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进化论：从进步到进化，科学权威化与文学史的兴起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随后围绕生物进化论知识领域展开了长久的争辩，生物进化论由此获得了广泛关注与认同，可以说，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在知识领域中被普遍接受，使得进步观念逐渐以进化作为自身的合理性基础，由此确立了在解释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支配地位。从进化到进步，以进化来阐释进步学说，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可以说，进步观念是在科学权威化的语境中逐步臻于完善的，特别是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论则直接致使进步观念实现了理论提升。

科学的进展所带来的知识的快速增长一直是进步观念的现实支撑力量，而这一时期由于科学的体制化与权威化使得科学进展速度明显加快，更重要的是，科学研究成果开始越来越多地被转化为技术应用从而与人们生活的普遍改善直接关联起来，带来了显著的物质进步，这对于进步的观念是一个绝佳的宣传，而进步的观念更是与有关“发展”的理论结合起来，进步的观念在欧洲社会与思想界广泛流行，在人们的意识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进步观虽然已经为人所熟知，在社会中广为流行，但是由于它并未具备真理的那种确定性特质而无法在严格意义上充当科学假设前提，所以这样一种进步的观念被人们接受的程度是有限的。具体而言，进步观在作为一个模糊概念出现时，就一直依赖于对于生物进化的观察，通过一种比拟方式不断发展，但比拟并不是严格的科学方法，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流行的进步观念很难获得一种真理的确定性。关于生物进化的假想早在16世纪就被提出了，但是由于教会神学的权威在人们中间仍然发挥着巨大影响力，导致教会支持的人类神创说与物种不变说一直压制着进化假说的发展，直至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以科学的方法证明了生物进化假说，正式提出了进化论。随后围绕生物进化论知识领域展开了长久的争辩，生物进化论由此获得了广泛关注与认同，可以说，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在知识领域中被普遍接受，使得进步观念逐渐以进化作为自身的合理性基础，由此确立了在解释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支配地位。

进化论实际上对于人类的自我认知与定位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于进化论对于人类起源的解释，使得人意识到自己的卑微血统，人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位被剥夺、被消解了，应该了解的是，人类在自我认知中的地位下降，并非第一次，早在日心说被普遍接受时，人类就已经遭遇过在宇宙世界中特权地位的丧失，人类发现自己并不是宇宙的主宰，但是随后人类凭借自身的力量，在世俗世界的活动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人们发现了人自身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人类理性，在人的自我认知中，人类作为理性存在成为了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的主宰，重新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而19世纪中叶，达尔文进化论从生物学角度追溯了人类起源，证明人类是从其他物种演化而来，导致人类的地位又一次下降。

从进化到进步，以进化来阐释进步学说，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因为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讲，进化本身并没有褒贬倾向，也就是说，在解释进化这种自然现象时，可以采取乐观态度，同样进化产生的结果也可能让解释者感到悲观，乐观抑或悲观皆取决于解释者自身的评价。达尔文对于进化持一种乐观主义态度，在他看来，自然的选择能够保障物质与精神环境朝向完美不断进步。

真正将进化论用于社会学、伦理学的解释的是英国的斯宾塞，他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上，将进化与进步联系起来，重新改造了进步理论，凭借进化论所提供的原理，赋予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必然性；他致力于研究进化之普遍规律，在他看来，进化的规律支配了包括有机现象、无机现象、精神现象与社会想象在内的一切现象，人类的进步历史作为连续性的普遍运动过程同样受到进化规律的支配，而且他还认为，这种以进化为基础的人类的进步中包含着伦理学意义上的渐增的幸福，所以这种进步是真正的进步、全方位的进步。借由进化论阐释原则，他创立了社会演化理论，斯宾塞特别注重人类精神是如何朝着进步的方向逐渐进化的，充分表现了一种乐观主义。赫胥黎同样是进化论的最积极倡导者，但是他却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持悲观看法。

对进化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不仅与解释者本身的性情有关，而且实际上更取决于时代提供给解释者的证据，在由一个科学知识快速增长、广泛传播、普遍应用导致的物质极大丰富、人们对于时代和科学的信心大增的环境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是肯定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处于一个超越的时代中，相信凭借科学知识能够在未来实现人类幸福。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进步构成了信仰的普遍内容，尤其是“成为受教育之人的普遍思维观的组成部分”^[12]。也就是说，进步观念的理论发展始终与科学的发展相伴随，与科学所带给人们的理性至上的信念相关联，进步观是在人们逐渐挣脱传统权威的束缚获得人类自由特别是理性自由的过程中逐渐上升为一种信仰的。可以说，进步观念是在科学权威化的语境中逐步臻于完善的，特别是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论则直接致使进步观念实现了理论提升。

此外，需要指出这种进化观念促使了人类对于自身理解的转变，影响了人们思维方式。

具体而言，有机生物体与无机自然的区别很早便被观察到了，有机生物体的行为与其整个生命过程看上去像在一种有计划的控制之下实现的，并且总是导向有利于自身（包括个体和种族）发展利益的某种目的。有机体通常被视为一个为了自身存在与自身物种的延续而行使机能的体系，他们的存在看上去像是依照一定的目的被设计出来的；相较之下，无机自然界的活动则被看成无目的的盲动，纯粹受着物理性的因果律所支配。从时间序列某个时段的重要性来考虑，在无机自然界受因果律支配而发生的活动中，“过去通过现在决定未来”^[13]，也就是说，过去作为原因的提供者对于现在乃至未来起着关键性的决定作用；而对于有机体而言，因为整个活动过程呈现为导向一定目的的有计划的控制，所以受着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目的论”的支配^[14]，有机体的发展逻辑可以被理解为：“现在所发生的事情被安排成服务于一个未来的目的”^[15]，换句话说，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决定着“现在所发生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支配无机自然界的因果律与支配有机体的目的论同时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而且后者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甚至有时候对无机自然界的解释也被纳入到目的论的框架中，导致仅仅从因果率角度来解释自然的学者（研究物理的学者）会被认为“犯了职业成见的谬误”，从而对于自己研究范围之外的“种种研究要求”盲目不见^[16]，目的论的解释框架看似是更为根本也更为权威的，主导了当时几乎所有领域的研究，目的论对于人们思维方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心说的流行便是这样一种目的论思维方式的产物。

所以，16、17世纪由哥白尼、伽利略等天文学家倡导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从而也颠覆了目的论的思维方式，科学兴起之后，着重于研究因果律的物理学逐渐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几乎成为科学研究的基础，物理学的规律被视为自然界的更为根本的、普遍的规律，其适用范围被扩展至研究有机体的生物学领域，导致“在生物学中对于物理学规律没有例外情况”^[17]。人们对于因果律阐释框架的认可度更高，它看起来更合乎逻辑，几乎代表了一种科学的解释，是科学解释的标志。人们普遍认为任何现象都受因果律的支配，所以揭示因果性成为各个学科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而且，由于近代以来人们有了明确的时间意识，认识到因果性与目的论从时间逻辑上来讲恰恰是相反的，现在发生的事件要么是由未来所决定，要么就是由过去所决定，不可能由未来与过去共同决定，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而且时间之流的方向是从过去经由现在流向未来，所以主张未来决定现在的目的论更站不住脚了，倘若目的论主动让步于因果性，将与所谓的目的视为由计划作出的决定，但是仍然有问题，因为计划必定是由“具有思维能力的有机体”所制定的，而只有人是确定具有思维能力的，目的论试图说明的其他有机体活动并未被证明是具有思维能力的，要想以目的论对它们进行解释，只能说在它们的活动中存在“一种以神秘方式控制着有机体行为的计划”，实际上是将这种计划类比于人类的行为，由此可见，这种目的论的解释方式依赖于一种类比，所以并没有提供真正的解释^[18]，于是，目的论被排除在科学之外。

排除了目的论解释之后，单独用严格的因果性来解释有机体表面上显露的目的性事实上也是有困难的，这个难题最终被达尔文所解决。他提出“机遇与选择的结合”造就了有机体活动表现出的一定秩序。达尔文将所有物种归为一个系统的序列，并按照物种之间可观察到的相似性关系来确定各自在序列中的位置，这样他就得到了一个物种层级结构序列表，进而他又从确定的“系统的次序”推论出这些物种之间的“历史次序”，实际上是从空间的同时序列推断出时间上的先后序列，呈现了从简单的单细胞机体阿米巴到最复杂的高级生物人类层级进化的过程，推论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一种符合我们日常经验的科学归纳逻辑^[19]。

达尔文学说的贡献在于他纯粹用因果性解释了由物种进化所带来的进步，即使他所谓的进化令人看似是遵循某种计划的进阶过程，从而好像支持了目的论；实际上，在达尔文看来，物种繁殖中的无规律变异导致了物种内的个体差异，这些个体差异是在对于生存环境的适应中产生的，物种之间、物种内部都存在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只有最适者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存活下来，又因为它们把得以在竞争中胜出的“最高能力”遗传给后代，就使物种进化呈现出一种不断累积的朝向更高级形式的一系列进步性变化^[20]，这是达尔文用因果性对进化的进步所做的解释。可见，达尔文学说的核心是物种经由自然选择而在空间中形成一种序列，进而通过机遇与自然选择的结合最终导致时间上的先后次序。

可以说，以达尔文为代表的19世纪生物学研究结果充分表明，关于有机体生命现象的问题与一切自然现象一样都可以应用物理学规律得到解释，有机体表面上的目的性可以通过归纳转化为因果性加以解释，在对有机生命体的解释中完全可以剔除掉不科学的目的论，生命体的研究不必涉及拟人化的、超自然因素，也就是说，对于有机生命体的探讨完全可以以自然科学尤其是以物理学方法来研究，有机界与无机界得以统一起来，达尔文的现代生物学研究是属于纯粹经验论的研究，以纯粹经验论的方式建立起一种自然机体论，使生物学的研究严格地限于对物理学模式的仿效，努力证明支配有机界的仍然是物理学所研究的那种自然规律，自然规律被认为适用于一切现象，在所有领域的研究中，探讨自然规律是研究的关键。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建立在大量经验事实研究与严密的逻辑推论的基础上，因而作为一种科学理论，获得了科学界与社会大众的认可。达尔文的学说虽然追溯了人类的卑微血统，但同时又确认了人类这个物种是如何在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人类作为物种中最高级的生命形式，显然是大自然孕育的优势物种，被认为是最适者，人类拥有在自然生存竞争中积累和遗传而来的“最高能力”，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说的，对于进化可能持悲观主义态度，也可能持乐观主义态度，两种不同态度源于对进化学说的不同方面的侧重。持悲观态度的人专注于进化学说中所阐明的人类的卑微血统以及残酷的生存竞争这两点，即人类在起源上并不比自然界其他物种显得高贵独特，而且虽然现在在自然选择的残酷竞争中胜出，但是自然的残酷竞争是一直存在的，人类在未来很可能会被更高级的生物形式所取代，被自然淘汰，这些都引发了对人类命运的忧虑；而持有乐观态度的人从进化学说中看到人被证明是自然间的最适者，拥有最高能力，这一被证明的事实都提升了人的信心，使他们相信人凭借在斗争中获得的最高能力能够使自己不断向完美进步。

实际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支持了对文明进化、文化进化现象的观察，为这些属于精神文化领域的考察提供了生物学证据以及具有说服力的阐释框架，正是在这些溢出生物学的社会领域内的讨论，将进化与人类的进步关联起来，使得人重获了信心，营造了时代的乐观氛围。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同样遵循进化的轨迹，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进步过程，进化的规律支配着包括物质与精神在内的一切现象，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变迁都可以以一种进化主义的方式加以探讨，可以说，正是英国的斯宾塞引导了这股潮流。

斯宾塞在他的社会学研究中，体现了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现代生物学的自然机体论引入社会学研究，将社会比作自然机体，也就是说，社会在他看来是作为一个特殊的有机体而存在的，社会机体中，社会意识是分散地显现在社会个体，因此，相应地，社会作为有机体的整体是为社会个体的利益而显示出它的存在价值的，斯宾塞认为，社会这个有机体要想在进化的意义上取得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身，就必须重视个体，因为按照生物机体进化的逻辑，生物中个体的种类越繁多，物种内部个体间的差异就可能越大，越能保证该物种在自然选择的生存竞争中于整体上显现出越强的活力与竞争力，从而使得该物种更有机会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所以，有机体内部个体间的丰富多样性对于有机体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同理，在社会机体中也必须保障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利益，保障个体的发展，才有可能使整个社会机体有更好的发展，因为个体是社会进化的推动者，实际上，斯宾塞关于社会机体与社会进化的主张恰好契合了19世纪中期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即强调了保障社会个体独立存在的个人主义与自由精神是维持、增加社会机体活力的关键，中产阶级所推崇的个人主义与自由精神是社会文明进化的推动力。这也与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程以来，随着工业主义的快速发展，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力量与自信心不断增强有关，现实力量与信心的增强导致了他们将自身视为世界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他们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述中，为它们的意识形态要求寻找到了合法性依据。因此，他们成了进化论的主要支持者，而进化论也强化了他们关于进步的信念。可以说，进步观因为进化论具有了科学真理性而被普遍接受。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成为人们观照历史的重要线索，甚至一度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目标。

可以肯定的是，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提出多少受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进步观念的影响，或者说18世纪以来时代思想的进步氛围在达尔文创建他的学说时发挥了作用，其中特别是启蒙学者们所强调的线性进步观念引导了达尔文将物种在空间中从简单到复杂的排序对应于时间上的先后次序，从而推断出了生物进化的学说；而达尔文关于生物机体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进化的学说反过来又对于启蒙以来流行的社会进步的观念提供了科学支持。

总的来说，达尔文的学说以及斯宾塞发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导致的进化主义倾向，加之启蒙学者们单线式社会进步观的影响，使人们逐渐认同了如下文化进化论的观点：文化、文明的发展是从简单到复杂的依次排列，而现代的文明社会又是从原始社会（或者说史前社会）经历了逐个阶段发展而来的，欧洲学者在接触了欧洲以外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特别是通过殖民活动接触到了某些现代原始部落）后，发现运用线性的文化进化论很难解释为什么同样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有的社会迅速发展而有的社会依然维持原貌。不同文明社会间的差异被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普遍归因于地域、气候等环境因素，但是他们对于环境因素的解释又总是理论上一笔带过的，很少进行令人信服的充分说明。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后，主导大革命的启蒙运动思想也不断地遭到质疑，启蒙运动借助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精神一统的信念随着大革命失败而逐渐没落，保守势力渐渐占据了主导，启蒙主义的理性至上观念遭到抨击，国家主义的观念取代统一的理性主义原则构成这一时期的思想导向，普遍重视国家、族群间的区分，学者们开始将不同国家、族群之间的差异归因为一种生物性差异，国家、族群间的生物性差异在他们看来是相对稳定的。种族标志了国家、民族的特性。

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为种族之间的不平等提供了科学解释。在达尔文以及赞同达尔文进化论的人看来，人类这一物种内部的生物进化地位并不是齐一的，进化程度存在高低不同，所以，相较于文明程度较高的欧洲人，文明程度低的其他地域的人群在智力与情绪上自然也不发达。达尔文的观点被用来说明文化进化，“文化进化的社会被认为是自然选择过程中赋予个人更高的智力水准和更大的自我控制能力的社会”^[21]，可以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观念为解释人类在生物学上的不平等如何影响了不同族群的发展程度提供了一个假说。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用于解释社会发展，在生物进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进化的进化论观念。关于种族不平等的信仰在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是非常普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解释人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时，认为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差异是非常关键的，从而将政治的不平等转换为自然领域的不平等^[22]。

可以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念与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观点差异明显，启蒙者所主张的社会进步是所有人类都可以参与并分享的，这与他们代表了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相关；而19世纪中叶达尔文主义进化观念意义上的进步并非所有人类都能参与并分享，作为在社会中已占有稳固地位的中产阶级，他们本能地以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差异为由，试图贬低可能与他们共享文明进步成果的人，把其他文明程度较低的族群描绘为在各方面都大大落后于现代欧洲人而最终不可避免地消亡的形象。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一种种族主义解释，殖民地种族的原始性与殖民者种族的优越性构成了欧洲人入侵殖民地并谋求对殖民地财富、资源的控制权的最好借口，他们是打着传播进步文明的旗号进行殖民的。

进化学说本身是一种在科学领域中形成的理论，其中最被人看重的是这种理论所形成的阐释框架的有效性，可以被视为对进步观念的进一步解说，借鉴科学特别是生物学成果，从学理上完善进步观念。也就是说，借助进化学说的理论阐释框架解释了进步为什么是必然的。

观念需要在历史阐释中具象化并得到证实，而历史阐释通常也受制于观念的引导。从进步观到进化论，再到抛弃进步观，走向国家主义、种族主义，这些发生于观念上的转变，都逐渐改变着历史阐释的框架。

19世纪后期，由于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社会对于一种普遍的进化观念的认可程度随之降低，在研究历史时，族群上升为最重要的因素。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是有现实原因的，即飞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对于无限的市场与资源的需求，要求以国家的名义通过扩张的行为来不断满足对市场与资源的需求。这种国家主义基本的诉求就是国家稳定，在英法等国的历史写作中明显地表达出来了。工业革命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加之早期工人运动开始试图挑战中产阶级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转而反对普遍进化论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普遍意识到工业化进程就是社会动荡的原因，对此，国家为了转移矛盾冲突，将社会动荡的原因归结为邻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从而导致了普遍地对于种族的区分，种族的区分又是基于相对稳定的生物差异性的。国家的统一、稳定获得了有关于种族理论的支持，基于种族特性的国家被认可为所有人的联系纽带，国家内部的国民被认为是有着相同的生物属性的，一种国家主义意义上的国家统一、民族国家建构成为时代的主题，宣扬族群认知意识，强调民族归属感与国家认同是这一时期许多学科自觉的追求目标，关注于历史问题与族群问题成为普遍倾向。坚信人类行为取决于生物特性，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进步的幻灭感，对人类创造力的怀疑态度在19世纪后期开始升温，可以肯定，生物进化逻辑在这种观点的背后同样起了支撑作用，它支持了对于人类进步的悲观态度，在一些学者们看来，人类并不天生就具有创造力，社会变迁虽然激发了人们为了生存竞争而奋斗，但是却有悖于人类的天性，因而可能对人类相当有害，所以，他们强调人类是与生俱来地抵触环境对于自己特定生活方式的改变，实际上，这反映了这些学者们所普遍感受到的强烈的不安定感，希冀重新为人类寻求稳定的安全感，这也解释了他们对进步的抗拒，因为人类进步必然要以改变生活方式为代价，违反了人类的本性，激发了人类的不安定感。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思考维度引导了对与特定族群团体的生活方式相关的“文化特质”的关注倾向，和以前强调与文化连续变化的发展阶段相关的“通则特征”形成对比，在这一时期学者们的观念中，每一种族群文化作为整体只能通过其文化特性加以认识，进一步而言，对于文化特性的强调，致使他们发展出了文化相对主义和历史特殊主义以对抗文化进化主义，即倾向于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殊的发展过程，传播导致文化历史变迁，不存在对于文化的发展程度与各自价值的普遍衡量标准，这种强调鼓励了文化多样性，进而致使在研究中逐渐出现了以历史取向替代原先所坚持的进化论预设观念这样一种倾向。

对于民族性文化的关注，加诸历史取向，导致文化—历史分析方法得以流行，历史著作中开始强调民族文化史研究。“文化”最初关乎农业生产，指涉“自我培养”一意的“文化”一词在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那儿被用来定义“人类的进步和启蒙”，同时，这个词在德文中被用来定义“个别社会”，尤其是指那些与城市“文明”相对而言的“内聚的、变化缓慢的如农村或者部落团体的习俗”，据崔格尔研究，1780年后，有关于文化史的著述大增，1843年德国的古斯塔夫·克莱姆在《人类文化通史》中引用大量相关民族文献记录来探讨文化问题，而英国的E.B.泰勒自1871年出版《原始文化》，开始使用“文化”这个词，而且还正式对这个词作出了界定，在他看来，“文化”一词是指“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取的能力和习惯的综合体。”^[23]

总而言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支持了对不同种族、国家以生物特性为基础作区分的行为，而这又被在这个语境中初兴的国家主义思潮利用来营造国家内部的民族归属感和国家认同，推动民族国家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彻底抛弃了启蒙所宣扬的精神统一的思想，而且还否定了受生物进化学说启发扩展出的普遍的文化进化主义的思路，代之兴起的是对于各个族群基于生物特性所发展而来的民族文化特性的关注，这种民族文化特性被认为是族群身份认同的标志，而这种文化特性又必须在特定的民族发展过程中予以观照，所以对于民族文化的关注引发了一种历史的取向，将民族文化问题转换为历史问题，即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民族文化特性的生成，在这种观念思潮的影响之下，民族文化史的研究成为历史研究的主导，各类历史著作都自觉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特性作为强调的重点线索。

历史研究在启蒙时代强调了它与人类普遍进步的观念的结盟，基于精神统一，研究普遍的进步法则，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学说盛行以来，历史研究与进化主义的结合则抛弃精神统一的启蒙思想教条，强调欧洲相较于世界其他区域在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方面的优越性，而19世纪末，历史研究彻底从进化主义转向探讨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出对于民族文化的关注倾向，重视文化—历史分析方法，强调民族特性的文化史著作大量涌现，在历史中探讨民族国家的源头与民族文化特性的形成过程构成了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种研究强化了国家主义情绪，参与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的构建，有效维护了民族国家统一和稳定，可以说是一种受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历史研究，而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大都是在民族、种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所有国民都应该以共同的种族的生物特性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特性为纽带紧密团结在一起，我们注意到，这种国家主义理论的逻辑实际上仍然是由生物进化论发展而来的，受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的自然选择学说启发认为，人类的行为由生物特性决定，不同的族群之间生物特性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必须强调种族之间的区分，而生物特性作为族群内共同遗产，构成了族群内部将所有人联系起来的最强纽带。对于民族国家而言，族群认同意识是很重要的，要想实现国家稳定与进一步发展，必须从各层面营建出族群认同意识，在国家内部渗透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

总而言之，国家主义倾向的历史研究通过追溯民族缘起、发掘描述本民族所取得的各方面历史成就，传达了民族的骄傲感与光荣感，对于建构民族国家内部的认同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这一时期，致力于探讨民族文化的历史研究是得到国家官方的大力支持的，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在西方世界颇为流行的种族主义倾向就与国家主义思潮有密切的关系。进化论支持了种族的区分，这种区分包括种族在发展程度上的区分，都取决于生物特性，因而，文化、文明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并不表现为全人类统一的模式，而是在生物差异性的基础上显示出以族群为单位的多样态，族群之间在生物特性上存在优劣，相应地，不同族群所发展的文化、文明之间也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别，这一点在受进化学说影响下形成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氛围中得到了强化利用，国家主义理论强调族群的生物特性是民族国家内部国民之间的联结纽带，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生物特性所决定的，所以，生物的优越性通过文化这个人的创造物的先进性表现出来，可以说，由文化的先进性表征的生物的优越性，一度成为民族骄傲的源泉。种族的优越性来源于生物的优越性，欧洲有的民族国家就借助这种逻辑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树立起自己的区域性权力，德国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国家，通过追溯日耳曼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发掘出日耳曼民族文化原创性与先进性，经由这样的历史研究塑造出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形象，以这种态度参与建构国家意识形态，致使在德国的国家意识中，日耳曼民族由于种族的纯洁性，被认为无论在生物属性还是文化属性方面都是最优秀的族群，生来就是最有创造活力的民族，所以，只有他们才有能力肩负起创造文明并将文明传播到不发达的民族中的重任，他们对于非日耳曼民族而言具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性，这种国家意识实际上支持了帝国主义扩张与殖民政策。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一个功能就被认为是配合并参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不断提升民族的优越感与自信心，为帝国对内对外的政策提供有力支撑。

科学的进步促使历史学方法被广泛接受，特别是在着重于阐释人类行为的人文学科中，历史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不二选择，种族主义观点在国家主义历史学研究中得以流行，导致文化—历史的方法成为各类历史研究的主流，崔格尔指出，这种方法“有利于鼓励国家或者民族的自豪感和士气。尤其是在一个民族受到挫折、威胁，或其正当权力受到更强大的势力的侵夺，或者国家面临内部分裂的危险，而需要呼吁国家统一之时”^[24]。也就是说，在民族、国家危急关头，通过文化—历史方法，发掘古代文明的卓越成就，昭示出古代族人的创造力，而不是关注于他们的原始文化生活状态，找寻文明的渊源，展现民族文化、文明在历史中发展的连续性，可以有助于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也可以通过揭示与过去的联系，为身处于不安定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些许安定感，使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进程之中，而不是被文明所遗弃的，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所以，历史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是过去的成就记录，更是未来的希望（源泉）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进化主义的历史阐释关注文化的通则特征和作为整体所显现的发展趋向，热衷于普遍的演进模式，用进化来单向度地解释进步，对人类行为和文化变迁进行通则化的处理，这样处理的结果支持了人类之间的不平等，确立了欧洲的优越性，文化进化主义的历史阐释的最终结论也多被提升至全人类进步的价值高度，而国家主义历史阐释以强调文化相对主义与历史特殊主义，倾向于认为文化是充满多样性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关注每一特定民族的文化特性，认为文化特性表现在文化发展历程中，而且每一民族的文化自身就构成一个整体，作为整体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人类总的文化进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而存在，文化问题得以与历史趋向结合起来，推崇历史方法，同时诸多历史问题也大都被归结为民族文化问题，意在阐发与生俱来的生物优越性与文化优越性。(www.chuimin.cn)

从普遍的进步转向进化的进步再到否弃单线进步、强调多样态的民族文化，如此的历史阐释框架的改观，科学在其中作为理论转变的依据所起的作用是显然的，一定程度上表征了科学的权威化语境所具有的强大威力，之所以能够产生效力，关键在于科学构成的权威化语境持续改造着身处其中的人的思维方式与思想面貌。

甚至可以说，科学的权威化催生了历史学科。科学的权威化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近代科学的兴起促使研究者主体的身份意识发生转换，同时使研究主体对历史研究对象的认识获致了革命性更新，即：现代人的现代身份得以确认，与之相应，智力活动中的主体更多地认同于自我的现代性身份，自觉消解传统权威的影响力，唯其如此，一种强烈的现代认同感才能在这个时代生发出来。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强调具有现代意识的研究主体运用在新时代中发现的原则、方法使得历史能够作为对现在人类生存境遇的回答。换句话说，新的历史研究面向的不是神学意义上的彼岸世界，也不是古典人文生活理想，而是朝向现在此刻，昭示出现在如何由历史塑造而来，因此，新的历史研究很明确地将关注重心设定为揭示人类生活的世俗世界的本真，并且在这种历史思考中又时刻关注现在。历史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即是由普遍被认同的进步观念所维系的。其二，历史研究特别倾向于运用科学研究中发现的因果性观念来解释具体的历史形成过程，从历史中探寻一种类似科学研究中产生的普遍性规律，再以这种规律推测具体历史发展进程甚至预测历史的未来走向；受科学影响的历史研究，起初热衷于建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历史阐释框架，企图通过探寻具有确定性的因果律而一劳永逸地把握支配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且将理想化的历史阐释框架运用于理解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所有历史发展问题；而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历史研究已经不再致力于挖掘历史进程中具有严格确定性的因果规律，凭借人类理性构造囊括一切的宏观的历史阐释框架，而是更多地注重研究历史领域中诸多微观、细部问题，在阐释模式上，也能自觉意识到其具体的适用范围，对其有效性加以限定，通过对于历史事实的深度挖掘，不断修正对于历史的理解，历史研究的复杂丰富性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多样化阐释成为可能。其三，历史研究的具体思路中强调对科学方法的推崇和运用，甚至有意识地形成自己所独具的研究方法和规则也同样是受到科学在研究活动中形成恰当研究方法的影响启发。

因此，历史研究一开始就将自己视为一种科学研究，将获得有关于人类及其社会的确定性的知识，使历史成为有效的知识形式，作为自身的不懈追求。

[1] ［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4页。

[2] ［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0页。

[3] ［美］布鲁斯·崔格尔：《考古学思想史》，徐坚译，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45—46页。

[4] ［英］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页。

[5] ［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6页。

[6] 同上。

[7] ［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0页。

[8] ［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7页。

[9] 同上书，第79—80页。

[10] ［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1—122页。

[11] ［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