问题。如果肯多花点力气，把这个字的本义是什么，现在使用的是引申义还是假借义，引申义又是如何引申过来的等等这些问题分析清楚，一遍过后也就再也不忘了。所以在课堂上，教师如果对这些问题也加以留意的话，不但能够施惠学生，自己也受益于其中，毕竟这是“教学相长”的事情。这里不妨列举两个在讲课中遇到的实例以作说明。

比如说我们讲到汉字造字法中的会意时，都会提到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讲的“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这句话。“武”字由“止”与“戈”两部分组成，许慎把它当做会意字看待，“武，楚武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这种解释当然是源自《左传》。邲之战，楚庄王打败晋国之后，部下建议将晋军尸体堆成高丘，“以为京观”，来炫耀武功。楚庄王说不能这样做，因为“夫文，止戈为武”，是要平息战乱，制止武力的。在甲、金文中，“武”字皆像人持戈而行，并没有这种特殊的涵义。所以从字源上看，楚庄王和许慎的解释是错误的，但这种思想很好，反映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一种价值理念。除此之外，古人对“武”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解说，就是刘熙在《释名》中说的“武，舞也，征伐动行，如物鼓舞也。”这就把“武”和“舞”由音及义地联系在了一起。《释名》是以声训义的，比起清人在音韵上的工作，这本书当然很粗糙，有些解释也很荒唐，但它也保留了很多古音和古代文化的资料。古书中有不少“武”与“舞”通假的实例，而且西周也有叫做“武”或“大武”的乐舞，用以纪念武王伐纣的功绩。这些与“武”字相关的解释，当然也可以与具体的阅读相结合。比如说《尚书·牧誓》中的“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对这句话，自宋儒开始就已经觉得难以索解⁽¹⁾，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武王要命令战士们只进攻六步七步就中止，只刺杀六伐七伐就停下来。后来顾颉刚、刘起先生把它解释成周代乐舞“大武”中的舞蹈动作，这就与刘熙“武，舞也”的说法相互贯通了。其实，“武”的本意就包含有步的意思，所谓“止戈为武”的“止”不是停止，而是脚的象形，引申为脚步、步伐。想来中国上古时候步兵打仗也是讲阵列的，这就好似马其顿和罗马的步兵用长矛和坚盾组成方阵来作战一样。这种方阵作战，不依靠个人能力，而是要靠集体的配合，最讲相互协调、步调一致，所以很强调这种步法的统一。《牧誓》中武王所说的“五步”“六步”无非是对这种作战方式的说明和强调，只是后来的文人对于古代的战阵之法已不熟悉，以至于产生了种种的歧义。在教学中通过这些解释，不但可以使同学们对于《牧誓》加深理解，对于“武”字的本义和种种引申便也能有所认识和熟记吧。

再比如说《史记·货殖列传》中“子赣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里的“废著”一词，现今各种《文选》教材都把它解释为出卖和囤积货物的行为，“废”是物贵时的出卖，“著”是物贱时的囤积。这种解释实是沿用了唐代颜师古《汉书注》和司马贞《史记索隐》中的说法⁽²⁾。“废著”在《史》《汉》中出现频率不少，又作“废居”“废著”“废举”“发贮”等。“著”“居”“举”“贮”互可通假，释为贮藏、囤积并没有错，可是将“废”字作卖出解释，却就迂回难通了。所以课讲到了这里，便不妨通过对这个字解释的纠错和分析，引出学生对古汉语中“反训”或“正反的引申”这一特别的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废”有废弃、抛弃的意思，与之相对一个字就是“置”，如历史上常说到的“废封建”“置郡县”。不过在古代汉语中这两个字也有可以相训的情况，如“置郡县”就是设置、树立，而“置之不理”“置之而去”，就是扔了、丢了，这个层含义我们现在还在使用。“废”也有这种反面的引申，如《尔雅·释诂》说：“废，舍也。”舍就是放置、保留的意思。“废”字的这种用法，自唐人那里便已遗忘，只是在《公羊传》中还能看到，如“去其有声者，废其无声者”一句中的“废”就是置、不去的意思。所以说“废著”一词的“废”应取其反训，含义就是放置、积贮。中华民族是非常富有辩证思维的民族，所以古汉语中很多字既有正面的意思，又有反面的意思。这种情况外国也有，比如说黑格尔在《小逻辑》中一再提到的“扬弃”一词，就包含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意思。黑氏对孔子评价不高，但对老子却另眼相看，便有在辩证法上对后者有相惜之意的因素。通过这些联系和疏解，那看似曲折难明的“反训”，大概也会变得易于理解一些了。

三(www.chuimin.cn)

接着再来谈有关目录的问题。我们说历史文选课也要重视目录学的知识，但不是像上目录学课那样，去专注于目录学史，而是重在实际的运用。也就是要利用目录学的知识、方法来获取读书治学的门径。所以目录学既是专门之学，也可以作为门径之学来看待。乾嘉学者王鸣盛曾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古书浩如烟海，它们都有哪些门类，各个门类大致情况是怎样的，对于某个问题，哪些书是比较重要的，哪些是次一等的，哪些书是真实的，哪些书又是后人伪造的，它们的作者、体制、特点、价值、版本流传情况如何，这些都是目录学中的内容，也都是文选课所要涉及的重要方面。在具体的教学中，有两个方面怕是需要特别留意的。

首先，是要结合文选教学引导学生去接触和使用一些目录学的书籍。当年张之洞曾对向他求教的学生们说：“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之门径矣。”讲的便是好的目录书对求学之人的“引导之资”，后来余嘉锡、陈垣先生治学走的就是这条途径。上世纪40年代张舜徽先生在兰州大学讲授《国学概论》，便也是摘取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序》四十八篇以为教本，这就是《四库提要序讲疏》一书的来历。前辈学者们的这些治学诀窍，自今看来，不可谓之过时。好的目录书的确能够引导学人入门，使人在茫茫书海面前，能够分清路径，抓住头绪，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中国古代的目录著作很多，这里就有个选择的问题。什么样的目录书对于文选教学最有用？应当是那种有小序、有题解的目录书最有价值——最具代表的就是《四库全书总目》。因为部类的小序，重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它能告诉你学科分类、学科发展的大势；书目之下的解题是一部书的内容提要，讲文献的考证、作者的考证、版本的考证等。这些内容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最为要紧的。当然，现在的历史文选课的教材在每章和每篇之首，总会有一些“概述”“解题”类的文字，起到的作用就如同“小序”和“解题”。不过即便是有了这些介绍，对传统目录书中的这些内容也不应就轻易舍弃。把它们放在一起来看，不但能够扩大学生们的阅读范围，还能在比较其异同和侧重中发现不少问题，从而加深对古人的一种“了解之同情”吧。

其次，是要在历史文选教学中培养学生对古书类例的认识。自上世纪60年代复旦大学周予同先生受教育部之命负责编纂第一部《历史文选》后，至今已有不下几十部历史文选教材出版。虽然在文章选择和知识侧重上都各异其趣，但从编辑形式上看，总是分成两种：第一种是按照时代或朝代顺序来排列选文，突出的是各种选文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第二种编纂方式基本上沿袭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并在四部之下参考传统目录分类方法分出若干小类来安置各种选文。比之第一种编排，第二种方法可谓好处颇多，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它给读者提供了对古书类例特点的一种直观的体验与认识。中国古书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按照内容、体例的差异，便能分成许许多多的门类，于是在历史上就有了所谓六分、五分、四分、十二分等分类方法，而每个部类下有可以分成许多个小类，如“史部”下的十三小类、十五小类等。对这些内容的讲解是自是目录学课的重点，在史学史课上也会有所涉及，但因为缺少了和具体图书相互参证的直观感受，所以总会给人以抽象和枯燥的感觉。在这方面，按照类例编排的历史文选课本教学就有其优势了。比如讲到史部中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的分类，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无需多言，只要阅读节选自《史记》《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的原文，便可了然于胸了。南宋的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曾讲过，“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⁴⁾。类例的认识，对于阅读古书来说，其重要程度实不亚于前面提到的“小学”。当然，对待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缩小到古书的体与例中去。比如说历史研究中常用到的“正史”，也就是纪传体史书，最主要的是由“本纪”和“列传”两个部分组成的。二者史例有别，但在阅读中却需要搭配来看。如刘知幾就曾指出：“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⁵⁾“本纪”基本上是围绕帝王生平所写的编年大事记，缺少细节上的记述，读起来往往好似“断烂朝报”一般，没有兴趣。关于历史细节的一些生动的描述，基本上都写在以人物为中心的“列传”里头了。所以读“本纪”要配合着“列传”来看，以“传”释“纪”，就像是读《春秋》要看《左传》一样。在历史文选教学中，如果向学生讲明这种关系，比如说在讲《秦始皇本纪》的时候，也有针对地组织学生去阅读《史记》中的《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刺客列传》等篇目，对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兴趣，对于他们理解历史和阅读史书都是会有所帮助的。

【注释】

(1)如朱熹说：“只《牧誓》中便难晓，如五步、六步之类。”见《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2)《汉书·货殖传》：“子贛既学于仲尼，退而仕卫，发贮鬻财曹鲁之间。”师古曰：“多有积贮，趣时而发鬻卖之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司马贞《索隐》：“《家语》‘货’作‘化’。王肃云：‘废举谓买贱卖贵也，转化谓随时转货以殖其资也。’刘氏云：‘废谓物贵而卖之，举谓物贱而收买之，转货谓转贵收贱也。’”

(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记集解》分八十卷”条。

(4)郑樵：《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

(5)刘知幾：《史通·内篇·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