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权威与文学史崛起：文学研究形式的合法化

具体而言，古典时代的智者们相对于变化，更关注永恒，普遍渴望着永恒，关于往日“黄金时代”的“记忆”主导了他们的观念世界，他们渴望着再度回归到这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可见，他们已经将记忆中“黄金时代”的生活永恒化了，所以任何变化对他们而言都意味着偏离了作为理想的永恒，被他们视为退化，他们在现实世界的全部努力就是致力于趋近观念中的永恒世界，从像索福克勒斯、埃斯库鲁斯以及欧里庇得斯等经典悲剧作家的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即便人类有时由于能得到神力帮助而取得些许进步，也同样无法阻挡世界整体上堕入退化的进程，当时的人们普遍感觉到对无情“命运”的强大操控力量无能为力，对“命运”无法摆脱的强烈感受构筑了古典时代的思想氛围，也正是这种“命运感”使得人们普遍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想象为对人类曾经拥有过的美好理想时代的一种退步，甚至在他们看来，这种退步趋势带有必然性。所以，这个时代的人类生活很大程度上倚重于哲学家们的思考和建议，像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所进行的智力活动以思考世界的本源为起始点，设定由神创造的世界初始状态是完美的，依照神意创造的世界运行到一定的极点时，便由于神赐秩序逐渐被破坏而开始走下坡路，也就是进入了衰落混乱时期，而当世界倒退到一定程度，神便会主动干预以恢复初始的秩序，这种逻辑衍化的结果造就了普遍的历史退步观和循环论。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目的论解释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排斥进步的可能，恰恰通过一种类比策略将有限的进步与总体的倒退倾向糅合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下，其关键在于以对有机体的生物学观察结果想象与推测整个世界运行过程，将完美理想的世界生活理念比作种子，就像种子必然会经历发芽、茁壮成长、最终腐败的过程一样，理想的世界理念必然在现世的历史运行进程中经历类似的循环周期，整个的周期运行是由最初被设计好的目的所决定的，其中囊括有进步上升的趋势，但这种进步绝不可能是直线性持续的，而是到达一定的顶点后像有机体一样自然地朝着起点方向开始倒退，倾向于复归最初的“无”之状态，退化的趋势同样是不可抗拒的。

如此带有目的论色彩的解释框架被古典时代的先哲们所普遍认同，甚至被亚里士多德用以解释了悲剧艺术发展的各个阶段，这自然就使人们引申出如下见解：当事物运行到最高点，达到了它最初被设定的目的时，它便成为一个永恒的理想范本，接下来要么模仿这个范本，要么就是从此倒退。可见，处在循环观念中的进步必然不能摆脱人类普遍的悲观主义。循环随时间的流转而运行，时间在继续，人类的命运就不会被改变，再大的进步最终也都会遭到周期性毁灭^[1]。在他们的观念中，永恒的价值高于一切，偏离永恒的任何变化都充满着堕落的未知风险，古典时代先哲们的认知框架并没有为后世知识的持续累积预留空间，此种认知框架普遍假定作为真理的知识是亘古不变的，知识不需要也不可能被更新。由于缺乏超越性，古典时代常被一种悲观氛围所萦绕，因而无法真正导示出进步的观念。

视古典为异教时代的中世纪，同样也极少关注人类世俗世界，或者说，人类在世俗世界的历史微不足道，只是作为达到更完美境界所必经的阶段而存在，在他们看来，人类世界也只有在人类死后才能迈入使得人类获得真正幸福的更完美自由的阶段，因而，人类历史无可避免地趋向于世界末日。换句话说，中世纪神学世界观被设定在精神维度上引领人类及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更高更理想的阶段，神学世界观优越于世俗世界观，世俗世界对于人类而言没有任何历史意义，甚至，在中世纪神学观念中，人类历史并非自然地独立运行，而是作为神启历史而存在，并且人类被设定犯有“原罪”，所以生来就注定不可能在道德上达到完美境地。可见，进步的观念在中世纪也缺乏萌生的土壤，中世纪仍然持有古典时代的历史退步观，但是，却打破了古典时代的循环论，将历史看做一次性的、不可逆的，这意味着有关于历史的新信念的诞生；此外，标志着人类作为统一整体的“世界观念”的流行也被伯瑞认为是中世纪历史观念的一个特点，所谓“世界观念”表达了世界一统的理想^[2]。这种观念的普及对于进步观念的萌生起到了助推作用。总而言之，中世纪在对历史的认知上虽然较之古典时代有了更多的新质，但统摄这个时代的基督神学精神却禁锢了进步的历史观念的产生。

始自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古希腊罗马文献，受重新发现的古典时代丰富的智力生活氛围所激发，文艺复兴的学者们将关注重心挪至自己所生活的世俗世界，倡导人文主义，他们所谓的人文实际上就是与中世纪神学相对的世俗，世俗关乎人而非神，强调否弃教会神学权威对于人现世生活的种种禁锢，努力营造世俗生活的实在感，创建一种独特的世俗生活模式，关注人的理性，在世俗事务的处理上重视更多地运用人的理性。其实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在世俗事务上已经承认古典权威，放松了对某些世俗事务的控制力，可见整个时代思想风向的转变，更多的智力资源被引向世俗事物。这一时期的人文学者们虽然显现了反抗教会权威对世俗事务控制的明确倾向，但却是以恢复古典权威为代价的，在对他们重建起来的古典时代人文生活理想的渴慕中有限度地对抗神学权威，可见，这一时代的思想仍是“向后的”，缺乏一种“向前的”开创魄力。相应地，在历史观方面，文艺复兴的巨擎们也接受了古典哲学思想的启发，基于人性的永恒不变，以对过去的研究来洞察未来，对他们而言，任何对永恒理想的偏离都是退步，所以他们并未跳脱出历史循环论。

16、17世纪，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古代权威的地位遭遇到挑战，科学知识急剧增广，使得公众对于科学的信心普遍提升，同时科学所导致的有益于人们的利好方面的变化也使得公众更广泛地认同于自己所属的时代，导致时代信心普遍增强，乐观主义情绪高涨，人们逐渐倾向于认可现代之于以往一切时代的优越性，一种现代意识日益获得人们的普遍赞赏。可以说，科学知识呈现出不断累积的态势与在公众中现代优越感的愈益增强，使得进步观念与一种直线性的时间意识结盟，将进步当成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可抗拒的事实接受下来，坚信人类文明始终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目的地是人类幸福的最终实现。当时的不少作品中都传达出社会各界对知识与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广泛关注。

可以肯定，科学知识的增广引发的进步观念具有明显的现代意识，强调了人类文明随着时间的向前行进，逐渐呈现出进步的趋势，表现为现代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累积递增以及公众对于所属时代的信任度不断递增，进步观念实际上是由对现代立场的自觉普遍认同所塑造的。特别是17世纪下半叶由法国文学界发起的“古今之争”，表明赞誉现代文明的立场足以与崇拜古典权威的立场相抗衡，科学的权威化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进步观念的流行，其影响波及历史学，导致了人们对于历史认识观念的转变，即历史被解释为直线性发展演进的过程，人类历史呈现为一幅不断上升的图景，实际上，发展的观念统摄了关于历史的解释。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依时间的展开逐次呈现出进步发展的势态。这种历史进步观念（以及历史发展观）奠定了历史学的解释趋向。

近代科学兴起之前，关于人类历史趋势的解释受神学思想影响基本上流行的是历史循环论或者退化史观，甚至在18、19世纪之前，进步观念在历史趋势的解释中仍然并未占据主导地位。《考古学思想史》的著者崔格尔指出，“17世纪的学者”并未意识到“各个历史时代”可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发展过程”，而仅仅将之视为“人类本性的一系列主题的万花筒般的变化”，即使是维柯也主张一种历史循环论，认为所有类型的人类社会受到统一的“神的旨意”的统摄，受类似于科学中的“法则”的控制，“都会经历相似的发展和衰败阶段”，虽然维柯的历史观不能算是进步观，但是在维柯这里体现出一种对类似于科学法则的支配历史的“法则”进行“分析”的“信念”^[3]。进步观念的萌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的变迁更新为进步观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依据与立论角度，而知识又被认为是人的智力产物，近代的学者们据此从过去的历史中辨认出了人类于整体上进步的普遍趋向，历史在一定限度内也被认为是由人智力中的创新精神所推动的，分属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都对知识的增广做出了贡献，因此历史的进步又是普遍的，进步的历史是从人类世界作为统一整体这一意义上来考虑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兴起的进步观念，其彻底性就在于它相当乐观地设想了历史的未来，认为在未来，知识将与其在历史中显现的那样保持一贯的增长，知识被认为是无穷无尽的，因为自然的潜力是无穷的，由此不难看出，近代在知识观方面的认识已经大大超越了以往的传统观念，正因为如此，这一时代的智者们更多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创者区别于传统学者，在新的研究方法的应用上更为自觉，这一点在培根的新哲学思想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看到知识增长对人类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意义，最大的用途便是改善人类的生存境况，最终实现普遍的人类幸福。这就营造了一种有利于进步观念普及的社会氛围；还应该提到的是，培根的著作中虽然随处可见他对于古人的尊重，但是实际上他著述的主要目的却是鼓励同时代的学者尽力摆脱古人权威的影响，将对自然和历史的研究建立在普遍的经验观察的基础上，运用新的方法增广知识。

培根对“古人”一词的独特见解也是值得回味的，可以理解为他为现代人立场张目所采取的一个巧妙的策略，同时也与现代对于时间概念的全新理解有关。在培根看来，时间与经验是直接相关的，“只有世界的老迈年龄才算是真正的古，而这种高龄正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所享有，并不属于古人所生活过的世界早期；那早期对于我们说来虽是较老，从世界自身说来却是较幼的。”^[4]所以，他指出现代人才是古人，这个“古”是指年老，培根认为现代与古代对比的真实内涵应该以经验的丰富程度而论，现代人有着类似老年人的智慧，因为人类世界发展到现代积累了更多的知识，储备了无数的实验和观察，因而现代较古代而言无疑是一个更进步的时代，可见，知识是随时间演进而积累的，所以我们大可以期待从现代获取更多知识，培根正是以一种独特的时间经验维护了现代立场，同时从逻辑与实际观察经验的角度论证了知识进步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知识是逐渐增长的，呈现进步的势态。同理，人类的历史也显现出进步的趋势，培根从知识论的角度消解了古代权威存在于认知领域的合法性，从而在根本上驳斥了以往的历史退化论、循环宿命论，树立起历史进步的信念，但也正是因为培根用以强调现代价值的“人类世界的老年阶段”这个比喻，使得他对进步的理解更多地侧重现在而回避了人类未来的无限发展，在他看来，人类世界在他所谓的现代将会达到顶点，他所设定的人类幸福的目标也必然会在现代这个时期实现。即便如此，培根的学说还是奠定了人类历史从古代到现代渐进式发展的基调，将知识进步的事实揭示出来，以一种类似实用主义的立场宣告了世俗知识对人类的普遍价值，从而为进步论的出现及其成为人们思想的主导提供了重要条件，确立了知识的新时代即将来临的信念。

17世纪法国的笛卡尔跟随着培根，将赞誉更普遍地给予现代人，与培根相比，笛卡尔可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他以对自然的研究将人的理性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专注于探究纯粹形而上的类似于数学法则的自然法则，这种自然法则在他看来是永恒的、不变的，数学方法成为揭示自然法则的新工具，在自然研究方面彻底地抵制古代权威，将人们的智力兴趣转移到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上，自然法则一致性和不变性的确立为科学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基础性保障，使得在科学探索上能够连续取得进展，一方面排除了超自然力量对于自然研究的干涉，另一方面也摒弃了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在世俗事物中对于古代权威的尊崇，更彻底地与传统决裂，使得自然领域的研究获得了独立地位与价值，研究主体的自由得以保证，与培根多少还对古代文献怀有敬意相比，笛卡尔则强调运用人的理性批判分析所有的一切，一切都要在理性面前接受审判，笛卡尔规定了一套新的理性分析方法，强调以理性探究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证明了自然演化过程具有一种稳定性，人能够凭借理性挣脱传统权威对人类思维的控制，人的独立性得以确立。笛卡尔营造了一种精神氛围，这种精神氛围特别有益于强化人对于科学或者确切地说是以理性标志自身的科学方法的信赖，也就是说，由于笛卡尔的论证，自然法则的一致性被当做常识公理而接受，奠定了科学的稳固基础，借此，知识增长的持续性有了可靠保证。换言之，在笛卡尔看来，自然孕育了人的理性和创造力，知识的源泉是伟大的自然而不是古典文献，自然的永恒性保证了知识领域持续进步的可能性，如此，凭借理性与科学方法而非古代权威确立起来的具有连续增长性的知识被证明更有价值，这种不断进步的知识延伸至未来则会对人类生活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依循这种逻辑，笛卡尔与培根一样认为现代从时间序列上看比古代更成熟，自然也更优于古代；不同的是笛卡尔在表述这类观点时，以一种更决绝的姿态将现代与以往的一切时代割裂开来，更彻底地反对传统权威，知识的连续性进步这个命题只是在立足于运用他所提出来的全新科学方法才得以成立，换句话说，笛卡尔将知识的进步这个命题所关联的时空范围设定为立足于现在，引申至未来，而在谈及现在新的知识之于过去传统知识的连续性上，持一种否定态度，即在他看来，现代知识的建立恰恰是基于对传统知识的普遍怀疑和重新探索，源于一种对旧有知识基础的更新和变革。人的理性和新的科学方法取代了旧有知识赖以依凭的传统权威至高无上的地位，加之笛卡尔基于他提出的一套科学方法在数学、物理学领域所做的开创性科学实践，令人更直观地感受到了知识进步的实际成果，知识进步的事实为人所信服。可以说，笛卡尔的思想体系虽然没能最终产生出进步的学说（因为严格说来，进步的学说必须致力于建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增势的连续性，而笛卡尔由于将现代知识看成是对古代传统知识的断裂作为前提，所以很难直接创建出关于进步的学说），但是却通过笛卡尔精神的持续影响力量与笛卡尔观念的广泛传播将关于知识进步的观念承递下去，最终由沉浸在笛卡尔精神氛围中的敏锐学者创建出来。

总而言之，笛卡尔确立了关于至高无上的人类理性与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的新的信念，并以从学理上严格论证自然法则的一致性确保了科学无限发展的上升空间，奠定了知识进步观的基础；同时可以看出，由于他对上述信念的强调方式与决绝态度，他的哲学思想体系直接指向对包括教会权威在内的一切传统权威的颠覆。人凭借理性确立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在面对自然时发展出用以获取自然知识并控制自然的一套方法，感觉到自身作为人的理性能力以及对自然控制能力的逐渐增长，进步的理论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能被建构并显现出即将取基督教理论而代之的势头。

进步观念势力的滋长挑战了流行已久的历史退步论。二者力量的此消彼长最终引发了17世纪后期的“古今之争”。这场持久的争论虽然发生于英法文学界，涉及古今文学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其更大的价值意义被认为是涵盖辐射了整个知识领域的。在整个知识领域中，这场论争的实际焦点即是现代人是否优于古人。值得注意，这场争辩对于后世的长远意义在于探讨自然赋予现在的创造力与活力较之于过去是否一样，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自然所赋予人类的力量在现在和在过去是否是永恒不变的，人类能力是否是不断增进的。古今之争所主张的知识进步论，延续了培根关于“现代是人类世界的老年时代”这个比喻，主张生活于现代的人们正由于拥有更丰富的知识而在与古人的对比中显现出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古今之争中的现代人阵营所持观点及其观点的论证多受到笛卡尔《方法论》的影响，通过对古代经典的剖析批评，有意消解古代权威，树立起独立的现代意识。现代人阵营主将佩罗设想在知识的连续性增进中有时也存在着中断，在中断之后会出现知识的复兴，甚至还很可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对于“取决于积累”的科学与艺术领域而言，后来时代孕育的伟大人物肯定是“前无古人”的，这是由知识随时间之流日益增长所使然^[5]；进而这种逻辑在佩罗考察文学艺术领域时发挥了它的阐释力，在佩罗看来，文学艺术的魅力在于愉悦心灵，而这个目的的实现必然“洞察人类心灵的奥秘”为前提，也就是说，文学艺术作品的水平高下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作品对人类心灵的理解和把握程度上，加之人类对心灵的发现与对自然的发现又存在一个可类比的关联，所以，现代的文学艺术与古代相比同样貌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此，佩罗构建了现代的“普遍优越性”^[6]。17世纪60年代奉行培根、笛卡尔哲学思想的英国皇家学会与法国科学院相继成立，被人们视为实现伟大的人类计划所做的必要准备，带给人们一种新的期待，由摆脱了传统权威束缚而滋生的乐观主义情绪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弥漫，自然科学则将不同身份地位的人集结在一起，承载着人们更多的期待。

信奉笛卡尔几何精神的芳特奈尔是17世纪后期古今之争中的另一主将，同样明确高扬了知识进步论。芳特奈尔用“古代之树”与“今日之林”的比较来阐明这一问题，他认为，人类与动植物都是由自然创造的，都取决于自然世界的物质成分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如果自然力量在古今是永恒不变的，培育“古代之树”的土壤与“今日之林”的土壤没什么两样，相应地由自然所缔造的人类大脑在结构上也不会有差异，由自然所决定的人类的活力与创造力是恒常的，那么便没有理由说古人优越于今人，可见，芳特奈尔此处的论证逻辑完全是笛卡尔式的，并且运用了科学假设作为论证前提（假定自然演化过程是相当稳定的），数学、物理学在这里起了绝对作用。在芳特奈尔看来，正是由于古人在时间之流中先于我们而存在，我们今人得以超越古人，知识的进步得以实现，一样的道理，我们也应当怀有被后人超越的期待，这种超越的可能性正受惠于我们这个时代所确立的科学探索的两条途径：“改进方法”与“增加经验”^[7]。芳特奈尔认为人类世界没有所谓的老年时代，总是能够像现在这样一直进步。显而易见，芳特奈尔的进步观念包涵了对未来的预言，所以使得他在看待古今之争时颇具开放性视野。这一开放性的思考维度，使得芳特奈尔对于权威的反抗更为根本，他不仅将对古人的过分赞誉与崇拜视为进步的主要障碍，而且还清醒地意识到对像笛卡尔这样的同时代权威的盲目推崇，即将之视为无所不能的终极思想同样会有碍于知识的进步。芳特奈尔的目光更多地是移向未来时段的，可以说，关于知识进步的理论在芳特奈尔这里已经基本完备。

值得注意的是，芳特奈尔并未将他的知识进步观引申为一种关于社会进步的理论，芳特奈尔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各门科学紧密关联构成一个统一科学体系的观念，实际上与他作为科学院院长的身份有关系，他明显地在一些著述中表达了他对各门学科实现“团结”的期待，他的这些表达同时也作为对社会大众的科学普及与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这些科学普及与宣传使得进步观被社会公众广泛接受成为可能，值得一提的是，17世纪后期以来，科学领域中的发现特别是当时物理学、天文学的伟大发现日益成为民众乐于谈论的时尚话题，有关于科学进展的谈论充斥了各种沙龙。可以说，芳特奈尔所在的时期笛卡尔精神在时代思想中浸润极深，几乎于公众中掀起了一场理性崇拜，任何东西都要在理性的面前加以评判，历史也不例外，笛卡尔倡导的分析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历史研究中，重新清理史实与传统流布下来的观点，古代权威和教会权威被弃置一边。这种理性主义思考最终使得知识进步理论深入人心。

上述笛卡尔所导致的理性主义运动持续到18世纪，使从17世纪后期确立的知识进步观的影响引申到社会道德领域，激发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普遍性思考，导致17世纪的知识进步观成为一种关于人类普遍进步的理论。这个时代的人们普遍开始关注社会及其人类道德状况，并且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时代中所发生的思想启蒙运动，有意地推动这场运动的进行。智力思想方面的启蒙与人们所处时代社会的黑暗两相对比，引发人们思考科学对于人类生活有何益处，科学的进展是否能改进人类的生存状况，科学的法则特别是笛卡尔所建立的自然法则能否应用于社会结构分析并以这种法则为指导进行社会改革，按照理想重整社会秩序，使社会秩序趋于合理。具言之，由于当权政府的蒙昧统治日盛，人类社会生存状况愈益不堪忍受，激发了具有一流智力水平的学者们聚焦于社会科学领域，凭借理性拷问人类本性，探察人类社会的内在支柱，人的理性在社会领域中也获得了权威地位，知识进步观在这个时期被引申为人类普遍的社会进步观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在目光移向人与社会的18世纪启蒙时代学者看来，整个社会过程从历史维度考察，贯穿其中的社会法则可以用进步理论来解释，而这一社会法则在他们看来实际上就是自然法则，根据启蒙学者的观察，人类历史的变化是持续发生的，促成这种变化发生的是人类对自然控制能力的日益增长，以历史看人类征服自然、改善环境是必然的，所以社会的进步也是必然的。社会的进步不仅涉及科学知识的增广、技术的发展，还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步的趋势不仅是必然的，也是普遍的，即在人类各种不同文化中，进步都是作为追求的目标，而且也都被假设是以统一模式实现的，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

由知识进步论扩展而来的人类普遍的进步论，必然期待着历史研究为它提供的确凿证据。这一时期，随着思想关注重心逐渐转向人类社会，并开启了普遍的社会思想启蒙运动，新的研究领域——社会学、文明史与历史哲学——大概在18世纪中期得以开辟。值得关注的是，启蒙时期的知识界普遍地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人类社会事务领域，自然也多受惠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社会科学的开创者孟德斯鸠在研究有关于社会事务的事实时，有意识地借用了笛卡尔研究自然的理论与相关分析方法，因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观念，即社会政治现象与存在于自然界的物理现象一样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在他看来，在直接促成历史事件发生的特殊原因背后一定存在着“一般性原因”，孟德斯鸠将这个“一般性原因”归结为“道德”与“物质”方面的原因，但是由于孟德斯鸠本人似乎在逻辑体系概括方面有所欠缺，在对历史事件背后之原因的区分上也缺乏明晰性，所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似乎也就只有“地理”与“气候”这样的属于物理环境方面的原因^[8]。(www.chuimin.cn)

伏尔泰认为人类精神观念上的各种偏见和错误造就了人类进步的最大障碍：战争与宗教迷信，只有消除这些观念上的偏见与错误，人类世界才能真正取得进步^[9]。一种乐观精神主导了伏尔泰的思考，伏尔泰所构想的进步观中预设了人类普遍理性的深入人心这一前提。在伏尔泰看来，历史主要受到人类理性的引导，而超出人类理性解释范围的，只能援用偶然性来解释，偶然性的决定作用受到伏尔泰的重视，但他同时也坚信人类的理性最终能确保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就是在此处，伏尔泰对于人类文明进步被归因于人类理性的主导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人类理性左右历史进程的优势地位并未得到强有力的阐释。启蒙时代的学者作为人类及社会状况的观察家，认为现在社会中的种种罪恶并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缺陷，他们发现社会罪恶实际上来源于蒙昧无知与种种偏见这些偶然性因素，所以他们为人类社会开出的疗救药方即是针对蒙昧无知进行启蒙，在社会中广泛传播知识，针对错误加以纠正，普遍地运用人类理性，才能最终实现人类幸福。在对人类社会的如此理解框架之下，这一时代的历史研究必然专注于构建一种具有普遍解释效力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的名称虽然是由伏尔泰首次使用的，但杜尔哥关于世界史的构想使得建构历史哲学的意向更为清晰，其努力也更富成效。

杜尔哥受伏尔泰与孟德斯鸠的影响很深，他对历史的考察同样是根据进步观描绘人类发展脉络，探寻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命运，在对历史过程展开的解释中，杜尔哥将从孟德斯鸠那儿继承而来的一般性原因加以组织和系统化，作为主导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他强调对人类及其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必须依赖于由洛克创建的心理学研究。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是作为普遍历史而存在的，人类的普遍历史在克服了种种困境后总能趋于更加完美。从科学进步历程中可以看出真理总是在对错误假设的一次次辩驳中显露出来，同样，人类世界也是通过不断地承认错误而取得进步。值得注意的是，杜尔哥首次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作出了阐释，他认为人类在前进过程中所经历的每个阶段步骤都会使得进步加速，描述了对与后来孔德提出的人类进化三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主义阶段）类似的规律的观察。总而言之，从杜尔哥关于世界史的构想中，可以发现进步观对于他而言，意味着对历史的统摄和组织，使得纷繁的历史显现出了统一性，赋予历史以更高的价值意义与使命。在他所描摹的历史图景中，人类在自身非理性的引导下朝着正确的方向一直前进。

启蒙学者普遍将目光转向人类及其社会，这个时期像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由于关涉人的需要而被继续关注，有关于人的一切成为关注中心。17世纪“日心说”战胜了原先流行的“地心说”，被人们普遍认可，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类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的不复存在，人一下子变得非常渺小，退到了宇宙的边缘。但人随即便发现了“恢复自尊”的新手段，中心地位的失落也意味着人的自我救赎，人类在这样的情境下，断定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因此，人类能够凭借人类理性构建自己的计划，不受任何束缚，只有宇宙自然合乎人自身的利益需要时，才有可能被纳入到人类理性的考虑范围内。这一时期，虽然笛卡尔纯粹形而上学发展出的原则仍然支配着思想界，但是在关注人及人类社会时，洛克的以感觉经验论为核心的心理学已经逐渐成为关于人及社会的研究的基础理论，洛克的感觉论存在着相对主义倾向，启蒙学者接受了这种实用主义，从他们设置的启蒙目标就可以见出，整个运动完全表现为人的计划，试图通过人自身的力量获得幸福，他们的设想以对进步的坚定信念为基础，致力于知识的传播，期冀以知识与理性祛除蒙昧与偏见，令人和社会不断趋向于完美，其中充溢了乐观主义，相信人的可完美性，他们的思想中涌动着一股强烈的批判精神与革新精神，蔑视传统权威，在他们的哲学思考中体现了人类的激情，正是这个时代迸发出的强大的情感力量，驱动他们以无畏精神制定和实施他们的伟大人类计划。因为编纂百科全书而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家们虽然所持观念各不相同，但是有着一致的倾向，他们都将以知识的普及与各门科学的团结统一促成人类智力的进步为目标，他们认为改善人类社会的关键在于以进步观念为要求重新塑造人的思想，所以，他们以编纂活动为核心发起的运动实际上自觉地发挥着向大众宣传进步观念与人类理想的功效。

知识进步是之前时代就被普遍认可了的“事实”，18世纪启蒙学者们思考的是如何使进步的知识有益于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首先确认了人类无限的可完美性与可塑性，洛克与孔狄亚克的感觉心理学也支撑了这一前提，各个民族、种族之间的差异也不是由种族本身的优劣所导致，而是由社会历史环境造成的，人的性格与道德、智力水平能够通过改变社会教育制度与公共政府管理来塑造、提升，这种理论由经由进步论的普适性获得了更宽泛的内涵，全体人类不分地域、民族种族都被涵盖进这种理论的论述范围内，各民族发展的差异源于社会环境的多样性，推促进步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目标，进步观显现了广阔的世界视野，依照这种逻辑，于社会环境中取得的后天社会遗传相较于先天生物遗传对于人类的影响更大，人类的进步就被认定是取决于政府管理与社会各项制度的进步，因此，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在他们的人类进步计划中都纳入了在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各项社会制度以及政府管理职能这两方面的建议举措，当然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凭借知识的进步。

启蒙时代的各种理论思想的传播酝酿了法国大革命，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这些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在法国大革命前就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社会舆论并成功地主导了社会舆论，特别是他们对于科学成就、科学新观念的膺羡，他们所宣扬的理性主义精神、反抗权威的叛逆精神以及社会改革理论已经在公众的社会生活中滋生出强大的感染力，启蒙思想家们的著述也体现了他们是有意识地面向普通民众宣传他们的学说。在启蒙思想家们所致力于传播的人类社会理论学说中，进步观念成为一股非常关键的力量。可以说，包括进步理论在内的各种启蒙理论的广泛传播为法国社会即将发生的剧烈变革做好了前期准备，并且引导了大革命的各个阶段，同时，法国大革命也暴露了启蒙学说理论在付诸实践时产生的一些谬误。具体而言，在进步观念的引导下，启蒙思想家普遍坚信，社会政治结构的重组、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重建，必然能够引导人们迈向“一个充满正义和幸福的统治时期”。大革命暴露了启蒙思想家们的另一个谬误，他们在思考人类社会理论时，常常将人类放在真空中加以考察（正如科学家将自然现象通过特殊手段移至与大自然相隔绝的实验室中观察一样），没有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通过一股由多种复杂因素混合杂糅而成的巨大力量，不是通过他们简单化处理，仅仅通过理论争辩和立法就可以应对，导致了受启蒙思想影响的革命者们轻易地认为过去历史传统是可有可无的，他们的革命姿态就表现为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在他们看来，新的政府管理应该贯彻一种数学方法，他们所制订新宪法是“在诞生时就已经成熟”并可以应对未来一切突发状况的完美的宪法，只要有了这种新的管理方式和新的完美宪法就可以期待在未来的法国实现人类的幸福，只要其他的民族采取同样的原则，所谓的“千年盛世”必将来临，8月4日颁布的《人权宣言》就是践行上述理念的产物，但是这些期待与幻想在革命后期所营造出的恐怖氛围中逐渐幻灭，大部分人特别是普通民众在看到原先的希望化为乌有时都对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平等与进步的理念逐渐丧失了信心，甚至完全失去了兴趣，只有像孔多塞这样的“深思熟虑之人”依然坚信着人类进步的理念。

孔多塞在他为人类设计的进步史纲中详细阐述了杜尔哥于其世界史设想中体现出的进步观思想，正是在进步观的引领下，处境艰难的孔多塞以一种乐观精神完成了《人类思想进步历史图景概述》一书，整部著作充溢着革命的激情和对人类进步的未来预言，他构想以进步观来写作人类文明史，展现人类及人类社会如何经历连续变迁而不断趋向于在未来实现真正幸福。具体而言，他以知识进步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志，文明的历史在他看来就等同于启蒙的历史，他将启蒙作为一种工具，他认为以科学进步为代表的智力进步对人类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进步有重要意义，科学在他而言就是祛除蒙昧与偏见的关键所在。在他的逻辑中，历史上存在的社会制度构成了对于人类理性的一种阻碍力量，有害于人类理性的自由施展，这便显现了他的理论中固有的逻辑矛盾：既把进步作为历史事实来描述，又否定历史上可能对进步有所贡献的社会机制与传统惯例，在孔多塞的理论设想中，人脱离了孕育自身的社会环境，是“在真空中运用理性”^[10]。孔多塞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构想文明史的研究，他断言：把握社会现象的一般规律，而且这种一般规律能够得到历史的证实，那么自然可以运用这种一般规律去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

18世纪莱布尼茨哲学观点（特别是他所主张的发展观点以及他显现出的乐观精神）的盛行成为进步论在德国传播的基础。赫尔德强调人类的持续性发展，还提出对于以往历史的判断，应该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特别是时间、气候与环境因素，甚至认为人类文明是一种自然现象，人类文明的历史显现出一种连续性，历史事件之间构成了严格的因果序列，在他的严格决定论图式之下，排除历史的偶然性，他认为人类各民族的历史都仅仅取决于自身环境的发展规律，并没有所谓的普遍规律，可见，赫尔德对于人类历史现象的研究是以科学对于自然宇宙的研究为参照的，企图建立一种理性主义的历史哲学。

康德的论文《论世界性计划的普遍历史观》与赫尔德一样关注于人类文明史，康德采用了一种统计学方法说明了人类的行为受普遍的自然规律的制约。历史的目的就是展现人类的理性，建立“普遍文明社会”就是人类理性本质在历史中的体现，历史有如一个计划的展开，探究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被等同于揭示自然的隐秘计划，依照这种逻辑，康德认为“世界性普遍历史”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康德认为自然界特别是有机界显现了一种目的论，历史的进程就被他比作类似有机物个体所历经的生命过程，像自然规律支配自然界一样，自然计划同样主宰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可见，康德实际上是像他同时代的启蒙主义学者那样将精神同化于自然，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类理性，所谓自然的计划就是要在人类活动的全部历程中实现或者展现人类理性，历史的存在价值便得到了说明。于是，历史自然就表现为以理性为目标的渐进过程，也就必然是一种进步。换言之，历史进步以理性标志自身。在康德这里，由于他对于生命的理论有自己的看法，所以赋予进步观念以一种悲观主义基调，在他看来，将幸福作为人类目标，会导致一种享乐主义，结果就是没有人愿意在“同等”或者“崭新”的条件中重新开始生活^[11]，所以以幸福作为目标，不利于真正的人类理性目的的实现。康德的悲观主义对于19世纪的德国思想界影响颇深，特别是对叔本华而言。

康德思想的继承者黑格尔同样是从形而上学先验地推衍出历史在逻辑上发展必经的各个阶段，普遍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即是强调对理性的体现，黑格尔将人类普遍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黑格尔认为在世界历史的最后阶段，现代精神就表现为“日耳曼精神”，在黑格尔看来，普鲁士国家就是历史理性的绝佳体现。可以肯定，在黑格尔的意识中，“世界史”是唯一的历史，而且现代欧洲是它的顶点。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在现代欧洲，人类文明到达了进步的顶点，只有欧洲才有传播文明的权利与义务。

德国哲学家在建构他们的历史哲学时，通过纯粹形而上学式的抽象探讨，将18世纪以经验为基础的进步观与理性至高无上的信仰结合起来，使得进步观上升为渐进发展观。

18、19世纪之交，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法国思想界出现了对于主导革命的思想倾向的反对声潮，这场反对革命的声潮是由大革命失败后普遍弥漫于社会中的失望情绪与对大革命整个过程中暴露出的启蒙思想的错误、偏颇所作的反思共同推动的。18世纪被启蒙理想所淹没打压的种种力量再度以新世纪的面貌涌现出来，引导人们关注被启蒙遮蔽、忽视了的那些重要方面，更深入地挖掘关于人类精神的广阔思考空间。一些学者致力于重新发现中世纪的重要意义，使这个时代看上去是从情感与智力两个层面重燃了对于中世纪的兴趣，而这正好构成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典型特征，对于曾经的教会时代的缅怀倾向，成功吸引了包括文学作家、思想家以及历史学家在内的智识阶层中诸多人的注意力，雨果、夏多布里昂、米什莱等人是其中的堪为代表者，他们不能认同启蒙时代的学者们对于中世纪的处理态度，因此，在倡导重新看待中世纪时，进步观自然而然受到更多关注。19世纪初，中世纪的问题被正式提出，使得每一个关注进步观或者对进步观感兴趣的人都必须思考中世纪的问题。启蒙时代信奉进步观的学者在以进步观念探讨人类历史进程时对中世纪的普遍处理方式暴露了他们理论的自相矛盾：既将进步看成人类普遍的趋势，但又不承认中世纪是人类历史连续进步的一环。而在19世纪人们意识到这个矛盾之处，企图重新就中世纪的历史地位提供合理的解释。斯达尔夫人敏锐地意识到进步论正在遭受质疑而陷入被削弱的危险境地，为了捍卫进步论，她试图证明中世纪对人类智力进步与文明发展的贡献，而基督教则是这一贡献的实际推动者，这样的解释保证了进步的连续性，完善了进步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洽性。随后不久，革命的反对者夏多布里昂以《基督教真谛》（1802年）一书公开向18世纪启蒙精神宣战，针对于18世纪将基督教体系看作野蛮的体系并以进步之名要求基督教精神的沉没，夏多布里昂是从浪漫主义的审美维度这样一种新的视野来重新评价中世纪基督教精神的，采取的是一种美学策略。

实际上，以夏多布里昂为代表的浪漫派对于现代文明的抨击与对于中世纪基督教精神价值的重新建构与推崇，可以作如下理解：革命的反对者们从大革命的失败中看到了启蒙思想所极力推崇的理性思维的僵化与不尽如人意，启蒙思想家以至高无上的人类理性为核心建构出的理论学说，对于社会的处理是非常机械的，这种机械性在大革命前后进程中都得到了突出体现并被证明造成了严重后果，它有害于人类及其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理性并未像它所承诺的那样为人们提供安全感并引领人类实现幸福，反而因为它的僵化与不尽人意的机械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心灵的极度恐惧，它所承诺的自由戏剧性地变成了一种束缚、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负担，极度恐惧必然导致对逃离理性束缚的极度渴望，以浪漫派为代表的革命的反对者，正表达了这样一种深层的渴望：对理性的有意抗拒和逃离。实际上也是对从16、17世纪科学兴起以来在科学的体制化与权威化引领之下铸造而成的现实世俗世界的反叛，他们对于在权威化科学影响之下建构出的这个世俗世界有着诸多不满，他们将这些不满统统归咎于启蒙学者所推崇的理性，这种理性是由自笛卡尔以来在科学中确立的理性原则演化而来，而法国大革命可以说就是按照启蒙思想家为人类社会所设计的启蒙方案来进行的一场社会实验，但是大革命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人们为这场实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启蒙理想也化为泡影，通过这场试验，人们感受到了革命带来的动荡，人们的社会生活甚至比革命之前更加不安定，所有人都因为革命而缺乏安全感，革命反而导致了社会问题丛生。现实的情景引发了人们的反思，由此出现了以浪漫派为代表的反革命派，他们质疑抽象的启蒙理想，从革命的失败中对这种过于理想的信念加以反思，看到了过于遵循理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在这些反对者看来，由尊崇与促进科学进步所造就的现代人类文明未必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导致他们在转向中世纪的同时，对由16、17世纪科学兴起以来的一系列现代文明所取得的发展都持否定态度，也可以说，这是他们对于在科学的权威化语境中孕育出来的抽象理性思维与一种渐进发展的思想信念的反思，是对源于科学的所谓普遍理性展开的批判。

19世纪人们对于启蒙运动的反思，主要针对它所推崇的理性至上的观念和它主张的人类渐进发展的进步观，而启蒙思想的这两个重要观点都是在自16、17世纪以来逐渐聚合的科学权威化语境中形成的，与启蒙思想家对于科学的推崇有很大关系，科学活动中显现了挑战甚至企图颠覆传统权威的新的思维模式与方法，这种与传统有着相当差异的全新思维模式与方法通过科学取得的成就业已被证明是合理的，于是被抽象成普遍的模式，17世纪笛卡尔确立了科学的原则：自然规律的不变性、理性的至高无上以及严格的方法限定，17世纪后期开始流行的笛卡尔主义以及风行于世的“牛顿崇拜”，都促使科学的有关原则与方法渗透到一般的哲学、社会思想中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力，加上这个时代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以及总体上的人类智力呈现出不断递增的趋势，知识的进步、智力的提升作为一个事实被人们所普遍认识到，而且科学活动对人们实际世俗生活的深刻影响愈益被人们认识到，人们开始期待科学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改善。诸如这些都意味着科学的权威化语境逐渐开始聚合，显示它强大的磁场吸引力，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人类现代文明的缔造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学的权威化。19世纪的革命反动者们当然比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反思主导了大革命的启蒙思想时，必然从其源头着眼，对受16、17世纪科学兴起以来权威化的科学影响而产生的整个人类现代文明历程采取批判的立场，这样一来，他们只能退回到被启蒙思想家批判否定的中世纪，这个科学还未兴起的时代，这个依靠宗教信仰建立起井然秩序的时代，借此试图重新把握人类历史的行进脉络，探索人类社会的奥秘。因此，他们重新发现了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并以极端的热情投入到对这个时代的讨论与缅怀中。

而随着对中世纪的被重新挖掘，德国的相关历史文献也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兴趣。斯达尔夫人的《德意志论》（1813年）就说明了这样的一种兴趣倾向，同时标志了德国影响力开始形成。《德意志论》为读者展示了德国在艺术与思想上的独特民族魅力，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特别是对于大革命后的法国而言。自此，德国思想与民族文化开始为人所关注，随后，赫尔德、拉辛、康德以及谢林、黑格尔都陆续向世界展现并证明了德国的影响力。大革命失败后的法国开始转而从德国历史哲学中获取以另外一种方式寻求新的确定性的灵感，在探讨德国历史哲学文献的同时，兴趣将法国人的注意力自然又引到了一位17世纪意大利大师的著作上，这便是维柯的《新科学》，其影响由最初米什莱翻译开始，维柯的思考可以说全是围绕着人，以人类、人类社会为中心的，将他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作为创建一种新的科学的基础，这种新的科学提供给人以像笛卡尔、牛顿等科学家在研究宇宙、自然时所给予人的那种确定性。维柯以《新科学》研究了支配若干人类社会的法则，描绘出人类各部落民族在各自历史进程中显现的人类历史运行的共通原则。维柯的价值在19世纪的法国才被真正重视而得到阐发，这是因为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法国，需要寻求新的具有确定性的推论原则来对社会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维柯的学说同德国颇具理性主义色彩的历史哲学理论一样恰好契合了他们的这种需要，人类普遍进步的观念经由这两种理论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基础。法国学者接受了这两种理论的影响，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看成是渐进发展的过程，而文明就是最重要的进步事实，在他们看来，文明就意味着进步，人类社会的进步呈现出连续性，基督教的兴起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而言是一个关键时刻。经过系统发展了的进步观继续流行，终于导致由德国历史学派提出了有关于“发展”与“连续”的概念，而这两个观念在19世纪晚期贯穿所有类型历史研究，起到支配作用。

在进步观的引导下，康德曾经提出的发现支配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这个问题得到了更多关注，在关注之下的持续探索，导致了社会科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兴起，为此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傅里叶、圣西门与孔德。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与启蒙学者孔多塞一脉相承。他们都致力于寻求人类社会进步的规律，在社会进步规律的基础上制定与实施他们的社会完善发展计划，他们的思想主张都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孔德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实证主义哲学原理，其目标就是使社会科学的研究上升到科学实证阶段。社会科学上升到科学实证阶段的关键是从历史角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就是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应该注意到的是，孔德是参照自然科学来建构他的理想中的社会科学的。在孔德看来，对历史的实际考察也主要只为了证明他所发现的社会科学规律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支配作用，所以，实际上他的历史研究具有一种从理论规律演绎推论历史事实的特点。他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是更多具有历史哲学的性质。

孔德的实证主义观念在经过泰纳与穆勒等人的发展后，开始流行于思想界。特别是他关于社会历史受制于不可抗拒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一观点，实际上使人们普遍相信社会学有可能成为一种科学。这一时期的诸多历史研究都认同了源于实证主义哲学的观念：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像自然一样受制于普遍规律，研究历史首先就要研究这一起支配作用的普遍规律，进步观就是作为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存在的。

19世纪进步观念的深入人心，除了观念的倡导者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提出的一系列有吸引力的社会计划，甚至有的社会计划还被付诸实践尝试，社会思想界、社会大众目睹了甚至是参与践行了根据这一观念缔造的有关现实计划，这一观念成功地吸引了他们的关注；另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科学的进展与技术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激发人们意识到连续性物质进步这个事实，坚信随着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索，人类控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会获得无限的增长，人类生活将会得到持续改善，可以说，物质进步这个事实为进步观念提供了现实证据，进步在社会中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与追求。人们从进步观中看见了未来新时代的即将来临。这一时代的进步观念不仅与革命有着联系，而且还内蕴了全世界人类的“团结”景象，人们的情感为进步观念所带来的未来的美好图景所激荡，整个社会充溢着乐观主义氛围，对人类自身力量充满信心，毫不怀疑地坚信着未来人类的统一，这一切都突出体现在1851年伦敦世界物质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上。自此以后，西方文明显示了稳步前进发展的良好势态，科学技术带来的变革使人们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成果的极大丰富几乎令人应接不暇，这些加固了社会进步信念在人们意识中的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