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派：科学与客观重现历史事实

自认为“专业的”历史学家们有意识地使历史学转向“科学”的努力到了19世纪下半叶才真正显出了实绩，将浪漫主义史学特别是历史哲学推向了历史的边缘地带。具体而言，19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学研究者们表现出想要摆脱哲学和形而上学对于历史研究的干预这样一种意图，他们有意识地建构的科学历史学的相关主张大致都是围绕这一反对历史哲学的目的而阐发的。

应该注意到，这个时期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1870年、1871年意大利与德国相继结束长久的分裂状态、实现了国家统一，构成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政局的剧变图景，政治上的变动源于1850年工业化加速导致的社会阶层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而且工业化加速显著地改善了整个社会人们的生活状况，当时的人们普遍将工业化与技术进步进而又与科学上的惊人发现显现的科学的进展联系起来，当然，这个时期科学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科学的权威化，这个事实也被人们或多或少注意到了，自然引发了更为热烈的科学崇拜，反过来，科学崇拜又转而进一步推动了科学的体制化与权威化，导致我们前文已经分析过了的科学的专业化、职业化，并以此宣告了科学的体制化的完成，科学体制化、权威化的进程及其最后成功实现深刻地启发与影响了知识领域中的其他学科，带动了这些学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纷纷开展的学科建制活动，直接的结果便是现代学科的出现。而就历史学研究领域而言，当然同样受到科学的权威化语境的影响，继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确立了史学在知识领域中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后，19世纪50年代开始了学科建制活动，其以科学为参照模式，提出建立科学的历史学，使得历史学成为为了历史本身而研究的学科活动，就像科学声称为了科学而进行科学研究一样，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历史本身而研究是浪漫主义史学提出的新的信念，但是在浪漫主义时期普遍兴起的历史哲学研究中，这个信念遭到了践踏，这种哲学性历史研究倾向于以哲学统摄历史研究，不尊重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历史哲学对于目的的设定，实际上对历史意识构成了一种打压，因为所谓的历史意识，用克罗齐的话来讲，即是“对永存的个性和纷歧的意识”^[31]，而为历史设定目的地，显然意味着到达目的地后历史就不再前进了，必然有损于发展观所指涉的永恒发展、不断进步的理念，史学价值的增长连带历史学科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明确的科学转向，就是要摆脱这种限制，回到真实的历史事实本身。

倡导建构科学历史学的学者中，不同于历史哲学家但却一样有着哲学倾向的一派学者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团体，他们自称为实证主义者。这一派的发起人是奥古斯特·孔德，虽然他从未写过历史著作，但是他所建立的实证主义理论中探究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或者称为人类社会进化史，应该强调的是在19世纪后期进步观由于得到来自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以及社会进化论的理论支持，转变为更为精细、逻辑表述更为科学合理的进化史观，进化史观被普遍认可，^[32]进化论的历史阐释模式风靡一时，学者们热衷于用生物学的某些流行概念、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孔德以人类思想发展为线索总结出三个阶段，将科学实证主义视为人类历史发展最高阶段的主导性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孔德的科学实证主义建立在对于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的有意反驳之上，“实证”即意味着“确定性”，同时也意味着这种理论与经验的关系，也就是说，实证主义理论意图将知识建基于经验之上，在这种理论看来，经验、事实是构成知识的基础，事实本身就是思想。可见，这种理论与从培根到休谟的经验主义传统有关，以此明确拒绝如历史哲学显现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思维理路。然而，应该强调，实证主义并非拒绝历史哲学对于普遍性观念的探讨，因为实证主义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从普遍的精神性观念的维度把握人类历史总体发展或言进化的脉络，它企图强调从历史事实本真中去挖掘这些普遍性观念，虽则他们未必是这样做的，然而因为有这种明确意识（所谓的思想观念就是事实本身），事实在他们关于历史图景的建构中起码是作为一种重要的牵制力量而发挥作用的。历史哲学进行形而上学的逻辑推衍遵循的是目的论原则，而孔德的实证主义则与之争锋相对，试图采用因果关系原则来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试图推导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以此为研究重心，孔德的实证主义提出一门全新的科学：社会学，甚至还强调社会学位于科学研究的最顶端。社会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关于人类事务的若干法则，历史学对于社会学所需的人类社会事实进行搜集整理工作，社会学再对这些事实分类研究概括出相关的法则，这些法则转而能够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提供一种理论指导。

历史学，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因其以自身为目的而无愧于一门科学，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实用性也是毋庸置疑的。社会学家与在他们影响之下的历史学家热衷于运用统计学这种新方法来处理繁杂的人类历史事实，在他们看来，通过这一科学方法，他们所追寻的原因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因便很容易地就显露出来了。实际上，这一认识基于一种观念，即只有采用自然主义的方法研究的历史才最具有确定性，所以，虽然他们强调历史进步的动力是精神因素，但是他们按照上述自然主义的观念转而又将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因归纳为种族、气候、经济等等这些自然因素。这里，他们显现出了与历史哲学的相通之处，也是实证主义理论的矛盾症结所在：将某一因素抽绎出来作为统摄历史的超验性因素，试图一劳永逸地把握所谓普遍规律，对历史进程中个性化、特殊化的东西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与实证主义者倾向于将历史学研究等同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受过专业训练的德国历史学家虽然同样强调建构科学的历史学，但却对科学有更宽泛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只要是系统的研究都可以被称为科学，关键在于对方法论的界定。他们认为，科学的历史学应该形成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方法，对历史的探索不能简单化的像自然科学那样把所有一切都最终归结为一般规律，相对于法则化的东西，这一派德国历史学家更关注历史事实本身。譬如他们的著名代表兰克对历史学家工作性质的概括：如实直书。以此强调了科学的历史学研究应该致力于对历史事实的客观重现，所以在方法论上，德国历史学派倾向于以对史料的考证客观地还原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形成完整的历史叙述。换言之，他们将对于事实的关注凌驾于对法则的探寻之上，严格限定了历史学的范围。对事实的客观叙述这一研究目标的设定使得他们主观上意识到了要求避免历史学家个人的情感倾向在历史叙述中的渗入、影响，他们坚信关于历史的思想观念是在历史事实中自然展现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特别是兰克在强调客观性的历史事实的同时，并未否认历史学家的想象在形成完整历史叙述中的重要作用，这里的想象对他们而言，是已经纳入到科学历史学的方法论层面的一种主体能动机制，对于完整展现出客观事实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兰克的历史研究中，国家是他叙述的重点，因为在他看来正是“国家”使整个社会形成了凝聚力。

兰克关于科学历史学的建构理念特别是他所推崇的客观的史学立场，对19世纪下半叶的历史研究影响颇深。在这个时期德国历史学研究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都追随着兰克的理论主张，最突出的便是普鲁士学派，他们像兰克一样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建构，重视史料考证，但也正由于认同了兰克关于主观性因素在历史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理念，强调运用直觉从史料中领会把握历史真理，由国家引导的道德力量被相信是主导历史发展的关键，在这一点上，他们实际又显示出自己所声称反对的那种形而上学倾向，导致了他们的政治哲学上的偏见，对历史造成了严重歪曲，甚至将强权视为符合道德的东西，所以其历史研究事实上支持了德国的殖民主义行为。而从学理上看，他们的科学历史学的理念由于关注历史事实、倾向于方法论上的客观性，特别是他们在探讨历史事件原因时采用的统计学计量方法，成为20世纪初历史主义盛行的先声。因此，有时他们也被称为德国历史主义学派。

与普鲁士学派主张相近的是一群历史文本比较的语文学家，他们自觉地将思想观念之类的因素排除出历史研究，强调对于文献中历史事实的考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编年史、年代记等研究。这一群语文学家在建构科学的历史学方面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他们对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论的建树，他们发展出所谓的历史批判法，将之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针对的是考察和分析原文文献的可信性及其真实含义，在他们看来，历史批判法是非常精细严密的，他们用这种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充分体现了科学精神，他们企图以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名义将他们所从事的文献文本研究确立为科学的历史学研究的最高典范，他们自己也凭借这种科学的历史学方法而自认为跻身于科学家之列，以科学名义提升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地位，并且将自己身份抬高至科学家的行列而萌生了骄傲感。于是，语文学的方法在科学的伪装之下，成了最科学的历史研究方式，连带的诸如年代记、文集等资料汇编性质的研究也将自己装扮为历史科学，他们的著作大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将大量原文文献作为历史知识简单加以分类塞进对应的条目之下，这类著作往往由集体汇编而成，编纂者都是以历史学专家的身份从事这项他们所认为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他们极端地排斥哲学性历史，甚至导致他们对于所有哲学的天然的仇视态度，在他们看来，哲学与历史是水火不容的。

上述几派历史学家虽然观点上有所冲突，但是在他们所否定的方面却是一致的，他们都反对形而上学倾向的历史哲学，反对历史研究中的超验论，企图将哲学从历史学领域清除出去，以科学为历史学建制的目标。他们在否定目标上的一致，实际上体现了他们的基本理念存在着共通之处。譬如，他们都坚信历史的进步，而且认为这种进步在现代西方得以实现。将西方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代表，认为有的民族没有历史，强调西方对于世界现代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将西方向非西方世界的扩张和殖民合法化，德国有权利和义务对东欧其他民族进行开化，是这一时期德国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共识，马克思同样也持有这一观念。由此看来，他们的缺陷也是有着一致性的，总的来说，他们最终又都陷入了他们所反对的形而上学的泥淖中，在他们声称科学的历史学研究中，都没有能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观点。如兰克所强调的历史研究的客观中立立场，使得他很难将他的历史观念表述清楚，从而陷入了一种不可知论，不得不利用某种哲学或者神学理论为自己的观念辩护，这就又回到了历史哲学的超验论立场上，正因为如此而被实证主义者指责为神秘论倾向；而追随者们为了逃避这一指责，有意将兰克的精神性观念改造为自然主义的产物，这就又模糊了文明史和自然史的界限；为了重建客观、真实的历史，语文学者推崇进行文献研究，他们强调考据史实的真伪，并且认为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建构起历史的真实性，但如若真的严格遵循这一方法，那么只会导致历史真实地被消解，因为任何一种观点即使是谬说都能借助语文学家的这一方法而找到“可信赖”的证据，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采取乞援于思想的策略，也就是说，凭借他们的思想来判断，进而重组历史，这一策略恰恰暴露了他们的自相矛盾之处，使历史文献研究在它所强烈否定的形而上学中寻求支持；实证主义在它所注重的原因分析方面也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实证主义关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关系充分表露出这一点，在历史学研究中，倾向于用社会学原则解释说明历史发生的原因，而在社会学研究中，这些所谓的社会学原理恰恰是靠历史学所提供的材料来说明的。正如克罗齐所指出的，二者在实证主义因果解释框架中互为因果，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33]由此，历史的动因必不可免地被归为超验性的原则，实证主义将自己转变为了历史哲学的相似物。

然而，可以肯定，实证主义或者说这整个时期的历史研究相对于浪漫主义的历史哲学，进步性是很明显的，表现在它将主导历史的精神性因素阐释为自然的、物质的实在性因素，确认了现实力量的作用，在主观动机上排斥了外在强加的超验性法则，正是因为实证主义、德国历史学派以及注重历史文本比较的语文学家所再次强调的回到事实本身这样一种倾向，警惕形而上学，从现实界中寻求历史规律的做法才成为后来历史研究者的共识，而又是这样一种将人们导向对于事实的观察的思路，使得现实内涵的异质性与复杂性完全向人们展现，从而有效制衡了过于理想化的历史阐释框架，继而使得无法纳入因果解释框架中的非理性作为事实为人所正视，鼓励人们对于自身认知能力及所采用的认知模式与研究方法的实效性有更加清醒的意识。

正是由于上述所论，整个19世纪的历史学研究围绕历史本身在诸多方面（包括历史学在知识领域中的定位、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史学价值等问题）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探讨，表明历史学进入了学科建构阶段，而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参与上述讨论的历史研究人员的身份越来越专一，聚集在大学或专门的研究机构中以历史研究为职业，形成相对固定的学术群体，换言之，历史学研究活动显现出渐趋职业化的走向。这一点同样构成了历史学学科建制的重要方面。可以说，历史研究对于此期相关学者而言，不仅是兴趣，而且是作为他们的志业追求，更成为他们的职业活动。这些新的变化最先产生于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出现，使得大学历史教育的目标任务发生了重要转变，改革后的历史教育主要是为有志于从事历史研究的学生提供系统的专业训练，历史研究方面的专业训练不仅以传统的授课方式进行，还特意效法哲学与自然科学教学模式启用了研究班的形式，革新了历史教育理念，最终使得历史学成为了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

而在科学权威化的语境中，历史学学科建制所遵循的框架模式无疑是借鉴于已被科学的瞩目进展所证明为成功的科学体制化过程中的学科建制框架。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就必须像其他学科中的科学家那样经过大量的训练，通过考试，获得学位”，同时在历史研究界效法科学领域创办了“专业学会”和“专业刊物”，^[34]致力于营建学术共同体。参照德国的《历史杂志》这样的专业刊物，法国的《历史评论》、意大利的《意大利历史评论》以及英国的《英国史学评论》和美国的《美国历史评论》等先后创刊，历史学会在西方所有国家都发展起来了。值得强调的是，以史学职业化的努力是与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研究领域明确显露的科学崇拜与实际层面的科学化倾向直接相关，导致视历史学为科学的学院派史学特别是其中的德国历史学派在职业化过程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相应地，他们自然有权通过制定各种学科规范设置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而原先集中于社会上的自由派历史学家则被拒之门外，科学家形象成为历史学研究者塑造自身专家形象的典范，即使他们肯定地意识到了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倾向与科学家理想化的精神气质并不完全谋和，是存在龃龉的。譬如，这个时期，历史学家特别是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者们虽然以在研究中保持中立来要求自己，但是由于他们的切身利益实际上是与政府密切相关的，政府自然有权按照自身政治意图来选择哪些学者能够进入大学享有这些特权（独立自由地进行研究），实际上，官方政府对于大学的学者是有控制权的，因而大学中的职业研究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不大可能无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总体要求而在研究中采取纯然客观、中立的价值立场，即使是自然科学家的研究也多少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特别是当时德国为了营造统一稳定及爱国主义的氛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强调民族主义意识、国家意识，注重对于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宣扬，此种要求可以说渗透到了学术研究中，即便是兰克，他在强调这样一种“不偏不倚”的折中主义态度同时，仍然将民族国家升华对应于最核心的道德力量，在他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服从国家权威。这一点由普鲁士学派表述得更加充分，他们的史学研究大多将目光聚焦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有意地建构民族统一的想象性历史，只需要在历史的年代顺序上动动手脚，便将“民族统一的源头”推至中世纪，光辉的“民族史”便被“发明”出来了^[35]，由此可以说，历史学家们在德国统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一时期的科学家们，特别是生物学家们和考古研究者们，致力于发掘和本民族文化历史生活有关的古物遗迹，为本民族自然文化历史的悠久性提供科学证明，同样体现了官方意识形态所主打的民族国家观念对于科学研究活动的导向性。民族国家成为研究中的基本单位，就历史而言，国别史备受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在19世纪下半叶科学的权威化语境中，开启了自身的学科建构历程，初期的建构以科学为范型，强调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在方法论上应该借鉴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在这个科学崇拜的时期，科学经由体制化而在知识领域中占据了权威地位，科学家也成为极富魅力的形象，知识几乎就完全被等同于科学知识，也就是说，在人们的意识中，科学知识必然就是真理，知识必须是科学的，才能称之为知识，科学成为知识的权威标准，人们往往从自然科学研究活动中抽绎出所谓的科学方法论原则以及科学研究主体的某些精神气质，以此规范知识领域中的其他研究活动，而且，自然科学以外的学科要证明自己在知识领域中的合法性就必须首先自觉地认同于科学，将自然科学方法论作为普遍的方法论要求落实于自身的研究中，自然科学家的理想化的精神气质也被赋予这些学科研究者自身，这是科学权威化语境催生的一种现实必需，更是由研究者对于科学的欣羡态度引发的主动追求。实证主义特别强调了科学在知识领域的绝对权威地位，在实证主义者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中，科学家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社会科学在实证主义者的知识图景中位于最高阶层，而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事实材料的历史学作为有效的知识形式本身也应该是科学的，历史学家的身份就是科学家，而历史研究首先应从方法论着眼将自身提升为科学，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一样是从事实中发现规律，正是于事实层面上，他们在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进行了错误的类比，以至于将历史研究的方法同化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幸运的是，这个时期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历史学自身的特性，所以，实证主义者的上述观点及做法遭到了兰克及德国历史学派的质疑与反驳，他们虽然同样强调将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但是却对科学有不同理解，反对在历史学研究中恪守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而倾向于根据历史学本身的特性建构学科的方法论原则，这一派由于对差异性和个性因素的重视而具有更强的历史意识，更注重对于特殊性历史事实的研究，^[36]因而他们的科学历史学的主张导向于视历史学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种有效的知识形式，而且，与实证主义者将科学历史学从属于社会学针锋相对，德国历史学派否定了历史学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依赖，认为历史学有权构成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着重探索历史学方法。伴随这样一种理念，形成了以大学为核心的职业化历史学科研究模式，这种模式逐渐被世界其他国家普遍采纳。

同时，兰克与德国历史学派由于信奉独特的民族国家观念而将历史研究局限于政治史，特别是军事史与外交史的做法也日益为人所诟病，连带的使得职业化历史研究模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了人们反思批判的对象。这一新时期的批判同样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认为19世纪后期狭隘的历史研究模式仍然不够科学，在反思批判者看来，科学的历史学应该强调为历史事实给出强有力的因果解释，揭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而兰克与德国历史学派却将历史狭隘地等同于外在事件的历史，无视更内在而根本的可以给予这些事件以因果解释的历史进程。^[37]由此，批判者们认为，相对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甚至经济史更值得关注，因为正是通过对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的研究，才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深层次动因。实际上，他们倡导的科学历史学仍然是民族主义的，只是在他们的意识中，民族国家的凝聚力来自民族精神，只有从民族精神方面立论才能更好地说明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而民族精神又内蕴于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于是，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取代了政治制度方面的历史发展成为了历史研究的重心。

可以说，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经历了由以国家政治为中心到以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思想为核心的范式转换，将所有的一切都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下考察，范式转换关注于历史学的知识特性、学科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新范式下的历史研究彰显了充分的历史意识，不仅确认了历史学作为有效的知识形式，是一门既区别于自然科学又不失严谨的科学，意识到历史学自身的特质，又于具体研究层面强化了如下观点，即：关于人类生活、意识观念这些方面的任何认识都要考虑其特定的生成语境，也就是说，历史的形成过程对于理解人类生存现状而言意义重大，一切现象的存在都依托于特定语境，深入历史语境探寻人类事务的奥秘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历史指向自身独特的方法，本身成为可靠的依据。历史由于个性化与不可重复性而富有价值，因而与自然科学研究普遍规律不同，代表个性化、差异性的概念和发展的概念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核心，独特的个体性的生命为人所重视，这样一种历史研究最能使文化的特性与差异性彰显出价值，为特殊性与个体性的事物提供合法性证明。

[1] 培根《学术的进展》分析学问研究中的三种过失，其中之一便是“好辩”（［英］弗朗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在《新工具》第一卷中谈到希腊人“论道式”的智慧，是与探究真理“最相违反”的。（［英］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7页。）

[2] ［英］弗朗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3] ［美］托马斯·奥斯本：《启蒙面面观——社会理论与真理伦理学》，郑丹丹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3页。Wormald，B.H.G. 1993. Francis Bacon：history，politics and science 1561—162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46—74.

[4] ［英］弗朗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5] ［英］弗朗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6] ［英］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0页。

[7] ［英］弗朗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英］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9页。

[8] ［英］弗朗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9]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6页。

[10] 同上书，第6—7页。

[11]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3页。(www.chuimin.cn)

[12] 同上书，第105页。

[13] 同上书，第106页。

[14]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0页。

[15]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9页。

[16] 同上书，第119—120页。

[17]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0页。

[18]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2页。

[19] ［美］奥格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全球史学史 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20] 同上。

[21] 克罗齐也提到了“反历史的十八世纪”（［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8页）。

[22] ［美］奥格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全球史学史 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23]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8页。

[24] ［美］奥格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全球史学史 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25] ［美］奥格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全球史学史 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26] ［美］奥格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全球史学史 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

[27] ［美］奥格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全球史学史 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28]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9页。

[29] 同上书，第220页。

[30]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4页。

[31]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8页。

[32] 由于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原先被认为是永恒稳定的自然界，现在被普遍认可为由在时间进程中不断进化所形成的，人们彻底放弃了静止的自然观念，自然和历史统一在时间性的进化过程中，自然向历史靠拢，同时历史更有理由将自身解释为自然，而自然也被进化论这种新的逻辑理念证明是可以用于解释历史的，所谓自然法则更被认为适宜于解释历史进步或者进化，自然科学的方法也被历史学研究认为是通用的，有将历史学方法等同于自然科学方法的趋势。

[33]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0页。

[34] ［美］奥格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全球史学史 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页。

[35] ［美］奥格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全球史学史 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36] 实证主义者虽然宣称对于历史事实给予关注，但却以社会学原则来观照并统摄对于历史事实的研究，强调规律的发现，实际上是有轻视个性化事实的倾向。

[37] 德国历史学派的这一做法实际上基于他们对于事实的理解，在这方面他们受到实证主义观念的影响，认为历史事实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事实类似，都是通过外部观察而确认的，所以，他们强调历史研究恪守客观、中立价值原则，努力摒除历史研究中主体的认知态度与价值判断，并以此为由走得更远，将在他们看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主体主观价值判断而不能从外部予以客观考察的社会史、文化史排除在外，专以看似客观的政治史为主线进行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