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文学史研究的初步探索：从权威化到合法化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总的来说，17世纪末英国批评家的行动对于后来19世纪文学史的兴起意义重大，关键在于他们显现的相对主义认知倾向，具体而言，相对主义意味着承认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标准和观点，由此，这种认知就消解了新古典主义基于普遍理性的教条式原则。在17世纪之前，人们常将古希腊罗马的人视为同时代人进行探讨。

17世纪，从实践上看，文学传记与批评这两种在之前完全分离的研究形式现在分别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历史因素，得益于对本地因素的共同强调，主要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历史事实的关注倾向，为二者逐渐开始走向融合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传记写作大都倾向于摒弃以往统一的拉丁语而转用本土的语言，使本土的文化以及习俗被确认为发挥重要作用的事实而更多地体现在写作、研究中，在对事实的关注理解中，自然导向了历史解释，强调了本土习惯，特别是物理环境的影响；同样在这一时期的传记对事实所进行的解释中，我们发现了新的因素，更多趋于内省式的分析被引入自传与日记中，特别是在英国，这个时期洛克对经验主义的开掘强调以由感觉和源于内心反省而获得的经验作为真理知识的来源，直接反驳了在哲学思想界颇为盛行的法国笛卡尔理性主义，经由他所阐述的心理学原则，为传记作家与批评家所认可，被广泛地运用于对事实的解释中，增加了这些作品的阐释深度与感染力，进而以可读性的提升而产生了读者效应，使得这类作品更易获得成功，并且，长远来看，心理学因素在18世纪后期得以构成文学史解释中最重要的标准。此外，这个时期有的传记显现了文学批评的倾向。

在文学史材料的积累方面，根据韦勒克对英国学术界的考察^[5]，这个时期仍然持续的古物研究兴趣，加之语言学研究的复兴，积累了大量有关于古代的知识，导致这一时期学界普遍热衷于语法以及辞典的翻译、整理和编辑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英国学界形成了由一批盎格鲁—撒克逊学者所主导的局面，他们致力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挖掘，主要是关于法律、历史和理论领域的研究，虽然依旧非关文学，但是，他们在17世纪英国学界的活动为之后19世纪基于盎格鲁—撒克逊意识的英语文学的显著发展积累了文献材料，并由此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如韦勒克所分析的，“正是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历史意识的逐渐觉醒被清晰地察觉出来”^[6]。

韦勒克指出，在17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段中，英国文学批评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然而在这个世纪末期突然变得活跃起来，这种状况部分原因是由于英国复辟后受到欧洲大陆的冲击所致，部分原因是由于像莱默、屈莱顿、坦普尔等极富个性的作家的出现，他们成为了英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在他们这里，欧洲大陆主要是在理性主义影响下发生的法国新古典主义运动所强调的抽象诗学与所谓的艺术法则让位于读者或者批评家的主观印象，这些17世纪末的英国作家、批评家提出与源于法国横扫整个欧洲大陆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原则针锋相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受到本土洛克的经验主义感觉论的影响，倾向于以个人主观感觉经验对抗基于抽象理性形成的机械化的艺术原则，实质上立足于包括批评家在内的读者视角强调以审美的“心理学化”进程为核心的艺术鉴赏活动原则，企图取代法国新古典主义强调自身立法者身份而确立的机械式、教条化程式规则，由此，英国批评家们创造了一系列诸如“爱好”、“趣味”、“妙不可言”这类新的术语，这些新术语的共同倾向是偏于描述主观化感受，它们实际上导致了艺术作品评价标准的混乱，然而，正如韦勒克所意识到的，17世纪英国批评家构建的被强调至极端的审美心理学原则，意味着从统一化、普遍化到个体化与多样化的相当重要的价值转换，从而对19世纪文学史的真正兴起而言恰恰发挥了积极作用^[7]。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以主观感觉经验为评价标准所造成的价值的混乱局面，拉·布吕耶尔与沙夫茨伯里提出了所谓的“趣味的标准”这样一个新命题，试图以此抑制价值的相对主义趋势。

总的来说，17世纪末英国批评家的行动对于后来19世纪文学史的兴起意义重大，关键在于他们显现的相对主义认知倾向，具体而言，相对主义意味着承认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标准和观点，由此，这种认知就消解了新古典主义基于普遍理性的教条式原则。然而，相对主义倾向的意义在于为后来历史方法扫除了障碍，但是它本身却不能被视为导向历史方法的正途，因为这种相对主义倾向往往带来“空洞的怀疑主义”，只是表达了一种绝望，甚至导致“趣味无可争辩”这一“古老但却是错误的”格言。所以，无论是趣味理论还是相对主义，就其本身而言，并不直接有利于文学史的兴起。

韦勒克指出：只有当详细阐述了“个体性”与“发展”这两个主要概念时，真正的文学史才成为可能^[8]。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是直接相关的，没有一种对发展的真正认识，就不可能对历史的个体化有真正的理解，换句话说，在一系列个体之外不可能有所谓历史的发展。

首先，对历史中的个体化原则的理解，启发了关于艺术作品的“独特性”或者说“唯一性”的认识，从而产生了关于“原创性”或者“发明”的全新要求，相应地，原先的“模仿”概念在现在看来由于缺乏“原创性”而遭到指责；另一方面，个体化在指涉作者时，强调“天才”与“灵感”对于艺术创造的必要性；此外，个体化的意义与价值逐渐拓展到关涉不同的艺术类型，关涉民族文学传统所具有的排他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差异性成其关键，自然地，“时代精神”也作为一个新的术语，之后被用来具体分析连续性历史时期显现出的独特个性。值得注意的是，对个体化原则的遵循落实于文学作品的具体理解层面，形成一个共识，即在理解或者描述具体作品时必须将之置于它的语境或环境中。据韦勒克所言，在17世纪，“环境”首次被提出来主要是指“物理气候”，在韦勒克看来，这种解释偏离了“文学环境”的“现实”，是“不幸的起点”，然而，同时却开启了对“社会背景”与“精神氛围”的思考，自此，人们开始讨论“社会稳定性”、“和平或战争”以及“自由或衰落”对文学的影响，于是，“民族性”这个观念作为文学创造中一个决定性因素开始缓慢地形成^[9]。(www.chuimin.cn)

其次，“发展”作为对文学史的兴起意义重大的另一个概念，或者至少是指一种运动和在时间上的改变^[10]。在17世纪之前，人们常将古希腊罗马的人视为同时代人进行探讨。历史的发展这种观念源自进步观，然而进步观本身并不使文学史成为可能，仅仅意味着“在现在或是在更远的将来朝向完美理想的一个统一进程”，而“循环式进步”则昭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囊括着前进和衰退在内的进程，上述进步观很难与历史进程实际显现出的多样性协调一致；当关于独立、个体、民族文学的观念得以确立并被接受后，发展作为一种现代概念才可能出现^[11]。增长式的进步最早是在当代生物学意义的类比中被构想的，相应地，文学演变仅仅意味着演变是暗含在胚芽中的，是被设定好了的、不可避免的内含差异化或者囊括了增长和腐朽在内的进程。这样的理论预设掩盖了文学进程实际存在的复杂多样性，但是毕竟关于文学演变观念的提出表明试图在表达这样的多样性。只有重新发现和评价过去的文学，才可能认识到不同的民族传统所具有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对过去文学的发掘可以拓宽文学视野，从以往对过去文学的轻蔑态度转变为赞赏，这一转变过程与原始主义观念倾向的流行密切相关，这种观念将古典时代抽象化、永恒化、理性化并以之作为所有时代的判断标准。叙事性的文学史成为可能有赖于将历史意识贯穿始终。可以说，18世纪代表了这种转变的过渡，一种关于新观念和标准的新颖性意识渐趋强化，新的概念开始逐渐弥漫以至于最终改变了关于文学知识的传统表述。而18世纪显著表现出的新的因素实际上甚至在17世纪后半叶便出现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17世纪后期，源于经验主义感觉论的审美的心理学化进程，文学批评的主观性得以显现，在这种观念看来，作家应以取悦读者为己任，实际上质疑了所谓艺术法则的“普遍有效性”，^[12]支持了一种考虑到具体时空的新标准，文学与环境的关系开始被意识到；其次，对文学与具体时空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表明17世纪后期开始对“个体化”有所关注，与“个体化”相关的“原创性”以及“天才”诸如此类的术语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而“时代精神”这一培根曾经使用过的概念，在屈莱顿这里再度出现，并且与他对于历史个体化的认识直接相关，认为“每个时代中的天才都是不同的”，关注点有所差异，但在一个时代中天才在兴趣方面具有普遍一致性，在屈莱顿看来，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中吸引天才的无疑是自然科学，实际上，这里，他强调的是天才与时代的关系，他假定天才或者具体到获得成功的作家与其所置身的时代有某种和谐，关于这一点，韦勒克认为屈莱顿以此暗示了“诗人代表自己的时代和民族”^[13]。

其二，17世纪的作家、批评家常常传达出对于写作所体现的独特的民族风格所具有的意识，即使关于这一点的争论往往并非是历史性的，而是出于爱国的立场，但是却对认识到文学领域中民族差异性有重要意义。

其三，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强调的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之后的文学史研究影响很大，然而，批评家们却将给予文学以影响的环境归结为最不可捉摸的气候因素，在他们看来，特定的气候塑造了特定民族的某种性情，从而影响特定类型制度的建立，进而推进或阻碍文学发展。韦勒克特别指出，关于气候对社会的影响作为“老生常谈”，可以追溯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学家那里，在近代以来，培根和蒙恬再次涉及这个论题，然而，最详细阐述这个观点的是伯丁，这种提法在17世纪的英国产生了回响，特别是在屈莱顿、弥尔顿的著作中，这个观点经由像丰特奈尔这样的法国批评家之手，成为了一个常识性认识^[14]。英国的坦普尔详细阐释了气候与性情乃至与社会、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分析了英国喜剧的优越性。虽然，这个时期以气候来解释文学与真正分析社会对文学的影响有很大差距，但是毕竟建立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甚至这一时期有学者开始用文学来阐明社会历史，相比较之下，反过来分析社会对于文学的影响时，常常显出过于简单化的倾向。

另外，发展的观念作为历史方法的核心，以动态的发展取代了对于宇宙世界的静态认识，它为描述解释文学提供了始终如一地前进这样一种认识，对抗以往流行的将宇宙世界的进程描述为普遍衰败景象的认识倾向，后者的影响力甚至直到18世纪后期还未彻底消失，17世纪后期不少作家、批评家信奉进步的趋势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而且艺术的繁荣也证明了人类的普遍进步。这个时期，沿用了人类制度、艺术类型与自然界动植物之间的生物学比拟，这种比拟易于导致古代的循环式进步论，屈莱顿运用这种比拟评价了英语诗与拉丁诗，“正是这个生物学比拟，驱使他无情地将乔叟轻视为儿童，而将斯宾塞视为一个不成熟的青年”，以此暗示了相较于拉丁诗，英语诗所具有的优越性^[15]。17世纪中进步论这一19世纪进化观的萌芽，对未来文学史的兴起而言至关重要，但是对进步观念的声称是非常偶然的，很少应用生物学比拟去阐明文学的发展进步以及文学总体上的增长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坦普尔将文学置于进步观念的基础之上，概略地描述了文学的历史，着重于其间的变迁，突破旧式人文传统，拓宽了文学视野，在坦普尔这里，无限进步的信念驱使他很大程度上成为在文学研究中运用历史方法的重要先驱。而在这个时代的批评家中思想较为保守的莱默，尽管坚持为新古典主义的严苛的非历史标准辩护，然而由于强调了普罗旺斯诗歌对现代诗歌所具有的重要的源头性意义，他的研究工作显现出宽泛的文学眼界，将视角深入中世纪，实际上涉及了后世浪漫派所关注的主题的起源，注定成为18世纪末以后文学史的核心议题。

总而言之，17世纪的作家、批评家们所论述的问题从整体上看相互之间缺乏关联，而且并未呈现系统性，有的观点甚至是作为附带性评论随意而发，对所涉及问题的未来影响也没有清晰的意识，但是，正是这些现在看来可能是过于博杂的、偶然而发、不成体系的观点、建议，为后来文学史的兴起开辟了思想空间，后来的文学史研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几乎都能从17世纪见出端倪。

17世纪文学史研究的初步探索：从权威化到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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