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大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研究-敦煌学研究生培养实践

国家目标与人才培养——关于敦煌学研究生培养环节的几点体会

郑炳林

研究生培养特别是博士生培养国家目标是什么，我的理解有这样几个层次：第一，培养的研究生的研究水平代表本学科最高研究水平。第二，他的研究工作处于本学科前列。第三，他的研究成果能够弥补本学科某些空白。对敦煌学来说，就是其研究工作处于某个领域的前列并代表该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研究成果弥补某个方面的空白。

敦煌学从发现经洞和叶昌炽阐述敦煌文献价值到今天，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但是抗战及建国以后的“反右”“文革”中敦煌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而国外特别是日本在这一时期敦煌学各个领域发展很快，远远超过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意识到这个问题，发愤追赶，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努力，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兰州大学敦煌学硕博学位授予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特别近十年的博士培养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努力的。

很荣幸，在2007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我和施萍婷先生培养的博士生冯培红的学位论文《归义军职官制度研究》名列其中，这样就打破了八年来兰州大学与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无缘的局面，也打破了兰州大学文科与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无缘的局面。在2008、2010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中，我和樊锦诗先生联合培养的博士生沙武田、敖特根的学位论文再次获得提名。兰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领导让我讲一讲培养研究生特别优秀博士生的经验，面对学术界的前辈和学术界的强手，感到心里发憷。

作为一个教师或者一个研究生导师，我只是尽到我的一点义务和责任，如果说我们今天讲科学发展观的话，作为一个教师能够培养出一流的学生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当我们步入教师行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永远的希望，也有一个寄托着我们希望的太阳，那就是培养一流的学生，在人生中体现自己的价值。我和大家一样，就像孔子一样弟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不同之点，就是我用更多精力使我心中希望的太阳燃烧起来。因为我拿回来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路程太艰辛了，从1988年到1998年两代人用10年时间才拿回来，而我参与领导了1993到1998年的三次申报，耗了6年时间，所以我深知它来之不易也始终将博士点建设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将兰州大学敦煌学发展成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学科作为学科建设目标，就是希望有一天兰州大学敦煌学能够引领世界敦煌学的发展。为了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就得有一流的研究人才，靠引进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得到三流四流的人才，因此必须依靠自己培养。

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壮大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队伍，而且要保证兰州大学培养的人才在敦煌学界占有一定的优势。这样就必须培养出更多的一流的敦煌学研究人才，第一，这些人才在敦煌学界占的份额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第二，他们的水平必须领先于国内同行。如何才能培养出一流的博士呢？2000年，我们在《光明日报》上组织了一个专版，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如何培养复合型的敦煌学研究人才，设定了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方向和培养模式，实行优势互补，体现学科交叉，走多学科结合的路子。1999年第一届博士生进校之后，我们当时设定的目标就是冲击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要前赴后继地朝着这个方向奋斗。准备走失败失败再失败直至成功的历程。

培养一流的研究生必须有一流的学科作为支撑，兰州大学敦煌学学科建设10年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1998年兰州大学与同处甘肃的敦煌研究院实行联合共建，取得了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珠联璧合的效果，获得了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国内第一个敦煌学博士点；同年被批准为甘肃省级重点学科。1999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入选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经人事部评审批准，建立了历史学（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学科点的建设上取得了明显成效，成为具有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的培养体系完整的学科，是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和兰州大学“211工程”建设学科。2006年，我们与耶鲁大学共建了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并以此为平台积极开展对外交流。2007年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目前，敦煌学研究所下设敦煌文献研究室、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室、宗教学研究室、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研究中心、藏传佛教艺术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敦煌学辑刊》编辑部等机构。资料中心占地280余平方米，拥有专业图书7万余册，其中将近1万册是港台版、日文版图书。信息化网络服务正在逐步完善中；《敦煌学辑刊》进入社科核心期刊（CSSCI）。10年中，我们学校各种财政投入和研究所争取科研经费达2 000万元，其中600万元为科研项目经费、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自2000年以来承担国家、教育部及省级重大、重点和一般基金项目60余项，国际交流及横向基金项目20余项。

目前，在站博士后4人，出站4人；在读博士研究生有40人，硕士研究生34人。已有100余人获得硕士学位，53名博士研究生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其中14晋升教授，4人晋升博士生导师。敦煌学博士点由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采取双导师制的培养模式，而且特别注重培养质量，在人才培养方面优势突出，许多博士生在学期间获得了各类项目与奖项，成为兰州大学文科博士生人才培养的闪光点，如：有36人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人获国家民委项目，2人获日本笹川良一东京财团基金项目；有2人获得兰州大学研究生创新人才奖，2人获兰州大学研究生优秀成果奖，2人获兰州大学笹川良一教育基金奖学金，2人获宝钢优秀研究生奖，2人获香港浸会大学研究生驻校奖学金，赴浸会大学林思奇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学习1年，8人获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人次入选全国博士论坛，3人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和提名，7人获国家奖学金资助前往日本、美国大学学习，4人获得2010年度兰州大学研究生创新人才奖。取得以上骄人的成绩，既是同学们刻苦学习的结果，同时也是研究所培养人才的成果。尤其是，研究所的博士生除了2001年之外，其他每年都有同学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包揽了兰州大学研究生创新人才奖的全部文科奖项和全国博士论坛，这在兰州大学文科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博士生和硕士生，有的在学习期间出版了专著，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等高质量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这些优秀的博士生，正是敦煌学明天的希望，就是那些即将冉冉升起在敦煌学星空上的明亮的学术新星。此外，研究所每年还招收日本、美国、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留学生，目前已培养30余人。

说实在的，我在上大学之前当过农民，种过多年庄稼，对种地比较在行，因此我对研究生的培养，没有什么先进经验，采取的方法实际就是农民种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选种、土壤、气候和农田管理四个环节。也就是我们说的招生确定对象，加强学科建设创造培养条件，督促学生想尽一切办法营造学术氛围，勤于交流掌握学生研究进度及时纠正偏差。

对一个专业来说，你首先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是要确定的目标，然后是招收什么样的学生。兰州大学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历经千辛万苦艰难申请下来之后，要在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就得培养出一流的博士，才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什么样的博士才是学术界认可的博士？第一，通过我们的培养他们站在了学术的前沿，他们的研究是本学科公认的前沿问题研究；第二，他们的研究水平是达到了学术界高级行列，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第三，他们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出版一定的研究成果；第四，他们的学位论文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或者是国家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得者。所以敦煌学博士点从一建立就将培养一流的敦煌学研究专家作为自己的目标，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作为发展方向。

当我们将培养目标确定之后，就是要将这些目标落实到具体培养过程中去。首先就是控制招生关，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招生量基本上控制在3名到10名之间，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原来有4人，后来增加到8人，其中2人为敦煌研究院兼职博导，现在达到10个博导，但是我们的博士生招生规模基本没有任何增加，这样一个导师平均招收时学生就是一个多一点。因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承载量就这样大，如果再扩大我们就管理不过来了，势必造成滥招滥毕业，最后就是整个专业变滥。农民种地还有个界苗的过程，一亩地留多少苗，太多了就光长杆不结果。

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是联合共建单位，敦煌学博士点是双方共建的，兰州大学在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上具有优势，敦煌研究院在石窟艺术的研究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双方联合共建可以形成珠联璧合优势互补，但是也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在博士生的培养上反映比较突出，就是研究生管理培养有空当，很可能出现敦煌研究院导师的学生在兰州大学培养没有人管理，兰州大学导师的学生到敦煌研究院考察石窟没有人指导。为了突出优势弥补不足，我们采取了双导师制度，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导师交叉培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几年在学术上研究比较突出的博士都是联合培养出来的，敦煌学专业毕业的博士53人，其中36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他们中有40余人就是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另外校内优秀博士论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和提名论文，以及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都是通过联合培养出来的博士。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双导师培养制度对敦煌学专业的重要性。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只是我们敦煌学专业的一个重要培养环节，是我们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在全国乃至于世界争得一席之地的一个步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是认真地对研究生培养进行综合分析，经过分析，我们认为敦煌学专业的人才成长过程一般来说是8年左右，单靠博士阶段的三年根本不够。如果没有入学之前的研究阶段，最多只能采取急就章，马马虎虎毕业了事；如果培养一个合格的高质量的敦煌学研究人才，必须将目光放在以前有一定研究基础，或者硕博连读或者提前攻博的学生中，进行重点培养。其次拉长培养时间，原来兰州大学研究生院有在博士生中评选的创新人才奖，总共评选了两届，评选出来五个人，敦煌学专业有冯培红和沙武田两个人入选，他们拿上这个奖项之后要求延长一至两年，实践证明这个评选是见效的，沙武田经过硕博连读六年毕业，冯培红五年毕业。(www.chuimin.cn)

将研究生招收进来之后，就给他们一个很高的培养目标。在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从一进校就目标明确，是冲着研究来的，不是为了混一张博士文凭。我们作为博士生导师，对博士的优劣要做到心底有数，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做到扬长避短。因为研究生初进校，对敦煌学研究基本上都处于混沌阶段，导师必须对博士生情况了解清楚，这些博士生优势在哪里，他们能够做哪些研究，不能够做哪些研究，有计划地为博士生设计一个研究课题，使博士生以最短的时间进入研究状态，了解学术前沿状况。因此在博士生学位论文的设计阶段，我们就将获得国家优秀博士论文作为目标，通盘考虑。我们根据博士生的培养过程比较长这一实际情况，将国家优秀博士论文的培养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设计，不把期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冯培红之后，我们还重点培养了沙武田、许建平、敖特根、陆离、李军等，他们的研究应当说都具有冲击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优势。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去年或者今年获得对敦煌学专业是一个偶然，但是敦煌学专业拿下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说是一个必然。

我们为博士生研究创造一流的研究条件。从2000年以来，敦煌学研究所得到学校211行动计划、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费的支持，研究所利用大量经费购买敦煌学研究需要的各种读书资料，购置图书将近7万册，花费500余万元。在购买资料上，可以说我们是不计成本；博士点下来，学校给了40万建设费；重点研究基地下来，学校给了60万经费，加上211工程的40万，我们全部用于资料建设，特别是985工程下来后更是资料建设第一。我有个观点，没有一流的资料就没有一流的学术研究，耶鲁大学之所以是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全校有50多个图书馆1 500万多册图书，兰州大学号称250万册藏书，也就是耶鲁大学藏书的1/6左右。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拥有资料大约50万至60万册，当然的世界一流学科。我们要培养一流的研究生，就必须有提供一流资料的准备，这样看来我们的步子还是很慢的。但是兰州大学有些人认为敦煌学买资料太多了、太浪费，实际还远远不够，要从事什么研究，必须首先购置这个领域资料，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近年来，我们不仅把出版的敦煌学研究资料基本上都购置齐全，而且还购买了一定数量的外文图书，主要是日文图书和港台版图书。如最近又购买的100余万元日文资料，港台图书100万元左右。从目前看，基本可以满足敦煌学研究所的博士生进行学位论文撰写需要。如：《敦煌宝藏》《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罗雪堂全集》《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大正藏》《永乐北藏》《卍大藏经》《卍续藏经》《频伽大藏经》《佛光大藏经》《南传大藏经》《道藏》《藏外道书》《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敦煌石窟艺术》《中国石窟》《敦煌石窟全集》《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等大型图书资料，以及《讲座敦煌》《敦煌画的研究》《西域美术》《东洋学报》《敦煌学》《法藏文库》等国外和台湾地区的图书。我们还订阅了80多种期刊，基本能满足本学科科研的需要。今后我们准备再投入400万元进行资料建设，力图使敦煌学外文资料拥有量达到60%左右，主要的汉文敦煌学资料达到85%到90%。

为了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的研究成果尽快能够与学术界见面，敦煌研究所举办的学术期刊《敦煌学辑刊》尽可能地将研究所的博士生的研究成果刊发出来，该刊物已经入选为CSSCI来源期刊，基本上满足了本学科点的需要。

营造科研氛围，对一个培养单位来说至关重要，是优秀博士生产生的土壤，因为没有一个学术研究的氛围，再好的研究条件都是白搭。关键是什么样的氛围才是好的研究氛围，我认为是进入这个集体有一种尊重师长、尊重知识的研究风气，大家都在从事学术研究，有一种无形的学术压力，你没有学术研究，就没有地位。为了营造敦煌学研究所的研究氛围，我们还是下了很大功夫。

首先建立一种敬业精神、爱所风气，在敦煌学研究所内，坚决遏制小门派之风，大家进入敦煌学研究所之后，一视同仁，都是敦煌学研究所的学生，人人都要爱所如家，进入研究所就是一个集体。为了培养这一风气，我们有意加强研究生的集体意识，每个人进入研究所之后，要眼里有活，看到活就要做。原先我们也是尽可能不用学生干活，后来发现不行，越不干越没有集体意识，一度发展到研究所再脏也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打扫，甚至上课每人带一张报纸，一半衬屁股底下，一半衬在胳膊底下，人一走留下一会议室的报纸和擦过嘴的餐巾纸，非常难看。后来我们就要求打扫卫生，形成一种习惯，每天进入研究所或者上课，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卫生打扫干净，什么时候进入研究所都是窗明几净，干干净净。其次定期整理书库，主要目的就是强迫性地让学生研究生了解研究所藏书，目前敦煌学界都有哪些研究成果，使学生做到心中有数，对学术界研究进度有初步的掌握。通过我这几年的观察，凡是平常研究所图书整理比较积极次数多的，都是比较优秀的博士生；凡是论文撰写困难大的，都是平常不来研究所，或者不参加研究所图书资料整理的。这些活动虽是小事，但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第一，增强了博士生的主人翁意识，因为研究所的建设包含了他们心血，他们有意无意之间都会爱惜这个集体，维护这个集体；第二，加强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谁目前在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学术界都有哪些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都有哪些研究成果，信息交流的渠道畅通起来。为了将研究生培养和学科建设结合起来，我们在图书购置过程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为了让博士生尽快了解学术动态，研究所有计划地聘请学术界著名专家来研究所讲学、做学术报告，使学生学习学术界名家的研究方法，了解学术研究动态，领略大家风采。先后受邀请的专家有：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和朱雷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郝春文教授和李华瑞教授、中国文物研究所邓文宽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赵和平教授、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和王邦维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严耀中教授、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国家文物局葛承雍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常金仓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古正美教授、俄罗斯科学院波波娃研究员、法国远东学院马克教授、日本大阪大学森安孝夫教授、九州大学的井手诚之辅教授、京都大学高田时雄教授、美国密西根大学宁强教授、耶鲁大学韩森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韦陀教授、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夏富教授、台湾南华大学郑阿财教授、政治大学罗彤华教授等。这样博士生一开始就通过近距离与学术界一流专家接触，对他们开阔视野，起了巨大作用。

举办学术研讨会加强敦煌学研究所的国际交流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一大特色。2000年以来，我们独立举办或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中国台湾南华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及日本京都大学等联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海峡两岸学术考察活动10余次。通过这些学术活动，研究所教师、博士生的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了解国外学术研究前沿动态，掌握国外研究方法，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推向国际研究的最高水平。

自从敦煌学研究所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后，科研项目大量增加，目前承担的国家基金项目有36项，教育部重大社科基金项目20项，此外还有其他省部级科研项目、国际合作项目、横向基金项目40项，特别是基地重大基金项目，是与研究所的发展规划密切联系的。我们研究所专职研究人员8人，每年科研任务150万，年均人完成量都在10万左右。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人员少，科研任务大，没有博士生的参与根本无法完成。首先，我们将博士论文与科研课题相结合，博士学位论文就是科研课题的一部分，其次，博士生中有很多人是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级人物，鼓励他们在研究所兼职，承担研究所的科研任务并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目前为止，毕业的53位博士中已经有36位主持国家基金项目，如果从比率看，承担国家基金项目者是具有国家水平的人，在这36位国家水平的博士中，按照1/10的比率，也应该有3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出现。目前出现了一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从概率上说，也是应该的。

博士研究生参加研究所的科研项目，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制定了中长期科研计划，研究所的发展定位就是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因此这些研究计划就是瞄准这一目标进行的。所以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从一开始设计，就从属于研究所的发展计划，是研究所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是站在国际前沿进行学术研究。冯培红的论文是敦煌学研究所的敦煌归义军史课题中的职官制度部分。除了冯培红之外，高启安的《晚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沙武田《敦煌画稿研究》、敖特根《敦煌北区石窟出土蒙文文献研究》、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黑维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汇研究》、陆离《吐蕃时期河陇西域制度研究》、王晶波《敦煌写本相书研究》、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研究》等学位论文都是这样，而且这些学位论文的研究水平都达到了优秀博士论文的水平，在学术界产生很好的影响。在这些众多的高水平的博士学位中产生一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两篇提名论文是敦煌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材施教是培养研究生的关键。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并不是我们就能百分之百地招到称心如意的研究生，特别是创造力不强的考试却很好，这些人反映较慢但是用功甚多，反而聪明的学生往往疏于用功，落在后面。其次我们招的博士生中有硕博连读、提前攻博以及统招生，在校时间不一样，特别是统招生只有三年时间，时间太短了，第一年熟悉专业，第二年开始论文，根本摸不着边，第三年刚熟悉就要答辩毕业。针对这样的学生最好的办法就是命题作文，靠他们去专业里面找题目边都没有。这样的学生能够带出来主要依靠老师能力，老师为他们设计论文题目及其结构，让他们去填出内容，简单快捷。问题的关键是给谁什么题目，谁又能完成什么题目，我一般用半年多的时间了解这些学生的特长，适合从事哪一方面的研究。最后针对不同的学生给不同的研究课题，善于思、考勤于拓展的给比较大一些有创新性的题目，善于用功就给一个很具体的题目。前者拓展的空间大一些，如果做好就能出大成果；后者花费时间多一些，但也能做一篇非常像样的论文。

对于研究生的研究领域我都要学习一下，了解领域的进展情况、课题的难度系数，当我了解清楚之后，马上退出来，将全部课题设计方案交给承担的研究生完成，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的结构框架。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人会发现我这几年一个现象，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像游击队员一样。相反我的研究生很少有人换领域换题目，都是一个人几年乃至十几年沿着一个方向研究，成绩很突出。我自己从敦煌历史文献跨入经济文献，又从经济文献进入占卜文献，从占卜文献进入佛教戒律研究，再转入石窟考古研究，从敦煌进入麦积山，从麦积山跑到陕北石窟、新疆石窟、四川石窟，跨入唐史研究，有时还到文字学和文学领域中转转。为什么，就是大概看看学生都从事哪些研究，他们有从事敦煌历史、地理、石窟艺术、文学、文字学、佛教戒律、世俗化研究、还有从事景教、摩尼教、藏传佛教和藏学、龟兹石窟、麦积山石窟、河西石窟、南北石窟、四川石窟等领域的研究，甚至还有一些从事西夏佛教、河西墓葬壁画、西夏文书研究的，有时我跟学生跑，有时学生跟我跑。反正是敦煌学能够包括的领域和能够涉及的领域，能够找出好的研究课题的领域都可以展开研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学生带入敦煌学的前沿领域，而后自己在从这个熟悉的领域研究中退出来，把机会让给研究生去做。

作为研究生导师，必须具备一种条件，就是洞察问题和发现问题的能力。你的思维是超前的，但是你的研究工作未必全部超前，因为很多研究领域或者研究方向，你未必做过全面细致的研究和梳理工作，也不允许你做这样的工作，特别是文科，导师的研究与博士生的研究是脱节的，研究生的研究成绩不能算作导师的成果，导师和研究生重叠研究将来纠纷不断，所以导师的指导应该仅仅是宏观上的把握，就是说导师知道这个题目可以做也知道这个题目没有人做过，一定能够做出成绩来，但是到底做出什么样的成绩水平如何，并不完全清楚，这是正常的。我们研究所原来有人反对学生从事导师研究领域之外的研究课题，认为导师做什么学生就得跟着做什么。我坚决否定这种观点，因为学科提倡交叉，很多滋生点都是从别的学科用不同的方法和角度看待该问题才能发现新东西，理科这几年特别注意交叉，而文科交叉还不到位，如果研究生作的工作和导师一样，沿着导师的脚印走，能有突破吗？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生培养上的突破就是走了一条学科交叉路，我们以历史学为基点，去研究文学、文字学、宗教、艺术、社会和民族问题等，不仅角度新颖而且方法独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们西部学校内部外部环境都不好，实际上就是穷人的日子难过，但是我们不怕这些，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将不利因素变为有利因素。只要我们观念先进，日子就不会永远穷下去，培养研究生一样，只要瞄准国家目标，没有过不去的坎，一定能够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一流的人才。顺便说一下，兰州大学培养出来的优秀博士生导师，很多不是博士毕业的，但是优秀导师都会培养出一流的研究生的。培养研究生的道路上没有什么成规可以借鉴，各个学科不同所以培养的方式一定不一样，就像农民种庄稼，只要制定一个目标，善于付出，勤于耕作，精心管理，一定能够培养出一流的学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