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的兴起：权威化与合法化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对中国而言，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形式，文学史是19世纪末从西方传入的。于是，探讨文学的历史被认为对于文学研究有重要意义，即文学史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于是，以民族国家观念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以叙述文学史来实现对于民族精神的塑造，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史的标准印象。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是由外国人最先涉猎，第一部正式的《中国文学史》即由俄国人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完成。

对中国而言，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形式，文学史是19世纪末从西方传入的。

文学史这种研究形式本身是在科学权威化语境下兴起的，18世纪后期德国的赫尔德就首次提出撰写文学史的构想，奠定了彰显民族精神、体现追求自由与进步的人类精神，关注于当下与未来的文学史基本框架，实际上，赫尔德构想的文学史以民族精神为核心，而他所强调的民族精神在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之后，成为整个世纪历史研究与撰述中的关键词，18世纪德国文化的复兴以对基于普遍理性原则的古典主义的反抗与对本民族中世纪和古代的颂扬为特征，反抗与颂扬都是由德国自然哲学家莱布尼茨以单子论为核心的思想为基础的，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事实上证明了个体自身作为独立有机体的存在价值，主张个体作为单子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依靠前定和谐来维持的，因而个体有自身的运行逻辑，这种运行逻辑体现为个体自身独有的历史、传统，虽然莱布尼茨本人并未意识到他的思想对于笛卡尔绝对理性原则的颠覆力量，他本人恰恰是理性主义的热烈推崇者，但是蕴藏于莱布尼茨思想中的潜能被后来的继承者们逐渐挖掘出来，以反对法国理性主义者推崇的普遍理性原则，强调个体的独特价值与合法性，追求精神自由，以历史理性形成对形而上学的普遍理性的抗衡，支持了民族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民族的历史也成为了民族独特价值的证明，于是，赫尔德便将历史定义为“通过语言、传统和社会机制研究民族发展的学说”^[1]，因此，赫尔德对文学史的构想必然也是以他的民族观念为基础的，要求文学史贯穿着民族精神，其中也包含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赫尔德之所以无法实现自己的构想，就在于他所身处的整个社会尚且缺少发展的历史观念，在他而言，不过是将普遍人性置换成了几种相互之间有差异的但又是固定的人性，只是承认了人性是分歧的，而这种分歧是非历史化的，因而在他意识中并未有一种根本的发展的历史观念，由此，人性决定的人类历史当然也并非是无限发展的，而是一种目的论的，所以，他关于文学史的构想在他的时代并不能实现。

同时期英国沃顿的以文学史面貌呈示的《英诗史》，则是在英国经验主义感觉论对普遍理性的质疑而导致的个人体验、个体精神合法化的语境下诞生的。一方面，个人体验、个体精神的合法化确认了以个人体验、个体精神为基础的美学研究、文学研究在知识领域、学术研究中的合法地位，使得美学研究、文学研究跻身于学术研究之列；另一方面，对个人经验、个体化原则的承认导致与之相关的历史意识的增强，历史作为经验的储藏所而具有了重要价值。于是，探讨文学的历史被认为对于文学研究有重要意义，即文学史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然而，以个人感觉经验为基础的研究中必然涉及许多非理性因素，导致研究很难操作。于是，以沃顿为代表的18世纪学者们普遍尝试以理性原则为统摄引导，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被视为一种理想状态，按照这样的原则，沃顿在具体的叙述中，从感觉经验论发展出的心理学角度入手，将文学的历史进程对应于从想象上升为理性的心理过程，对历史进程的这种理解仍然指向这个时代所尊奉的理性原则。实际上，他还是在以理性原则来裁判历史，因而他的文学史呈现了一种反历史的历史叙述，他所持有的进步观还是启蒙理性支配下的进步观，缺少发展的观念（从他对诗歌最终命运的推想中可以见出）。

可以说，发展的观念对于真正的历史叙述而言至关重要。而发展的观念则有待于在基于抽象理性原则的普遍人性与世界主义观点方面取得突破，有待于突破理性/非理性二元对立的历史阐释框架，将全部历史看成一个整体，重新发掘历史的核心力量。赫尔德关于民族性的观念到了全面反思法国启蒙理性的19世纪浪漫主义者那里，其中的个体化原则和历史意识更是被充分发挥，构成了浪漫主义史学的基础，同样是作为个体的国家概念与民族概念相结合，形成了国家—民族观念，国家被视为以民族为基础，国家间的差异就成了民族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是被认为基于永恒的生物特性而非启蒙理性者以环境原因来解释差异，因此民族国家间的差异便被视为是根本性的，在根本性的民族差异面前，启蒙理性者所推崇的精神统一的信念黯然失色，为18世纪精神统一的启蒙理想提供支撑的是抽象的物理学原理，19世纪在阐释国家差异时，这种物理学原理便让位于以个体性、多样性为基础的生物学原理，相应地，精神统一的启蒙理性便被源于生物性差异的民族国家的精神自由所取代，国家主义兴起，民族国家成为历史中的核心力量，而19世纪后期达尔文进化论在科学与思想领域的大获全胜可以说有力支持了种族的差异，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崛起，生物进化又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扩展为文化进化，社会进化，所以，整个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的历史书写，便有意识地以民族作为自己的中心议题，历史学发展成民族史学，具体到文学史的兴起同样是发生于19世纪，当然也只能于19世纪兴起，因为没有对个体化原则、个性意识、历史意识的承认，没有一种无限发展的观念，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史，只有在19世纪推崇个体化原则、历史意识、拥有发展观念的浪漫主义时期才可能将文学史定型为一种合法化的文学研究形式，当然，这个时期兴起的文学史被塑造为以民族国家发展为核心的文化史，是情理之中的必然。(www.chuimin.cn)

于是，以民族国家观念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以叙述文学史来实现对于民族精神的塑造，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史的标准印象。

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是由外国人最先涉猎，第一部正式的《中国文学史》即由俄国人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完成。之后，日本人古城贞吉、笹川种郎，英国人翟理士（Giles）；德国人顾路柏（Grube）等纷纷致力于撰述中国文学史［日本古城贞吉《中国文学史》（富山房发行，1897年版）、笹川种郎《支那历朝文学史》（早稻田大学讲义，1898年版，1903年上海中西书局汉译出版社）、英国翟理士（Giles）《中国文学史》（1901年伦敦出版）、德国人顾路柏（Grube）《中国文学史》（1902年莱比锡出版）］。国人自著中国文学史主要是在20世纪头十年兴起的，黄人、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撰于1904年作为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课程讲义，后于1910年由武林谋新室出版）、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编于1904年至1909年其任教东吴大学期间，作为教材由国学扶轮社陆续印行）］是早期给予关注较多的，而且也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显而易见，国人自著中国文学史主要都是为了应对新教育体系下的教学需要作为教科书而产生的，而新教育体系又是于清末民初仿效西方学制进行教育改制的产物，特别是清末科举制的废除、新学堂的纷纷开办对于整个教育体系乃至学术新格局的形成影响颇为深远。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即与近代中国根据西方现代教育体制及学术研究范式来革新教育、改造传统学术直接相关，可以说，文学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的确立以至于风行始终伴随着教育体制的嬗变，文学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其在教育体系下的学科身份所限定，包括它在学术界的活动也受到学科身份的诱导，文学史的权威性直接来源于其作为一门学科在教育体制中的地位，而任何一门学科在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又要取决于该学科领域构建的学科知识体系在整个知识领域中的地位，文学史也不例外，具体而言，文学史必须凭借所构建的知识体系在整个知识领域内谋求一定的地位，至少应该有一席之地，才能确立自身在教育体制中的地位，这两个方面是息息相关的。然而，能够进入知识领域，也就是说成为一门知识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即符合某种标准，所谓的条件与标准是在知识领域权威的影响下形成的，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所遵循的学科规范与学术规范，同样是在知识领域权威的影响下形成的。毫无疑问，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中国知识领域内迅速占据了权威地位的必然是科学，直至20世纪20年代，科学的权威地位正式确立，此前，可以说科学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权威化的过程，科学的权威化在当时构成了一种语境。中国文学史话语实践就是在科学权威化语境主导下发生的，而且，文学史作为一种研究形式本身在西方的兴起就与科学权威化语境直接相关。因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同是作为西方舶来品的“文学史”和“科学”再次形成了一种共谋。

中国文学史的兴起：权威化与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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