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的转型：科学体制化与权威化的挑战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学术在近代科学的体制化、权威化的进程中经历了艰难转型，旧有学术以“科学”之名规范自身，逐渐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科学”传入后首先遭遇的便是分科问题。可以说，日本“科学”展示出来的普适性，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西学传入中国后导致的学术间的紧张关系，而且，日本在19世纪末取得的实绩，本身就是东西方学术融通的有力证明。

中国学术在近代科学的体制化、权威化的进程中经历了艰难转型，旧有学术以“科学”之名规范自身，逐渐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科学”传入后首先遭遇的便是分科问题。左玉河认为：西学分科观念最早由在中国办学的传教士引入，至晚清则被一些学人所逐渐接受，由于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就存有分类的意识，而且确实有自己的学术分科，西方近代分科观念的引入只是改变了传统学术的分类标准，分类标准由传统的以学术主体为基准进行分类，转变为以学术客体（即学科）为核心进行分科；同时，学术也从传统的注重博通的“通人之学”一变为近代以分科为基础的“专门之学”，这种转变在19世纪末时已经很普遍了，中国学术的分科经历了“传统的‘四部’分类向经世‘六部’学术的转变，然后又从经世‘六部’向现代‘七科分学’转变，随后又在1902—1903年前后经历了从七科分学到八科分学的演变过程，最终在1913年定型为‘七科之学’。”^[28]“科学”最初以“分科之学”被引入中国，为近代学人所广泛接受。然而，“科学”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分科之学”，分科仅是一种形式，在这个形式之上还附着着更为重要的学术特质，近代国人显然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应该说，近代国人在选择何种“科学”概念的时候倾向于源自于日本的“科学”概念并非随机的，这种选择蕴含着深刻的学理依据，同时也是由现实境况所造就的。

晚清学人关于中学、西学之间的差异最常作出的判断就是西学是形而下的，而中学则是形而上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成为支持“中体西用”原则的最有效的理论依据。于是，中学被设想为承载着伦理道德理想而高悬于形上，而西学被看做仅仅等同于技术而沉落于形下，中学由开始被认为有着无用之大用，到后来彻底趋于无用，只能被搁置着。随着日本“科学”的引进，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立被消解了，似乎有望重新回复到西学进入中国之前的体用一元的状态。具体而言，“科学”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在日本学者的观念中，自然科学的进步使得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一切学术，包括精神科学。这种观念是被19世纪科学的发展所证实了的。因而，源于日本的“科学”概念，便具有了两个层面的含义，狭义的“科学”专指自然科学，而广义的科学则包括了“自然科学与逐步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精神科学，包括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等，以及没有统一称谓的政治、法律、经济等学科。”^[29]处于儒家文化圈中的日本学者当然认为精神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是最重要的，虽然自然科学始终都被认为是学术的基础，东洋于自然科学方面也最为欠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颇为关注中国的境遇，并且形成了独到的认识，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衰落是由人的精神的颓败所造成的，他们提出的对策是中国学者应该加强包括哲学、宗教、教育、伦理等在内的精神科学方面的研究，^[30]而且，日本对“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了“科学”是一个普遍适用于东西方的范畴，日本学者在研究“科学”、调和东西方思想方面的经验对中国思想界具有参照价值。可以说，日本“科学”展示出来的普适性，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西学传入中国后导致的学术间的紧张关系，而且，日本在19世纪末取得的实绩，本身就是东西方学术融通的有力证明。

源自日本的“科学”实际上呈现了多元化的学术共同体的可能，这样的学术共同体形式上体现为分科，系统性、专门化是其根本标志。更重要的在于，日本“科学”“展现了西方科学已经从自然科学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即成样貌，且强调了形而上学的社会价值”^[31]。源于日本的“科学”因其多元化的特点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相比较而言，严复译著中的源于西方的“科学”固执于学术的单一性，很难迎合近代国人的心理。恰恰是由于日本“科学”概念所呈现的多元化与混沌性，缓解了二元对立造成的紧张感，并且为中国人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使得中学与西学在“科学”的名义下实现协同性有了可能。

日本的“科学”进入中国学界后，呈现出了更为多样化的面貌，可以说是与中国学者面对现实境况而萌生的不同的政治考量直接相关，或者说，正是强烈的政治目的，主导着他们关于“科学”、关于学术的选择。(www.chuimin.cn)

1902年发表“新民说”的梁启超曾说：“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32]凭借着这样的叙述方式，新学术成为一切新事物的源头，更多地贡献于新气象的出现。梁启超所设想的能够更新万象的“新学术”，实则是被纳入广义“科学”的、与政治相关的人文社会学科。“新民说”的关键是“公德”，梁启超同年也发表了《公德说》，认为中国传统道德偏向于私德，现在已经落伍了，因而有必要进行“道德革命”，而“公德”便是他所提倡的“新道德”，有了“新道德”，“新民”便随之出现了。^[33]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谓的“公德”，在他的意识中，又是对应于“智”，而“智”或者说“智育”指涉“政学理论”，且以“科学”的名义出现的。可见，梁启超正是通过将政学理论指称为“科学”，使之无可置疑，取得话语权威的地位，在中国“新民”的必要恰是通过这样的论证方式阐明的，而且，他所谓的从私德变为公德，实是表明了道德进化的逻辑。梁启超的论述中常常出现“物竞天择”、“淘汰”等代表着科学公理的词汇，这些词汇的使用起到了加强论证有效性的作用，因为它们是以科学公理的身份出现的。对梁启超的“私德说”表示不满的马君武认为私德恰恰是公德的基础，私德发达了，公德才能发达，于是，推出来中国缺少自由精神的结论，对此，他主张人人都能有“别择道德之智”，^[34]而这有赖于学术的更新，他主张进化论，他所强调的“新学术”，指的是“‘科学’以及在‘科学’影响下产生的新学种类。”^[35]他所谓的“科学”也有多重含义，但是总的来说，他强调科学的方法是科学中最核心的东西，于是“别择道德之智”同样依赖于科学方法。梁启超与马君武，虽然有在进化的体现程度上有差异，但是科学都表现为“新学术”，而新学术与社会进化总体上方向是一致的，都是打着科学旗号来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张目。

关于中学如何纳入到科学之中，如何能成为科学，近代国人非常关注，因为就学作为立国之本而言，中学能否成为“科学”，能否具有“科学”的地位，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关系到中国的身份，即中国能否有资格被纳入天演之列。与“科学”概念一样，所谓的“欧化”与“国粹”都源自于日本，日本的经验强调先“欧化”，再图保存“国粹”，保存“国粹”的呼声发生在已经“欧化”之后，所以，二者没有根本的对立，并不相互排斥；然而，在中国，“欧化”与“国粹”同时出现，为国人提供了选择的空间，所以，围绕“欧化”与“国粹”的争论异常激烈，成为对相互抵牾的两条学术道路的选择问题。其实，对于日本先欧化再以保存国粹而矫之的经验，近代学人都有清醒的认识，但是越是有清醒的认识，就越是将自己置于两难境地，越是忧心忡忡。譬如，梁启超，早年先是强调破坏在先对于开启民智的必要性，认为国粹的保存应该在欧化之后方行，但是没有多久，在他拟创办《国民报》时，又从塑造“国民”的角度，提倡国粹的保存应该处于优先地位。另有学者，同样清楚日本欧化先于国粹保存的路径，而且意识到现在还未到国粹保存的时候，然而又以日本与中国在“国粹”与“欧化”方面有差异，表现出对仿效日本先欧化再保存国粹的担忧。少数人对此比较乐观，譬如黄遵宪认为不必杞人忧天，对他们而言，日本作为成功范例吸引力更大，所以按照日本的经验来行事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对于“欧化”与“国粹”应遵照它们在日本的发生顺序必是十分妥当的。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反映出中国学人对选择何种道路更适宜于中国的思考，关键在于绝大多数人都不想顾此失彼，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学人们常常处于焦灼状态，于是，便有人强调突破两难境地，提出“保存国粹，与争科学”。^[36]作为国粹的中学遂被定位为趋向形而上的精神之学，而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则被视为形而下的物质或者形质之学，于是，国粹派的为学逻辑在于，中学属于精神科学，与西学相比并不逊色，只是在物质科学上有所欠缺，需要以“欧化”来加强。但实际上，国粹派并未将注意力放到如何“欧化”来加强中国欠缺的物质科学，因而，他们所提的“与争科学”只是停留在保存国粹，并未显现出实际进取的姿态。最热衷于“保存国粹”言论的章太炎，将保存国粹与“激动种姓”联系起来，通过他激昂的话语叙述建构起国粹在文化层面对于种族、国家的重要价值意义，国粹经由章太炎的叙述被赋予了对于民族而言非常重要的精神之用。所以，国粹在“与争科学”方面表现出日益形而上，成为政治革命的精神寄托，激荡革命的鼓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国粹派大都有鲜明的政治革命主张，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为他们的革命目标，实际上正是他们所处的“科学”的时代所特有的生存竞争的逻辑，促使他们强调“与争科学”的“争”，设想自己处于进化的历史演进中。与国粹派的激进主张不同，支持欧化的学者们并没有形成很强的凝聚力，而且大都是在肯定中学价值的基础上讲求欧化，只是将欧化置于保存国粹之前，他们针对国粹派强调的中学的形而上价值，提出国粹实际上并非是真正的形而上，而欧化实际上包含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指向。可以说，无论是主张欧化先于国粹，还是认为保存国粹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都显现了企图将中学置于宽泛、多元的“科学”概念范围之内的努力。对于提倡保存国粹的一派而言，他们对中学在物质科学方面欠缺的承认，导致他们意识到中学争的只是形而上的定位，于是，他们死守这个形而上的位置，拒绝承认西学的形而上意蕴，使得自己最终走向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文化本位立场，“科学”对他们而言就是支持不断竞争的永远的革命精神。而对于提倡欧化优先于国粹保存的一派而言，不反对国粹，但是认为中学不具有“学”的资格，只能停留在道德层面。可以说，二者之间的竞争使得“科学”被置于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的层面上，逐渐远离了形而下的、物质的层面。

在这两派之外，中国近代学界还存在着以吴稚晖为代表的一派，他们认为，国粹不仅不是科学，而且还是科学所应该废弃的东西，是革命的对象。这一派的“科学”概念强调实验，更偏重于自然科学，除了自然科学的实验性以外，他们对于自然科学本身没有更多的兴趣，他们实际上热衷于运用“科学”概念考察学术、宗教、道德等领域以及人类社会现象。他们特别强调在论述这些问题时所采用的表述方式的科学性，即科学被认为严格地与公理联系在一起，由科学公理必然导出革命的主张，革命也必然以科学公理为依据，二者的目的都在于除旧布新，扫除迷信与强权，因此，在这一派的逻辑之下，学术必然与革命密不可分，他们的学术主张无不关涉革命。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以科学/非科学来区分学术，只有科学是工学，其他的都只是私学，主张保存国粹的亦为私学，是作为旧学而存在的，而科学是新学，以求真理为目标，私学、非科学、旧学由于阻碍进化都是科学的革命对象。实际上，他们强调的是科学的定于一尊的标准，企图以科学公理使世界万物齐一，恰好与章太炎所主张的“不齐而起”的“齐物论”相悖，当然，章太炎同样是以“科学”为依据的，只不过他所持的“科学”概念较为宽泛，更加多元，对章太炎来说，“科学”并非导向而是否定绝对真理的存在，本身是超验的存在，科学证明人的能力有限，因而，科学也证明自身只能是相对的、局部的。他认为，“今人以为神圣不可侵犯者，一曰公理，二曰进化、三曰唯物、四曰自然”，不过只是附丽于“科学”之上的“虚妄”。^[37]在他看来，国粹不一定非要将自身置于有限的“科学”范畴内，作为非科学一样有用，在他而言，国粹的用处便是“激动种姓”。可见，他的学术主张同样出于政治功利目的，他所身处的这个时代，“科学”的渐趋形而上传达的是人对于从整体上认知把握世界的一种渴望以及置身于如此时代而产生的焦灼感，这个时代是“科学的时代”，是科学的权威化的时代，它被认为遵循的是残酷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原则，因而是进化公理主导之下的大动荡的时代，这个时代发出的各种学术主张不外乎是一种自我调适。越是处于残酷的现实物质原则的支配之下，学者们越是要在学术中以思想精神来与之抗衡，采取将以现实权威对自己形成压迫的“科学”置于形而下的地位，消解其权威性，然而在消解的同时，无形中又导致了另一种形上层面的科学的权威化。

中国学术的转型：科学体制化与权威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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