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权威化与文学史的兴起：合法化文学研究形式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作为近代科学之父的培根，其声誉很大程度上便源自对此项工作的致力。[3]实际上，培根强调的是文学史作为学术史所指涉的一般性框架，这种构想并未在他本人或者他的同代人手中真正实现。可见，培根对待诗或者文学的态度根本上是基于他在自然研究中秉持的科学研究立场，强调按照自然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甚至改造自然，直面事物，回到事物本身。

近代科学兴起，科学作为有效知识形式逐渐被认可，人们从中意识到获取真理的全新途径，同时，注意力更多地被引向世俗事物现象，思想学术的整体面貌大为改观，思维方式的对立冲突、认知模式的更迭，引致纷争不断，使得人们较之以往更加敏锐地觉察到了学术状况的变化，学术本身成为关注重心，以科学重新整合学术领域亦激发起人们的兴趣。作为近代科学之父的培根，其声誉很大程度上便源自对此项工作的致力。

培根的《学术的进展》将诗歌这类语言艺术视为人类学问的一部分纳入到他的知识框架中，关于这一类学问的概述，实际上涉及文学研究，培根同样强调和展示了一贯的学术态度，在他看来，观照学术状况离不开历史维度的参与，就像历史研究不可缺少对学术历史的探究。培根非常自信地提出了一套清晰而完整的学术史构想，其中包括“学术的起源，学术的派别，学术的创新，学术的传统，多样的管理和实施方式，繁荣的盛况，反对者的意见，衰落、缓慢、湮灭、变迁的缘由和情形，还有所有其他跟学术有关的事件”，都要求“分门别类，按照年代顺序记载清楚”，并且，对他而言，这样的学术史显现了“人的精神和活力”，缺少了学术史，“世界的历史就如同波吕斐摩斯的雕像缺少眼睛一样”^[2]，而学术史的建构又有利于学者们规范学术，如此，文学的历史作为人类知识，在培根的学术版图中便首次成为了一种合法的存在。学术史家韦勒克在探讨英国文学史的兴起时，注意到了培根关于文学史理念的明确表述，韦勒克评价道：“培根第一次清晰地将文学构想为一个时代的表达，甚至概略地描述了作为召唤‘时代精神’的文学之研究方法：观察争辩，审视个人书写所呈示的风格与手法，关注‘流派、教派以及传统的繁盛、衰败、沉没、被遗忘和最终消逝’。”^[3]实际上，培根强调的是文学史作为学术史所指涉的一般性框架，这种构想并未在他本人或者他的同代人手中真正实现。

培根提出文学史作为知识研究的重要价值，当然与他所持有的知识论的经验立场有很大关系，具体而言，培根将知识分为三大类：哲学（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哲学是其基础）、诗歌与历史，分别对应于人的三种理解能力，即理性、想象与记忆，在培根看来，历史是对一定时空限制下个别和（特殊）细节的观察与记录，实质上是一种记忆，而人类所有知识门类都与记忆有关，以记忆为根基，譬如诗歌同样涉及个别性，它是在对历史主题的模仿基础上的一种想象加工，哲学（自然哲学）则是从历史所提供的对个别与细节的观察记录中抽象出特定观念，表现为理性能力，这种理性得以发生作用离不开历史记忆所专注的个别性与细节，也即历史所呈现的个别性与细节是理性发生作用的对象，对之进行分析分类构成了理性的工作，可见，历史提供经验，将之保存在记忆中，诗歌对这种经验进行想象加工，哲学则是运用理性对这种经验进行条分缕析，所有这些活动都有赖于经验，经验是通过人的感官知觉形成的记忆，人类所有的智力活动都要在观察、记录个体性和特殊性的经验基础上通过对经验记忆材料的加工而进行，所以，经验记忆被看做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源泉，历史场域被视为经验从而作为真理的储藏所。而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虽然有时候因为与人类想象力的对应关系而在某些方面被认为是极端自由的，涉及充满变化的人类的精神世界，但在培根看来仍然可以被称为“伪装的历史”，^[4]并提出运用历史的分类法将之分为叙事类、写景类与寓言类，正是凭借与历史的种种关联，诗歌乃至于文学得以被确认为一门严肃的学问，其中蕴藏着真理性知识，而且应该注意到培根在表述对诗歌的认知时使用了一个类比，将诗歌比作植物，诗歌的扩散正如植物生长一般，实际上不仅表露了自然主义与实用主义倾向，而且使得文学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不受外界干扰的内在的独立进程，在他对寓言诗功效的理解中，即便也认为寓言诗是为了表达特定的劝诫目的，但他强调寓言诗并非人为虚构而成，本身就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存在，以此明确摒弃了古代的神秘化解释，在培根看来，所谓寓意或寓言劝诫目的实质上只是依托于寓言诗本身蕴藏着的关于现实世俗世界的认知真理之上的人意引申。可见，培根对待诗或者文学的态度根本上是基于他在自然研究中秉持的科学研究立场，强调按照自然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甚至改造自然，直面事物，回到事物本身。历史在他的思维中就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代表着事物本身。(www.chuimin.cn)

可以说，培根的自然哲学思想中内蕴着历史意识的萌芽，在他看来，自然与历史之间存有内在的必然关联，对二者之间的关联的认识是从对于自然界事物的观察中获得的，自然界中的有机体都展现了一定的生长秩序，这种自然生长秩序依时间而运行，而且整个的生长秩序是被设想为不受外力干涉的独立进程，自然事物的秩序是由类似在植物种子所孕育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并且在生长过程中始终体现着自然本性，自然在时间中展现自身本性的过程就被理解为历史，对事物自然本性的认识必然也只能通过对其历史进程的观察而把握，由此，可以理解培根对历史特别是对学术史的倚重，相应地，他关于文学的历史的构想正是出于同样的认知逻辑，在培根的意识中，文学与自然植物具有可类比性，通过开掘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联，文学得以成为合法的知识，文学在历史中展露关于自身的真相，自然地，对于文学的研究，对于文学本性、文学秩序的思索必然需要一种历史意识的参与，于是，培根确立了文学史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文学正是凭借文学史研究从而证明了自身的学术价值。

然而，应该注意到，培根思想中所显现的历史意识毕竟是不完全的，处于萌芽阶段，从他将历史简单地比拟为自然有机物的生长进程不难发现他的历史意识是一种有限的历史意识，受制于类似命运的自然法则的限定，（可以看出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命运观念对于培根时代残留的影响力，当然这种影响力是通过对自然的科学观察发挥作用的，肯定不是由对古典权威的认同导致的，培根倡导的新的自然哲学恰恰是反权威的）实际上，他的历史意识的致命缺陷在于缺少一种（完全自由的）发展的观念，所以，文学史研究注定不能在培根的时代兴起，只能是一种构想，对这种构想的践行有待于19世纪发展观念的流行。

科学权威化与文学史的兴起：合法化文学研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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