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族音乐文化瑰宝六十二阔恩尔揭秘

第五节　哈萨克族音乐文化的瑰宝“六十二阔恩尔”

“六十二阔恩尔”是沉积哈萨克族音乐文化的瑰宝，是哈萨克族传统音乐中民间器乐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过程历史久远。从哈萨克族音乐发展史来看，“六十二阔恩尔”的形成和发展与“奎依”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它是哈萨克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被史籍称为《悦般乐》《康居乐》的乐曲，并不断吸收包括自汉代以来中原文化以及天山南北各民族文化的精髓，且受丝绸之路带来的西方音乐的影响，与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相融合，继承、发展与创新的结晶。⁽²³⁾

一、历史源流演进中的“六十二阔恩尔”

“六十二阔恩尔”是一种以器乐曲为主的配以民歌、舞蹈、说唱、弹唱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的综合艺术。作为哈萨克族民间古典音乐的“六十二阔恩尔”，其意为“六十二套连贯、优美、抒情的乐曲”，是广泛流传于哈萨克族民间的篑（器乐曲）、谙（民歌）、哦吟（说唱）、哎吐嘶（阿肯弹唱）以及赫萨—达斯坦（叙事诗演唱）等音乐演唱艺术，皆源自六十二阔恩尔。根据学术界对六十二阔恩尔的研究，虽然没有充分的历史文献准确考据“六十二阔恩尔”形成的具体年代，但根据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认定，“六十二阔恩尔”的形成与哈萨克族音乐的发展相伴而生，特别是与哈萨克民族音乐的主要表现形式“篑”的发展一脉相承。从时间上看，我们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古塞人至乌孙（汉初）以前的早期形态；乌孙（汉代）至哈萨克汗国成立前（明代中期）的孕育期；哈萨克汗国（明代中期）至清代的形成期以及以后的演化期。

（一）早期形态及发轫期

哈萨克人将器乐曲统称为篑，古塞人称作“可克”。由各种乐器演奏出来的乐曲，分别冠以乐器的名称，如冬不拉篑、斯布孜额篑、库布孜篑。哈萨克族著名音乐理论家腾马特·米尔哈里也夫在其《哈萨克乐曲史》中认为：“哈萨克人先祖的古塞人创造了各种乐器，斯布孜额（胡笳）是塞人最早使用的乐器。塞人还使用过两根弦的弹拨乐器和库布孜一类的拉奏乐器。”哈萨克族民间流传的《星绕》（深渊）、《阿克鹘》（白天鹅）等乐曲就产生于塞人时期。从古塞人到乌孙（汉代）之前的乐曲是哈萨克“篑”艺术的早期形态。这一时期仅有斯布孜额等简单的乐器，演奏一些短曲。他们用斯布孜额、库布孜及两根弦弹奏的乐器进行演奏，把没有唱词、仅用乐器演奏的乐曲称为“可克”。

（二）成熟、发展与阔恩尔的孕育期

新疆古称西域，伊犁则是古乌孙国的故地。自张骞通西域，西汉与乌孙政治联姻后，西域各国陆续与汉朝通好。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自此，中央王朝都在新疆设官职守，行使着国家的主权。至唐朝，西域与中央的隶属关系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唐朝在平定西突厥后，于咄陆五部设立六个都督府，其中对伊犁河流域和楚河流域一带的突骑施阿利施部置洁山都督府。随着这种政治上的结合，伊犁与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也就日益紧密。被称作“丝绸之路”的东西方交通网络，以天山南北的绿洲为中转驿站而通达四方，为哈萨克草原带来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交流。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古代哈萨克各部族就与中原封建王朝友好往来，特别是汉朝公主西嫁乌孙昆莫，更密切了相互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在音乐舞蹈发展史上，更是相互产生了重大影响。清《四库全书》之《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之四十音乐章载：“汉张骞使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传至中国，李延年翻为二十八解。于是始有西音。”待细君、解忧公主到乌孙时，更带有宫廷乐班，乌孙也带乐舞到长安访问。解忧公主与翁归靡所生长女弟史被送到长安学习汉乐五年。回来后，嫁给龟兹国王绛宾。《汉书·西域传》记载：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绛宾与夫人汉外孙女弟史入汉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加强了汉乐、乌孙乐、龟兹乐的相互交流。匈奴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游牧民族，产生了不少的诗人、歌手，创造了各种乐器和乐曲，除斯布孜额、库布孜等传统乐器外，还创造了角、笛、琵琶、胡琴等乐器。他们能把各种历史事件、生活习俗、男女爱情故事即兴编成歌谣进行演唱。这种习俗就是哈萨克人沿袭至今的阿肯弹唱。公元8世纪（唐代中期），克普恰克部落之乌古斯当汗时期，产生了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弹唱家阔尔库特。他先后担任过三个可汗的宰相，不仅他的言论被后人尊为圣言，他还是一位音乐天才，创作了很多的“篑”（曲）和“谙”（调），被后人称为娱乐之父。在公元9至10世纪的葛逻禄汗国时期，康居—钦察部落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法拉比，在音乐研究方面成就非凡。他研究过一种名为各博尔的、有40个音位的乐器，很可能就是哈萨克冬不拉乐器的始祖。法拉比所著的《音乐全书》，是他研究东方民间音乐的成果，对阿拉伯音乐理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乌孙（汉代）到哈萨克汗国建立之前（明代中期）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是哈萨克“篑”成熟、发展与阔恩尔艺术的孕育期。在这段时期里，哈萨克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极大影响，音乐方面，相互的交流频繁。唐代时，康居乐舞十分盛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其《胡旋女》一诗中对胡旋舞做了生动的描写。无疑，用于舞蹈伴奏的乐曲就是“篑”。这说明被吸收为唐《大曲》之一的《康居乐》，已经形成集歌乐、舞乐、器乐于一体的形式了。据历史记载，公元前108年，在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武帝接受乌孙国的聘礼，把细君公主嫁给乌孙昆莫猎骄靡，细君公主因思念故土，作《黄鹄歌》：“……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鹄即天鹅的古称，这应该是“天鹅之歌”最早的雏形。关于哈萨克民族起源于白天鹅的民间传说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汉文史籍中便已出现。哈萨克人把“白天鹅”看做一种神鸟，视为本民族的图腾，加以崇拜，尤其在音乐中表现更加突出，所以《阿克鹄阔恩尔》的形成与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三）兴盛发展及最终形成期(www.chuimin.cn)

在金帐汗国和白帐汗国时期，阿拉伯人演唱“赫萨”的形式，波斯人演唱“达斯坦”的形式以及“俾”（舞蹈）已在哈萨克诸部盛行。这一时期的哈萨克诸部文化艺术丰富多彩，是古代哈萨克文化艺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为哈萨克全民族的文化形成打下了基础。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在金帐汗国和白帐汗国解体之后为其分离出来的哈萨克民族所继承。14世纪时期，白帐汗国人继承和发展了阔尔库特的音乐艺术。公元15世纪中期，哈萨克汗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安定、经济的发展，文化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特别是自古以来流传于各部落的民间故事、史诗、音乐、舞蹈，在语言、文字逐步统一的条件下，得到相互传播。这时出现了“沙勒—色尔”形式的、专门以演唱活动为生的民间艺人班社。许多歌颂历史人物、民族英雄，赞美自然、动物、花鸟，描写人物情感，歌颂纯真爱情，反映人民疾苦，劝诫世人的乐曲、唱词、舞蹈被这些民间艺人搜集、整理出来。他们把原来单一的“篑”乐曲进行了扩张，变成集音乐、舞蹈、演唱于一体的综合演唱活动。可以断定，这便是称作阔恩尔的艺术形式。哈萨克阔恩尔逐渐成为一种完整的乐曲形式以后，便有着系统的套数、丰富的节奏与曲调。民间历来有“富人家的喜事三十天娱乐，四十天庆典”的传说。娱乐当是演唱六十二阔恩尔，按每部阔恩尔演唱两小时、每天演唱两部阔恩尔计算，就要演唱三十一天。所以，民间“三十天娱乐”的传说应该是有根据的。哈萨克族民间流传的“奎依”有数千首，已搜集统计的就达3 000多首，分别用弦鸣类拨弦乐器冬不拉、弓弦乐器库布孜和气鸣类竖吹管乐器斯布孜额演奏。这些“奎依”中，有一部分被称作“阔恩尔”的乐曲，它们或讲述曲折感人的故事，或抒发演奏者深沉而真挚的感情。它们的速度一般为偏慢的行板，演奏时，不炫耀技巧而讲究韵味。它们让你了解哈萨克族人的历史，洞察哈萨克族人的心灵，感受草原音乐文化所特有的纯朴、率真、醇香、厚重，每一首乐曲都会让你感受到哈萨克族传统器乐曲所具有的独特的美。冬不拉、库布孜、斯布孜额这三件乐器又各有特色，冬不拉可用左右手各种演奏技法，奏出多变的音色；库布孜奏出单纯而富有感情的旋律；斯布孜额则是古朴的持续长音。这一连串流动的乐音，表现出哈萨克族人独有的音乐审美观念。古代哈萨克草原，居住在西部的哈萨克族有“六十二阿克杰令”，乐曲以快速、激昂见长；居住在中部的哈萨克族有“六十二库斯巴萨尔”，乐曲以华丽、优美见长；而居住在东部的中国哈萨克族有“六十二阔恩尔”，乐曲以深沉、动人见长。哈萨克族人将民间器乐曲称作“篑”或“奎依”，它在哈萨克族传统音乐文化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它们在哈萨克族民间广为流传，为一代又一代哈萨克族人提供着永远的精神食粮，成为民族认同的纽带。“六十二阔恩尔”作为一种民间古典音乐，与哈萨克族的历史、生活紧密相连，是哈萨克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的文化遗产，内容浩瀚，运用音乐、诗歌、舞蹈等各种艺术形式充分表现了哈萨克族人民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所以，“六十二阔恩尔”不仅是哈萨克族民间音乐中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音乐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承载和记录着哈萨克族人民对祖先、对历史的记忆。

（四）中原音乐文化对“六十二阔恩尔”的深刻影响

中原音乐舞蹈对哈萨克乐舞的影响，表现在“六十二阔恩尔”的组织结构和音乐表现手法与唐宋《大曲》的许多相同之处。古谱无存的被音乐界公认为“天籁之音”的唐宋《大曲》，2003年在浙江富阳惊现，揭开了我国古典音乐之谜。据十七年来一直致力于古典音乐研究与整理的民乐专家陶明辉介绍，目前发现的唐宋大曲所存七部乐章，乐曲结构上与传说中的唐宋大曲的曲式完全吻合。而第六《水漫》、第七《和番》，乐曲的风格已出现西北遗韵。演奏大曲需要几十上百人，约需时间120分钟，鼓锸笙笛锣、胡箫筝琴瑟，二十余种民族乐器，各司其职，各尽其调。篇幅超过一般民间音乐，内涵丰富、主题变化，发展、再现、变奏等作曲手法在其中多有应用，而且，演奏的轻重音处理有别于其他音乐，因此特别婉转耐听，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霓裳羽衣曲》就是盛唐时期音乐舞蹈中的代表作，唐玄宗亲自教梨园弟子演奏。全曲36段，分散序（六段）、中序（十八段）和曲破（十二段），由宫女歌唱，用女艺人30人，其乐队通过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描写可以看出有磬、箫、筝、笛、箜篌、筚篥、笙等乐器。关于唐宋大曲的组织结构，在宋朝学者沈括所著《梦溪笔谈》和王灼所著《碧鸡漫志》中都有介绍，概括起来说，就是《大曲》是一套套的大组曲，包括有各种器乐协奏曲、歌曲和舞曲等，对每一套大组曲，古人称之为“大遍”，而对于每个歌曲或舞曲则称为“遍”。《大曲》的结构大致可分为三大段：第一段为序奏，无歌、不舞，称散序；第二段以歌为主，始有拍，称“中序”或“拍序”；第三段歌舞并作，以舞为主，节拍急促，称“破”，“大曲”体制宏大，歌舞结合。我们从已搜集整理的《阿克鹄阔恩尔》的组织结构和演出形式来看，与《大曲》比较有“异曲同工”之妙。《阿克鹄阔恩尔》是哈萨克古典民间音乐“六十二阔恩尔”套曲中的一部，经过整理的《阿克鹘阔恩尔》由22首乐曲组成，分为《谙与篑》（歌与曲）、《唢孜萨啦嘶》（箴言妙语唱）、《萨勒萨依冉》（欢腾歌舞）三个部分，整个套曲表现了天鹅觅食、遇险、逃生和胜利回到故乡的全过程。套曲以哈萨克族民间流传的“白天鹅组曲”“篑”为主调，配以民歌、“赫萨”、阿肯弹唱及舞蹈“俾”的表演等艺术形式，使歌、舞、曲融为一体；在实际演出中，配器除冬不拉外，还使用了“库布孜”（四弦胡琴）、“阿得尔那”（竖箜篌）、“巴尔布特”（五弦琵琶）、“结提根”（七弦琴）、“切尔铁尔”（三弦）、“斯尔乃”（风笛）、“沙孜斯尔乃”（埙）、“斯布孜额”（胡笳）、“克仑乃”（筚篥）、“道吾勒帕孜”（驼皮大鼓）、“达布勒”（腰鼓）、“阿特吐亚克”（马蹄鼓）、“阿萨它亚克”（铃鼓类）等民族传统乐器，运用了传统的民族和声学原理（平行五度、平行八度进行），冬不拉使用五度定弦法演奏，突出了每首乐曲的韵味，演奏出了哈萨克民族管弦乐独特的风格；三个部分过渡十分自然，曲调连贯、音律和谐、结构严谨、节奏明快、张弛有度，使整个套曲一气呵成。我们可以将《阿克鹄阔恩尔》的第一部分“歌与曲”（九段）作为“散序”来看，其以曲为主，只不过穿插了歌舞；第二部分“箴言妙语唱”（八段）就相当于“中序”了，以冬不拉弹唱、对唱为主；第三部分“欢腾歌舞”（四段）更是相当于“破”，歌舞并作，形成全曲的高潮。整部套曲（即“大遍”）由一个主旋律和若干变奏曲（即“遍”）组成，每首曲目均有专名。我们且不去探究整理过的《阿克鹘阔恩尔》是否符合原生态，但可以看出“六十二阔恩尔”与唐宋《大曲》是有其相互影响的，所以可以说“六十二阔恩尔”的形成，是自汉代以来中原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发展的结晶。以《阿克鹘阔恩尔》的形成过程为例，据历史记载，公元前108年，在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武帝接受乌孙国的聘礼，把细君公主嫁给乌孙昆莫猎骄靡，细君公主因思念故土，作《黄鹄歌》：“……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鹄即天鹅的古称，这应该是“天鹅之歌”最早的雏形。关于哈萨克民族起源于白天鹅的民间传说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汉文史籍中便已出现。⁽²⁴⁾哈萨克人把“白天鹅”看做一种神鸟，视为本民族的图腾，加以崇拜，尤其在音乐中加以表现，所以《阿克鹄阔恩尔》的形成与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二、“六十二阔恩尔”的内涵与外延

“六十二阔恩尔”意即“六十二套曲”，是哈萨克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发展马上文化与草原文化、借鉴中原文化与丝路文化而形成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艺术总集，它集神话、诗歌、音乐、舞蹈、曲艺为一体，通过乐器演奏、冬不拉弹唱、独奏、合唱、单人舞、双人舞、集体舞以及诗歌吟诵等形式进行表演。哈萨克汗国时期至清代，哈萨克族“奎依”的创作空前繁荣，也是乐曲分类的时期。这个时期民族乐器有了重大的发展，形成了弹奏乐器、拉奏乐器、吹奏乐器、打击乐器等吹拉弹唱的系列乐器，音乐由短曲变为长曲，由单奏变为合奏、配器演奏，开始演奏二部、三部曲及联奏曲。

这一时期著名的哈萨克族音乐家有那瓦依、阿山卡依格、哈孜托干、哈尔特奴海、阿克吉妮、巴依吉格特、博格达、阿布赉汗等人，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奎依”，其中有相当部分被称作“阔恩尔”的乐曲，它们或讲述着曲折感人的故事，或抒发着演奏者深沉真挚的感情。它们的速度一般为偏慢的行板，演奏时，不炫耀技巧而讲究韵味。它们让你了解哈萨克族人的历史，洞察哈萨克族人的心灵，感受草原音乐文化所特有的纯朴、率真、厚重……每一首乐曲都会让你感受到哈萨克族传统器乐曲所具有的独特的美。如《凯鄂斯阔恩尔》《撒勒阔恩尔》《铁勒阔恩尔》《玛依达阔恩尔》《阿克鹘阔恩尔》等作品。

“六十二”和“阔恩尔”是哈萨克族人心目中两个神圣的词汇。“阔恩尔”为古哈萨克语，具有多重含义，譬如在颜色上指棕褐色，由太阳所发出的“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所融合而成的棕褐色，是哈萨克族人心目中最美丽的颜色；在环境上，有山、有水、有草、有树，最适宜于放牧和生活的美丽山区，被称作“阔恩尔套”；在炎热的夏天，吹来一股凉爽宜人的和风，称作“阔恩尔杰勒”；对品行好，具备谦虚谨慎、和蔼可亲性格的人称作“阔恩尔弥甲孜”；对融洽欢乐的聚会，称之为“阔恩尔康勒克歇”；对经济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称作“阔恩尔卡勒塔”。“阔恩尔”一词被专门用来形容美好的事物，所以，对于最深沉、最优美、最能打动人们心弦的音乐，哈萨克族人称之为“阔恩尔”，其中的每一首乐曲都是在哈萨克族民间长期流传、经历了一代又一代草原人检验的器乐曲精品。事实上，“六十二”也并非一个确定的、单纯的数量概念，而具有“众多的”、“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等多重含义。哈萨克族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六十二根血脉，正是这些血脉终日不停地运动，才给人带来了旺盛的生命力。人的生命和所有的躯体活动都要靠这六十二根血脉支撑。同样，被称作“六十二阔恩尔”的这一批优秀的传统器乐曲，也是哈萨克族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在冬不拉、库布孜、斯布孜额等哈萨克族传统乐器的独奏乐曲中，有一批特别优美抒情、悠扬感人的乐曲，哈萨克族人习惯将这一批乐曲称作“六十二阔恩尔”。这些乐曲产生于哈萨克族萌生、形成、发展的不同时期。如公元前4世纪霍孜科尔仆西的《阿尔曼》（愿望）、公元前1世纪沙依玛克的《沙尔乌怎》（黄河）、公元7世纪—8世纪之交的阔尔库特的库布孜曲《阔恩尔》、13世纪凯尔布哈的冬不拉曲《阿克萨克库兰》、15世纪卡孜托干的《沙根尼西》（想念）以及19世纪塔特木别克的《沙勒阔恩尔》、库结肯的《阿克鹄阔恩尔》（白天鹅曲）等。每套“阔恩尔”则由几十支乃至上百支曲目组成，有主曲与配曲之分，其中每一首乐曲既是“阔恩尔”主旋律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具有和声特色的独立乐曲。“阔恩尔”配上内容丰富、结构严谨、韵律整齐、朗朗上口的习俗歌、神话、传说、英雄史诗、爱情长诗、叙事长诗、谚语、格言以及阿肯对唱，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具有很强的艺术性。每逢重大节日、礼仪喜庆、朋友聚会、迎接客人等活动，哈萨克人都少不了以“六十二阔恩尔”音乐助兴，表现了哈萨克人丰富多彩的草原文化生活、乐观向上的精神追求。整个套曲具有曲调丰富、结构严谨的共同特点，而每组套曲又有各自独特的音乐风格。每一部套曲结构都有一个主旋律和若干变奏曲组成，其中每一首乐曲既是《阔恩尔》主旋律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具有和声特色的独立乐曲。套曲具有曲调丰富、结构严整的共同特点，而每组套曲又有各自独特的音乐风格。五声、七声的不同乐曲彰显着哈萨克民族的多源，以及哈萨克族人及其先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和蒙古族、汉族、突厥语各民族、印欧语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交融。

目前，在我国的哈萨克族人民的生活中，“六十二阔恩尔”这种传统音乐文化正在得到有效挖掘和保护，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我国世界范围着力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六十二阔恩尔”的传承和保护也遇到了新的严峻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由于社会变革而引发的一系列人们生产生计方式的变化，人们的审美趣味、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变化。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哈萨克族人民，传统文化与新潮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从哈萨克族音乐文化艺术的现实而言，“六十二阔恩尔”传承的链条有濒临断裂的危险，年轻一代学习民间音乐的人已经不多，一些依靠口头传承的民间艺术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承人已经过世，许多“阔恩尔”乐曲已经失传，有的正濒临灭绝。“六十二阔恩尔”所涵盖的曲目有上万首，如今能为大众熟悉和演唱的已经为数不多，能够系统地演唱“六十二阔恩尔”的民间艺人更是凤毛麟角。

近年来，我国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通过民间走访、群众座谈、艺人演唱等形式搜集民歌100首、民间作曲歌曲500余首、冬不拉曲3 000余首，但目前“六十二阔恩尔”的发掘和保护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以及研究人员的青黄不接，加之人们对民间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等，导致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因此，我们在这个倡导多元文化的世界中，“海纳百川”时应注意什么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