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对哈萨克族音乐文化的影响研究

第四节　伊斯兰教传入及对哈萨克族音乐文化的影响

哈萨克族文化作为我国西北穆斯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因其独有的宗教特征以及跨国性、包容性特点使其自身的特色更趋突出。哈萨克族信奉伊斯兰教，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教对其精神、思维、经济体系、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观等的影响巨大。古代的哈萨克人曾经信奉原始宗教，即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后来又信仰过萨满教、佛教、景教等。至哈萨克汗国时期，哈萨克族人民信奉了伊斯兰教。⁽²⁷⁾

祖先崇拜是哈萨克人曾经信仰过的一种原始宗教。在哈萨克汗国时期，这种宗教的遗俗依然存在。哈萨克人信奉部落祖宗，认为祖宗是会显神灵的。打仗或者赛马、摔跤时，各个部落都把自己祖宗的名字或本部落英雄人物的名字当做口号呼喊。牲畜闹病时还赶到祖宗坟墓上过夜，祈求祖宗在天之灵为牲畜消灾灭病。自然崇拜也是哈萨克人曾经信仰过的原始宗教之一,这种宗教习俗在哈萨克汗国时期仍然遗留不少。哈萨克人认为自然界里的万物皆有生命，均受着神的支配。他们把神分为两大类：善神和恶神，善神给人带来好处和幸福，恶神使人遭受灾难。哈萨克人特别崇拜天、地、日、月、星、水、火，每逢发生瘟疫和旱灾时，人们都聚集在河边或山包上，宰杀黑色的山羊羔祭献神灵,然后就在野外煮食这些祭祀的肉，并祈求天地消灾降福。每逢新月初升时，哈萨克人便对着新月祈祷：“愿日月怜悯，求新月赐福。”

哈萨克人对火也十分崇拜，认为火是光明的象征，是驱除一切妖魔的神，是屋内锅灶的保护神(相当于汉族所谓的“灶神爷”)。他们在牲畜发病时用火熏，新娘进门时先拜火。每年向夏牧场搬迁之前，首先要净身，即“驱邪”。在迁往夏牧场的途中，要点上两堆火，然后将驮载东西的驮畜和畜群从两堆火之间走过，通常还有两位老太婆站在火堆旁，口中不停地念：“驱邪，驱邪，驱除一切恶邪!”在哈萨克人的心目中，马是“净畜”，别的牲畜都必须从驱邪的火堆中间穿过，唯独马却可例外。此外，哈萨克人还崇拜青草，他们把春天鲜嫩的青草当做生命的象征，所以他们最忌讳拔草，哈萨克人对人最厉害的咒骂就是拔一把青草面对青天不停地咒骂。

萨满教在哈萨克汗国时期也占有一定的势力。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后，萨满教的巫师依然存在于社会之中。他们头戴天鹅皮，脖子上挂着带有各色布条的神杖，骑着马从一个阿吾勒到另一个阿吾勒，到处游窜、占卜、念咒、治病。这些巫师一方面保留了萨满教的一些特点，另一方面也吸收了伊斯兰教的某些习俗。总之，哈萨克汗国时期的宗教，以伊斯兰教为主，并同时存在着其他宗教习俗。近代以来的宗教信仰也仍然是如此。

最早将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是前来唐朝通使的阿拉伯使节，史书称他们为大食人。唐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加上唐王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许多阿拉伯使节、商人沿海上丝绸之路与陆地丝绸之路到长安及东南沿海经商，他们围寺而聚，形成蕃坊。蒙古人西征，又有大批中亚穆斯林被裹胁东来，其中有士兵、工匠、商人、宗教职业人员等，他们在当时被称为“木速蛮”、“答失蛮”、“撒尔塔兀勒”、“回回”。元朝建立，随着元与中亚伊尔汗国经济文化频繁往来，特别是该汗国蒙古统治者信仰伊斯兰教，整个汗国伊斯兰化以后，又有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哈剌鲁人、阿尔浑人、突厥人、康里人、钦察人及后来改信伊斯兰教的阿速人、术忽回回、罗哩回回进入中原。至元末，我国穆斯林人口急剧增长。这么多地域不同，语言各异，文化差异较大的穆斯林各民族，在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互整合下，最终形成了回族，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民族融合过程。按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回族形成于元末明初，这就说明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到回族共同体的最后形成经历了六七百年的历史过程。

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唐朝盛世与元朝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如此多的外国穆斯林进入中国。当然，蒙古西征曾给中亚各族人民包括穆斯林带来过深重灾难。

哈萨克族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民族共同体，他们大多聚族而居，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表现在民族外部的文化特征也比较明显。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只是信仰体系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改变，使许多原有的文化特征保留了下来，在他们的文化生活中，祖先信仰的佛教、拜火教及自然崇拜的痕迹时有表露。同时他们远离儒教文化中心，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影响较小。哈萨克族是我国信仰伊斯兰教人口较多的一个民族，总人口有140多万。过去信仰萨满教，公元11世纪前后改信伊斯兰教。“哈萨克”这一名称，最初见于15世纪中叶，是从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操突厥语的一些游牧部落的集合体。

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渗入到哈萨克先民之间。据史籍记载，哈萨克人及其先民接触并开始接受伊斯兰教，早在10世纪就出现了。历史表明，虽然伊斯兰教传入哈萨克草原南部，但在草原中部、西部和北部哈萨克各部落中，伊斯兰化则历经了漫长的岁月。

哈萨克族的伊斯兰化，从客观上讲，是在伊斯兰教向世界宗教转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7世纪30年代以后“,伊斯兰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兴起,及其异常迅速的向北方、东方和西方扩张。中亚相当大一部分被并入了哈里发国家。就像当时的观察者和后来世代所看到的那样,8世纪至10世纪以来中亚历史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是它逐渐改宗伊斯兰教,及其融入‘伊斯兰’文化圈”⁽²⁸⁾。在中亚各地区伊斯兰化的大趋势下,哈萨克族各部落统治者出于政治、经济上的考虑,逐渐把伊斯兰教作为官方宗教。苏联学者萨伊德巴耶夫认为：“在伊斯兰教传入的所有国家,正是封建主最先接受这一宗教并竭力促进其传播。”⁽²⁹⁾就哈萨克草原广大的下层民众而言,真正信仰伊斯兰教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月即别汗(1313—1342年在位)时代,伊斯兰教在包括哈萨克族在内的草原各民族中得到传播“,这些成就却未能超出城市生活和游牧封建上层的范围。劳动群众在长期内仍处于萨满教旧观念的统治之下。官方的伊斯兰化敌不过这种萨满教的影响”⁽³⁰⁾。

“伊斯兰教在16和17世纪成为哈萨克人的官方宗教。然而,伊斯兰教没有在普通老百姓中扎根,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受到其教义的影响,而是趋向于坚持前伊斯兰教时期的信仰,即崇拜腾格里。”⁽³¹⁾甚至到19世纪中后期在西伯利亚服务的俄国军官巴布科夫说：“按照著名东方学家格里果利耶夫教授的说法,在上一世纪几乎所有的吉尔吉斯人都是萨满教徒,而且直至50年代,即加斯弗尔德管理西西伯利亚的时候,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仍旧是这种教徒。”⁽³²⁾这一说法是否妥当且不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萨满教的影响还很大。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的传入,从客观上来讲,与中亚伊斯兰化和后来俄国对哈萨克草原的统治及其宗教政策有关。但从主观上讲,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化”,即伊斯兰教与哈萨克族传统信奉的萨满教之间的文化整合,是伊斯兰教成功传入哈萨克草原的主要内因。从文化学角度来讲,文化整合既是一种对旧文化的重新梳理,也是对新文化的培土浇水,它培育出文化的新形态或新内容。文化整合是指不同体系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内容相互吸收、调和,并使之趋于一体化的过程。⁽³³⁾

在伊斯兰教进入哈萨克草原之前的漫长历史时代中,萨满教的世界观主导着哈萨克人的文化、思想和行为,并形成了民族的神话、习俗、习惯法、物质生活和艺术。伊斯兰教传入哈萨克草原以后,萨满教通过各种方式同伊斯兰教抗衡,经历了激烈的斗争,甚至是流血冲突。两者之间有直接冲突,也有相互依存和相互交混。伊斯兰教传入哈萨克草原以后,为了使哈萨克族能够接受这一宗教,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游牧民族传统的信仰习俗。“同其他宗教相比,伊斯兰教更快地适应现实生活的条件。与此有关,很有意思的是伊斯兰教神的名字在中亚各族人民意识中的变换。⁽³⁴⁾除安拉这一名字外,他们还用胡达、胡达伊(突厥人的苍天神,由波斯的伐宇神而得名)、坦格里或腾格里(世界的统治者,苍天神或光明神,突厥人古时的至上神)来表示。⁽³⁵⁾”同样,萨满教为了自身的生存,也采用一些伊斯兰教的表现形式。巴合西在行使自己的职能时总要吟念“你的怀里揣着《古兰经》,你的脖颈挂着护身符;两者是亲密的主,两者是一对孪生兄弟!”等类似的颂词。

中亚苏非主义者是推动伊斯兰教“哈萨克族化”的使者。学者们大都强调伊斯兰教苏非教团、亚萨维教团在哈萨克人中传播伊斯兰教所起的重要作用。亚萨维派根据哈萨克草原的文化背景,在宗教形式上简化了伊斯兰教的仪式,用诗体语言对苏非派思想作了高度的概括,把伊斯兰教苏非主义与哈萨克人原有的萨满教信仰相结合。阿合马·亚萨维(?—1167)的《智慧的箴言》中,把伊斯兰教“真主”的名谓与当地非伊斯兰教意义的“天”的名谓结合起来使用,有时称真主,有时称天。亚萨维派的苏菲⁽³⁶⁾给做礼拜的人散发传统的饭叫“哈里木”,而这种饭食是完全依照古代突厥人的风俗习惯做的。⁽³⁷⁾亚萨维用通俗易懂的克普恰克语写成《智慧的箴言》,首先倡导用突厥语宣传苏非派思想,其弟子或再传弟子,模仿其导师,用突厥语写作和采用突厥语“阿塔”(父亲)的绰号,其中最著名的是哈奇木·阿塔或叫做苏来曼·巴奇尔干尼,他用突厥语写了一本散文体的关于苏非神秘主义教义的文集,语言简洁,为一般民众所接受。⁽³⁸⁾亚萨维宣传“慈善”、“公正”和“爱”,认为真正的苏菲应当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在传道的过程中要真实地理解大众的心声,同情他们的遭遇。他要求人们满足现状,不要去追求现世的浮华，要求统治阶级自我节制,不要过于奢侈，这些说教迎合了下层百姓的心理,使伊斯兰教在草原上迅速传播。亚萨维还说：“对迷恋今世的妄人,应当掉头不顾,我对他们掉头不顾,而像江河流溢。”⁽³⁹⁾亚萨维提出人生最终主要目标是接近真主,成为“无我”者,以求纯洁的灵魂与真主合一。“朋友啊,纯真的爱孕于我的心里,我对这今世充满了敌意。我手抓衣领来拜见真主,挚爱真主,做了曼苏尔第二。”⁽⁴⁰⁾在苏非主义者传播过伊斯兰教的哈萨克草原上,仍然可以看到圣徒、圣墓崇拜的现象,以及其他形式的崇拜方式,如日、月、星辰、水、土、火、木等,这些与游牧民族固有的万物有灵论和祖先崇拜的原始信仰有关。按照伊斯兰基本教旨规定除真主之外,别无他主,但苏菲主义者宽容和吸收这些非伊斯兰教思想,其基本根基在于地方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抗争所致,否则苏菲主义思想很难在游牧民族中扎下根来。⁽⁴¹⁾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化”是以崇尚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教和信奉万物有灵的萨满教两种不同文化因素和文化内容相互冲突、调整和整合,最终趋于伊斯兰一体化的过程。

哈萨克族对伊斯兰教的认同和保留突出地表现在风俗习惯方面以伊斯兰教为准绳,体现出了相对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哈萨克民族接受伊斯兰教的过程是复杂的。主要从事游牧畜牧业的哈萨克民族,与其说按照伊斯兰教教规生活,不如说用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习惯来代替伊斯兰教教规”⁽⁴²⁾。如哈萨克男女结婚要办理“尼卡哈”(即宗教婚姻程序)，即出嫁姑娘之父的亲朋好友中得有一位为其当“全权代表”,以作证他们是经过阿訇念“尼卡哈”的合法婚姻。丧葬习俗严格按照伊斯兰教规施行,先用清水沐浴亡人,再用白布缠身,速葬土葬。另外,哈萨克族很重视古尔邦节和肉孜节。每年古尔邦节和肉孜节的时候,哈萨克族成年男子无论多忙,不管路途多远,都会从各地赶到清真寺来做会礼(集体礼拜)。

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中的传播，既有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推行，也有苏菲主义在哈萨克族民间的传播。哈萨克人的伊斯兰化是以其部族上层统治者接受伊斯兰教为开端，随后逐渐在部落社会的各个阶层流行。就广大的牧民而言，伊斯兰化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哈萨克族中，伊斯兰教是与氏族社会时代萨满教残余结合的，虽然没有一个哈萨克人承认自己是萨满教的信徒，但在信仰生活的许多地方都存在着萨满教的残余形态。与其他定居民族相比，哈萨克族伊斯兰化程度相对偏低，它表现为对伊斯兰教神学和制度相对模糊和淡化，而在伦理道德、饮食、节日、葬礼、婚礼等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方面则以伊斯兰教为准绳，体现出了浓厚的伊斯兰色彩。⁽⁴³⁾

从宗教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大凡体系完备、影响广泛的世界宗教都不是脱离地方特色的抽象存在,而是其具体地域、具体文化环境中的生动展现。伊斯兰教在对外弘扬过程中的民族化体现了它与各地传统文化之间的整合。具体而言,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化”是伊斯兰教与哈萨克族信奉的萨满教之间文化整合的结果,它以伊斯兰文化为根本,以哈萨克草原文化为土壤,又以哈萨克族历史的变革为宗旨,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哈萨克民歌受过来自中亚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阿拉伯音乐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哈萨克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歌舞艺术以“六十二阔尔恩”闻名于世。哈萨克族主要居住在北疆，从事牧业。民歌可分为三大类：①词曲固定的民歌（包括牧歌、狩猎歌、情歌、宗教歌等）；②即兴填词的民歌（包括山歌、渔歌、谜语歌等）；③习俗歌（包括婚礼歌、哭嫁歌、送嫁歌等）。其中以情歌数量最多，大都表现情人离别的痛苦和祝福。哈萨克民歌中有中国音乐和欧洲音乐两种体系。中国音乐体系以宫、羽调式最多，闻名全国的有《玛依拉》、《等我到天明》等。民歌有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四大类。④宗教音乐，主要是从维吾尔族地区传入的伊斯兰教音乐，以及巫师们占卜、驱魔时使用的歌唱和舞蹈，常见的有“阿赞”（呼祷调）、“塔拉乌克”（劝封斋歌）、“加拉帕尚”（巴拉提调）、“加那札”（哀祷歌）、“雀克塔乌月伦”（哭丧歌）和“其合尔”（宗教故事歌）等。由于自然和历史等方面原因，哈萨克族文化模式与类型属于草原文化圈的游牧文化。哈萨克族文化是在由四大畜文化、苍狼文化、白天鹅文化、宗教习惯文化、色彩文化、数字文化为主干，在自然生成的元典文化基础上生发的特殊文化、世俗文化的集合体。

综观哈萨克族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社会形态、生活习俗、劳动方式、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哈萨克族民族音乐文化最能吸引学者们的关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与我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目的有着密切联系。

【注释】

(1)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卷十一。

(2)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一《汉魏北徼诸国康居传》。

(3)白乌库吉著，钱稻孙译：《粟特国考》，载《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4期。

(4)宋博年，李强著：《西域音乐史》，208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5)维·维·巴尔托里德著：《中亚简史》，73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6)T.古乌扎可夫：《哈萨克族名渊源考》，原载苏联哈萨克文《星》杂志，译文见《民族译丛》，1984（6）。

(7)据196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刊印本，第6页。

(8)哈萨克族简史编写组：《哈萨克族简史》，10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9)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556、55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0)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556、55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1)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556、55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2)胡国兴：《甘肃民族源流》，430、431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

(13)胡国兴：《甘肃民族源流》，430、431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www.chuimin.cn)

(14)胡国兴：《甘肃民族源流》，430、431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

(15)胡国兴：《甘肃民族源流》，432、433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

(16)胡国兴：《甘肃民族源流》，432、433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

(17)胡国兴：《甘肃民族源流》，432、433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

(18)关于哈萨克族东迁甘肃的起讫年限及户数，历史文献资料记载有所不同，学术界各存己见。据《记离新入甘的哈萨克族》和《哈萨克族入甘续记》（载《新西北》1941年5卷4、5、6期和1944年7卷2-5期）中认为，哈萨克族离新入甘分四期：1936年春由阿都巴依率来565人为第一期；1937年夏由叶里斯汗等率来890人为第二期；1937年秋由扎依甫等率来2 570人为第三期；1939年初春由努尔哈利登率来7 655人为第四期，共计11 680人。至1939年5月以后，或分或合，或并或减，又有变化。又据《哈萨克族入甘及返新纪略》（载《新疆论丛》1948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哈萨克族大规模入甘，实始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由1935年至1939年哈萨克族迁入甘肃人口数为1 2 000余人。其留居甘肃人数，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为565人，1937年为4 033人，1938年为11 688人，1943年为4 019人，1944年5 300人，1946年5 467人，1947年至1948年1 920人。《关于甘肃哈萨克族的几个历史问题》（载《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从1919年开始，到1939年相继进入甘肃的哈萨克族人口数为：1919年8户，50人；1924年41户，150人；1936年113户，565人；1937年571户，2505人；1939年约1 000户，7 000人，共计1 732户，约1 0270人。迁出甘肃的哈萨克族人口数为：1937年42户，约210人返回新疆；1940年约1 000人过西藏往印度，后流落土耳其一带；1947年，约2 750人返回新疆。共计迁出人数3 967人。留甘肃人口数到1948年底有1 920人，1949年底不足1000人。

(19)丁晓莉：《论哈萨克族民族音乐》，载《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20)丁晓莉：《论哈萨克族民族音乐》，载《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21)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211页，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

(22)杨振波：《哈萨克族＆六十二阔恩尔——古典音乐艺术历史渊源初探＆》，载《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6（1）。

(23)哈萨克族简史编写组：《哈萨克族文化史》，134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24)丁建伟，赵波：《近代以来中国西北边疆安全问题研究》，137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25)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559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26)简其华，王曾婉：《哈萨克民歌》，45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

(27)丁晓莉：《略论中国西北穆斯林音乐文化》，载《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

(28)李特文斯基：《中亚文明史（第3卷）》，418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29)萨伊德巴耶夫：《伊斯兰教是怎样在中亚地区巩固下来的》，载《世界宗教资料》，1987(2)。

(30)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1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1)恰赫里亚尔·阿德尔,伊尔凡·哈比卜：《中亚文明史（第5卷）》，70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32)伊·费·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年)上册》，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33)陈华文：《文化学概论》，18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34)陈刚，王平：《伊斯兰教“哈萨克族化”的文化学阐释》，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4）。

(35)萨伊德巴耶夫：《伊斯兰教是怎样在中亚地区巩固下来的》，载《世界宗教资料》,1987(2)。

(36)苏菲派(a1-Sufiyyah)，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是对伊斯兰教信仰赋予隐秘奥义、奉行苦行禁欲功修方式的诸多兄弟会组织的统称，亦称苏菲主义，旧译“索弗依”。“苏菲”(Sufi)一词系阿拉伯语音译，其词源有多种说法。一说源自阿拉伯语“赛法”(Safa)，意为“心灵洁净和行为纯正”，一说源自阿拉伯语“赛夫”(Saff)，意为“在真主面前居于高品位和前列”，一说其品质类似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称为“苏法”(Suffah)部落的人，苦行禁欲，虔诚礼拜，与世隔绝。对于苏菲派，学者们一般认为它源自“苏夫”(Saf，即羊毛)，因该派成员身着粗羊毛织衣，以示其虔诚的信仰和生活上的安贫质朴，故名。据贾米(1414—1492)谓，“苏菲”作为个人的绰号，由库法禁欲主义者艾布，哈希姆(?—778)所使用，另据较晚文献载，“苏菲”最早用于称呼禁欲主义者、炼金术家贾比尔·本·哈彦(720—815)。9世纪中叶，“苏菲”一词正式出现在阿拉伯文献中。11世纪将穆斯林中的苦行禁欲主义者通称为“苏菲”。阿拉伯伊斯兰教学者称呼该派成员为“穆泰赛维夫”(M utasaw w if，即苏菲家)。1821年法国东方学者托洛克用“苏菲主义”(Sufism)称呼该学派。

(37)尼合迈德·蒙加尼：《伊斯兰教在哈萨克人中的传播及其影响》，196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38)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47页，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4。

(39)瓦希多夫：《苏非主义简述》，载《新疆宗教资料(第十六辑)》，1988。

(40)瓦希多夫：《苏非主义简述》，载《新疆宗教资料(第十六辑)》，1988。

(41)木拉提·黑尼亚提：《哈萨克族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与演变》，124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42)贾合甫·米尔扎汗《哈萨克历史与民俗》，289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

(43)陈刚：《论哈萨克族的伊斯兰化》，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