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立科推动中国文学史兴起

中国文学史一开始出现，就与作为科学的权威化、体制化过程中的近代教育改革有十分密切的关联，可以说，中国文学史兴起于科学的权威化语境中。而近代以来，科学在中国的权威化首要体现在将科学等同于教科，进而以教科为总体目标推进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与重建，而依托教育体制的改革与重建实际上就开启了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体制化进程。科学的权威化落实于教育体制改革层面是有原因的，可以从晚清学人对于科学的理解谈起。

晚清“科学”一词主要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所以，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受到日本“科学”概念的影响。具体而言，日本以“科学”一词翻译了英语中的Science，除了专指自然科学之外，特别侧重于强调其所具有的“分科之学”的意思，这个词在19世纪末被引入中国后，国人使用这个词时表达的含义基本上依循日本对“科学”一词的两方面理解，要么泛指分科之学，要么专指自然科学，而且和日本学者一样，更偏重从分科之学的意义上去理解“科学”。其实，在源于日本的“科学”一词被国人熟知之前，严复在其译著中早就已经涉及了对“科学”的理解，包括对“科学”的界定、分类、方法的阐发，甚至已经用“科学”来规定广泛的“学”，只不过，严复选用了“格致”这个词来翻译英语的Science，直到译著整本出版时，恰逢源于日本的“科学”一词开始在中国流行，严复便用“科学”替换了“格致”。严复源于西学对“科学”的阐释与日本对“科学”的理解在广义上存在差异，即就广义而言，在严复那里，“科学”指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学术体系，强调科学以其系统性规范整个学术研究体系；而源于日本的“科学”概念则强调了学术体系是以“分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显然不如严复以单一的自然科学为基础架构起来的学术体系严密。然而，国人的选择恰恰说明近代中国更需要一个多元化的、可以容纳各种思想资源的“科学”概念与学术体系，而且，严复的“科学”概念以及他最初所选用的对应词“格致”，它们与西学的密切关系，也影响了国人对严译“科学”概念的接受，因为当时看待西学与中学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将西学与中学做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区分，所以出台了“中体西用”的策略，恰恰表明西学与中学是二元对立、很难调和的，因而国人普遍认为西学并不适宜于中国，自然对于严复从西学介译来的“科学”概念不感兴趣，相比较之下，与中国有更多共通之处的邻邦日本对西方科学概念的引进、改造、阐释、应用已经证明了这个概念经过转译而成功地调和了东西方学术思想，成为一个普适性极强且具有形上价值的范畴，这样的一个范畴对中国人而言更具亲和力，也更有吸引力，而且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实绩令中国与世界震惊，这就使得日本的经验对于中国人而言更有说服力，于是，源于日本的“科学”概念相较于严复从西学中译介的“科学”概念更具有竞争力，最终赢得了中国人的普遍接受。

20世纪初，流行于中国的“科学”一词，狭义特指自然科学，广义泛指分科之学，即学术体系内的各门学科。强调以科学的分科观念，划分学术门类，分科治学。同时，“科学”一词在中国的使用还与当时新学堂的学科建制联系了起来，这些强调分科的新学堂目的在于顺应科学引入的需要，弥补科举教育的不足，增强教育功能，培养专门化人才，泛指分科之学的科学也就衍生出“教科”的意思。相应地，晚清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其初衷便是仿效日本的官办教育体系改革，期望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教科体系。可以肯定，日本的官办教育改革与日本对“科学”概念的阐释有很深的渊源。具体而言，日本在融汇东西方资源创造自己的“科学”概念时并没有将西学的“科学”直接简单地理解为物质技术层面的成果，而是特别注重西学“科学”概念背后蕴藏的一整套知识体系，因而意识到西方科学取得的惊人的成就并非学学技术、做做实验就能获得的，科学的背后有一套支撑它的形上价值观念体系，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套价值观念体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一系列以推行科学体制化的配套的政策、措施，这就将日本的注意力转向了科学的启蒙，转向了国家官方对于教育体制的改革，这样，“科学”的概念就更多地带有“教科”的含义，强调科学教育体系的重要性，其实，日本将“科学”概念与教科改革联系起来，同时也是受到它所效仿的对象德国的影响，德国在19世纪开启了教育改革，创办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大学教育模式，为德国的科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科学发展依托改革后的大学走上了专业化、职业化的道路，最终使科学实现了飞速的发展，同时，大学中的其他非科学学科特别是关于德国传统文化、思想哲学的文科科系专业特别受到官方重视，而且由于德国对科学的宽泛界定，这些文科专业在德国常被视为科学研究，本身也实行了科学研究的体制，德国的大学教育体制成为当时最先进的、被证明是更利于科学发展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官方对文科教育及研究的支持实际上使其实现了对文科的控制，从而在这些学科中渗透国家意识形态，使文科的研究与教学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统治。日本移植了德国的教育体系模式，注重深化学术的专业化程度，同时不仅不偏废文科专业，而且还加强了文科的专门化程度，目的与德国相同，即使这些学科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借此实现了对学术的控制。

清政府也正是看中了日本官办教育体系特别有利于国家专制统治的巩固，才大力推行教育体制改革。然而不仅是官方、民间的私学也意识到了教科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对强化教育的政治功能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而近代中国的现实境遇激发了民间的政治诉求，所以，不管在朝还是在野，都倾向于凸显“科学”概念中的“教科之义”。于是，意味着，科学的权威化需要体制化进程的配套，而科学的体制化则集中地体现在推行以教科为指向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获得了社会中各个阶层的普遍关注，很大程度上，科学在国人的意识中便被等同于教科。所以，近代教育体系是科学实现权威化的根据地，以此为核心将权威影响辐射到其他的领域，尤其是学术领域。换言之，一门学问只有具有学科的身份，才能进入到知识领域中，才能成为系统性知识，对这些系统性知识的探讨才有可能被认可为学术研究。中国文学史成为一种研究形式，有赖于“文学”的学科地位的确立。

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史，作为科学分科观念的产物，是与教育体系中教科的设置直接相关的。近代教育体系改革，仿效日本，确立了近代学制，强调分科治学，其中最核心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问题莫过于中学、西学在教科体系中的配比，一般倾向于中西并置，中学纳入到教科体系，常常是为了保存国粹，又由于西学原本就是按分科观念来分类的，所以，关键在于如何安置中学，中学是否应该分科，应该如何分科。这些问题都体现在最初的大学建制中。

以中学、西学来分，“文学”无疑隶属于中学，在传统学术中，作为儒学“四门”之一，被视为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是儒家经典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属于“集部”，而通过近代学科建制，“文学”被确立为一门现代学科。文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最早出现于清末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中。

学科的确立与课程设置毋庸置疑是京师大学堂的筹办中最为核心的问题。现实的民族危机使得经世致用之风愈加炽热，在这种语境之下，加之中学在与西学的争持中日渐式微，文学立科的过程必然不会顺利。1898年孙家鼐在关于筹办大学堂一事的奏覆中讲到“诸子、文学皆不必专立一门”^[38]；张百熙等人在《学务纲要》中称：“惟近代文人，往往专习文藻，不讲实学，以致辞章之外，于时势经济，茫无所知，宋儒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诚痛乎其言之也！”^[39]可见，文学立科的阻力不小。值得注意的是，张百熙在《学务纲要》中批驳近代文人“不讲实学”，很明显表露出他对于文学为代表的中学的态度是参照由对“科学”的理解形成的标准来判定的，所谓“实学”本来是中国借词，晚清以后内涵发生转变，用于指称与中学对立的西学，与“实”相对的“虚”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致命点，至20世纪初，“实学”一词被用来专指符合求真、致用的学术衡量标准的日本“科学”。因此，《学务纲要》中所下断语实则表明文学与科学的差异，对于将文学纳入教科体系持悲观态度。这种态度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对于文学立科形成的阻力也不容小觑。

即使《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1898）中最终还是将作为词章之学的文学纳入到了学大学堂的学科设置中，然而，“文学”仅仅被置入“溥通学”中的第九门，仅有“体操第十”排在“文学第九”的后面，所谓“溥通学”即“普通学”，晚清学制改革设置学科时强调“由中入西”的原则，中学作为基础学科而非与“溥通学”相对的“专门学”，而“专门学”中除了“掌故学”与中学有关以外，其余都是西学科目^[40]。显然，文学被边缘化了。

此外，《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学堂功课例》提出了京师大学堂的设科宗旨：“一曰中西并重，观其会通，不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41]这样的宗旨似乎是决心要贯彻“中体西用”的原则，但是现实操作中往往是以“致用”为标准，从中学中选取能与西学“会通”的方面，然后再借西学来具体阐发，更多地是将中学按照西学标准择取所需，再将之纳入西学的框架中，实际上是以西学特别是科学来规范中国传统学术。在这种逻辑的主导下，传统的“文学”显然不符合“致用”或者说“实用”的标准，那么纳入到《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的“文学第九”指的是什么样的文学，“文”是否具有“学”的资格，在“学”中处于什么位置，值得我们深究。

可以结合《筹议大学堂章程》的起草者梁启超的“无学说”来思考。20世纪初，由于日本“科学”概念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普适性，彰显了中国传统学术成为科学的可能性，但是，是否真的能够实现中西融合会通，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确定中学自身是否有能够会通科学的因质，于是，梁启超便在中国学界发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有学”抑或“无学”的论争。梁启超以广义的“科学”概念为标准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重新审视，在他看来，中学中包括史学在内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学”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衡量标准就是以他理解的广义的“科学”来规定的，即“系统性、实用性和进化性”^[42]。“无学说”虽然明显是对于中学的批评，但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以中学为本，会通中西的努力，他所要做的便是用科学来规约、重塑中学，实际上是再造“新学”。以他的标准来看，作为“词章之学”的“文学”当然更不能被视为“学”，只是创作，并不能“致用”，对他而言，“文”只是作为表达的工具，更多地发挥的是他所强调的“实用性”，因而，他认为“文学”仅仅是“词章”，偏重于语言运用，而不是“学”，于是，“文学”在他的课程设置中被放逐在边缘地带了。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由张百熙上呈，慈禧钦定，首次由政府颁布，以这个章程订立的学制称为“壬寅学制”。张百熙制定大学堂章程的原则同样是“致用”，在《进呈学堂章程折》（1902）中讲到他的初衷：“古今中外，学术不同，其所以致用之途则一。值智力并世之争，为富强致治之规，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国两千余年旧制，故时势使然”^[43]。《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总共八章，第二章《功课》涉及大学堂的科馆设置、分科门目。整个大学堂从高到低依次设置为“大学院”、“大学专门分科”以及“大学豫备科”，其中“大学院”为“学问极则”，特点是“主研究不主讲授”，“不立课程”；另外还附设“仕学馆”与“师范馆”^[44]。“豫备科”相当于之前的“溥通学”，其设立主要为了应急，国家急需人才，而各省学堂尚且不能立马建设齐全，所以才设置“豫备科”，此外，张百熙考虑到即使如此，还是无法应对人才短缺的状况，于是，在“豫备科”之外，又建立了“速成科”，即仕学、师范二馆，为了“豫备科”与“速成科”，张百熙还请求“缓立大学专门”^[45]，其中大学专门分科仅列出大纲，科目设置仿效日本，“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46]其中“文学科”下分七目：“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47]“文学科”的提出直接是分科观念影响的结果，特别是受日本影响，而且“文学科”的位次提升到了第二位，“文学科”实则为中学的代表，下设的七目都是中学，名称上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将中学在整个西学教科体系中安置在“文学科”中，体现了宽泛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其中的“词章学”是现代意义上的狭义文学，在这里讲求文字应用。

《奏定大学堂章程》（1903）由张百熙、荣庆与张之洞共同主持重订，称为“癸卯学制”。《奏定大学堂章程》共分为七章。大学堂分为八科：经学科大学、理学科大学、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48]相对于以往，将经学单立为一科，且置于前，凸显了“中体”原则。“文学科大学”分为九门：“一、中国史学门，二、万国史学门，三、中外地理学门，四、中国文学门，五、英国文学门，六、法国文学门，七、俄国文学门，八、德国文学门，九、日本文学门。”^[49]很显然，“文学科”将史学、地理学都容纳在内，其中“中国文学门”下设“主课”七科、“补助课”九科，“主课”中位列第一的是“文学研究法”，其次为“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50]。《章程》对各科都做了“略解”，其中对“文学研究法”之“研究文学之要义”解释颇多，前三条关于字形、音韵、训诂，第四条“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升降。”“词章”之“文”是现在实际的学科课程，而“文治”当然是现在的理想。第五条“‘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第六条“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具体讲文章的作法，彰显“致用”或者说实用的原则。^[51]第十七则“秦以前文皆有用、汉以后文半有用半无用之变迁。”同样是表明“致用”的价值取向。从二十七到三十二则还涉及在19世纪西方兴起的文学史写作中特别关注的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研究，“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文学与国家之关系”、“文学与地理之关系”、“文学与世界考古之关系”、“文学与外交之关系”、“文学与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关系”^[52]。还专门特别提醒道“集部日多，必归湮灭，研究文学者，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意考求”^[53]，这体现了对于入“专门科”的“文学”的总的要求。而对“历代文章流别”一门仅指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54]实际上，涉及了文学史研究。关于“历代名家论文”则举《文心雕龙》为例，指出“散见子史集部”^[55]，这一部分实际上相当于文学批评类。关于“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强调专注于“专集”，其次是“总集”，注重以每一家“其文之专长及其人有关文章之事实”为研究对象（作家与作品），教学目标是了解“文章之流别利病”，至于“其如何致力之处，听之学者可也。”^[56]值得注意的是，《章程》特别对“凡习文学专科者”要求“除研究讲读外，须时常练习自作，教员斟酌行之，犹工、医之实习也；但不宜太数。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便。”“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57]前则是强调对于散文、骈体而言，除了“研究讲读”以外，写作训练的重要性，后则针对诗赋而言，不主张“课习”，这里充分体现了“致用”观点的统摄性。

“文学”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在知识领域的地位得以确立。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1898）中文学作为“词章之学”被放逐到边缘地带，只能留存于“溥通学”中，而无法进入“专门学”，无法具有真正的学术的身份；《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专设了“文学科”，并且将中学性质的学目都归置于“文学科”之下，“文学科”成为传统学问的代表，虽然对“文学科”、对“文学”的理解是宽泛的，但是始终是将文学独立成科了；《奏定大学堂章程》（1903）设置了“文学科大学”，将历史、地理归并进来，将原先在“文学科”中的经学单另立为一科，“文学科大学”的中学色彩减少了，文学的比例加大了，其中设置了“中国文学门”课程范围主要集中于文学、语言与历史领域，但是在对科目研习的具体指导中，又模糊了研究型学者与创作型文人的界限，对文学科大学所要培育的人才类型不甚明了，是否要培育专门的研究型学者尚且有所迟疑，另外，对文学研究的内容对象有明确意识，形成了关于研究方法的初步的认识，以“历代文章流别”与文学史的学习相关联，甚至提出“古人论文要言”这样的类似文学批评史的研习科目，总的来说，对于文学作为一专门学科，有意识地进行学科定位，并且着重从研究对象、方法上加以规约。应该注意到，在整个的文学立科过程中，“致用”或者说“务实”的要求贯穿始终，这种要求是从对科学不同于传统学术而突出地具有“致用”、“务实”特征的认识基础上提出的，成为晚清学制改革时期对于作为现代学科的文学的根本要求。可以说，文学立科就是在科学体制化、权威化的语境中实现的。

中国文学史是随着“文学”作为专门学科确立了学科地位后兴起的，《奏定大学堂章程》（1903）于“文学科大学”中设置了“中国文学门”，下设“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等16种课程。其中，关于“历代文章流别”的课程说明中明确提醒教员们参考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自行编写讲义授课。其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也主要是围绕着“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而兴起的。实际上，最早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都是作为教科书而编写的。此后，“文学史”作为文学课程教学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研究形式、著述体例与知识体系，便在中国兴起了。上述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兴起的表象描述，回避了对真正原因的探究分析。可以肯定，关于“中国文学门”的文学研究何以会发展出“中国文学史”这种形式，研究、讲授、研习中国文学的人们何以会对“中国文学史”这种形式青睐有加，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官方学制的相关规定，更为必然的原因有待于我们发现。

首先，一种突出的历史的诉求，使得我们不断回溯过去，根本而言，是科学的权威化语境使然。罗志田指出，清末到民初思想界中的关键问题“是推陈出新，在损毁传统的基础上全面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和中国文化？还是温故知新，在损益传统的基础上重建一个新的中国和中国文化？”^[58]无论是主张“推陈出新”还是赞同“温故知新”，都意味着，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必须拥有胡适所钟爱的“历史的眼光”，即将中国设想为处在发展的进程之中，“现在”连接着过去和未来，不管过去有多“黑暗”，未来有多“光明”，过去都始终萦绕在“现在”与“未来”之中^[59]。因此，无论思想是先进新潮还是迂腐保守，士人们都纷纷将目光投向历史，向历史中寻找答案。这种“历史的眼光”或者说是这一时代的倾向，与19世纪末开始流行于中国的进化论有关^[60]，此种进化论能够盛行于近代中国，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现实境况，特别是中国在世界形势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一方面，进化论解释了中国的现实为何如此，另一方面进化的逻辑、规律激发起一种积极的奋争精神，从而给处于弱势的中国带来些许希望，因而进化论以“科学公理”的身份在当时起码于社会层面上为士人们普遍接受。进化论带来了一种无限发展的观念，这种观念对于历史而言至关重要，有了发展的观念，才有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在进化论传入之前，中国虽然有着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但基本上在史观方面主张历史循环论或者倒退论，在这种史观引导下，历史进程在国人的意识中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静大过于动，即永恒不变是历史中的必然，而变化只是历史中的偶然，历史意识欠缺；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传入，与近代国人历史意识的觉醒及对传统历史观的质疑相契合，新的历史观、世界观，即强调变化的历史发展观，开始形成，康有为试图将进化论与今文经学结合起来，重新阐释孔子的圣人形象，将孔子塑造为社会改革家，其实可以看做他以现代的历史意识为从传统中挖掘一种历史变化的观念所作的努力。

被中国学者所认可的历史发展观，实际上是科学权威化的产物，一方面，在西方语境中，由生物进化论引申而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便是承认、尊奉进而扩展科学权威的结果，另一方面，分享了科学权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度以科学的名义成为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权威理论，以科学的面貌传入近代中国后，发挥了它的普遍解释效力，从而被国人认可、推崇，并将国人思考的视角引向历史，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后期以来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当源于德国的历史主义作为科学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在西方盛行，历史学经由科学化有意识地将自身塑造为历史科学，在知识领域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进而谋求知识领域中的更大的权威，甚至导致了历史崇拜，人们倾向于将目光投入历史领域，挖掘事物现象本身的真相，各个学科纷纷注重研究自身的历史形态，从对自身历史形态的研究中确立学科的独立性与合法性。

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式的兴起并且在文学研究中被普遍认为具有重要价值便证明了这一点，文学史的兴起受到了科学权威化语境的影响，文学研究要想获得在知识领域中的合法性，获得由科学所规范的学术研究的资格，必须将自身认同于科学，而历史学由于被认为是回到事物本身的一种有效途径而分享了科学的权威，文学研究的科学诉求便具体化为一种历史诉求，从而导致了文学史研究形式的出现，文学史研究形式的出现证明了文学研究在知识领域中的合法地位。文学史的形式由德国传入日本，在日本的文学研究中得到发展后被引进中国学界，早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都是仿效日本的文学史模式。可以说，中国文学史的兴起一方面是移植日本教科体系、仿效日本的文学史研究模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学在近代中国逐渐生成的科学权威化语境中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必然选择。此外，应该注意的是，正是进化带来的发展的观念，使得中国文学史成为可能。之前关于中国文学的历史记忆一般保存在文苑传、诗文评、甚至是大量的书目列表中，缺乏历史的连续性，缺乏历史意识，至多是文献汇编。有了充分体现个体意识的、无限的发展观念，叙事性的文学史才成为可能。

其次，19世纪以来，历史写作以民族史为主题，历史写作与民族认同联系起来，历史被要求体现民族性、民族精神，增加民族认同，强化民族凝聚力，民族性成为19世纪历史写作与研究的关键词，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也不例外，18世纪后期赫尔德的文学史构想就将文学史想象为体现着民族精神的文化史，而这种观念随着文学史在19世纪的勃兴而被文学史研究者所普遍认同，斯达尔夫人直至朗松都强调以贯穿着民族精神的文化史来界定文学史。所谓民族性、民族精神代表的是多样性、个体化的原则，最初是作为对启蒙抽象理性的普遍化原则的对抗而产生的，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史学中，由于浪漫主义就是在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兴起的，本身针对于启蒙主义普遍抽象的理性原则及其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特别强调个性意识与历史意识，对同样体现着个体化原则的民族性、民族精神尤为关注，民族性、民族精神便与历史意识结合，民族性、民族精神体现在民族历史进程中，被视为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包括文学史在内的文化史被认为是体现民族性、民族精神的最理想的载体，因而，民族性、民族精神成为文学史的核心，文学史也因此常常是以国别文学史的面貌出现的。挖掘和保存民族文化精华、提升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成为文学史的重要职能。

19世纪后期，随着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在科学领域的大获全胜，它所包含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生物法则被过渡地引申为人类社会生存法则，一方面使得学者倾向于将民族间、国家间的差异归结为生物性差异，文明、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性，实际上支持了民族不平等的信仰，支持了欧洲中心主义和欧洲优越论，同时为欧洲的海外殖民扩张提供了合法性证明，另一方面，生物进化被拓展为文化进化，文化进化的观念有利于人类意识的扩展，以此使得精神的无限进步成为可能。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发展为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因此得以强化，引发了狂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加强了民族国家的凝聚力。文学史、文化史被用来建构民族国家的辉煌史，起到稳定国家统治秩序的作用，因而一种国家诉求在历史中表达得很强烈。对于中国而言，民族主义的历史研究有着更重要的意义，通过民族主义史学对于以往民族传统的历史建构增强民族信心，激发民族奋进的斗志，在面对西学强势入侵的局面下，民族史的建构特别是民族文学史、民族文化史的建构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精髓，对近代中国而言，中国文学史这一形式被置入由科学所规范的现代教科体系中，在西学的框架之下如何保存、宣扬中学中的民族精神成为一个难题，但这是中国文学史在当时语境下必须要解决的。国家危亡的时刻，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很大程度上就依托历史来延续自身，而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延续对于国家的命运而言至关重要，通过文化—历史方法，发掘古代文明的卓越成就，找寻文明的渊源，展现民族文化、文明在历史中发展的连续性，可以有助于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也可以通过揭示与过去的联系，为身处于不安定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些许安定感，使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进程之中，而不是被文明所遗弃的，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性，所以，历史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是过去的成就的记录，更是未来的希望（源泉）所在。

因此，在教科体系中，文学立科以及中国文学史随之兴起并获得重要地位，赢得广泛关注，在科学权威化的语境下是有着内在必然性的。在科学权威化的语境中，何为学术，何者能够称之为“学”是由在知识领域中占据权威地位的科学自身形式特质等方面来规约的，因而，包括文学史研究在内的文学研究要被认可为一种合法有效的知识形式，就必须接受科学对于自己的诸种规约，文学史只有成为合法有效的知识形式，才能实现延续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保存民族精髓的职能。实际上，作为知识体系的文学史研究被纳入到对国家之重建有着重要价值的文化建构之中。通过历史叙述将中国文学成功融入世界文学之林，这与他们对在世界格局中探索中国的定位的愿望根本上是一致的。

[1] ［美］布鲁斯·崔格尔：《考古学思想史》，徐坚译，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25页。

[2]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3] 张亚群：《废科举与学术转型——论清末科学教育的发展》，《东南学术》2005年第4期。

[4] 金观涛、刘青峰：《“科举”与“科学”：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科学文化评论》2005年第2卷第3期。

[5] 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6] 沈国威：《原创性、学术规范与“躬试亲验”》，《九州学林》2005年冬季第3卷第4期。

[7] 张帆：《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运用（1896—1919）》，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8] 朱发建：《最早引进“科学”一词的中国人辨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9] 王国维：《〈东洋史要〉序》，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页。

[10] 张帆：《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运用（1896—1919）》，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11] 同上书，第48页。

[12] 金观涛、刘青峰：《“科举”与“科学”：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科学文化评论》2005年第2卷第3期。

[13] 张帆：《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运用（1896—1919）》，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14] 同上。

[15]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7页。

[16] 《学务纲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88页。

[17] 张帆：《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运用（1896—1919）》，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18] 张帆：《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运用（1896—1919）》，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19] 罗振玉：《学制私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11页。

[20] 罗振玉：《雪堂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9页。

[21] 罗振玉：《教育五要》，《教育世界》1902年第9期。(www.chuimin.cn)

[22] 吴汝纶：《致张尚书》，《吴汝纶全集》，第435页。

[23] 《学务纲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90页。

[24] 王国维：《孔子之学说》，《王国维文集》三，第107—108页。

[25] 陆鋆：《编书条议四条》，《教育杂志》1905年第105期。

[26] 张帆：《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运用（1896—1919）》，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27] 《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章程》（1902年），《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07页。

[28]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晚清学术分科问题的综合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年卷，第626—678页。

[29] 张帆：《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运用（1896—1919）》，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30] 《东洋报》，见《中国宜改良以图进步》，《清议报》1901年第90册。

[31] 张帆：《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运用（1896—1919）》，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

[32] 中国之新民：《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

[33] 梁启超：《论公德》，《梁启超全集》，第662页。

[34] 马君武：《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马君武集》，第134—135页。

[35] 张帆：《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运用（1896—1919）》，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36] 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9期。

[37] 章太炎：《四惑论》，《民报》1908年第22号。

[38] （清）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40页。

[39] 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3页。

[40] 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41] 同上。

[42] 张帆：《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运用（1896—1919）》，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43] 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页。

[44] 张百熙：《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45] 张百熙：《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6页。

[46] 张百熙：《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237页。

[47] 张百熙：《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48]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页。

[49] 同上书，第349页。

[50] 同上书，第354页。

[51] 同上书，第355页。

[52]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

[53] 同上书，第356页。

[54] 同上。

[55] 同上。

[56] 同上书，第357页。

[57] 同上。

[58] 罗志田：《温故可以知新：清季民初的“历史眼光”》，见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8页。

[59] 同上。

[60]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进化论实际上是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引申，应该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