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出土文献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谈谈历史系本科生的出土文献教学

李忠林

众所周知，历史系学生要学习历史文献学相关的知识，在本科生阶段这方面的课程除过必修课《历史文选》外，还有选修课《目录学》《训诂学》等，在研究生阶段开设《版本学》《音韵学》《校雠学》等。事实上，这里的历史文献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也包括部分近代学者的作品，一言以蔽之，凡是文言文写成的历史文献典籍都在历史文献学的涉猎范围之内。显然历史文献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服务于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之所以要对古代文献史料的研读做特殊的教学当然是因为它本身的难读难解。按照这种课程设计思路，出土文献的教学在本科阶段就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仅因为出土文献较之传世文献更为难读难解，而且因为出土文献较之传世文献的载述更接近古史的真相。

一、依靠出土文献研究古代史已经成为当今学术新潮流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篇中载有孔子的一段话，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马端临《文献通考》一书的总论中是这样解释“文献”的，他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马氏所说的当然仅指传世文献。

但事实上，古人也很重视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也很重视出土文献的研究和运用。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武帝末期鲁共王坏孔子壁，就得到了一批古文经，有古文《尚书》《礼记》《孝经》《论语》等，宣帝时期河内女子于老屋中发现了战国竹书，得到了《易》《礼》《尚书》等古籍，这些儒家经典都是用古文（六国文字）写成，由此引发了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的经今古文之争。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主张古文经的经师就相当于重视出土文献的学者，而主张今文经的经师就相当于重视传世文献的学者。西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了魏襄王（或言安厘王）冢，得到了几十车竹简，经过束皙等人的整理，获得了《纪年》《穆天子传》《国语》等古书75篇。南朝齐建元元年，襄阳古墓出土战国竹简，获得《考工记》《周官》轶文。北周末年，居延出土了汉简，唐代人牛僧孺的《玄怪录》记述了这件事情。宋代崇宁和政和年间，分别在天都（今宁夏固原）和陕右（关中以西）两次发现东汉竹简。⁽¹⁾以上这几次重要的发现都是有案可稽的，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只举了孔子壁中书和汲冢书。⁽²⁾除过简牍以外，古人也很重视金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宋代学者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以及赵明诚的《金石录》都堪称金石学的经典之作。到了清代，金石学更加受到达官贵人的热捧，其著录和研究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鉴古》等官方主编的大书，也出现了一些学者的著作，如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等。⁽³⁾

20世纪初，随着殷墟甲骨、敦煌文书等资料的发现，极大地激发了学界的热情，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充满激情的写道：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⁴⁾

随着这些出土文书、甲骨资料的流布，一批著名的学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投身研究，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带来史学方法论的变革，这就是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的总论中首先阐发了这一治学思想：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⁵⁾

陈寅恪先生也曾于《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专论王氏之治学方法，实际上也表达了陈氏的治学方法：

王静安先生既殁，罗雪堂先生刊其遗书四集。后五年，先生之门人赵斐云教授，复采辑编校其前后已刊未刊之作，共为若干卷，刊行於世。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为之序。寅恪虽不足以知先生之学，亦尝读先生之书，故受命不辞。谨以所见质正於天下后世之同读先生之书者。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於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移一时之风气，以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於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於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

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於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

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经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⁶⁾

新史料的发现，新方法的确立，无疑推动了史学的革命性发展。这种紧密依靠出土文献的实证主义史学影响深远。建国后，在20世纪50年代发掘获得了吐鲁番文书、70年代发掘获得了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阜阳双古堆汉简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近二十年来简牍文献的大量出土和发现，许多学者在谈及这一大批资料时常常会难掩喜悦之情。今举荦荦大者如下：

1990—1992年，甘肃敦煌悬泉置先后三次出土汉代简牍近20 000枚。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战国楚简800余枚。

1995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市场购得1 200余枚战国竹简。

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枚以上，大部分为官府文书。

2002年6月，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现简牍36 000余枚。

2003年11月，长沙发现一批西汉简牍，约10 000枚。

2007年12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收藏一批秦简，编号2 098个，完整简1 300余枚。

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藏一批战国竹简，共2 388枚。

2009年初，北京大学收藏一批西汉竹书，约1 600枚。

随着这一批批珍贵资料的公布和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已经提出了要改写中国学术史、中国上古史。从中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对古史认识带来了根本性的改观。但是学术上的这种新动向、新趋势却没有广泛地进入到本科生的讲堂，这是值得我们从事高校历史学教学，尤其是古代史教学的教师注意的。

二、历史系本科阶段文献学教学的现状与误区

历史文献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自从有了文献，就有了文献的“教”与“学”，《礼记·经解》中有一段孔子的话，他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里的“诗”“书”“乐”“易”“礼”“春秋”，就是当时所谓的“六艺”，六种基本的文献，除过《乐经》外，其他的五种文献都流传到了今天。当然，科学系统的文献学教学还是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事情了。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在辅仁大学开设了“史源学实习”这门课程，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在辅仁大学开设了目录学，标志着文献学开始走入大学文史专业的课堂。后来，在中文系开设的叫“古典文献学”，在历史系开设的叫“历史文献学”，尽管课程名称有别，但研究和教学内容大致相当，都是我国古典时期的传世文献，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⁷⁾

历史文献学真正在高校发展健全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张舜徽、白寿彝、吴枫等先生构建了学科框架，课程基本涵盖了语言文字、文献基础和历史文化三个方面，有的高校还增设了历史文献学专业，招收本科生、研究生。以上海师范大学为例，历史文献学的课程就主要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方志学等，还开设了《诗经》《史记》《汉书》《宋史》等专题研究课程。⁽⁸⁾

这种以传世文献为对象、以师生面对面为特点的教学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纵观各高校历史文献学的教学现状，具有以下特点：

1.教学内容以传世文献为主。长期以来，本科生的《历史文选》课只选传世文献的篇章，具体说来，以史部为主，兼及经部。目录学所介绍的基本文献自然也都限于传世文献，至于版本学本身就是以刻板书为研究对象的。

2.教学方法以师生面授为主。这是文献学教学的一种主要甚至唯一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无疑将教师设置成了整个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讲授的内容，使得文献学课程的教学跟中学时期的文言文学习在形式上没有本质的区别。长此以往，学生对文献学存在畏难和厌倦情绪，不利于整个教学。(www.chuimin.cn)

3.文献学教学与古代史教学联系不够紧密。目前本科教学一般把《历史文选》课设在一年级，由于中国古代史也在一年级开设，两门课程在开始有一定的配合，但随着学习的进展，会出现错位脱节。至于版本学和目录学，往往放在二三年级开设，这就与古代史的学习配合不够紧密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历史文献学课程由于很少甚至没有涉及出土文献这一领域，也就不能让历史系本科生很好的了解和接触出土文献相关的知识和资料。而另一方面，出土文献正在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古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如何让出土文献的基本知识进入本科生的课堂，激发他们学习我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兴趣，已经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三、加强出土文献的教学和研究已经大势所趋

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已经越来越重视出土文献的研究和教学，许多研究机构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下面对一些主要的研究教学机构做一介绍。

1.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其前身为武汉大学楚文化与楚地出土文献研究所，初创立于2003年，正式成立于2005年，中心现有专职教师3人、长年高级访问学者1人，校内兼职教师8人，中心下设资料室，广泛收藏海内外简帛文献和相关研究著述，并设有简帛解读实验室，运用红外线成像、数码图像处理等技术，主办《简帛》集刊，培养出土文献方向的硕士、博士生。⁽⁹⁾

2.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下设“先秦秦汉出土文献”“敦煌文献”两个研究室，分别侧重先秦秦汉时期文献和敦煌出土文献的研究，且研究内容都包含对当时使用的文字的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隶属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汉语言文字学两个二级学科，与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历史文献学二级学科亦关系密切。中心现有专职研究人员10人，中心办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集刊，培养硕士研究究生、博士研究生。⁽¹⁰⁾

3.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2000年通过教育部专家组的检查评估，并于同年被教育部批准作为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该中心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汉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侧重于对古文字的数字化研究，开辟了“中国文字数字化资源库”与“数字化汉字博物馆”。⁽¹¹⁾

4.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成立于1995年3月，中心是一个打破单位、地区界限的、开放性的简帛研究前沿阵地，中心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力量，联合国内外同仁共同从事简帛研究。中心聘请著名学者张政烺、李学勤担任顾问，大庭脩、裘锡圭为客座研究员。中心负责主办《简帛研究》和《简帛研究译丛》两份简帛研究的专业性刊物。⁽¹²⁾

还有一些高校虽然没有成立学院级别的研究所，但也有相当规模的研究机构，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就在二级学院下设立了类似于“简帛与出土文献研究中心”的相关机构，加之这两所学校近年来分别入藏一批竹简，相信不久的将来，它们的出土文献研究和教学一定会走在学术界前沿。除过简帛类出土文献外，以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研究为主的一些研究机构成立时间往往较早，如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等。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此外，国内有些高校虽然没有成立相应的学术机构，但储备有这方面的师资，向历史系本科生和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生开设相应的课程，比如，四川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开设有古文字学，也是以介绍出土文献为主，南京大学给硕士、博士生开设有出土文献导读。其实像这种情况肯定还不止这两所高校。这很能说明，当前出土文献的教学正在成为一项基本的教学内容，这个势头方兴未艾，正在蔚然成风。

四、关于如何加强出土文献教学的几点思考

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载体形式不同、文体不同、文字不同、内容构成不同，这就客观的提出了不同于传世文献的教学要求，根据目前各院校的教学经验和出土文献资料本身的特点，其教学中大致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注重古文字学的学习。许多出土文献的研读要涉及古文字学，这类出土文献处于古文字书写时期，即汉以前。其中最典型的要算甲骨文、金文、秦石鼓文，大致说来，简帛文书中处于战国和秦时期的用古文或篆体书写，属古文字系统，需要有古文字的基础。汉以后的出土文献，如汉晋简牍帛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等都属于今文字系统。另外，一些出土文献为异族文献，当然需要相关的语言知识。

2.注重书史的学习。钱存训先生在《书于竹帛》一书写作缘起中这样讲过：“关于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演进，中外学者已经做了不少研究，但对于印刷术发明以前的书籍历史，尚少有系统的叙述。印刷术发明前的史书，时间比印刷史为长，而对探讨中国学术思想之渊源及传播，尤为重要。”⁽¹³⁾由此可见了解书史对于学习古文献尤其是出土文献的重要意义。大体上讲，竹木简牍和缣帛丝织品是战国到汉代的主要书写材料，文书卷子是六朝到唐末的书写材料，此后便逐步进入了刻板印刷时期。

3.注重出土文献文书学的学习。以简帛文书为例，除过像帛书《老子》、竹简本的《论语》残卷，以及其他一些典籍外，大量的是实用的文档，这些文档很杂乱，有官府的公文、有法律文案、有占卜选择用书，也有皇帝的诏书，还有平民的信札、官吏的日志等等，不一而足。要学习其中某件文档，首先就应该对它属于哪一类有一个了解，这是前提，做到这一点自然就需要有文书学的知识。

4.注重与传世文献的比较学习。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有着共同的源头，只是出土文献埋在地下，保持了原先的老样子，传世文献经过辗转传抄出现了许多讹误。当然出土文献由于大都是手写体，也难保它不出错。但同一种文献，比如《论语》，传世本和出土本应该可以互校，可以订正传世本的讹误，这一点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与传世本的《老子》对校就是很好的例子。另外，出土文献有一些单篇的儒家经典，如郭店楚简中的《唐虞之道》《性自命出》《缁衣》等，从中我们还能对当时文献如何结集成书的过程有一定的了解。

5.注重与古代史的联系。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与历史文献的学习息息相关，这已经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同样，出土文献与古代史的学习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一些出土文献公布后，随着学者研究的深入，会对我们以前的一些成见做出纠正，这些纠正后的看法就有必要及时反映到古代史的教学当中去，而这个反映过程当然需要通过出土文献的教学来完成。

总之，出土文献逐步进入本科生的课堂已经是大势所趋，随着教学实践经验的积累，相信会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注释】

(1)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1～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载洪治纲主编《王国维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3)马承源：《中国青铜器》，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4)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载洪治纲主编《王国维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5)王国维：《古史新证》，2～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6)陈寅恪：《陈寅恪先生全集》（下），1435～1436页，台北，里仁书局，1979。

(7)陈晓华：《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及教学的思考》，载《历史教学》（高教版），2007（2）。

(8)陈晓华：《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及教学的思考》，载《历史教学》（高教版），2007（2）。

(9)http://www.bsm.org.cn/html/401gaikuang.htm。

(10)http://www.gwz.fudan.edu.cn/Default.asp。

(11)http://www.wenzi.cn/jdgk/fangxiang.asp。

(12)http://www.bamboosilk.org/Mlhc/Jbda/Zhongxin.htm。

(13)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