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文学史研究的成果

19世纪后期可以说是文学研究的黄金时代，文学史研究的繁盛期。各种思潮流派层出不穷。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启了专业化、职业化进程的科学发展势头更为迅猛，科学知识以及对科学知识的应用使人们的社会生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的威望前所未有地迅速提升，科学家在社会与知识领域树立起权威形象，人们对科学及科学家的信任与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科学对知识领域其他学科的影响越来越直接、深入。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在这一时期都显现了突出的科学追求与志趣，倾向于将自身界定为科学。

对文学而言，最负盛名的两大口号——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来自法国。现实主义，与哲学观念“现实论”（即“实在论”）有关，“现实论”或曰“实在论”于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作为唯名论的对立面，假设主体观念之外的事物现象的真实存在、客观存在；作为一种认识论，主张真理、知识可以源自非我的客观存在的现象世界。这一认识在18世纪末的德国出现，实际上由对科学权威化语境主导下“回到事物本身”倾向的认可而决定的，是对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所遵循的笛卡尔主义普遍理性原则的有意反拨，法国启蒙思想强调绝对理性的至高无上，并以这一抽象、形而上学原则为由试图推行统一的、普遍性的、世界主义的理念，而在有着自身根深蒂固传统的德国，这一理念不可能畅通无阻，德国普遍信奉自然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单个事物自身作为有机整体的个体价值被普遍地认可。因此，回到事物本身，而非盲目遵循抽象理性原则，才是符合德国思想界的认知图式的。

最早将这一哲学术语运用于文学的是德国的席勒、弗·施莱格尔。1826年这个术语出现在法国《法兰西信使报》上，指称一种文学学说，并命名为“现实主义”，强调文学艺术对自然的模仿，对真实情况的反映^[15]。19世纪30年代在将这个术语具体运用于艺术批评时，“现实主义”逐渐被引申为对细节的真实描绘与再现，显然，浪漫主义强调回到事物现象本身的原则主导了这个术语，要求惟妙惟肖地描写细节以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进入描写的画面场景中，浪漫主义史学同样遵循这一原则，细致复现确切时空中的历史场景，以便读者能借由想象置身于历史情境中。而40年代后期，浪漫主义的影响已经逐渐消退，于是，这一术语的意蕴又发生了变化，转而强调细腻刻画当时当世的社会风俗，这种转变首先发生于小说、绘画领域，“现实主义”被确认为一个口号，源于对库尔贝画作的争论。小说领域被贴上现实主义标签的是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自视为社会历史学家，致力于写出“历史”，而又将历史等同于社会风俗史，实际上，巴尔扎克确证了文学与历史特别是与社会史的关系，将文学认同于社会历史研究，19世纪科学权威化语境下历史学在知识领域的地位已经确立，历史场域被认为是经验的储藏所，回到历史就是回到事物本身，回到事物本身就能够获知真理，于是历史分享了科学的权威而成为真理、知识的来源，历史主义甚至开始弥漫于知识领域，社会风俗从18世纪伏尔泰开始就进入了历史研究领域，伏尔泰写作《风俗论》研究各民族的社会风俗，以期获得对民族精神的真理性认识，标识了在政治史、王朝史之外的另一番历史研究景象，19世纪历史学日益注重社会史的研究，文学在界定自身时倾向于将自身认同于分享了科学在知识领域中权威地位的历史研究，以确立自身价值，巴尔扎克复归了伏尔泰的研究社会风俗史的作法，甚至提出像观察自然一样观察社会，建立社会类型学，这种科学研究的理想、历史研究的抱负使得他的小说创作成为了一种有价值的研究，成为直接面向事物现象本身探索真理的方式。福楼拜以一种科学作风，将超脱个人、感情冷漠视为艺术追求的客观境界，强调以一种超然的态度进行科学观察，追求理想的美的境界，将艺术、美直接与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

左拉《实验小说论》（1880）更严格地追求小说创作与科学实验、小说家与科学家之间的同一，强调文学凭借实验的方法成为一门科学，在他看来，创作小说，就是进行科学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左拉在进行这一番言说时，援引贝尔纳的著作《实验医学研究导论》（1865），很明显是以科学的威望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以科学的学说作为这一理论的假设前提，强调小说作家应该遵循科学发现的自然规律，研究自然和人类自身。左拉有意进行理论建构，在这部著作提出“实验小说”口号之前，就已经将自己的理论命名为“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是他借自哲学的词汇，原指唯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态度，强调一切现象的解释都可以归结为自然原因。左拉运用这一术语强调应该努力发现文学作品背后的、深层的东西，这种深层的、待发现的东西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真实面目，实际上从戈蒂耶与圣伯夫开始就强调文学研究要揭示作品背后的所谓的真相。这与科学家揭示自然界隐藏的奥秘是一样的。于是，左拉认为小说家与批评家的目标都是成为科学家，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都是科学研究。韦勒克指出，自然主义起初流行时与现实主义并无差别，只是到了20世纪，自然主义开始被限定于“特指左拉决定论和科学说的理论”，而现实主义范围更为广泛，含义更为笼统，成为“有关再现现实的”一切艺术的统称^[16]。

19世纪后期兴起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提出建立社会科学的主张，将社会科学置于知识领域的最高层级，历史研究只是为社会科学研究人类社会提供事实文献，而且，对历史事实本身的解释需要运用科学方法，需要社会科学研究所证实的普遍规律的指导，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历史受到科学实证规律的支配，因而，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从理论规律演绎推论历史事实的。泰纳是与实证主义关系密切的文学史家，他致力于创立文学的社会学，并将其视为科学，以科学家自居。他的理论被人关注最多、令人铭记更多的是种族、环境、时代决定论。“种族”是基于物种生物特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指向由生物特性决定的民族特性，与民族精神有更多的关联，在文学领域，泰纳用这个术语阐明民族性格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他看来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环境”指文学的外部条件：自然的、社会的条件，据韦勒克考察，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导言》（1842）用“环境”一词指“动物的栖身之所”，最初是物理学词汇，实证主义者孔德也使用了这个词，“环境”一词表达出根据环境，特别是“气候和社会状况”阐释文学这一由来已久的思想，这一思想可以上溯至古代、文艺复兴，18—19世纪的学者们对这个词更是青睐有加，泰纳关于“环境”一词的用法主要受到斯达尔夫人《论文学》（1800）的影响，用以探讨民族性格与社会状况的关系，然而，泰纳的用法更具有“科学性”^[17]，即采用了科学决定论的模式来阐释文学与人类精神生活，对科学实证方法的借鉴进行历史、心理研究，将精神想象类比于物理现象，将艺术史比拟为应用植物学，强调因果关系。“时代”即“时代精神”，涉及传统定位。泰纳与严格的实证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信奉泛神论，而且它的历史观得益于黑格尔，强调艺术作为一种认识，传达历史真理（具体时空中属于某个时代、某个民族的真理），因而可以被视作社会文献，显然，这里体现了历史主义精神，对伟大的历史力量的推崇。他的《英国文学史》偏重于论述民族特性，弱化欧洲总体精神作为传统对文学的影响，怀有科学理想，强调将作品作为脱离于主体（作者与读者）思想观念的客体来对待，伟大的艺术作品不仅是社会文献，更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代表。

将达尔文主义原理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文学史家布吕纳介标举17世纪法国文学，批判19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特别关注文学史理论，致力于文学史理论的阐发，他强调真正的文学史并非编年性的完全堆砌资料的文献史，也不是社会风俗史，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文学史，在他看来，这种内在的联系是存在于作品之间的内在的因果关系，其实质是传统给予现在的压力，所以，恰恰是对因袭与反抗的选择推动了文学运动，而在这种选择所决定的文学运动中体现了人的力量，进而强调了个性在整个文学史中的重要价值。

具体而言，布吕纳介借用盛行于当时的达尔文主义所提供的物种演化、历史演化的思想阐释了文学史理论，所谓演化就是一种发展，根据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个性为文学史保存新的因素提供了演化发展的可能，文学史作为一种方法，关键在于决定与选择发展演变的契机，布吕纳介否定了以往文学史简单地以世纪或者王朝政治统治时期为基础来划分周期，他认为文学史的周期应该基于文学自身的转折点来划分。值得注意的是，布吕纳介在文学体裁的历史与物种演化之间建立类比，他的类比可以区分出两种：一种是个体内部的演化，即整个生命过程，另一种是物种之间渐趋理想的演化，在第一种演化意义上，布吕纳介强调一种体裁自身从产生到最终消亡的过程，对此，韦勒克指出，这种类比的危险之处“在于暗示衰微消亡是天数；在于鼓吹一切变化都只是生物变化式的缓慢持续的变化这一观点——根本不存在中断或跳跃，不会倒退倒过去，只有生长和衰微”，韦勒克认为“自然无飞跃这条原理，不适用于艺术（以及历史）。这种论点赞成势在必然的式微说，或势在必然的进展说”^[18]；在第二种演化意义上，布吕纳介涉及的是体裁之间艺术作品仿照自然界物种间的排序，这种排序朝向一个假定为理想价值标准的具体目标，实际上这种设想与他的古典主义立场相关：假定一种绝对的规范价值，历史被视为实现绝对价值的过程，他将这种理论应用于阐明个别作家的创作经历以及总体的文学历史进程。此外，受达尔文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学说的影响，布吕纳介还推出了他的“体裁抗衡论”^[19]。布吕纳介文学史理论的意义在于提出了文学史中艺术的内在沿革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实证主义者朗松，延续了19世纪学者们对文学史的普遍看法，即将之视为文化史，并且强调文学史对民族性、民族精神的体现^[20]。朗松作为学术性文学史家的代表，亦对文学史自身建构关注颇多，强调文学史方法论的建设，以客观的科学精神，尊重历史事实，力避主观感受，致力于文学史研究，他强调文学史方法主要是一种历史的方法，但又由于文学史与一般的历史所处理的材料有所不同，相应地在方法上也应该有区别，文学处理的是产生于过去但如今仍然在我们面前的作品，所以应该有特殊的研究方法——美学分析，明确地将文学杰作视为文学史的研究中心，就历史感是差别感而言，朗松认为文学史家是“历史学家中最历史学家的人”^[21]，确定个人的独创性是文学史家的任务，但同时，也不能局限于个人，还应该对关于个体作家及其杰作的一般事实给予关注，所以，朗松提出，一方面找出个性，另一方面，将杰作还原到产生它的那个系列中，视天才作家为环境的产物，“群体的代表”^[22]，这些方法将有益于将印象主义、专断主义等主观成分从文学史中清除出去。不仅如此，朗松在强调文学史研究应该遵循科学精神的同时，讲求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的同时，还特别提到应对将科学方法用于文学史的做法保持警惕，认为泰纳与布吕纳介正是由于盲目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套用自然科学的公式，而损害了文学史研究，^[23]朗松于此显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意识，他强调文学史自身作为一门科学所具有的独立性，认为一门科学不应以另一门科学的模式剪裁，科学的独立性要求每一门科学都要服从于自己的研究对象，于是，在他看来，文学史研究从科学中能够汲取的只能是科学的精神^[24]。可以说，朗松在文学史领域能够成为权威，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为上述他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特别是方法论方面）的理论思考，显现了独立的学科意识，另一个原因便是他在文学史编纂实践中也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法国文学史》（1894）将文学史与批评、广博学识与解释功力融为一炉，践行了他关于文学史要表现个性的主张，结合现实主义、理性主义与古典主义三条标准进行判断，就成为一本关于法国文学史的标准指南。可以肯定，朗松足以成为法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代表，并且，以其关于文学史学科本身，特别是关于文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对整个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具有标志性意义，开启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英国文学史研究方面自18世纪后期沃顿的《英诗史》后再没有值得称道的成就，即使到了19世纪下半叶，尽管达尔文进化论在60年代的大获全胜增强了来自德国的历史主义精神，然而文学史领域直至90年代依旧没有出现能够取代《英诗史》的文学史著作，这一时期学界受科学研究的客观精神的鼓舞，兴趣多集中于考据，稽古之风依旧盛行，辞书类、诠释类的编纂大量涌现，这样的情形表明英国学界缺乏新的文学观念，而旧的静止的文学观念不利于文学史编撰的勃兴。自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为文学史研究注入活力的主要是源自社会学、生物学的概念，特别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经由斯宾塞改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用于文学历史的阐释，随着进化论文学史观的流行，自然主义论调弥漫于学界。文学发展被诠释为关于民族精神、民族性的历史，19世纪末，库特候普的六卷本《英国诗史》（1895—1910）问世，以民族性格的演变贯穿诗歌史的研究，但是仍旧陷于具体的作家分析之中，缺乏对诗歌艺术形式自身的关注意识，无法成为卓越的文学史研究。同时期的马修·阿诺德作为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批评家，致力于抵制职业化的科学以及科学教育对于人文学科领域的侵蚀，以古典立场为诗歌、文学辩护，强调文学的教化、陶冶之功，实际上是在宣扬他的世界观：对系统的哲学理论的拒斥，对情感与道德的重视，强调批判精神。主张摒除历史与个人主观判断的评价，企图从历史主义所带来的相对主义困境中超越出来，然而，他的批评中隐藏着历史模式，历史主义倾向影响着他的观点论述，时代与种族是他的批评模式的两极，也是他文学研究关注的中心，他常以集体的视角看待这两极，强调以种族特性为基础的文学特性，强调对时代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论文学的现代因素》（1857）包含了一个囊括各个时代与民族文学进程的历史纲要，用以评价各个阶段文学的标准是判断其是否“适当地表现”各自的时代与民族，实际上这个标准指涉针对于时代而言的“代表性”，阿诺德把所有符合这样标准的文学一并视为“现代的”，它们在年代上的区分被消解了^[25]，可以说，阿诺德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模式，类似于维柯在《新科学》中运用的复演式的历史进程模式，蕴含着历史主义精神。

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文学研究伴随着大学教育改革以及科学的职业化、专门化，自身也迈入了专门化进程，得益于专门化，学术性文学研究获得空前发展，文学史编纂与研究成绩斐然。赫尔曼·黑特涅尔六卷本《十八世纪文学史》（1856—1870），涉及英法德三国文学，在叙述概括史实中着重分析，特别是进行心理剖析，整部史著在凸显论辩性与时代性方面很有特色；同时期的威廉·谢雷尔是这时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德国文学史家，在他的著述中，他敏锐觉察到科学实证主义导致的学术氛围的变化，学术性的文学研究更多地倾向于认同自身为一门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归纳法以及诸如经济学、心理学等各类社会学研究方法，严格的决定论的模式也被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将探讨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作为自身目的。他的《诗学》（1888）将泰纳的宗族、环境、时代决定论改造为“遗传、学问、经验”决定论^[26]，用以阐释作家和作品，进而探索文学史的规律周期问题，在涉及规律时他甚至采用了对称曲线来精确地说明文学史周期，显然，诗学被他视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同时，他试图创立一门科学的比较诗学，以期从对原始民族精神状态的研究中实现对诗歌本源的认识，在探讨诗歌本源时，他的阐释明显地带有自然主义倾向。总的来说，科学研究的视角、对历史规律的探索以及严格的决定论构成了他的基本研究框架。

史学理论家、思想家狄尔泰致力于从史学方法论的建构着手确认历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使历史学摆脱自然科学的影响，出于对文学的兴趣，狄尔泰发表了不少在19世纪下半期德国文学研究界颇有影响力的论著，从这些论著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学兴趣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他对文学史的认识是产生于思想史总体框架之内的；其二，他对与诗人的创作过程、围绕作品的经验以及读者反应相关的心理学问题更为关注，即心理诗学成为他研究的中心。他的心理诗学强调“经验”，艺术被看做人生全部经验的表现，因而通过经验，艺术又与生活联系在一起了。在他看来，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艺术是理解客观世界的“工具”，艺术家“用图形”表现“直觉”^[27]。于是，文学与世界观、与对人生的思想感悟联系起来了，狄尔泰尤为注重从作品情境中解读出哲理，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在文学作品与具体的哲学思想之间建立起历史联系，可见，他的观念前提是任何世界观必然受到历史的制约，这样便将文学引入了历史相对主义困境，所以，对他而言，文学受到特定历史进程的影响，文学的变化与发展历程必须从社会的角度来阐释，于是，将文学与人类精神发展相关联，时代精神成为他强调的重点，由此，他从历史进化认识到文学的进步。

在19世纪后期的文学史研究与修撰中，勃兰兑斯的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872—1890）以其产生的广泛影响力而言无疑是不能被忽视的。这部文学史著作涉及19世纪上半叶英、法、德三国的比较文学史，采纳了黑格尔历史哲学正反合三阶段论的框架，以法国大革命为正题，其反题是法国王朝复辟，以19世纪的自由主义运动为合题，其中第一卷、第三卷、第五卷论述法国文学，第二卷与第六卷论述德国文学，第四卷涉及英国文学。^[28]该部著作以19世纪历史学的主题即民族贯穿始终，特别偏重于民族心理层面，文学便被视为全民族的表现，具体而言，即为民族精神的表现。勃兰兑斯信奉科学的决定论与进化论，坚信文学的直线性进步，完全以进步与否、是否有助于进步来评价文学，强调文学研究所具有的科学的客观性。

综上所述，文学史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形式，在其聚合成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的过程中，对古籍研究的兴趣，对文献的整理考辨积累，以及历史意识、个体化原则、发展观念、当代意识，这些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其兴起显现出专业化进程的轨迹，以形式而言，从单纯的古籍、书目的整理，文集的辑选、百科全书式的辞条编辑，到以文学传记或文学批评呈现出对个人及其著作或者某一文类的理解阐释，进而再扩展为立于发展的视角以一定的观念对过去历史的全面考究；以价值功能而言，从纯粹的古物研究、积累广博学问，到反映社会风俗，体现民族精神，再到以其自身内在的价值被认同；以给予文学史以影响的因素的理解而言，从对外部环境因素、社会背景的考察，到对精神氛围的关注，进而诉诸自身包孕的演变内核、内在联系；以文学史内部组织线索而言，从社会进步、民族性、民族文化的发展到艺术进步甚或进化；以方法论而言，从对史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的体认，到建构学科自身独特的方法论。可以肯定，近代以来科学的权威化语境对文学史学术研究领域的聚合构成了颇强的影响力，换句话说，文学史定型为合法有效的知识形式是科学权威化语境下的必然产物。

[1] 当然在这里运用“历史主义”一词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历史主义”一词是用来专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德国历史学派开启的主张将历史视为真理知识的唯一来源，将一切法则、理论、概念都归为特定的历史现象，注重个体化的历史事实本身，消解任何规范性价值甚至概念的企图。但是笔者所用的“历史主义”主要指涉其宽泛意义，即从狭义历史主义的根源而论，广义的历史主义或者说历史主义倾向是从对18世纪法国思想和行动的反叛开始的。

[2]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三、四卷导论》中文修订版第三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3]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二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4] 同上。

[5] 同上书，第55页。

[6]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二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9页。

[7]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三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8] ［意］卡洛·安东尼：《历史主义》，黄艳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www.chuimin.cn)

[9]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三、四卷导论》中文修订版第三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10] 同上书，第7—11页。

[11] 同上书，第11—14页。

[12]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三、四卷导论》中文修订版第三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13]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三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

[14]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三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146页。

[15]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四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16]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四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7]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四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18]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四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19] 同上书，第97页。

[20] ［法］朗松：《文学史方法》，［美］昂利·拜尔编《方法、批评及文学史》，徐继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21] ［法］朗松：《文学史方法》，［美］昂利·拜尔编《方法、批评及文学史》，徐继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2] 同上。

[23] 同上书，第13页。

[24] 同上书，第15页。

[25]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四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

[26]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四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05页。

[27]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四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42页。

[28]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