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诉求与历史学研究:文学史的兴起与合法化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应该从科学兴起之时对于思想界思维方式的变革谈起。

“爱真理”表达了人类对真理的古老诉求，然而，换个角度思考就会发现，真理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诉求对象，恰恰是因为事实上对真理的达致是非常困难的。从古至今，有关于真理的纷争一直悬而未决。

古希腊哲学家们热衷于探讨真理，他们获取真理的方式是通过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相互之间的辩论^[1]，树立起一种用以判断真理的权威形式，他们大多关注真理的哲学思辨形式，用哲学探讨的方式思考真理，而且，在他们看来，真理还应该符合道德目的，符合政治治理需要，某件事、某句话被判定为真理，是看它是否合于哲学中发展而来的权威性逻辑表述形式，或者它是否满足城邦国家所要求的政治治理需要以及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需要，换句话说，他们对真理有着热切的渴望，真理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一种要求他们甚至所有人都要去捍卫与服从的权威，但又认为真理并不仅仅依据自身而成为权威；基督教神学主导的中世纪，所谓的“真理”是人们从古代哲学家的经典著作中发现的，实际上是以“真理”的来源的权威性来判断真理，可以想见，在他们发现古代著作中的“真理”的那一刻，肯定是对于这些“真理”在古代产生的巨大影响生出了无限感叹，所以，对他们而言，真理就来源于权威，在他们的意识中，真理同样未曾以对自身的关注而成为一种权威形式，可以说，近代科学兴起之前，或者说在以科学来代表、阐释乃至界定真理，将科学方式视为探寻真理本身所应该依循的方式之前，对真理的追索更多看重真理来源的权威性，强调真理正是因其权威性来源而成为一种权威，尚未开掘出自身的权威性，换言之，近代之前，知识界更关注的是“作为真理的权威”而非“作为权威的真理”。

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人们对真理的探寻欲望集中地体现在日益勃兴的科学活动中，科学成为探索真理的权威形式，作为权威的真理自身愈益受到重视，当然，最终科学也借助真理的权威成功地将自身权威化，占据了知识领域的权威地位。

作为近代科学的一大旗手，培根在致力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在人类知识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时，主要强调科学方法对于知识的获取成效颇丰，而且以此获取的知识对于人类而言是一种实用的知识，即他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而知识之所以能成为力量，不仅因为知识对于人的实用性，而且更在于，知识是对真相的陈述^[2]，科学知识正是由于被赋予了真理的地位才成为一种力量。奥斯本认同沃曼德（B.H.G.Wormald）极具慧眼的发现而强调，培根的重要性正在于指出真理不是“权威的产物”，而是“时间本身的产物”，在他们看来，实际上，“培根所想的很可能并不只是实验科学，而是他所说的‘民间历史’——或者我们会称之为世俗历史——这对培根来说是最完善的学科，因为它并不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而与现实有着紧密联系，并对材料进行大量的工作。对培根而言，民间历史是经验的真正领域。”^[3]也就是说，世俗历史在培根看来是储藏经验的真正场所，某种程度上，经验与历史是一回事，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中曾说“人类的知识就如同金字塔一样，历史则是它们的基础”^[4]。

培根将知识分为三大类：哲学（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哲学是其基础）、诗歌与历史，分别对应于人的三种理解能力，即理性、想象与记忆，在培根看来，历史是对一定时空限制下个别和（特殊）细节的观察与记录，实质上是一种记忆，而人类所有知识门类都与记忆有关，以记忆为根基，譬如诗歌同样涉及个别性，它是在对历史主题的模仿基础上的一种想象加工，哲学（自然哲学）则是从历史所提供的对个别与细节的观察记录中抽象出特定观念，表现为理性能力，这种理性得以发生作用离不开历史记忆所专注的个别性与细节，对之进行分析分类构成了理性的工作。可见，历史提供经验，将之保存在记忆中，诗歌对这种经验进行想象加工，哲学则是运用理性对这种经验进行条分缕析，这些工作都是人类心灵完成的，都有赖于经验。

经验是通过人的感官知觉形成的记忆，经验记忆被看作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源泉，甚至认为自然事物本性也是向人类经验开放的，培根在探讨自然哲学时，亦认为自然历史构成了自然哲学的根基。如此，在培根的人类知识金字塔中，历史也因占据着经验领域而成为塔基，培根以此确立了经验主义。可以说，培根对于经验的推崇是与他对于历史研究的认识密切相关的，所以，对于真理应该如何获取的问题，培根提供的答案是真理产生自经验领域、有赖于历史的累积，根本上是“时间的产物”。真理的获取是一个时间过程，真理是藏在历史、经验领域中的供人们不断挖掘采撷的领域，而不是存在于古人的权威律令中，更不是由纯粹形上的争辩产生的，也就是说，对真理的获取需要深入经验、历史领域进行不断地观察和实验，这种看法将学问研究导向对于存在于经验、历史领域中的事物本身的关注，而且这里所谓的“事物本身”是与人、与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观察与实验代替争辩成为学问的主要探讨方式，对事物本身的关注构成了近代科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正因为培根把目光投向历史领域，将历史看做经验的储藏所，认为我们可以期待从历史中挖掘出对于揭示真理而言非常关键的因果联系，所以，历史研究在他看来对于把握真理有着重要意义，真理得益于经验的归纳，在培根的意识中，真理并非像传统目的论所确定的那样无须从与其指涉对象有关的现象事实出发验明自身仅需要具备真理的逻辑表述形式，即可以先验地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未知的待发现的东西散落隐匿在经验、历史领域中，人们只能在事物现象相互之间的关联（特别是物理性的因果关联）中探察真理的蛛丝马迹，真理完全成为一种客观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传统真理观中，真理只需要符合公认的逻辑形式便可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而由培根开启的真理观则认为寻找真理需要回到事物本身，真理对于探索者而言具有开放性，培根进而发现了一种探索真理的模式——归纳模式，强调从历史、经验中观察并加以归纳，只要遵循这种归纳模式，真理便会逐渐显露。他所发现的真理的归纳模式为真理的探索者带来了信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真理的理想信念，相信真理最终必然能够向人们显露自身，可见，真理在培根这里是与经验、历史所显现的个别性、特殊性直接相关的，他以建筑为例，指出距离基础越远，所得结论就越“脆弱”，相应地，距离自然中的特殊性越远，人们越有犯错误的风险^[5]。

实际上，培根从文艺复兴以来对自然的崇尚、模仿态度转而研究自然，而且认为所有的对于真理的探索都是建基于自然历史经验，如此便不难理解他对于实验的推崇，因为在他看来，实验意味着对于经验的“着意寻求”，这种对于经验的寻求有一定的程序与方法^[6]，换言之，实验就是通过一系列设计好的人为手段实现对自然过程的重现让人得以直面经验、直面自然事物本身，推进对于自然的认识。

正由于真理是建立在自然之上并向着人们的经验开放的，知识才如同植物一般成为可以不断增长、扩充的。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与《新工具》中曾多次使用一个比喻——时间之流，即将时间与河流相比拟，以沉浮喻真理的废存，认为时间像流动的河水一般，带给我们的往往是漂浮在水面上流动的轻的东西，而真正有分量的坚固的东西已经沉到河底了^[7]，这个比喻表明，在培根看来，时间是与经验直接相关的东西，历史随着时间的演替沉淀了丰富的人类经验，所谓的真理就潜藏于历史之中等待人们的发掘，致力于寻求真理的人必须返身历史场域，从切实的经验出发经由合理的归纳才能达致对真理的“客观”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历史中，一种被称为“混杂的历史”，即“地方志”，由于兼备自然史、社会史甚至数学学科的职能属性，在培根看来，是现代学问中最先进的^[8]，可以说，培根在这里强调了对于历史事实记录的关注，真理并非存在于纯粹抽象的真空中，而是在与具体的事实现象的关联之中显露自身的，真理不是关于世界的目的的说明，而是本身就存在于世界形成过程之中有待于通过其中事物现象间复杂的因果关系给予揭示的东西，也就是说，真理是需要被事实解释说明的东西，而且这种事实往往是分散性的、地方性的，真理正是在与地方性（或言特殊性）关联中显现其光芒的，可以肯定，培根对于历史事实的强调关注本身，显示了他对于传统目的论的排斥，并构成了其主要论点。这种强调实际上是对于经验、对于事物本身在知识认知活动中重要地位的承认。培根关于真理的归纳模式、真理的“客观”理想实际上导向了对于真理的普遍性这一认识，真理由此成为事物的唯一衡量标准，在他看来，对于历史的思考就是为了从中归纳出普遍性的真理，这种真理对于人类具有实际借鉴意义。真理的归纳模式在历史领域面对历史经验时显现出的适用性，导致了人们认为历史场域是经验，因而又是真理的宝库，历史研究将有助于真理的达致，历史事实作为经验由于和真理建立起某种关联而获得了广泛关注，激发了历史研究的兴趣。从个别、特殊事实归纳普遍的真理，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思路。更进一步说，培根首要的关注点是在事实本身，通过记录和追忆重新发现过去是培根给予历史学的一个定位。在这种定位之下，整理、编纂史料这项工作显现出非凡意义，吸引了许多历史研究者的注意。

前面提到过，近代科学的兴起有赖于两个因素，其一是对于事物本身的关注兴趣日渐提升，其二是对于确定性的追寻要求愈益迫切。对于确定性的寻求即体现了人们关于普遍真理的信念。现在看来，为科学摇旗呐喊的培根通过倡导对经验的观察和归纳将个别性的事实与确定性的普遍真理关联起来，强调经验和实验，为知识的增广提供了一种方法，同时确立了科学知识的真理品格，可以见出他为科学谋求知识领域权威地位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培根所谓的真理作为“时间的产物”，离不开经验，培根所言的经验不仅仅是实验科学意义上的自然经验，更指涉了存在于历史领域的经验，在他的阐释逻辑里，历史具有与经验等同的地位，历史特别是世俗历史在他看来是储藏经验的真正领域，而且在培根关于人类知识等级的划分中，历史虽然被置于最底端，但却实际上是被赋予了基础的地位，所有其他的知识都要从历史领域中获取经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经验，形成真理表达，可见，由于培根倾向于强调真理的归纳模式，因而对于储存经验的历史领域的研究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被认为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历史研究得以在科学占据权威化地位的知识图谱中拥有合法身份，其合法身份实际上得益于经验主义科学研究对于事物本身的关注兴趣，可以说，正是强调关注于事物本身的经验主义归纳式的知识（真理）获取模式在整个智力活动领域的被认可与推崇，激发了对于历史的重新思考与定位，使得历史以其新的意义与价值在以科学为主导的知识图景中占据了合法席位，这一时期历史研究重视世俗历史、自然史的研究。

然而，同是寻求普遍必然的真理，经验主义者从特殊中归纳出普遍认识的治思路径在17世纪的笛卡尔看来是成问题的，在他看来，人通过感官获取的经验是不可靠的，仅由纯粹的经验归纳而来的所谓真理知识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仅从特殊的东西归纳而来的也只能仍是特殊的东西，不可能上升为普遍必然的认识，所以要达致普遍的真理认识，必须以一种本身就是普遍必然的东西贯穿经验认识之中，以普遍的东西为标准对特殊的东西进行判断筛选，才能最终将特殊的东西统一为一个整体，从而获得对普遍的真理认识。

笛卡尔为此提出了“天赋观念”作为最初的认识活动中可以依据的普遍的东西，譬如作为思维存在的“我”、数学、上帝等在笛卡尔看来都属于天赋观念，是理性所固有的，它们的存在要靠理性的思考才得以被人确认，因此在真理问题上笛卡尔更主张人的理性对于求得真理的决定性作用，人的理性作为一种绝对完美的天赋观念，是唯一不可怀疑的，因而可以作为评判真理的可靠标准，也就是说，培根所谓的感觉经验在笛卡尔看来必须经由理性的判断统摄才能形成真理认识，而真理本身也必须经过理性的检验才具有合法性，笛卡尔认为这种理性就像世间一切自然事物一样都是上帝所赐予创造的，所以凭借人的理性完全可以把握自然界的真理，换句话说，上帝创造并保证了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规律运动，而人应该并可以凭借上帝赐予的理性洞悉世间的规律，所以人运用理性研究上帝在世间的完美杰作——自然——所进行的科学活动便是具有合法性的了，人就是凭借理性思考立足于宇宙间的，人正是以自身所拥有的理性思维确认了世界的存在，并必将以理性能力征服自然。

笛卡尔实际上确认了理性至上的根本原则，他首先规定了关于科学活动的理性思考所遵循的方法，其一，凡是没有被作为思维主体的“我”所明确认识的东西，都不能被当成真的来接受；其二，在思考问题时，应该将之划分为若干部分，逐次探讨；其三，与上一条相关，主体的认识活动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次序按步骤进行；其四，反复核查，确保考察全面，没有遗漏。^[9]笛卡尔正是以上述四条准则所构成的方法来增进自己的理性认识，他利用数学的逻辑建立了严密的推论过程，以理性原则推论出一系列真理，证明了自然演化过程的稳定性以及自然规律的永恒性与普遍性。笛卡尔创建的以严密逻辑推论为基础的理性分析方法，一方面为学问研究特别自然研究摒除了超自然因素的干预，另一方面，通过将真理的获得归因于人的理性力量而排除了古代权威对于现代研究活动的干扰影响，确立了人作为研究主体的独立地位。在笛卡尔的意识中，自然规律统摄了世俗世界的一切活动，一切学问都应该以研究普遍规律的支配作用为己任，人的理性在研究活动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笛卡尔所确立的思想原则随后对于思想界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力，形成了对于理性与普遍规律的推崇，对人的理性的推崇增强了人作为独立的研究主体的信心，而对于普遍规律的推崇则凸显出寻求确定性的信念，普遍规律正是被人们当做具有确定性的普遍真理而孜孜以求的。同样，在历史领域中，自然法则所代表的普遍规律也被赋予了支配地位，历史研究的核心被认为是探索支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笛卡尔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发展了怀疑精神，坚持真理的理性判断标准，使得他反抗权威的态度显得更彻底，他所谓的真理认知依赖于研究主体对于理性分析方法的严格应用，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精神、怀疑精神以及对于确定性普遍规律的信念从17世纪后期直至18世纪作为思想界的主导倾向弥漫于整个知识研究领域，被认可为获取真理所必须坚持的原则，这种原则倾向一方面致使代表过去传统的历史领域成为人类理性怀疑的主要场地，不同于培根将历史视为经验的储藏所，视为人类知识的基础，笛卡尔思想中历史恰恰是特别需要理性加以清理重塑的领域，历史成为理性的审判对象，实际上导致历史研究自身在知识版图中的价值地位被忽视否定。

关于这一点，柯林武德分析了笛卡尔在《谈谈方法》第一部分中对于历史研究的一段话^[10]，指出笛卡尔历史观念的四个重要方面：其一，“历史的逃避主义”，即笛卡尔将对历史的研究比作“异域旅行”，在过去旅行太久就会导致对于现代的事情“茫然无知”，历史学家在自己的时代反而成了“外人”；其二，“历史的怀疑主义”，即笛卡尔认为“历史著述是对过去的不可靠的说明”，无法展现历史的原貌；其三，“反功利的历史观念”，即正因为历史的不可靠，所以无法给予我们现代的行动以真正帮助；其四，在笛卡尔看来，“历史是幻想结构”，历史学家为了使得描绘出来的历史比其原貌更光彩动人，总是采用“歪曲历史”的方式进行研究。^[11]可见，在笛卡尔看来，历史学不能提供一种对现代人有用的确定性知识，所以他否定了历史的真理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笛卡尔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他并没有过多地关注历史学，但后来信奉笛卡尔主义的学者们将笛卡尔关于历史的批判言论视为一项使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得以改进的建议^[12]。

具体而言，笛卡尔思想在17世纪下半叶开始产生广泛影响时，就已经在有着历史研究兴趣的学者中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笛卡尔派的历史编纂学”，他们企图根据笛卡尔所阐发的理性至上原则以及怀疑主义精神，建立起一种“批判的”历史学，以“彻底批判的精神”看待权威性的历史著作^[13]，这一派所提倡的批判方法被运用于剖析基督教教会历史写作中的传说成分，核实文献的真实性。而后来的启蒙者又进一步使得历史领域在接受理性的批判清理的同时，历史研究相应地呈现出对于在人类历史中探讨普遍法则的关注倾向。

与培根特别赞赏地方志，强调历史是由地方性、分散性的经验事实组成不同，笛卡尔理性主义思想框架中的历史必然是由普遍理性所统摄、呈现出整齐划一的规律、法则，实际上就是作为一种普遍历史而存在，认为所有人类的历史由于处于普遍理性的支配下，都必然经历一个相同的轨迹。可见，由于在科学权威化语境中思想关注重心和思考路径的差异，特别关注于从事物本身出发把握普遍规律的经验主义者培根意识中的历史更多地呈现为地方性、多样态，而在强调普遍理性对于感性经验的决定性作用的笛卡尔思想看来，在其理性精神统摄之下的历史发展则多被强调对于普遍模式的遵循。

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精神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影响很大，即使启蒙时期整个社会思想领域将关注重心普遍转向人类自身，着手改善人的生存境遇，但是通过启蒙学者们为人类及人类社会发展设计的理想方案依然可以见出贯穿其间的他们所推崇的笛卡尔理性主义思维模式，实际上可以说，理性至上的原则主导了他们对于人类社会的认知。

具体而言，发生于法国的这场关于人类智力方面的启蒙运动，无论其间观点有多大的差异，都无一例外地将人作为关注的重心，学者们所阐发的思想显现了人本主义性质，他们在社会中营造了一种全新的思想氛围，高扬了人的理性，孕育了时代的革命精神，可以说直接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做好了智力思想方面的准备。与之前16、17世纪人们的兴趣普遍聚焦于对自然宇宙奥秘的探寻有所不同，启蒙时代中，第一流的智力多被集中于与人有关的心理学、社会结构、人类道德这些领域的探讨，这种关注重点的转移并不是突兀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转移。

具体而言，启蒙时代学者给予人类本身及其所组成的社会以更多关注，一方面，与当时社会黑暗状况、恶劣环境对人造成普遍压迫、人的生存境况颇为堪忧直接相关，糟糕的社会现实状况与当时知识领域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极不相称，这表明16、17世纪科学发展过程中曾经许下的科学有益于人类福祉的诺言并未兑现，激发了学者们对人类社会生存境况的思考；另一方面，这种转移实际上也是由前一阶段自然科学研究逻辑自然衍化的结果，是对前一阶段思想的承接，表现出思想的连续性。17世纪笛卡尔在研究中所确立的科学思想原则，从17世纪后期开始影响法国的思想界，形成了对笛卡尔精神的崇尚风潮，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启蒙时代。启蒙学者正是在人类理性之光的烛照下尝试实现他们对于人类及其社会的诸种思考，自觉反抗权威的叛逆精神和普遍的怀疑精神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18世纪启蒙学者的思想，成为他们在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一种必备的严肃态度，对人类理性的推崇，使得人成为研究的真正中心。

从18世纪启蒙学者的历史研究中可以清晰地见出这种影响的力度，正是受对任何事物都要接受人类理性评判这个信念的驱动，意识到在各个领域中反抗传统权威的使命感，在他们看来，传统权威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是依靠它在历史场域中建立起来的普遍解释效力得以维持的，通过对历史的这种普遍解释效力渗透影响人的思想，赋予陈腐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合法性，所以要想消解传统权威，启蒙学者必须重新清理历史，祛除蒙昧与无知，按照理性原则重新塑造人的思想精神，唯其如此，才能实现他们关于人类社会普遍进步的理想。

笛卡尔对于确定性规律的寻求同样也成为启蒙学者们在进行社会、历史甚至在对人类道德的研究中一种普遍的追求，企图探寻支配社会历史现象的规律以及为道德、社会立法的倾向就都是体现了同样的追求。实际上，为了彻底清除传统权威的影响，必须通过历史研究展现出人类理性精神不断进步的历史图景，在历史研究中发掘证据证明人类理性原则对于历史进程所起的主导作用，同时，在理性的引导下重建普遍的历史解释效力对于进步观念的深入人心也是非常关键的，这就需要人类理性原则与进步观念在社会、历史中彰显出它重整秩序的能力，使得新的历史阐释框架或模式拥有一种统摄性和普效性。由于自然规律的稳定不变性是已经被普遍认同了的，凭借自然规律来解释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是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的研究也使自然科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自然科学领域对于确定性规律的把握所显现出的惊人成果启发了启蒙学者对社会规律、历史规律的自觉追求。

另外，笛卡尔对科学研究方法所做的严格限定，特别是他对于证据的小心区分与界定，以及根据已知事实证据进行严格推理的主张，都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启蒙学者对于人类、人类社会历史的观察与探究。由此可见，18世纪颇具人本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发生于科学权威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实际上遵循了科学的原则，是科学研究扩展至人类社会领域的自然结果，正是由于对科学已取得的进步成就的钦羡、崇拜与反思，导致了社会思想领域更深刻的智力革命，法国大革命更是这场智力革命的直接产物，使这场智力革命的伟大成就与致命缺陷同时显露出来。可以说，启蒙运动以及在其影响下催生的法国大革命都充分地体现了近代科学的实验精神，都与科学在认知领域的权威地位有着密切关系。

启蒙时代的历史研究致力于分析批判传统史学，尤其是中世纪基督教《圣经》影响下的史学，这种批判显然受到科学权威化语境的影响，实际上，17世纪笛卡尔、牛顿等倡导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排除超自然干预，并强调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可以证实的自然法则来解释自然，这些主要发生在科学领域中的变化首先引发了思想领域的变革，转而启发了历史研究。譬如，18世纪中叶多卷本大部头《百科全书》的编纂原意是按照培根、洛克思想中所昭示的经验主义的知识研究方案，将人类各门知识统一在科学的名目下对知识总体进展状况予以归纳分类总结，但在具体的编纂过程中，由于百科全书派编纂者们的思想受到盛行于当时的笛卡尔理性主义精神的激荡，笛卡尔式的理性批判精神贯穿他们的编纂行为始终，也就是说，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是以一种批判性姿态立场来考察各门科学的知识状况的，实际上是倾向于对知识领域进行清理，而不单纯是经验式的归纳，他们强调所有的知识都应该接受批判理性的审查，理性精神一以贯之。这种理性批判精神与经验论者所强调的对于事物本身的关注倾向结合起来，反映在历史研究中，就要求摒弃传统历史著述中的神话、传说成分，使历史叙述忠于事实，基督教的著述传统以及叙事模式开始受到挑战与质疑，启蒙时期的历史研究多采用分析性视角，注重阐释历史演变的前因后果，强调对历史做出合乎理性逻辑、合乎事实的分析解释。

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我们将启蒙运动视为一个整体现象，并勾勒出其间的活动群体，但是参与启蒙运动的群体内部思想家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之间的差异有时候甚至超过他们之间的共性，大致说来，个体思想家之间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他们各自所属地域的本土学术氛围之间的差异，法国启蒙运动由于其所显现的较强的行动力吸引了更多启蒙研究者的注意力，在大多数人们的意识中启蒙运动的主阵地就是法国。

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对法国启蒙理想的实践，贯穿、支撑法国大革命的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所高扬的人类理性至上的信念。他们主张一种普遍理性论，认为不同地域、文明中的人们在理性方面是统一的，所以，在他们看来，人类普遍的进步是必然的，他们依据理性原则所设计的改革社会的理想方案也是具有普适性的，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被他们视为普遍理性的胜利，他们为之欢呼雀跃正是因为他们认为按照启蒙理想实施的完善社会的实验已经取得巨大进展。可见，普遍理性的信仰是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标签，由此不仅发展出实证主义，而且还导致了一种机械处理人类社会事务的方式，后来大革命的失败表明了启蒙思想所宣扬的普遍理性的虚幻性。

可以说，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对科学活动意义重大的理性至上原则，统摄了关于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规律的探讨，支撑了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信仰，实际上凸显了知识研究领域的形而上学倾向，正因为主导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是一套纯然理想化的形而上学的理念，这种理念所预设的思维方式在逻辑上必然地将现实与历史拒斥于外，换言之，这样的思维方式赋予抽象的逻辑演绎以绝对优先地位，经验归纳则被边缘化了，经验的力量被忽视了，虽然理性至上的这个命题本身实际上是由经验得来的。强调普遍理性对于经验现象的治理、提升，也就是说唯有凭借理性的力量才能引领世俗世界不断进步，整个经验世界的秩序有待于理性的整合。依循这种形而上学的思路，整个人类的未来发展被设计为受制于普遍理性的统一模式，启蒙学者甚至按照普遍理性原则推衍出普遍的人性，认为人性是可塑的，可完美的，各个地域文化中的人类在人性方面是相通的，与此相关，启蒙时期有关于人类精神的研究特别为人所关注，法国启蒙学者们相信精神世界与自然界一样都受自然法则的支配，精神的发展同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普遍理性的引领下，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达到完美的境界。所以，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法国启蒙学者要么像达朗贝尔一样以理性的名义否定历史的真实性，否定历史研究存在的必要，要么将历史研究的意义定位于勾勒人类及其社会的进步历程，人类精神进步成为他们普遍的关注重心，世界史研究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倾向于将整个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以理性的展开为核心线索，整个世界史便显现为人类理性解放的过程以及人类社会在此基础上逐渐趋于文明化。

从文明史、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世界历史成为历史研究以及编纂中的一个新的趋势。伏尔泰的《普世史简篇》、《风俗论》以及《路易十四时代史》开启了这一趋向。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启蒙学者们看来，现代世界的中心是欧洲，欧洲文明是最高级的文明形态，而法国则是欧洲文明的最佳体现者，这种看法经过法国大革命后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启蒙史家的特点是对于具体历史阶段发生的史实并不真正关心，他们往往在观念中先按照理性至上原则预设出对于历史的理解，主要是对于支配历史发展的法则、规律的认识以及历史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阐释框架，再根据这种预设推演出历史演进的应有状况，最后才用史实去映证他们的理念，而且所用的史实都是经过他们裁剪过的符合他们的历史阐释框架的，所以，他们关于历史的叙述中，对于史实的错漏、曲解时常可见。与此相关，这一时期，主要是在法国，还存在另一派相反的对待历史史实的态度，这一派通常被称为“博学派”，他们更为关注史料的真伪，将自己的历史研究工作定位为考证史料，实际上，这一派是从历史研究方法上遵从了笛卡尔的理性至上原则和怀疑主义精神，倾向于通过运用理性对史料的清理来恢复历史描述的真实性，这种基于文本分析的考证研究逐渐转向借助于语文学研究，将文本置于更广泛的文化历史语境之下进行考证。法国还出现了专门致力于文本考证的研究机构，将语文学研究纳入到研究议程中，例如巴黎的铭文学院，值得注意的是，文本考证的研究机构通常还是以科学院的名义建立的，这表明他们将自己的文本考证视为一种科学研究。然而，启蒙时期虽然存在上述要求细致考据历史文献史料的追求倾向，但是，在大多数信奉笛卡尔主义思想的法国启蒙者看来，应该对笛卡尔强调的理性至上原则作出正面理解，倾向于倡导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这种类型的历史学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不难理解，他们的历史研究多被归入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一类。“历史哲学”这个名称恰恰也是由启蒙学者伏尔泰提出的。相对于以往将历史事件杂乱地堆砌在一起的做法，法国的启蒙学者们更强调历史叙事的完整度，也就是要求叙事的前后连贯，特别是逻辑的合理。(www.chuimin.cn)

正像克罗齐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由于对于人的关注，有一种“把历史从研究外在事物拉回到研究内在事物”，注重探究历史“精神价值”的倾向^[14]，这一点在伏尔泰的研究中最清楚不过了。在伏尔泰看来，真正的历史应该发掘人类过去曾有的社会生活，关注社会风俗与艺术，将重心放在阐明人类精神。伏尔泰开启的这种可称为“向内转”的社会风俗史、文明史研究趋势影响了法国以外的历史研究，使得整个启蒙时期史学更显得具有内在性。

英国启蒙学者秉承培根开启的经验主义传统，面对源于笛卡尔的唯理论的强势来袭，洛克、休谟特别是后者将经验主义推至极端，有意与唯理论形成对立，经验主义被再度强调，客观上起到为历史研究在知识领域中的地位辩护的作用，也就是说，经验主义以其有意识地反笛卡尔主义的立场而为历史学辩护。经验主义所处理的核心问题是事物本身与关于事物的观念之间的关系，对这个核心问题的解答对于确立历史学在知识领域中的位置有重要意义。而在笛卡尔的意识中，观念不仅是可以纯粹凭借理性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推论获得的，而且凭借理性用逻辑推论方式获得的观念是最为确凿可靠的。

根据柯林武德的分析，洛克的主张中对于历史学的重新定位做出的贡献是很显然的，首先是针对于笛卡尔主义所谓的“天赋观念”这一反历史概念，强调知识不可能仅仅凭借存在于我们自身的天赋观念而“不假外力”地将自己产生出来，洛克坚持了培根关于知识源于经验这个论断，由认同培根所说的“真理乃是时间的女儿”，继而推导出知识是丰富经验的“果实”，知识应该建构在经验的基础之上，关于知识的这样一种经验主义立场，使得历史作为知识的身份毋庸置疑，甚至可以推论说，从历史得出的知识可能是最好的知识^[15]。其次，在洛克看来，“知识不涉及与我们的观念截然不同的实在，而只涉及我们的观念自身之间的一致或不一致”^[16]，洛克认为所有观念都是具体的，恰好说明了历史知识的特性。再次，“人类知识的概念”在洛克而言，是能够满足我们对于“确实性”的需要的，也就是像休谟所言，理性未必能够消除怀疑，然而，“大自然本身（我们的人性）”却足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给予在实际生活中的我们以“一种绝对的必要性”，柯林武德指出这为历史学提供了坚固基础^[17]。

如果说洛克思想中为历史学辩护的意图并不是明确的，那么休谟思想的历史学指向可以说是清晰可辨的，加之休谟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学家身份，使得他的哲学言说与历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更确凿。休谟是以经验主义立场来构建历史知识系统的，在休谟看来，历史学家的证据是从直接的感官知觉中得来的已经被记忆所证实了的“事实”，所以，以这样一种事实证据为基础形成的历史知识确实是合理可信的，休谟由此为历史学在知识领域中的合法地位提供了一个有力论证。

英国启蒙时期，一方面，经验主义为历史学在知识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做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在历史学实践中贯彻经验主义的研究理路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笛卡尔理性主义，也就是说，从他们的研究实践中，很难看出他们秉承了为着历史本身的兴趣、为着真正重新准确细致勾勒过往时代的历史以便把握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而致力于历史研究，极端经验主义者休谟的《英格兰史》显现出的草率、粗糙就不能令人觉得他是在像他所主张的那样真正为了展现历史的自然原貌而进行编纂，即使他的《英格兰史》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还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休谟与笛卡尔理性主义者们在以近代科学的兴起作为人类步入理性时代的开端这方面是达成了共识的，二者都认为以理性为标志的科学精神代表了近代精神，而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的时代里，人类历史是非理性的，按照启蒙运动的观点来看，非理性的时代历史当然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他们历史研究的兴趣自然就局限于近代了。换言之，即使是经验主义者也很难做到完全抑制理性概念对于他们思想观念的统摄性影响。

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所特有的论战性使所有的学者都卷入这场大论战中，不可能有人能够抽身出来而沉潜于历史事实之中为了历史事实本身而进行历史研究，像休谟从哲学转向于历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仅是为了以对历史的具体研究实践证明自己的观点，特别是他关于人性的实质主义观点，实际上可以看出，休谟的历史学研究最终旨归依然是探究人类本身以及人类社会，而这正是启蒙主义者的核心课题，只不过休谟在关注探讨这一问题时采取了历史研究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休谟用来贯穿他的整个历史学研究的人性论，典型地代表了启蒙主义学者对于历史的共同假设，即人性与自然一样是稳定不变的，所以人性是历史探讨的根本所在。18世纪的启蒙学者不论持何种观点，都接受了这一假设作为研究前提，休谟当然也接受了这一假设，倡导建立所谓“人的科学”^[18]。实际上，休谟关于建立“人的科学”的研究设想反映了启蒙时代所有学者的一致性要求。在18世纪的启蒙学者看来，心灵、人性与自然一样具有恒定性，就像自然科学的进步使得我们拥有更多的关于自然的知识，我们关于人性的知识也必定是在逐渐进步的。

德国启蒙运动在时间上晚于法英两国，明显地受到法国唯理论的熏染，具体而言，德国的启蒙思想导源于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继承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从科学研究中受启发提出了“单子论”，认为单子之间全靠一种“前定和谐”运行，也就是说，单子的运行秩序是被提前设定好的，所以，在宇宙之外必定有一个独立的外因预先设计好了宇宙和人类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可见，莱布尼茨倾向于极端的唯理论，他所有的观点都是借由数理逻辑推论得来的，知识就纯粹被认为是先天理性分析与逻辑推演的产物，所谓启蒙就主要是提升人的理性能力。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后期的笛卡尔派历史编纂学对于莱布尼茨的研究也贡献颇多，这一点已经由柯林武德提出来了，在柯林武德看来，莱布尼茨在从事哲学史的研究时吸纳了笛卡尔派历史编纂学所开创的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论证他的哲学思想时，时刻不忘将其置于自古代至现代流布而来的关于哲学概念的连续性历史传统中，可见，莱布尼茨具有强烈的“历史倾向”，但是，他的历史概念依然由于将真理视为一种永恒的“储存”，过多关注于永恒不变的观念、轻视变化的观念，而最终没有能超越他的时代藩篱。对理性至上原则的推崇，使人们热衷于探寻永恒不变的确定性的因素，理性的真实所显现出来的价值远胜于事实的真实。

后来的沃尔夫继承并系统地发展了莱布尼茨思想中的唯理论因素，在沃尔夫这里，人类理性几乎被认为是万能的，可以仅从先天理性超验地推衍建构出整个知识大厦，理性几乎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夫的思想是用德语表述出来的，首次用德国特有的民族语言宣扬了哲学观点，在将莱布尼茨哲学系统化的基础上建立了更加世俗化的哲学体系，在德国掀起了以世俗哲学取代神学的思想风尚，而这正是启蒙运动的主题。由莱布尼茨、沃尔夫唯理论思想引发的德国启蒙运动，显露出一些不同于法国启蒙运动的特点，总体而言显得更加老成稳健，理性原则在德国思想界被推崇用来批判基督教神学时，并不像法国启蒙学者一样持激进批判态度，而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做派。他们在批判基督教神学时，注重运用理性针对圣经以及基督教历史进行文本考证，他们对于圣经及教会经典的批判态度与博学派基本一致，所用的历史批判方法也非常类似，不同的是，在德意志，这种类型的历史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至于19世纪正是在德国产生了圣经解释学。德国启蒙主义历史学采用历史批判方法清除了圣经及教会经典中非理性的历史描述，赋予宗教信仰以一种历史合理性。

特别是康德，没有不假思索地沿袭启蒙主义学者否定历史的作风，而是重点论证了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历史因为展现人类从非理性转变为有理性的过程而具有了存在价值，他强调了研究人类精神发展史的必要性，而且为从事这项任务的人规定了两种必备的素质：丰富的历史学识与哲学的头脑，丰富的历史学识强调运用语文学考证方法对历史文献进行核实，实际上指涉对于事物本身的关注，而哲学的头脑在当时语境中应该被理解为对于理性原则的重视，强调形而上学的探讨思路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价值意义。不难看出，康德是以一种认真严肃的态度来探讨历史学研究的，肯定了历史存在的价值，在对历史学的认识上，康德显然也意欲在历史事实本身和对确定性真理的寻求之间达至一种平衡，这反映了他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加以糅合的认识论倾向。可见，启蒙主义思想移植到德国语境，在散播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异质性的因素，这些异质性因素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启蒙主义在发生时间上的滞后性使得德国学者有机会对英法启蒙思想做更多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根植于德意志民族现实处境的考虑与德意志传统哲学思考中所特有的思辨性和审慎态度的必然结果。

可以肯定，在德意志产生的启蒙主义历史学研究与启蒙思想影响下法国、英国学界倡导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历史学研究（或者说“以哲学为方向”^[19]的历史学研究）有很大不同，表现在德国启蒙史学在推崇理性原则的前提下，尤其注重历史文献史料的考据，发展了一种从历史角度理解史料的诠释学，可以说，法国启蒙主义以理性原则否定历史，而德意志启蒙思想界则看到了历史对于理性的重要意义，因而以理性的名义将历史研究合法化。甚至可以说，正因为在德意志思想界存在的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19世纪历史学研究的普遍繁盛才有了可能。

另外，启蒙时期的德国历史研究界在历史著述主体的身份方面也不同于英法，在英国，历史研究是一项业余活动，以闲暇时光进行历史著述，读者的范围也比较广，所以，他们的历史写作是“面向市场”的^[20]；而在法国和德意志从事历史著述、历史研究的人往往集中在官方支持创办的大学中，本身就具有大学教师的身份，但是由于他们采用讲课方式，使得教学与研究是分离的，最新近的研究并不体现在教学中，直到启蒙时期新创立的大学中，德意志启蒙主义历史学专注的历史考据比较的方法才在大学的教学中有了适度体现，但是在英法，最前沿的历史学家往往并非大学教员，依然在大学之外凭借自身兴趣从事着历史著述与研究工作，这种工作在他们看来，仅是业余的活动。这种差异根源在于英法大学中提供的历史教育被归类为一种基础性的文科教育，他们对于通过大学历史教育培养历史学科的专业人员没有明确的意识，而这根本上又是与英法启蒙运动的反历史倾向脱不开关系的。德意志启蒙史学与大学历史教学结合的模式对19世纪历史学科的现代化、职业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德意志的启蒙运动明显与英国、法国不同，英法特别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关注的是现实的社会改革，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发表长篇大论的最终旨归还是为了提出他们关于重整社会秩序的现实主张，可以说他们关注的是人的现实生存境况的改善，而相对而言，非常落后封建的德意志由于受政治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启蒙思想家的关注重心从来就不是落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方面的，他们比较倾向于通过启蒙运动实现精神上的自由。在德国的启蒙学者看来，理性并非统一化、程式化的抽象逻辑，并非法国唯理论者强调的“抽象人权”，而与个性有更多关联，包容了多样性、特殊性。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在德意志众多小国之中，普鲁士王国是势力最强大的，但也只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封建王国，实行严密的专制统治，所以，在法国直指社会改革的、极具行动力的启蒙思想到了德国便被限制在思想文化领域了，而且，德国一直饱受法国的威胁，后来又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处于劣势，激起了反法情绪，这样一种情绪也突出地被表达在思想文化领域，知识分子特别地致力于德国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弘扬，在这个方面是得到了专制政府的支持的，有利于在处于弱势之下增强民族自信心。前文已经谈到过19世纪德国大刀阔斧地改革大学教育体系，尤其注重大学的哲学学科建设，改革后的大学以哲学为核心，强调“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大学中专注于创造性研究的知识分子几乎形成了一个准特权阶层，这些都为学科研究的职业化提供了条件。实际上，德国大学改革某种程度也是由科学谋取权威地位的过程所内在地推动的，准确地说，科学在英法等国通过确认自己的确定性真理身份而逐渐走向体制化、权威化道路，在他们看来，科学的真理身份的获得乞援于经验（17世纪英国经验论者），或者乞援于理性（18世纪法国唯理论者），他们都以对于科学真理的权威阐释实现了某种影响力，而且以此论证自身文明的优越性，特别是法国的唯理论者，打着尊奉和推行普遍理性原则的旗号，给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带来了灾难。在这种语境下，德国学者们着手提升民族自信力，弘扬德国特有的民族文化，理所当然地也会通过赋予真理以一种独特的解释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德国学者以根植于德国民族文化中的思辨哲学为基础改造整个知识领域，特别是科学研究领域，创造出诠释真理的德国模式。采取这种策略应对来自英法特别是源于法国的威胁就是必然的了，后来也证明了这种策略的有效性。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德国学者改造的真理观还是包涵了一种普遍化的追求，即将从自己的民族经验中推衍出的对于真理的认定标准上升为人类的普遍标准，本质上与法国的做法是一致的，都是依据自身经验为真理确立标准，企图突显自身所具有的文明与文化的优越性。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虽然德国大学改革的思路显然是由专注于世俗文化研究的哲学家提供的，但是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却是有科学倾向的哲学研究者和倾向于科学的人文学者，在研究世俗文化的哲学家们看来，哲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核心，所有学科包括科学都应该接受哲学标准的检验，实际上他们主张的是以哲学代替经验作为科学的基础，使得以哲学为核心的大学获得了官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与特殊保护，自然地，依托于大学发展的科学研究也从中受益，得以拥有良好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之下，科学体制化的最终完成、科学权威化语境的最终聚合就是在德国的大学中，而且正是由于德国科学体制化、权威化进程在一个如此特殊的倡导民族文化、思辨哲学的氛围中展开，所以，科学在德国有着不同于英法等国的理解，即对于科学的理解不是以统一性为基础，而是强调了人类文化多样态作为科学的基础。

实际上，启蒙学者在研究历史时常常暴露出他们思想上的三个矛盾，其一，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史料的真实性对于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在德国启蒙学者那里还发展出以文本考据为重心、关注史料真实性的历史解释学，但是，由于总体上他们对于真实或者说历史真理的理解受制于他们对于理性至上原则的信仰，这实际上表明他们注意到应该重视历史学家的理解，正是作为讲述主体的历史学家，他们对事件、史料文献的理解使得历史呈现出完整的、前后一贯的面貌。启蒙时代占主流的历史学家在这个方面做得太过了，以至于常常为了架构他们的体系而削足适履、歪曲史实，大多启蒙主义者为了追求统一的、确定性的东西，事物现象的本来面貌在他们所坚持的理性原则面前退居次要地位，有时候他们甚至将实际存在的历史真实视为理性真理的对立面。总而言之，唯理论者并不是为历史本身而关注历史，他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是反历史的。其二，他们在观念上认为一切事物都要以理性来证明自身，在研究历史时也凸显出以人的精神为关注重心，但是他们在具体解释他们所谓的精神时，又将精神视为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的产物，伏尔泰就用气候、政体与宗教三大因素来说明人类精神，而孟德斯鸠则以气候、地理方面的差异来解释人类文明史上不同地域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康德也将历史、精神等归结为自然的计划，即使在赫尔德那里，体现人类精神的历史也被认为是服从于生物学的，总之，在这些阐释框架中，精神、历史被自然化、物质化了，人类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解释人类历史事件要像解释自然界发生的事件一样。可以说，正是这一时期思想中的自然主义和实用倾向造就了这一矛盾。其三，启蒙学者从知识进步论引申出普遍的进步观，这当然是由对理性原则的信奉所支撑的，然而，也正是由于推崇理性原则，他们将过去视为毫无意义的，在看待历史时缺少一种发展的观念，所以，对于以往存在的创造物如概念、制度等缺乏认真审视探讨，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认为人类历史是普遍进步的，另一方面又否定过去的人类创造物对于现在人类社会的意义，这显现了他们思想中的二元论，即将现在与过去割裂开来，从这个角度而言，启蒙史家的历史观又是反历史的^[21]。

正是在启蒙时代，历史开始呈现出现代学术的面貌。活跃的历史学家组成了固定的圈子，这种现象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组成的专门团体是类似的，在这样的专门圈子里，易于逐渐形成专业内部的标准和规范，扩大专业的影响力，历史学研究者的新的发现与解释都要拿出来在团体内部公开探讨，而且可以注意到，这样的学术团体圈的出现，为学术观点的传播、交流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历史学的研究得以具有了世界性，表现在重要的著作被争相译介到欧洲各国，实际上使得学术的交流更加充分，有效提高了学术界内部的反应速度。而且，这个时期，学术刊物的创办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些学术刊物不仅面向专业研究者，而且还吸引了社会上的广大公众，历史学研究方面最著名的刊物《爱丁堡评论》就在公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图书行业市场的繁荣发展也促进了历史学专业知识的广泛传播，树立了成功的历史学家形象，启蒙时期不少历史学研究者成为了畅销书作家^[22]。

由启蒙主义史学发展中可以看出来，科学权威化的语境给历史的研究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影响，具体而言，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向的改变与从科学研究导致的思想领域的变迁都对历史学思想观念、历史写作，乃至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推动了历史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科学的兴起将人们的目光转向世俗世界，使“事实”被人们广泛认可，令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变得世俗化，全面地由非理性状态趋向于理性状态。如此地推崇理性，令得他们在回顾历史时，历史向他们展现的都是一幕幕非理性存在，因为启蒙学者以一种否定怀疑精神批判性地看待一切，有时甚至不排除自我批判，所以他们对自己所置身于的新旧交替时代有自觉的意识，常处于一种随时准备论战的状态，于是，他们在以理性看待人类过去的历史时，不能以历史学家的角度去审视历史，不是为了历史本身而研究历史，而将历史看成与现代完全异质的东西，因此启蒙时期的历史学研究是反历史的。然而，这一点在德国启蒙运动中被有限度地修正。康德等学者倾向于强调历史对于理性的重要意义，理性在他们而言，不是纯粹抽象的，而是始终处在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之中，理性就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赫尔德则直接从自然所赋予的不同人性出发强调自然对于塑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天赋的个性像充满生命力的种子一样蕴含着不同文化、文明的特性，由此将关注重心聚焦于个体性、特殊性的事物本身。将理性理解为根植于历史中的多样性的存在，是德国启蒙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普遍认知，自然、历史的力量在他们的叙述框架中得到了重视，历史事实的本真成为他们的追求，企图在这种辩证的思维框架中重新寻求对于自然、历史本身的关注与对于确定性真理原则的追求之间的平衡。他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对于事物本身的重视使得他们的观点具有了浪漫主义倾向。

由对于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与叛逆，萌生了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在各个领域中都显现了对于过去的同情与怀念，甚至渴慕着回到过去，尤其聚焦于被启蒙主义学者斥为野蛮、蒙昧的中世纪，这个时期，人们普遍对于中世纪的诗歌、民间文学、建筑、绘画艺术、宗教甚至中世纪编年史产生了兴趣并各取所需，这种普遍的兴趣体现在这个时期的文学、历史、建筑绘画等诸多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于题材和风格方面受到的影响颇巨，而且甚至不同立场的人都感受到了中世纪的魅力与吸引力，以至于形成了中世纪崇拜。浪漫主义时期，中世纪的人类生活方式全然被理想化成为人们渴慕的对象、追求的目标，总之，人们看待中世纪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启蒙主义者的批判性视角，浪漫主义者更多的时候是在想象中重建了中世纪的生活，并视之为人类的理想生活。由此幼稚、天真的态度与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浪漫主义者对于启蒙主义学者所推崇的绝对抽象理性原则以及枯燥的形而上学倾向的刻意反叛，他们有意凸显了对于事物本身的兴趣，凸显了他们的个人爱好，即使肯定地讲，他们对于中世纪的歌颂都是有着非常现实的动机的，可以说，浪漫主义者是依托于对过去历史的想象与描述来传达并论证他们现实要求的合理性的，借助历史来为自己辩护，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态度，历史的价值得到了更多的认同。应该说，浪漫主义者不同于反历史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朝向历史的，对于历史青睐有加。

正是对于历史的这种正视，孕育出真正属于现代的历史意识，浪漫主义的历史学家对于过去的同情与缅怀，蕴含了浪漫主义者对历史的根本观念，表达了他们的新历史观，浪漫主义的历史学家普遍主张用发展的概念与模式来替换启蒙史学中习惯性的理性/非理性的二元论模式，而发展的概念和模式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历史真正视为一个连续性的整体，是由一系列有关联的行动组成的前后相续的整体，现在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每一个时代在整个历史进程中都有自己的价值，所谓的进步也是连续性的，由历史累积而成的。发展的概念与模式获得了普遍广泛的认可而与进步观念相结合成为一般的信念。

正是有赖于发展的观念，历史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才有了坚固的根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都贯穿了发展的观念，这一观念不仅被用来阐释欧洲文明的古代历史，而且还扩大到用来解释东方文明的历史进程，人类的全部历史都被看作一种必要、必然的发展过程，历史学研究也因为发展的概念而成了一种必要的研究，显出了它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发展的概念和模式在历史学研究中的流行，不仅影响到人们对总体的人类历史进程趋势的把握，而且对于整个历史阐释框架以及具体历史事件意义价值的定位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人们开始把具体的事件置于总体历史进程中对其价值作出评价估量，对历史事件、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意义价值的评估一般在两个层面被开掘：其一是当下价值层面，其二则是长远意义层面，历史学家们尤其重视对于后者的阐释，以突显他们整体的历史观，具体的历史行为就被镶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链条中，它的意义价值更多地由它在这个链条中的位置所决定，历史人物的命运也因此获得了不同的解释，总之在历史发展观的统摄下，每个环节都具有了必然性，历史由此被视为一个系统。发展的观念同时也导致了历史写作风格的变化，启蒙时期的大多历史学家往往显出一种论战姿态，他们的作品中形成了激进的论战风格，然而这些在真正的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看来都是没有教养的表现，他们企图在自己的作品中给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时代以尽可能公正的待遇，换言之，浪漫时期的历史学家极力显出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强调自己对于历史所持的公正客观精神，并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态度、学术精神，就像科学家在研究自然时所为人称道的那样。历史学家对于自己客观、谦虚、谨慎的学术形象的塑造实际上也是因为他们所持有的历史发展的观念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与自己关注的历史人物一样也仅是这个必然的历史发展中的一环，所以尽量以一种同情和理解、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处理历史，他们不乏热情，但也有职业操守。

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以发展的观念来看待历史进程，实际上是赋予了历史以理想价值，某种程度而言，浪漫主义史学与之前特别是启蒙主义的史学都是为历史设想了一种理想价值，只不过之前的历史学家是以一种外在于历史的标准为核心形成价值判断，历史以理性证明自身价值；在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看来，这种不可靠的理想价值判断模式限制了他们对于真正历史价值的认识，他们转而试图挖掘内在的判断标准，以发展的观念为统摄，尝试发现历史进程内部聚合而成的某些起主导作用的概念，以这些概念的衍化为线索重新评估历史，使得历史的阐释评价模式更为科学，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历史变成了观念发展史，先是国家的观念替代了此前流行于史学思想中的世界的观念，历史在国家概念的范围内结构它的发展进程，进而国家的观念又被更为具体地限定为民族的概念，以民族来界定国家，国家观念的地位遂被民族观念所取代，民族成为历史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克罗齐指出，随着民族的价值被充分意识到，“欧洲精神的价值”逐渐得以“复活”^[23]。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由于关注于各个民族的具体历史发展进程，所以在观念中认同了每个民族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合法性，历史也就成了以民族为单位的不同类型文明进程的展现。

可以说，浪漫主义将代表个体化精神的民族作为历史进步的核心推动力量。对于民族的关注超越了对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基于普遍理性原则而立论的“人人平等”理念的推崇。在德意志这样的落后地区，甚至形成了民族崇拜热潮，维护民族个体在人类文明中的独立存在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的概念中虽然体现了个体化精神，但同时民族亦被看作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在民族崇拜热潮中，更多地强调了民族的独特价值与优越性，在界定民族性时选取的种族视角，概念本身借鉴自生物学，但是并非拘泥于指涉生物学意义上以共同生物特性构成的共同体，而是以对与生俱来的民族语言的关注扩展了种族一词的用法，将共同语言视为德意志民族性的独特标志，种族更多地是指涉基于生物特性而在历史中形成的文化特性。正是文化特性使得德意志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而凝聚为独特的共同体，与语言直接相关的是由语言表达的独特的民族精神，德意志民族语言是伴随着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而诞生的，直接体现了德意志民族文化特性及蕴藏于其中的民族精神^[24]，所以，以民族性而言，德意志显然具有优越性。建构民族国家成为德意志乃至欧洲各国的共同诉求，在这样的语境下，民族上升为人们膜拜的对象，民族、民族精神、民族性成为19世纪历史学研究中的关键词，甚至，一种将欧洲视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观点在19世纪前半期颇为流行，新兴的民族主义迅速取代了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19世纪，民族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甚至可以说，19世纪历史学朝着职业化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关系密切^[25]。

具体而言，由于浪漫主义运动转向肯定历史研究的价值，注重民族研究和民族史的写作，学者们开始着手收集整理中世纪的大量史料，在以民族史为核心的历史研究方面，德意志史学家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者，他们强调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之间的关联，运用语言学方法传统，对中世纪史料进行考证与整理，其现实目的即是企图借此实现民族认同。在他们的民族史研究中之所以如此注重中世纪，是因为德意志的前身神圣罗马帝国在整个欧洲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民族史研究者看来，这个阶段作为德意志民族历史的巅峰，特别能增进德意志民族的自信心，激起民族认同感。1819年由国家政府启动的项目《德意志史料集成》就带有这样的现实目的。19世纪上半叶，出于同样的目的，不唯在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都相继展开对中世纪民族史史料档案的考证编辑工作。与此同时，历史因为致力于民族史研究，政府从中看到利用其服务于民族利益的可能性，所以以各种方式着手扶植历史学，推动历史学变身为严谨学科。

普鲁士王国于1810年推进的大学改革对于历史学科的建设具有长远意义，不仅使得自然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在德国大学中实现，而且同时也为历史学以科学的学科建设为参照上升为严谨学科创造了条件，历史研究的任务被限定为真实地再现过去，在德国大学的历史学研究者看来，历史研究与写作必须首先倚重于对史料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以往历史研究的失实之处，重写历史。总的来说，19世纪德意志的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基本集中在大学，实际上，在对科学持宽泛理解的德意志学术界看来，历史研究就是一种严肃的科学研究，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也自然而然地被设定为朝向构建历史科学。他们期望以对史料的科学考证来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体现了这一时期对于确定性的历史事实真相的重视，同时，对史料考证的方法论意义的强调还有更深层的用意，即试图以此建立方法论规范，使历史学呈现出由科学研究所限定的规范的学术研究样貌，以科学研究在知识领域中的权威形象来塑造自身，分享科学权威，以确立其科学研究身份，增强民族史研究的可信度，使得以民族史研究为重心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国家民族事业服务。对历史学科规范的确立，将新兴的职业化历史研究和在以往历史研究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业余形式的历史研究区分开来，对史料考证的重视成为职业化历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而业余形式的历史研究常常表现为混淆于想象主导的文学性写作，然而，二者之间的界限虽然被意识到了，但这种区分却并未真正落实于19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研究实践中，此期产生的历史方面的大多学术研究著作往往仍然是业余的历史学家所写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依旧被有着强烈历史兴趣的读者视为文学性作品，甚至一些选取历史主题的真正的文学作品被当做历史研究，伊格尔斯指出，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和写作，即使是德意志大学中进行的学术性历史研究和写作也并非专门面向学术界的学者，它们被更多地考虑到是供数量广泛的公众读者阅读的^[26]。历史研究的这种实际状况表明了19世纪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的急速增长，历史意识、历史价值普遍地被关注和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运动兴盛之时，人们对于历史特别是中世纪历史的研究兴趣可以说更多地是表现为一种怀古之情，甚至是狂热，绝大多数人迷恋于再现和还原中世纪社会生活原貌，历史学家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读者对于中世纪人类生活的想象，可以说，浪漫主义倾向主导了历史学家对于中世纪的研究。然而，1830年前后由于法国七月革命、巴黎起义所带来的欧洲现实局势的再度动荡，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现实根源的思考，此时浪漫主义者对于中世纪的迷恋色彩开始消退，学界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历史根源的研究。从对民族国家现状的思考深入历史研究领域，强调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德国历史学界将关注重心聚焦于民族国家的起源研究方面。19世纪上半叶，无论是持有何种倾向与观点的历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对德意志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将人类朝向自由社会的进步历程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构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德意志民族国家毫无疑问地是欧洲甚至人类文明社会实现不断进步的领导者。

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普遍认知导致了历史研究与写作格局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历史研究和写作的范围从18世纪基于世界主义立场的普世史缩小为19世纪的欧洲民族史，自19世纪始，欧洲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兴趣与关注点集中在西方特别是欧洲历史，即使存在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历史著作，这类写作也大多是“从西方殖民控制的角度”对非西方地区进行叙述的，^[27]这一倾向与欧洲从启蒙运动开始就主张的西方的优越性有关，这种观念在19世纪上半叶经由西方对非西方地区的殖民扩张活动以及欧洲涌现的民族主义思潮被进一步强化了，历史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殖民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甚至，欧洲史的写作也不盛行了，以追溯本民族的历史源起为中心的民族史写作日益在历史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另外，19世纪上半叶，对于非西方地区社会文化的历史研究，除了存在由欧洲优越性观念导致的殖民主义视角外，浪漫主义倾向也引发了对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的纯粹兴趣，这构成了研究非西方的另一个视角。

19世纪上半叶，随着民族主义话语替代世界主义话语在历史研究中逐渐居于支配地位，人们趋向于认同战争（主要指民族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时期的人们看来，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是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相应地，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中，外交史与军事战争史成为历史研究与写作的重点。总的说来，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层面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关注中心。

此外，浪漫主义的历史研究有意识地将各个领域的事实区分开来，单独予以探讨，形成各种类型的特殊观念史，同时，注意到其与其他领域事实之间的有机关联，克罗齐指出，“不理解观念和风俗就不能理解文学，不理解哲学就不能理解政治，……不理解经济就不能理解权利、风俗和观念，在那时候变成了老生常谈”^[28]。

应该注意到，浪漫主义史学对于现代史学研究的意义还在于个性化的、特殊性的东西，以及关于具体的时间空间的观念得到了强调，使得事实的真实得到更多关注，历史编纂者和读者青睐于重建具体的历史场景。关于这一点，克罗齐提到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对于浪漫主义时期起主导作用的除了严肃正式的历史学研究外，“幻想和倾向”这一类的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历史也沾染了理想色彩。浪漫主义对于发生于具体时空中的历史场景的过于细致的描绘，是为了满足人们在想象中重建过去以便回到过去的愿望，人们的这种愿望和要求有且仅有历史能够满足^[29]。如此情形实际上反映了浪漫主义史学有意识地对于历史事实本身的关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回到历史事物本身的努力，显现了他们为了历史事实本身而研究历史的抱负，他们力图证明，历史事实本身能够满足人对于确定性的追寻，历史可以是真理的源泉。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浪漫主义对于事实的关注特别强调了事实之间是平等的，都有权利进入历史。

与此相关，浪漫主义强调了根据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来编纂历史，不少历史学家致力于民族地方志研究，运用更加科学的语文学方法处理文献，更加注重对于文献材料的收集整理辨析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阐发自己关于历史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一方面，注重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强调在事实基础上架构起历史观念体系，阐发他们所认为的从历史中得来的确定性真理，或许可以说，他们实践了培根曾设想的从历史这个经验场域中寻求真理性知识的真理探寻方案，依据培根所发现的真理的归纳模式设定了历史学的学科理路，实际上，这一模式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是通过自然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中已经被证明，从而上升成为一种合法的知识论策略的。在浪漫主义时期，将历史知识确认为真理，历史自身的内在价值获得了认可和重视，由于对历史本身形成了普遍关注，所以自此开始，人们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历史的内在价值就在于历史本身。为历史本身而研究历史这种信念的确立，对于现代历史学科具有重要意义，历史研究因此声称自己可以成为一种科学研究。

19世纪由浪漫主义史学带来的关于历史的新的信念，提升了历史学在知识领域中的地位，以至于19世纪被称为“历史的世纪”。一方面，虽然浪漫主义将关注重心转向个别性的事实本身，但是人类历史的整体性、系统性始终是他们思索历史的前提，普遍联系的观念、或者说建基于这种观念之上的人类精神发展线索以及民族意识乃是他们历史探究的关切核心，在整体上把握、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仍是学者们投入历史研究的最为重要的动因，这也是由人们关于确定性的信念使然；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驱动，历史哲学的建构在此期显得颇为活跃，黑格尔历史哲学体系即是这类探索活动的顶峰。黑格尔建构历史哲学体系是为了强调一种历史理性，历史构成了现实的重要参照维度。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欧洲尤其是普鲁士代表了进步的世界史的顶峰。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哲学的意义在浪漫主义运动时期转变为“对历史领域之上或历史领域之下的领域进行哲学研究”^[30]，超验论倾向相当明显。

可以肯定，这种超验论倾向的历史学研究对于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确立起来的为历史本身而研究历史的信念是有损害的，它必然会消解历史事实本身在历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最显然的就是再次导致了对历史文献材料研究的轻视态度，虽然表面与口头上没有人敢于公开轻视这种文献研究，但是他们热衷于建构超验论历史的行动表明在他们的意识中，真正的历史应该是能够从纯粹抽象的概念逻辑地推演出来的，这种形而上学倾向的历史代表了真正的历史，历史研究中便存在两种类型，一类是致力于从概念进行逻辑演绎的哲学性历史研究，另一类就是注重历史经验事实的叙述性历史研究，前者从后者的角度看来是专业的历史学研究所必须清除的东西，因为这种哲学性历史研究常常曲解历史事实，将符合他们理想的意义强加于历史事实之上，19世纪、20世纪早期的历史向我们证实了历史哲学所导致的危害，19世纪历史哲学与民族主义观念相结合，特别是在历史哲学发展程度很高的德意志，后来被推崇的所谓的日耳曼精神被造就出来，黑格尔甚至将普鲁士王国的君主专制被尊奉为国家的最完善的形式，德意志的民族信心由此极大提升，相应地导致了对于世界主要是欧洲其他民族国家的压迫；历史哲学之所以能够导致这样的后果，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往往以一种普遍史的面貌出现，企图将自己的观念施加于整个世界范围。肯定地说，历史哲学最终会将历史引向哲学、引向非历史，而违背为历史本身而研究历史的基本信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正像这个时期科学家努力将科学研究从哲学中分离独立出来一样，专业的历史学家同样反对将历史研究模糊于哲学视界中，而且显然地，在这样类似的进程中，科学家的努力首先实现了他们的愿望，成为历史学家效仿的对象，专业的历史学家便热衷于将自己的研究视为一种科学研究，来与形而上学倾向的哲学性历史研究相抗衡。科学的体制化、权威化不仅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参照，而且直接为历史学能够转变为独立的现代学科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