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对科学权威的挑战：文学史的兴起与合法化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历史主义实际上是科学权威化的产物，是科学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所谓历史主义的兴起即发生于科学权威化的语境中。在启蒙运动影响下的法国大革命，充分暴露出了启蒙主义思想中普遍理性原则及其形而上学思维倾向的偏颇。

历史主义实际上是科学权威化的产物，是科学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历史主义力图将历史学塑造为知识领域理解人类现象的唯一科学，视之为关于人类社会现象的确定性真理认识的充满活力的源泉，从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普遍高涨的将历史建构为一门历史科学的呼声中可以明显察觉。历史主义针对于18世纪启蒙运动中以普遍理性原则为基础的强调抽象概括和明显的实用主义的倾向，不满于这种唯智主义的思维方式导致的反历史倾向，尤其反对普遍价值对个体性独特价值的压抑，企图把握关于多样性、特殊性、个体化的事物现象的知识。所谓历史主义的兴起即发生于科学权威化的语境中。

具体而言，近代科学的兴起，引发了思想领域的变革，科学思维方式对整个知识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科学活动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更新了人们对于世俗世界的观念认知，而且还引导人们从中发现了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力量，提升了人的信心，特别是17世纪的笛卡尔以对科学活动（在他而言，主要是数学）的思索，确立了人类理性至上的原则，对18世纪启蒙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由对于科学成就的欣羡和推崇引发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们企图运用科学模式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按照理想重整社会秩序，最终实现社会进步，实现人类幸福，西方知识界第一流的学者纷纷投入到这场智力运动中，不难发现，其间无论英国洛克、休谟等人倡导的经验主义，还是法国启蒙者推崇的笛卡尔理性主义，最终的旨归都是强调摒弃事物本身的个体性、特殊性，从而达致对普遍规则的认识，对经验主义者而言，当然更注重对经验领域中个体事物本身的观察，然而，对事物本身的观察并非为了认识事物的特殊性，而是以个体事物本身为认识中介，强调对其归纳研究，最终与理性主义者的目的一样，忽略事物的个体特殊性以获取对于普遍性法则的认识，而理性主义者显然更为强调认识活动中主体所具有的认识能力的重要性，认为凭借理性，凭借形而上学的抽象的逻辑推演能够达到对事物普遍法则的认识，可见，二者实际上都将个别事物的特殊性视为普遍法则的实例，并强调认识的目的是把握普遍法则、普遍规律，所以启蒙时期的经验主义者同样是理性原则的信奉者，认同人的理性是一切事物、现象的裁判者。整个启蒙运动时期所推崇的理性是一种抽象、形而上学的、机械论式的理性，根本上是反历史的，存在于真空中的。以这种理性为原则认识人类社会，必然将社会秩序视为人为设计的产物，由此得出重整社会秩序有赖于按照普遍理性原则设计出一套理想的社会改革方案的认识，在他们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中，过去的历史往往作为理性的反面而被轻视否定，没有意识到人类社会秩序是从历史中演化而来的，他们的历史观念常常是从抽象理性原则逻辑推演出来的，缺乏真正的历史意识。在启蒙运动影响下的法国大革命，充分暴露出了启蒙主义思想中普遍理性原则及其形而上学思维倾向的偏颇。理性原则没有带来它原先所许诺的美好生活，反而由于它的机械性、抽象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对社会构成了巨大破坏。

在随后思想界展开的对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在各方面都倾向于朝着对事物本身、历史本身的复归，这个时代的思想个性被概括称为浪漫主义的。而从浪漫主义继续深入挖掘下去，原先那种纯粹抽象的同以理性原则逐渐失去了魅力，历史转而被视为真理的源泉，历史学研究的价值得以彰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复归了培根关于历史作为经验的储藏所从而成为真理的源泉的意见，对于历史本身的关注以及强调历史对于获知真理的重要价值，推动了19世纪历史学研究的繁盛，同时也导致作为科学主义极端表现的历史主义倾向的萌生。

可以肯定，不仅启蒙运动本身是由对于科学主要是对于科学所产生的惊人成就的羡慕与推崇而引发的，而且，从启蒙主义到浪漫主义，进而再到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的历史主义，其间思维方式的转变，也显现了科学权威化语境通过科学思维认知框架基于人们思想方面的巨大影响力，从对于事物本身的关注，产生了将人类生活全面世俗化的要求，引领人们去发现新的生活方式，而由笛卡尔从自然哲学中发掘出的理性至上原则，以及17世纪科学所取得的一系列惊人进展，人们看到了理性作为真理来源而彰显出的人类自身的无穷潜力，启发人们运用理性重整社会秩序、改善自身生存境遇，启蒙思想家将运用理性改造人性视为实现社会改造的关键性前提，导致对于理性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压抑了对于作为事物本身的关注，特别是无视事物现象作为个体存在的特殊性、多样性，将过往的历史视为非理性而加以否定，在真空中运用理性，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使人们切身感受到了这种灾难，在随后的反思中，继而强调了关注事物本身对于人们认知、行动的重要意义，关注事物本身这一思维倾向改变了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过去的历史被认为是有独特研究价值的，并且过去与现在、未来构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整体，人们转而认为关于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社会的真相需要从造就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探察。

浪漫主义就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和现实兴趣的转变，过去历史的本真显出了重要价值。随着历史成为真理的源泉这样一种标准的确立，整个19世纪的知识界弥漫着充满个性化的历史意识，而且，特别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以实证主义、德国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研究明确表露了建构历史科学的诉求，为了实现此种诉求，历史学家们起初通常倾向于将历史学塑造为一门对社会进行经验研究的科学，借由经验的归纳产生出社会普遍法则、终极规律，这种做法不仅与历史学研究领域的自我认知有关，而且与科学体制化的影响有关，科学通过体制化成功地获得了自主性并形成一套学科活动规范，在大学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科学教育、科学研究逐渐支配了大学，可以说，体制化本身就要求其他领域适应于科学研究活动中确立起来的规范，因而历史学研究为了获得发展有必要相应地调整自身，特别是大学运转所依赖的制度都是倾向于科学的，与科学相认同也是出于现实考虑，而且，由于体制化，科学在知识领域与社会生活两个层面的声望和影响力确实都迅速提升，获得了普遍认可与各种形式的支持，19世纪后期，科学以成功的经验研究树立起权威形象，科学的经验研究发现了大量重要的真理性知识而被认可为知识领域内一种有效的探索途径，也就是说，经验研究获取的科学知识成为最具有权威的知识形式，于是，其他领域的研究活动纷纷效仿这种经验研究模式，以期获得同样的成功，并在知识界中谋求一席之地，历史学也不例外，而且科学强调方法，以探索普遍规律为己任，相应的，历史学也强调方法和规律问题，起初大部分历史学家都确认科学方法为自己所必须遵循的方法，以此进行规律探索。历史科学既是历史的，又作为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提供有关于人类社会现象的规律性知识。

因而，19世纪的历史学研究图景中，常常可以见到发展理论的身影，而且这些以历史科学的名义提出的发展理论以一种看似科学的方式揭示了社会演化规律，为人们提供了把握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进而预见未来的锁钥，对公众而言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关于这一点，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指出，这种做法源自一种信念，即坚信对作为整体的历史现象的观察能够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规律，这实际上显现了“唯科学主义历史学最典型的特征之一”，这类历史研究“以历史主义的名义”，从历史中寻找符合某种“历史哲学”的“经验”作为基础，从中确定“清晰的‘阶段’或‘时段’”，确定“‘制度’或‘类型’在历史发展中相继发生的必然顺序”^[10]。在哈耶克看来，这种观点的症结在于它一方面“想找出就其性质而言在独特和惟一的历史现象中不可能找到的规律”，而另一方面出于经验主义立场，“又否认某种理论的可能性”，正是“经验主义的偏见”使得历史研究者们“把那些只是来自于本能理解的有关整体的模糊观念，当做客观事实看待”，于是，这种认识导致了与经验主义认知逻辑根本上相悖的观点：“我们能够直接认识的事物、我们赖以重建整体的那些因素，只有通过整体才能理解；在我们能够理解这些因素之前，必须先明白这些整体。”^[11]

19世纪，科学发展渐趋职业化、专门化，历史学追随科学步入了职业化、专门化道路，总的来说，通过确认历史学为科学，历史主义得以兴起，历史学科学身份的确认不仅使得历史学分享了科学在认知领域的权威地位，而且随着历史学学科建构的深入，历史学家日益强烈地意识到学科自身的独有特性，逐渐倾向于将自己与科学家区别开来，否认自然科学模式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有效性，强调历史学与科学研究对象的差异，前者研究社会现象，后者研究自然现象，注重建构历史学自身独特的方法论，以至于出现了意在与自然科学方法分庭抗礼的历史学方法，克罗齐的绝对历史主义就显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历史被视为知识领域中的唯一知识形式，成为一切现实行动的准则，可见，历史主义达到极端，自然产生了取代科学谋求知识领域权威的要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领域中的所有门类都开始注重以历史维度考察自身，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历史化趋向，显现了历史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然而，历史主义必然带来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就像科学主义一样，在突破自身学科边界后，或者说在被泛化运用于自身之外的其他学科领域后，反而对自身权威形象形成了某种消解。历史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造成了思想混乱，令不少人对历史知识本身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历史知识由认识者的“立场”所决定，因而是相对的，所谓历史事实根本上是不可知的，这种印象显然由于质疑历史作为知识所具有的确定性而对历史知识的有效性造成了侵害，最终导致历史成为不可理解的。

概而言之，科学的权威化作为西方文明认识思维普及、哲学理性统摄及科学体制确立的基础性过程，这个过程导致的众多成果之一即是历史学研究的深化、现代历史学科的确立以及知识界历史主义的兴起。人文学界以历史主义的技术手段与指导原则来进行文学史学科的构建和文学史判断，导致了作为一种文学研究形式的文学史的兴起，并最终定型为一种普遍的知识模式和学术范型。人文学界正是以历史主义的技术手段与指导原则来进行文学史学科的构建和文学史判断，才导致了作为一种文学研究形式的文学史的兴起。

[1] ［意］卡洛·安东尼：《历史主义》，黄艳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 卡洛·安东尼在探讨“历史主义”这一术语的含义和历史时，视特勒尔奇为一个关键性角色，正是特勒尔奇将有关于历史主义的问题“置于整个现代文化的背景之上”，“超越了神学争论的范围”，其死后出版的《被克服的历史主义》（Historisme Surmonté）在安东尼看来也几乎只是表达了“一种焦虑”、“一种期待”，并未真正“克服”历史主义。参见［意］卡洛·安东尼《历史主义》，黄艳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www.chuimin.cn)

[3] 同上书，第4页。

[4]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前言，陆月宏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5] 同上书，第2页。

[6] ［意］卡洛·安东尼：《历史主义》，黄艳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7] ［意］卡洛·安东尼：《历史主义》，黄艳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8] 同上书，第7—8页。

[9] ［意］卡洛·安东尼：《历史主义》，黄艳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10] ［英］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11] ［英］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