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术语的引入及其对文学史的合法化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中，梅尼克致力于以肯定的态度为历史主义这种意识的兴起撰写历史，他将历史主义的兴起视为西方思想中发生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之一”，在他看来，历史主义作为术语在传达出责备意味的同时更是对这种实际存在的思想倾向的命名，而19世纪以来“精神科学”的兴盛正是由历史主义意识土壤滋养而造就的。梅尼克强调的是历史主义带来的人类思想观念方式的变革。

“历史主义”这一新的术语在19世纪末的德国智力圈中首次出现，据卡洛·安东尼指出，奥地利神学家卡尔·维尔纳在《作为哲学家和学术研究者的詹巴蒂斯塔·维柯》（1879年）一书中借这个术语表达了“人类的思想不能认识任何历史之外的实在”这样一种观点^[1]，之后这个术语一直作为贬义词用来指称德国历史学派倚重于特定历史语境解释人类社会制度、历史地看待人类社会现象的做法，这种做法由于排斥了历史之外的任何抽象的普遍性价值规范而遭到以门格尔为首的实证主义者的攻击，实证主义者信奉以抽象模型阐释人类社会现象的有效性及其所赋予的普遍性价值规范的合理性，而他们所蔑视的历史主义者则抛开外在的抽象阐释模型，否定规范性价值的普遍性，将一切社会现象纯粹视为具体的历史现象加以理解，这类历史主义倾向在20世纪初的神学争论中备受关注，一方倡导以历史批判方法运用于神学研究，将宗教神学教义归为历史事实，另一方坚决捍卫教义的超自然性、启示性，视前者为历史主义者而与之争锋相对。

可以肯定，“历史主义”这一称谓尽管最初是贬称，但它所标示的这种倾向萌生于德国19世纪形成的历史批判传统与以学院派为核心的学术体系，而德国所珍视的民族文化的价值彰显正得益于这二者的滋养。所以，历史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思想倾向，虽然是在一片质疑性声浪中被发现的，并且在对历史主义的质疑甚至否定中伴随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但声言“克服”这种倾向的行为本身乃是一种徒劳，正如恩斯特·特勒尔奇在于他死后出版的《被克服的历史主义》一书中所表达、显现的那样^[2]，意识到历史主义将所有一切归结为历史产物的做法必然会消解整个人类文明稳固的价值根基与既定威望，然而对此除了抨击以外却无法实际地予以克服，因为历史主义的倾向已经深深地浸润于德国民族国家思想之中，为德国对内对外政治行为的合法性提供思想依据，构成了德国思想的民族特性，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主义经由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的再度挖掘与阐释，转而被建构成德国思想的独特原则，指涉“一场伟大的精神运动、一种人类思想的积极成就”^[3]，早先的贬义已湮没不闻，梅尼克通过强化历史主义这个术语与个体性意识之间的关联，将德国思想与根植于西方传统作为普遍信念的自然法原则区分开来，标识、彰显了德国思想的民族特性及其价值，并使之合理化。

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中，梅尼克致力于以肯定的态度为历史主义这种意识的兴起撰写历史，他将历史主义的兴起视为西方思想中发生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之一”，在他看来，历史主义作为术语在传达出责备意味的同时更是对这种实际存在的思想倾向的命名，而19世纪以来“精神科学”的兴盛正是由历史主义意识土壤滋养而造就的。因而，带有责备意味的这个术语从另一角度看实为“赞美的标签”^[4]。梅尼克在历史主义中看到了一种“崭新的生命原则”，这一“生命原则”受惠于思想界中始自莱布尼茨的德国运动，是伟大的德国思想为整个西方运动做出的杰出贡献，而德国思想家们又代表了西方思想运动的顶峰，内蕴着生命原则的历史主义作为观察世界的新方法，便是在德国思想家手中臻于完善的，^[5]此种新方法原则导向了对于个性化、多样性因素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合理性的强调。

值得注意的是，梅尼克虽然确认了历史主义与个体化意识之间的关联，倡导历史方法，但是他强调这种历史方法依然致力于寻找普遍的确定性法则，只不过凸显了这种探寻与潜藏在历史中的个体生命意识更多地结合起来，从人类的个体生命中予以挖掘，也就是说，生命的个体性因素构成了历史的力量，而历史的力量曾经被普遍性的自然法则所压抑，被人们对于自然法的信念所遮蔽，在过去对人类理性的推崇并将永恒稳定的人类理性设想为一种绝对性的生命原则，满足了人们对于确定性的追寻欲望，梅尼克将历史主义意识的源头追溯到18世纪，自此被理性支配的历史逐渐呈现出个体化、多样性的面貌，对应于自然法所代表的普遍的理性思想方法，历史主义的个体化思想方法开始盛行，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这两种思想方法并行交融，共同主宰着现代思想。对梅尼克而言，历史主义这种新的思想或者说是一种个体化的思想形式甚至超越于普遍性的抽象法则在面对人类社会现象时所具有的深度与力度，尽管他也意识到了历史主义思想为人所诟病的肤浅性及其可能导致的价值方面的相对主义倾向。

梅尼克将历史主义的兴起作为西方精神发展的重要阶段，关注个体化的思想形式与进化观念之间的联系，强调历史主义的个体性贯穿发展过程，个体性观念中内蕴着发展进化观念，在历史研究方法上，他意识到普遍的纯粹抽象的治思路径虽然易于满足人们对于构筑系统化观念体系的期待，但是却因忽视了作为观念体系基础实际存在于历史中的个体性生命而无法生动地呈示出观念之间的动态发展，使得历史陷入概念化乃至僵化的险境；与此相对，真正的历史学家，着眼于生命个体，强调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研究人类精神观念上的发展变化，力图在个体性生命本身与普遍化法则之间建构起实际的关联，刻画、展示出立足于事物现象真实面貌的历史发展过程，而非抽象地探讨普遍性的永恒法则，简言之，即以关注于个性化事物本身的历史主义对抗极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历史主义代表了真正深刻彻底的历史意识。(www.chuimin.cn)

梅尼克强调的是历史主义带来的人类思想观念方式的变革。显而易见，这种变革与德国思想界所信奉的莱布尼茨自然哲学有很深的渊源，特别是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衍生出的至高无上的个体化观念，对历史主义的兴起发挥了先导作用，而个体化观念标志了德国思想的特征，从中发展出独特的民族个体性观念，对于个体性、多样化的强调致使德国思想由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普世主义观念转向19世纪的民族国家至上观念，18世纪流行的普世主义观念是由法国思想界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所倡导、推行的，19世纪以民族国家至上观念为核心的历史主义则是对普世主义的一种反拨，思想界的这种变革由德国思想家所引领，实际上是企图以个体化原则替代抽象形上的普遍化法则，以具体思维取代抽象思维，不断地回归到事物现象本身，关注个体在发展中彰显出的独特个性，将之视为事物本性，也就是说，强调个性、差异性是事物存在的根基，同样对于民族国家而言，民族个性是国家发展的本柢，基于个体性观念的民族性原则甚至超越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以至于德国思想中的历史主义倾向导致在建构德意志民族国家时发展了一种强权理论，用卡洛·安东尼的话说，即是“以强力确认其独特本性的价值，并让世界接受之”^[6]。将民族性凌驾于法国启蒙主义者所推崇的以理性为核心的普遍法则之上，成为德国思想的一种标志，同时德国思想以此确认了多样性的历史视角，以历史主义的立场论证了民族作为有机个体的合法性，以民族性否定了18世纪支配思想界的共同人类本性与普遍理性的观念，否定了普遍性的自然法则凌驾于多样性民族有机体自身独具的制度之上，否定了建基于普遍的自然法则之上作为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理想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观念，代之以强权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梅尼克关于历史主义的认识中，仍然可以看到源于莱布尼茨思想中设想的基于多元性单子论之上的先定和谐理念所推崇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统一，他对于歌德和兰克在历史主义标志的伟大的德国精神革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分析便证明了这一点，从中可见梅尼克力图调和民族性与普遍人性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在以历史主义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强权国家理论面前成为一种徒劳。历史主义本身不可避免走向极端，将人类普遍价值斥为抽象空洞之物而代之以个体性价值，个体性成为价值的准的，正如安东尼所分析的，导致了浪漫派所标榜的“个人主义”的“混乱”，引发了“对怪诞人格的崇拜”，而以这种封闭的个体性观念看待民族问题时，各自为政取代了共同进步成为发展理念，民族意识的高扬战胜了共通的人性，改写了民族之间的关系，致使战争合理化为民族间相处的关系准则，最终带来了极端的民族主义^[7]。如此极端的历史主义虽然是将个性化、多样性的历史力量从抽象形上的普遍性法则的抑制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至上地位，但是在某种维度上讲这种回归历史的倾向最终也走向了“反历史”的立场^[8]，这一点在浪漫派关于民族的观念表述中显露出来，赫尔德将民族视为类似具有生物性的、封闭完整的自然个体，因此对民族本性的探寻往往溯源于史前，认为史前时代的诗歌、语言、神话、风俗中保存了纯粹的民族本性，而民族本性在人类历史中遭到了污染和扭曲，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主义以个体价值否定普遍价值的倾向，使得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严格来讲无法获得确定性的历史知识，无法满足人们对于确定性真理的欲求，人们很难根据历史主义的方法作出明确的历史判断，而且，历史主义由于将民族作为生命个体予以更多关注，在对民族的理解中特别强调了一种自然生物性，民族便被具体诠释为种族，民族主义被发展成非常有害的种族主义，梅尼克尽管在褒扬历史主义时存有在多样性中把握统一性的理想，但是历史主义本身必然导致的多元化倾向同时又不断消解着统一性，使得在这种强调差异、个性的思维方式中达致统一性成为不可能，对历史的价值判断同样陷落于相对论境地。

可以肯定，“历史主义”这一术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家那里并非具有相同含义，因民族传统、立场的不同，对其理解实际上也呈现出内在的差异性，然而，如安东尼所言，无论存在多少种历史主义，它们在标志现代思想的特征方面都是一致的，即将目光转向世俗中人类所取得的进步，而且对此的观察立足于历史认识；另外，虽然不同民族、不同派别对历史主义在价值判断导向上存有争议，但它们无一例外都倾向于反对18世纪法国启蒙理性所主导的被称为“抽象唯智主义”的文化思想模式。^[9]

实际上，历史主义的兴起可被视为以独特的民族传统反抗启蒙时代所推崇的理性至上原则对于人类社会的普遍支配，更深层次是对以笛卡尔式的抽象思维方式特别是数学思维方式来形而上学地推演所有领域知识、为一切立法这样一种做法的反拨，它批判一切形式的专制，企图在知识领域中推翻普遍性的自然法的统治，否定抽象的、虚幻的法国理性启蒙模式，这种模式在法国大革命失败时已经暴露出弊端，走向破产。正是对理性主导的法国启蒙模式的反抗姿态，使得历史主义尤为看重历史中的非理性力量，在有的思想家那里，甚至造就了非理性崇拜；法国启蒙主义以普遍一统的世界主义图景压制了个体化的民族生活想象，将民族视为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行将消失的东西，否定了民族存在的合理性，而19世纪的历史主义则偏偏关注于民族理论在历史中的建构，将民族作为人类历史进步的主体；法国启蒙学者以理性否定了以往历史的价值，在重整社会秩序时轻视历史的参与力量，将历史视同为迷信和蒙昧，根本上是反历史的，而历史主义恰恰标举历史对于现实的力量，强调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将现在看成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彰显历史的合理性，提升历史在知识领域中的地位，并形成一种历史崇拜，将人类的一切都置于历史领域中，与启蒙时代所持有的普遍理性信念不同，历史主义企图发展一种充满个体化精神的历史理性，以取代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模式，更多地关注历史事实本身，强调对历史真理的回归；启蒙主义以理性及自然法为基础宣扬普遍人性与人道主义，历史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充溢着个体化的历史中看到强权的巨大力量，将强权合法化，视之为历史的重要推力，以此践踏个人的平等权利，反对普遍的人道主义，最终导致了历史价值标准的混乱，走向了历史相对论，并由历史崇拜转向消解历史自身的反历史立场。

历史主义术语的引入及其对文学史的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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