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前期法国文学史研究：科学权威与合法化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斯达尔夫人可以说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灵魂人物，其主要功绩在于理论层面，尤其在对文学史研究的认识上。19世纪中期浪漫主义运动掀起的关于古典与浪漫的争论逐渐平息，源自德国的历史主义倾向本身所具有的宽容姿态逐渐表露出来，特别在法国形成了一股为古典主义辩护的声势，体现在文学史研究中，索邦神学院的吉拉尔丹《

19世纪法国的文学史研究秉承了18世纪文化史编纂的传统，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将文学视为社会的表现，巴朗特以《十八世纪法国文学》（1809）具体考察文坛给予社会的影响，意识到文学的社会职能，基佐的相关论述也同样提及社会对文学产生的影响。韦勒克指出，在法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中，“笼统的历史概念，就是在心理状态的呆板因果承续关系之中，有一种进步与臻于完美的构想。这一思想预示了以后宿命论、实证论，社会学的历史发展观念”，他强调，对比于德国的历史主义，“认识作品个性、民族传统、历史时期的洞察力和普遍宽容的理想，以及畅通无阻的延续性，还有缓慢的有机生长的发展概念，凡此种种，德国历史主义都融会贯通起来。德国历史主义，主要重视的是民族精神，而非社会，是把活的传统回溯到远古的根源，而非因果关系的解说或一般法则。这些思想传入法国经过的细节问题，依然含混不明。”^[7]

法国作为18世纪新古典主义的主阵地，浪漫派遭受到异常强大的阻力，从1813年斯达尔夫人出版《论德国》，向法国介绍了德国思想的观点，借鉴德国思想，特别是施莱格尔兄弟的相关观点，首次区分出“古典的”与“浪漫的”，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浪漫派才在法国站稳脚跟，并开始产生影响。斯达尔夫人可以说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灵魂人物，其主要功绩在于理论层面，尤其在对文学史研究的认识上。斯达尔夫人既受到启蒙运动思想的激荡，又受到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对个体化精神关注的启发，一反启蒙思想家的反历史姿态，在对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以对历史事实真相本身的挖掘，表达了强烈的历史意识，特别关注各民族的历史特性，承认民族的个体价值，开启了自由主义史学。在文学史方面，同样成就了典范之作，强调以民族文学为研究对象，凸显了深邃的历史感，在文学研究中强化了历史的维度。《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等文学研究著作，尝试以孟德斯鸠的方法应用于文学研究，强调将文学与其创造语境联系起来，着重阐述文学创作与作为其产生语境的社会政治、宗教及思想文化精神状况之间的关系，在她的文学研究中，自由的精神取代理性原则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而且对于她所推崇的自由精神的传达始终与具体的历史现实紧密结合，以历史事实为支撑，高扬个体化精神，力避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教条式研究。斯达尔夫人在文学史领域倡导的新方法被法国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家维尔曼所继承和发扬，据安东尼所言，维尔曼在一部探讨18世纪法、德、意三国文学状况的文学史教程中分析诗歌作品时，采用了将作品还原到相关历史语境中的方法，考察“启蒙运动和政治环境对诗歌的‘影响’”，通过此举，维尔曼创立了“关于统一的文学史的理想模式”^[8]。

具体而言，斯达尔夫人从早期的《论虚构》（1795）、《论文学》（1800）开始，就显然受到狄德罗、卢梭等影响，倾向于强调情感的力量，倡导情感分析，这构成了她文学理论尤其是诗歌理论的核心，正是由于她对情感的信仰、标举，使得她关于诗歌、文学的原始主义观点与她十分热衷的社会进步论一度难以协调，她采取的策略是强调虽然古人在诗歌的情感表达上到达了难以超越的完美境界，但是，随着社会思想不断进步，思想观念在数量上不断增值，可供创作的素材越来越多，面对的新鲜事物也日益繁多，这就必然带来人们鉴赏能力的提升，所以，文学史在斯达尔夫人看来仍然表现为一个持续的进程，将文学视为社会现象，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强调作品与其社会语境之间的联系，开创了社会批评方法。后来这种方法由信奉实证主义的圣伯父与泰纳所完善。值得注意的是，在进步观方面，斯达尔夫人接受了孔多塞臻于完美的观念的影响，同时，斯达尔夫人一改启蒙进步论者的态度而将中世纪也纳入进步框架之中，进步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中断的进程，使得进步理论本身也显得更圆融自洽。同时，受到启蒙时代带有自然主义倾向、实用主义倾向的气候说的影响，提出了她对南北对照的认识。《德意志论》（1813）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凸显了现代的民族文学相较于古典文学所具有的进步性。在这里，斯达尔夫人强调文学应该体现民族性，将文学与民族、民族性、民族精神联系起来是19世纪文学研究中所特有的。斯达尔夫人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表现自己的民族性与民族精神，而她同时又设想存在一种欧洲精神，力图在文学中协调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两个方面。

西斯蒙第的《南欧文学》（四卷本，1813）是“第一部贯穿新精神的法国文学史”，致力于研究中古文学，意在探究“人民的政治和宗教历史对于文学以及文学对于民族性格的相互影响”，书名却源于斯达尔夫人的南北文学对照论，全书显现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9]。弗里埃与安培可以说奠定了法国中古文学史的基础，弗里埃在《近代细浪通俗歌谣》（1823）的译本序中提出了全球性的民间诗歌理论纲领，明显地受到赫尔德的影响，对比了通俗诗与造作诗，推崇表现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通俗诗，弗里埃的中古文学研究聚焦于中古方言文学、普罗旺斯诗人与意大利文学源流，这些研究实际上都体现了浪漫主义的民间诗理论，强调文学的起源学研究，甚至提出“将文学设想为一门历史科学的观点”^[10]。作为弗里埃的弟子，安培同样注重文学的民族性，遵循的是德国的历史主义，后来在《论诗史》（1830）中，安培明确地将文学哲学与文学史作为文学学科的两个分支，前者应该由后者发展而来，提出编著北欧文学史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后来被《十二世纪前的法国文学史》（1839—1840）的写作所取代，《十二世纪前的法国文学史》专注于法国文学的拉丁传统，对“文学是社会的表现”这一信条提出了修正，认为文学表现指向人的心灵^[11]。公认的法国文学史的创始人维尔曼著有《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史》（1828—1829）、《中古法国西班牙英国文学史》（1830），注重对文本的“感性认识”，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后著特别明确地体现了对德国历史主义的青睐。(www.chuimin.cn)

19世纪中期浪漫主义运动掀起的关于古典与浪漫的争论逐渐平息，源自德国的历史主义倾向本身所具有的宽容姿态逐渐表露出来，特别在法国形成了一股为古典主义辩护的声势，体现在文学史研究中，索邦神学院的吉拉尔丹《戏剧文学教程》（1843—1868）和尼扎尔《法国文学史》（1844—1861）代表了文学的保守主义和古典主义立场，从政治与道德层面立论，反对近代的浪漫文学，后者还明确地表示了对“以维尔曼为代表的叙述社会与作家之间互相影响的新式文学通史”的否定^[12]。19世纪中叶，“为艺术而艺术”运动作为另外一股逆反的潮流兴起，以戈蒂耶《莫班小姐》序言作为运动宣言，声称“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意在对抗传统的寓教于乐的观点以及大革命以来政府对文学的控制，甚至，也可以看做对于兴起的艺术进步论的不满的表达。根本而言，这派运动肯定文学艺术的自主性，以此重新书写文学史，特别是诗歌史。戈蒂耶本人就以论文集《论怪诞》（1844）重新解释了法国的诗歌史，鲜明地以反对古典主义立场看待诗歌史，而倡导以纯粹审美的艺术鉴赏的眼光来阐释法国的诗歌史。可以说戈蒂耶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审美视野拓展了文学史领域，在强调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文学史研究模式下提供了另一种文学史研究图景。

在19世纪中后期法国文学研究界享有颇高声誉的圣伯夫往往被视为学问渊博的批评家而受到关注，但是严格说来，他并非可以称得上是文学批评家，因为以他的文字看，他的注意力大多集中于传记以及作家心理甚至是社会史研究方面。所以，将他看做文学史家，更符合实际情况，对作家心理的关注，既有对被称为“精神氏族”的心理类型说的阐发，使圣伯夫看到了心理性格形成的历史性，又有以莱布尼茨单子论为由为诗人辩护的论调，表明他对个性的承认。以对个性与历史性的兼收并蓄，圣伯夫充分体现了历史主义精神，这种历史主义精神融合了个性意识与历史意识，是真正的历史精神，贯穿圣伯夫的文学史著作：《十六世纪法国诗歌与戏剧概观》（1828）、《保罗亚尔修道院史》（1840—1859）以及《帝政时期的夏多布里昂及其文学朋党》（1860）。关于文学史，圣伯夫一方面强调将文学作品这种精神产品视为时代与社会的表现，另一方面，又要求把握属于文学本身的东西、永恒的内核。对历史的客观记述与对个人的隐秘心理的探索，汇合于他的文学史；日益倾向于科学的客观立场，以此规范文学研究；对历史真实的强调使他拒绝了宏大体系的历史哲学，进而在自己与实证主义者、自然主义者之间画出一条分明的界线。

英国的文学史研究在19世纪初几乎陷于停滞，直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文学史研究的兴趣随着古物研究的风潮再度高涨，18世纪以来的文献积累成为此时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与拿破仑的战争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与爱国精神，渴望复兴的愿望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文学史特别是近古文学史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文学在19世纪成了教学科目。19世纪初，在德国“日耳曼学”研究热潮的冲击下，18世纪后期已经衰落的盎格鲁—撒克逊研究再度于英国兴起，而中古的民间歌谣、传奇则引发了更普遍关注，司各特的民谣仿作、威廉·马瑟韦尔的《古今歌谣集》（1827）都代表了这方面的成就；在一般文学史研究方面，托马斯·沃顿的《英诗史》1824年再版时由查德·普赖斯所作的前言，提出了文学史主题研究的规律问题。伊丽莎白时代在18世纪后期就被认为是英国文学的鼎盛期，这一看法延续到了19世纪，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文集、剧本不仅得到出版商与读者的青睐，屡次重刊，而且得到了批评家的关注，随后研究兴趣逐渐拓宽，甚至囊括了外国文学，特别是东方文学^[13]。这场古籍运动对于文学史编撰的影响到了30年代才开始显露。亨利·哈勒姆《十五，十六，十七世纪欧洲文学导论》（1838—1839）以书目形式辑录了在数学、医药、文学作品方面有重要影响力的书籍，实际上他对文学概念缺乏认识，更缺乏文学史意识，单以传播古典知识为己任；斯达尔夫人强调社会与文学关系的进步文学史观影响了英国邓洛普《小说史》（1814），将小说与社会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时代关键词的“民族性”、“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文学”等概念，在英国是由托马斯·卡莱尔引进的，卡莱尔热衷于德国文学史研究，对德国历史主义观念、有机体观念都有所关注，而且认同德国文学史编撰方法，明确意识到文学史与民族精神的关联，卡莱尔对民族性、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发展、个别性等词所指涉的德国历史主义进行了详细的溯源；同时，沿用歌德的观念，将诗视为“一切科学的精髓”，强调诗歌对于“永恒理性”的体现，将艺术作品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在他看来，唯一的存在即是事实，诗的本质就是描述事实，历史就是唯一的真诗，推崇事实和道德，极端排斥虚构、理论^[14]。

19世纪前期法国文学史研究：科学权威与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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