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前期德国文学史研究进展

德意志的相关文献构成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德意志的审视与研究，推动了浪漫主义的兴起。与20世纪始终为思想输入国的被动境况比较，19世纪德国的思想与文化开始为学者们所普遍关注，对德意志的历史文献、思想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整理，令德国成为浪漫主义的发源地，成为19世纪欧洲思想文化的中心。浪漫主义时期德意志思想文化中不断增长的历史意识，在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了鲜明的历史主义倾向，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得到系统的阐明，文学史被确认为文学研究的根本，同时对文学史与批评以及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明确的意识。

施莱格尔兄弟是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对浪漫主义演变为普遍性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本身是一位古典语文学家，早期关注于希腊诗歌研究，正是在这个领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形成了关于文学史、文学批评的重要创见。具体而言，他从希腊文学史中发掘出希腊文化自身作为整体所具有的独创性与民族性。他将希腊诗歌作品视为一系列永恒的艺术典范，在他看来，希腊诗歌构成了完整的诗歌艺术演化序列，这种艺术演化序列的实质是自然有机体的演化，即依据自然有机体的演化来设想艺术的演化，实际上，弗·施莱格尔关注的恰恰是蕴含有机演化序列的艺术的历史，这种艺术的历史包括文学史，在他看来，与自然的历史都具有可比拟性。他在研究一门艺术的历史时，心中所想的是一幅自然有机体的演化图景，将其中有机体从萌芽、生长、壮大、成熟、最终消失解体的生命过程赋予艺术历史的解释中，任何艺术都必然经过类似于自然生物的生命周期的演化，是一种不受外界干扰的内在的自然的演化，有关于艺术的一切都完整地体现在全部的生命周期演化中，可见，艺术的历史便被赋予了绝对重要的地位，对他而言，研究艺术必先从观察研究艺术历史入手，有关于艺术的所谓理论规则都可以并且也只能从其自身历史中获得，换句话说，历史是研究者提取理论的实验室，探寻法则的源泉，正是历史赋予了理论研究以一种规范性价值，使得艺术作为一个有着内在价值的整体而存在，于是文学史的研究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价值意义，成为一种基础性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弗·施莱格尔虽然强调历史在艺术研究、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反对不涉及历史的一切理论，但是同时对历史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警惕由此可能导致的历史相对主义，表现在他始终强调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普遍的标准，这一点是通过他对批评的强调来实现的，他将批评的目的解释为一种价值判断、价值发现，可见，实际上涉及文学史与批评的关系，既强调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又重视运用批评对局部（文学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所以，文学史与批评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共同致力于艺术序列的形成以及艺术精神的把握。弗·施莱格尔正是在对希腊诗歌的历史研究中阐发他的浪漫主义理论的，希腊诗歌一向被他视为诗歌艺术的典范，具有客观的永恒价值，然而，随着时代风向的变化，个人的、主观的也即“关乎利害”的诗风逐渐盛行，加之席勒的《论素朴的与感伤的诗》发表后，“感伤的诗”所具有的审美价值被认可，弗·施莱格尔的近代诗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赋予近代的浪漫诗以进步而普遍的意义，并对浪漫诗予以界定，甚至提出一切诗歌都应该是浪漫的，这与他原先尊崇希腊诗歌的客观理想形成鲜明对比，标志着一种厚今薄古的姿态的确立。他从浪漫诗中绎出一种与对生命完满性的追求直接相关的浪漫的特性及风格，使得浪漫成为了一种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标准。以此为标准，他同时强调诗歌的创造性，甚至主张将诗歌转变为一门创造性的科学；弗·施莱格尔对于民间诗歌的态度也经历了一种转变，早先的古典立场使他将民间诗歌视为民族诗歌解体的证明，而后来的浪漫主义立场，却使他转而高扬民间诗歌的价值，将表现民族性视为诗歌的主要任务，强调民族文学应当以包括民间诗歌、神话传说在内的民间文学为基础，充分体现民族性；此外，随着他对近代浪漫诗态度的转变，否定了原先的古典立场，进而质疑对所谓的黄金时代的崇拜，他持有一种臻于完善的进步观念，在他看来，未来永远比过去更加完美，因为文学凭借的人类情感必然在敏感度上日益增强，可见，他主张文学进步论以否定循环论、退化论。

在具体的文学史写作方面，作为文学史家的弗·施莱格尔自己特别重视的是《古今文学史》（1815），特别强调历史哲学，更多体现了一种思辨风格，以至于关于哲学、宗教、语言的思辨的部分严重地挤占了文学史、文学批评的空间，即便如此，这部著作仍然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包含着对文学历史的价值判断，体现了明确的历史意识，并且非常具有体系性与整体意识，当然这一点也多少是由于他采用了历史哲学的形式。值得强调的是，正是由于拥有与启蒙时代完全不同的历史意识以及对浪漫诗的青睐，弗·施莱格尔在文学史研究中对中世纪显出了强烈的关注倾向，特别还否定了将中世纪视为黑暗时代的说法，对中世纪文明赞叹有加，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也被过高估计。此外，《古今文学史》显现了弗·施莱格尔的民族主义态度，将民族性作为文学的基础，主张每个民族都是平等的，对其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都应该予以重视。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更多地是被视为弗·施莱格尔思想的传播者，特别是在德国以外，其影响远胜于弗·施莱格尔。受赫尔德影响，倾心于世界文学，他的思想主张更多地体现了文学世界主义，强调普遍性的“精神”，在他的研究中同样体现出历史主义，坚持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理论主张。

关于诗歌起源，早期他主张自然史说，指出诗歌的起源与语言的起源之间的关系，直接视语言为诗歌，不难看出，他的诗歌观念源于维柯，并且具有自然主义倾向，基于这种诗歌观念，奥·威·施莱格尔特别强调比喻、象征以及神话，甚至将比喻视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实际上，他的强调根植于他特有的宇宙自然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中的所有事物都相互关联，任何一微小的事物作为宇宙的一部分，都直接体现着宇宙的整体，这是宇宙自然的真理，就此而言，致力于恢复原始语言的比喻即体现了这样的真理，由此，他提出了有关于象征性对应物的理论，建立了一种比喻和象征主义理论体系，艺术家正是像自然本身一样进行着象征性的创造，必须创造出标志性的形象。可见，奥·威·施莱格尔将艺术视为一种认知手段，艺术运用比喻性词语创造出丰富意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表现一种普遍永恒的必然性的真理观念，这种观念超脱于世俗，直接对应着、象征着伟大的宇宙，而艺术家就是伟大宇宙的代表。韦勒克指出，“这种象征主义诗歌观，即关于宇宙整体及其种种关系的类比说，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只有小心翼翼加以提防，才不致误入两种危险：理智主义和神秘主义。可是两者奥·威·施莱格尔都未完全逃脱。理智主义对他最大的吸引，表现在他关于教谕哲理诗的论述，还有关于诗歌与哲学统一的虚幻理想样式。他相信，二者手段不同，而致力于相同目的；诗歌不妨称为‘通俗易懂的哲学’，哲学则为‘高深费解的诗歌’。哲理和诗情熔于一炉，在他看来，才是解决创作完美的哲理诗这个问题的门径。……虽然偶尔奥·威·施莱格尔似乎迹近于诗歌与哲学等同视之的歧途，不过更多的时候，他却易于陷入神秘主义的危险”^[3]。在韦勒克看来，奥·威·施莱格尔的诗歌观，“既非理智主义，亦非神秘主义。诗歌乃是比喻、象征、神话，而不是神秘主义。”也就是说，奥·威·施莱格尔用神话总括一切诗歌，将诗人等同于神话的创造者^[4]。奥·威·施莱格尔实际上以此将自然、神话与诗歌关联起来，诗歌应该就是一种自然神话，同时，他批驳了启蒙运动将神话指斥为蒙昧迷信而加以驱逐的幼稚做法，提出现在应该探索新的诗歌神话，甚至结合自然哲学即“物理学”和诗歌创造出新的自然神话，这种神话诗歌在他看来，可以吸纳所有的自然力量，包括物理的、化学的力量，最终汇合“诗人的物理学”与“诗人的神学”，融造出“科学神话”^[5]。(www.chuimin.cn)

显而易见，奥·威·施莱格尔构造的象征主义诗歌理论体系不仅本身就出于他的自然宇宙整体观念，而且在设想新的诗歌探索时显现了科学权威化语境的影响。此外，他也与赫尔德、歌德等德国思想家一样，在涉及艺术观时，常常乞援于“有机体”这样一个生物学概念，强调艺术作为一个有机组织的整体所具有的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以此协调整体与局部、统一性与多样性、形式与内容，而且，运用“有机体”这个比喻性概念，还易于说明艺术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的内在的展开过程，在由内而外的展开过程中，艺术自身的特性得以彰显，由此，借助有机体观念，使得诗歌、文学甚至具体的作品都成为完全独立的整体，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值得注意的是，奥·威·施莱格尔在涉及艺术的历史时，强调有必要为历史规定取舍原则，这个原则的确定需要有相关的艺术的理论与艺术思想，历史中的每一现象都需要有一定艺术理论、艺术思想为之定位，因而，艺术现象要在历史中谋求一个席位，就只有与某种艺术理论结盟，以艺术理论证明自身价值，才能获得历史的合法席位。可见，没有思想理论，就不可能有历史。同时，与弗·施莱格尔强调的一样，奥·威·施莱格尔也认为一切艺术理论不可能脱离艺术史而存在。他特别证明了艺术史存在的合法性，具体而言，艺术史由具体的艺术作品按照一定的序列组合而成，作为个体的艺术作品能够被置入艺术历史的序列中，自身肯定是达到了完美的艺术境地的，然而，历史本身即意味着可完美性，或者说是无限地臻于完美的，这等于说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是由不完美的个体艺术作品组成的，而如果作为个体的艺术作品本身是不完美的，那么它们就不应该在保存完美艺术作品的艺术的历史中占有合法席位，这是艺术历史自身造成的一个困境，对此，奥·威·施莱格尔提出了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案，即在艺术历史中加入一个考量因素：“艺术精神”，所谓“艺术精神”并非永恒不变的，对它的界定是随着民族、地域、环境以及不同的时期而不断被修改的，它本身也是作为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因而内在地自发调节以不断地重构自身，由此便生成了艺术历史，所以，每一作品，自身便构成了一个整体，其价值自然应该以自身来考量，不必谋求绝对的价值，能够就自身而言，在它自身所属的领域内达到顶点就可以被称为完美了，于是，经由这样的阐释，奥·威·施莱格尔证明了艺术历史存在的合法性，个体的艺术作品可以被视为无限的艺术进步历程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作品自身作为有机整体依然被看做完美的独立存在。

奥·威·施莱格尔还反驳以其他理由质疑否定文学史在内的一切艺术史存在合理性的声音，这些反对论调中最常见的便是以艺术天才论为由将艺术视为一系列偶然性事件，其间没有必然联系，因而无法构成历史，对此，奥·威·施莱格尔认为虽然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艺术是偶然的产物，然而，艺术家所处的时代总的风格趋向是具有必然性的，所以，艺术史仍然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可见，在奥·威·施莱格尔看来，艺术史必然是从整体着眼，力求囊括各个时代与最广泛的总体，同时忽略一些次要的细节对于整体的把握而言是非常有必要的。简言之，对他而言，历史必须被当做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6]可见，源自生物学的有机体的观念，被奥·威·施莱格尔严格地贯穿他对艺术理论及艺术史的解释中，并且用以证明作为整体的文学艺术不断进步的必然性。所以，在奥·威·施莱格尔看来，有关于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的问题都离不开艺术史的解释，单个的艺术作品虽然自身作为有机整体可以通过自身加以理解，然而，还是有必要将其置于一个序列中，考察其来龙去脉，理解作品何以成为自身。理解了艺术现在的面貌是如何形成的，就自然可以对艺术应然的面貌做出界定。可见，对艺术史的推崇显现了历史主义观点，但是，奥·威·施莱格尔强调价值判断之于艺术研究的重要性，对法则的探寻使对艺术史的推崇不至于导向历史相对主义，着眼于整体的艺术史研究同样不能取代对个体艺术作品的研究。可以肯定，在关于艺术史、文学史存在合法性的问题上，奥·威·施莱格尔较弗·施莱格尔而言思考更为深入，阐释得更为透彻。

此外，作为德国思辨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艺术问题在他的历史哲学体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黑格尔以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来界定了艺术，一方面，将单个艺术作品视为有机组织的独立整体，自身拥有独立价值，不受外界干扰；另一方面，将理念等同于历史进程，避免对其抽象化的理解。由此，黑格尔将艺术理论与艺术历史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史学与理论在他看来就是一体的。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将艺术类型对应于艺术历史阶段，按照历史的先后次序，提出了艺术三阶段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改造了施莱格尔兄弟的古典/浪漫艺术类型两分论）。在黑格尔看来，这三个历史阶段不仅对应于不同的艺术类型，而且每个阶段、每种类型之下还对应着不同的艺术门类，诗歌被推崇为终极性的艺术。黑格尔为自己所关注的三个主题（艺术、宗教和哲学）也设定了一个历史发展序列，在他看来，按照这个序列，艺术必然被宗教所取代，而宗教又最终必然上升为哲学，也就是说，艺术最终会超越自身而消逝死亡，所以，黑格尔的艺术理论、美学理论根本上都具有反艺术、反美学的特质，或者说趋向于自我超越。在黑格尔看来，诗歌作为最高级的艺术，纯然由符号构成，与人的思维最为类似，因而是最具精神性的艺术。可以肯定，黑格尔将艺术与其产生的特定时代密切结合起来，认为艺术是作为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产物而存在的，而且艺术活动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类活动之间是平行的。由此，黑格尔将自己所处的时代看做为艺术历史的末期。黑格尔将他的美学视为科学来看待的，认为艺术必须凭借这种科学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具体到对诗歌的理解上，黑格尔将诗歌分为三类，依次为客观性的史诗、主观性的抒情诗以及主客观综合的戏剧诗，这三类诗歌又分别对应于雕刻、音乐以及雕刻与音乐的结合。同样对三种类型诗歌进行了历史的排序。黑格尔在古典型的艺术中发现了艺术与宗教的同一性，因此，古典型艺术代表了他的艺术理想。很显然，在黑格尔的意识中，艺术往往是作为宗教与哲学的替代品而存在的，艺术以对理念的洞察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于是，文学对于黑格尔而言，发挥着阐明特定时代的一般理念的作用，解读文学作品被等同于从中绎出一般理念的过程，文学史成为人类精神发展史，成为一般理念的演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