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文学：权威化与兴起

何为体制化？按照本·戴维的看法，所谓“体制化”首先意味着“社会把一种特定的活动接受下来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是因其本身的价值才受到尊敬的”；其次“体制化”表明“存在着一些调整特定活动领域的行为规范，其管理方式适于该领域中的活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有别于其他活动的自主性”；再次，“体制化”要求“其他活动领域中的规范要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特定活动的社会规范”。^[2]而对于科学活动而言，“体制化意味着承认精确的以及经验的科学研究是一种探索方法，它导致了重要的新知识的发现。这些知识靠其他获取知识的途径（如传统、思辨和启示）是不能得到的。体制化把一些道德义务加给它的实践者，对于贡献进行完全一视同仁的评价；它有义务将某人的发现传达给公众供其应用和评论；并公正地承认其他人的贡献；最后是在其他的体制化领域中也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如言论和出版自由，宗教和政治上宽容的措施（不然就难以保证一视同仁），以及使社会和文化适应不断变革的某种灵活性，这些不断的变革是探索自由的结果。”^[3]

具体来讲，科学得以在17世纪开启了体制化进程，其标志是一系列国家科学学会的普遍建立及其所代表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在17世纪中期以后至18世纪之前，英格兰、法国与德国的国家科学学会都陆续成立起来。借由这些专业组织，科学的声望不断提高，国家对科学的投入也逐渐开始有了保障，并且建立了监管机制，起到监督作用。科学研究逐渐由一种活动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恰恰是这种职业化保证了科学增长的连续性。

首先是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作为官方首肯的科学社团组织，其中成员既有科学家，又有仅对科学有兴趣的业余爱好者，而且学会运转靠学会成员缴纳的会员费以及英国上层的赞助，学会也只是提供交流沟通的机会而不给予科学研究经费，研究经费由科学家个人负担，但可以肯定的是皇家学会的成员已经将经验科学研究工作从传统的思辨哲学中独立出来，科学已经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性，不仅如此，科学活动的规范作为一种自我管理的模型还影响到诸如政治、经济、教育等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实践，将科学的新实验方法普及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科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模式深入到人们的各种日常生活中，表面上看来，科学的影响日益扩大，科学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但实际上对科学而言却隐藏着相当大的风险，即科学的广泛扩散可能会使得科学付出失去专一性中心的代价。英国在支持科学自主性的体制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导致科学中心扩散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最终导致英国科学领导权的丧失。

究其原因，首要的是必须搞清科学的体制化与唯科学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唯科学主义运动和科学的体制化都不涉及专门的科学家和需要专门知识的科学活动，而是涉及那些在一般意义上与科学有关系的人的行为。唯科学主义运动的参加者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相信科学是求得真理和有效的控制自然界以及解答个人及其所在社会中问题的一种正确途径，即使这些人可能并不懂得科学。在这种观点中，经验科学和数学科学是解决普通问题的一种模式，也是世界无限完美的一个象征。……当运动达到了它的目标，并且社会实际上采纳了它的价值观时，体制化就开始了。”^[4]对于英国而言，17世纪中期，科学被像培根这样的唯科学主义者宣传塑造为一种代表着开放和进步社会的重要“象征”，科学的发展最终能使得开放和进步的社会理想成为现实，但是当时持有这种理想信念的人只是少数，因为社会不允许他们在现实中验证他们的思想，正是这种社会状况，导致人们对科学的兴趣与日俱增，此时的科学特别是经验科学作为一种未曾实现的社会目标的象征，寄予了人们对创建全新的社会秩序的理想的渴求；但是社会状况一旦得到改善，社会各领域的变革成为可能时，就像18世纪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社会所显现的那样，开放进步的社会理想一旦部分地有兑现的机会，大多数人们的兴趣就会在实验科学过程模式的指引下迅速转向社会哲学、实用技术等领域，而且更多的是以一种经验主义的方式来追求他们各自的兴趣，对系统化的纯科学理论的兴趣已经逐渐丧失，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们对纯理论科学（或者说科学原理）的兴趣俨然降温，但是从科学中抽离出来的实验方法依然被作为观察和把握周遭社会环境的一种有效手段和评估标准，甚至成为了致力于社会改革和技术进步的人们的“思想基础”，这种实验作为“科学体制化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一个“反复试验、不断摸索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致力于“发现科学原理的适用极限，以及根据这些原理改变社会体制”^[5]。所以，在科学主义运动中，大量智力因素、智力资源和兴趣都被引入科学领域，而在科学的体制化阶段中，科学领域所产生的智力资源和兴趣又被大量地分散到广泛的实际应用活动中，对科学的兴趣看起来是相对减弱了。^[6]

紧接着，法国科学院在1666年成立，院士的收入及其研究由国家政府提供经费，科学院的建制已经很严密，科学家得以专心在专业科研机构供职，科学研究活动成为有持续稳定的资金保障的、按照一套合法有效的程序、规章确立的活动，换句话说，科学正在成为一种职业。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建制行为使得科学家能够凭借其科研活动本身的价值来赢得社会赞赏，有利于提高科学家的社会地位，成为科学实现体制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正由于科学院的资金来源于国家，自然而然，在科学院供职的科学家所作的科学研究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而设定，国家也会制定一些研究任务交给科学院，甚至有些任务未必是纯科学研究，可能更多地涉及国家战略、社会发展及公共管理的实际事务，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学家自由自主选择的权利。

应该注意到的是，一方面，与英国相似，法国的科学体制化得到官方政策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宗教领域唯一权威的缺失需要通过认同科学作为自主的、中立的智力活动领域来巩固宗教多元论，以确立各个不同宗教派别共同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与英国相别，在法国由于更僵化的阶级差别导致科学的体制化过程中受到的来自传统的既得利益团体的阻力更大，即使法国科学院在1666年建立时，唯科学主义运动作为起初宣传科学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也没有代表能够进入官方的科学院，这表明了法国王室官方严格控制科学的企图，将科学限制在他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特别是要严防唯科学主义者所倡导的科学实验方法在社会政治、宗教领域的扩散与应用，最大限度地消除科学对王室可能构成的威胁，使科学更好地为王室服务。^[7]所以，法国科学院的建立与英国皇家学会建立的最大不同表现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是作为“使宗教多元论和社会变革合法化的过程的一部分”，不仅承认了科学因有自身价值而具有自主性，而且还“含有承认唯科学主义运动以及向自由社会迈进一步的意思”；而法国科学院的设立实际上意在“破坏专门的科学技术与唯科学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将科学从“广泛的社会运动”中孤立出来。虽然科学主义运动遭到了传统、王室的频频打击，但唯科学主义运动在法国仍旧坚持了下来，并“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因为对唯科学主义运动而言，“科学是进步的象征”，科学得到官方政府的支持，恰恰证明了科学的价值，从而证明了“进步是不可避免的”。^[8]可见，科学在朝向体制化的过程中或者当体制化受阻时，唯科学主义运动往往通过“赋予科学以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来支持科学，而一旦体制化完成，这种“重要性”便随之丧失。^[9]正是由于英法所处的科学体制化过程的阶段不同，科学活动中心由英国向法国转移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另外，法国官方对待专业科学家和唯科学主义运动者的态度反差极大，也使得唯科学主义者对科学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仍然有兴趣建立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通过社会改革产生变化和改进仍然是这些哲学家及其有唯科学主义思想的公众的目标。科学看来是这些改革所必需的，对于他们来说科学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另一方面，这些唯科学主义者“想要的科学是他们能够参与其中并与他们的抱负有关的科学”，所以有些哲学家开始怀疑经典的科学模式——牛顿科学所显现的探究逻辑的正确性，其中“认识的内容和方法”是他们的普遍关注点，他们都在寻找能够替换牛顿所倡导的数学—物理学模型的新的（科学）模型。^[10]譬如狄德罗设想用能够处理更复杂结构研究的化学和生物学作为科学的代表模型，这种设想在19世纪衍化成有机化学、生物学以及电磁学方面的成就；而卢梭针对科学对于道德经验而言的非适用性，提出一个“关于自然界的新的直观概念”，试图探讨直觉在科学中的地位。^[11]虽然现在看来，这些新的哲学思想的出现，可能标志了世俗的、非科学，甚至是蕴含着潜在的反科学意味的新的智力运动（强调人类能够既不靠宗教教谕，也不靠科学方法的习得而仅凭譬如“直觉”这样一种自身与生俱来的能力特质处理好相关的一切事物，包括确立道德价值的标准）的兴起；但是从这些启蒙哲学家思想直接产生的短期效应来看，这些思想却拓展增强了人们对无限的人类智力和道德能力的信心，某种程度上，可能致使人们对持续的智力训练不够重视，但并不意味着否认“把自然科学作为智力探索的模式”，也并不拒绝“唯科学主义的政治和教育理想”，反而因为相当乐观地提升了人类对自身诸种能力的信心，使得唯科学主义运动扩展为一场“民众的运动”，也就是说，唯科学主义运动被普及化、大众化了，所有人都能凭借自己的智力参与诸如科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甚至是哲学问题的讨论，公众对于科学与哲学领域的普遍兴趣，或者说科学与哲学兴趣的普及化，使得“专门科学与唯科学主义运动之间产生较大分离的趋势”再度“扭转”，科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技术之间的相关性广泛地存在于民众的意识中，被社会大众所认同，这种观念进一步暗含了公众对科学事业的“钦佩”与对科学及其广泛应用的支持和期待。^[12]而作为唯科学主义运动大众化的一个连带结果，在法国唯科学主义的知识分子看来，疏远民众的官方教育机构的合法性也变得非常可疑。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到来，原先僵化的社会结构被触动，使得法国出现了设立新的科学教育机构的强烈呼声，这主要也是唯科学主义者努力宣传倡导吁请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代替1793年被废除的教会大学，出现了一批由世俗知识分子接管的新的教育组织，尤其是以科学技能人才和新教育实验为中心的高等专科学校。但是即使在这类学校中，科学研究也依然独立于教学之外，教学与研究两种角色并未统一。也就是说，在教育改革中，大家仅仅关注教育需要被注入填充大量的科学知识内容，而没有意识到科学研究形式也同样亟须调整更新，改革后的教育政策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只是倾向于普及应用科学研究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及技术成果，将之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从而为科学研究人员（科学家）提供了一种职业，但这项职业给予科学研究人员的报酬并不是出于其所作出的科学研究成果，在这些新式学校中，科学研究人员的主体身份是教师，研究工作作为教师私下的活动，仍然在业余时间完成。所以，科学研究的重心依旧在学校之外的个人私立实验室中，这样的教育政策对于如何有效地将科学研究场所转移到教育中来以便于教育资源和科学研究资源更好地互惠互利并没有建设性意见，甚至压根儿没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法国的教育领域并没有像科学研究领域一样日益认识到自由的重要性，国家对于教育领域的控制被法国知识分子甚至是科学家与唯科学主义者所普遍认同，他们将国家的控制视作彻底清除教会对教育领域的影响的一种必要保障措施，加之此时科学家大都被纳入国家政府的教育或其他文职管理机构而成为政府官方精英集团的一部分，这种公职和特权身份令他们不觉得拿破仑的帝国独裁统治妨碍了自己价值的实现，因此更没有理由反对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当然客观上也正由于教育与研究二者角色是分离的，所以科学研究的自由自主性根本并不会因为教育领域的缺乏自由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官方教育政策实际上是法国唯科学主义思想的一种相对成功的践行，表明法国唯科学主义运动在教育领域的胜利，他们由此从教会手中接管了教育垄断权，但是这种获取教育垄断权的胜利随即便消解了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因为科学教育向等级制度废除后的全社会开放，导致唯科学主义运动失去了自身作为保障科学家和哲学家在社会等级中的优越地位和特权的工具性价值。所以，不仅是科学家和唯科学主义运动者，甚至包括广泛的民众也因已经厌烦了社会大动荡而对革命时期促使实现社会平等的理想化教育方针没有多少兴趣，没有多少人再关注教育体系的发展。

可以肯定，在经由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改革后的包括科学教育在内的科学工作体系中，非科学的大学已经被废除，体系的最典型代表是法国科学院和新成立的高等专科学校，但科学的结构和工作方式还是延续了革命前18世纪的状况，所以，19世纪前三十年法国科学的繁荣与创新性的科学智力训练及研究无关，这一时期也没有什么全新的思想来刺激科学的发展，有的只是国家对于科学工作的公开支持与投入，这种支持更多地是因为大革命及其后的社会改革一方面由于动荡和过激措施造成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在民众中间激发了一种反对改革的情绪和意愿，但是另一方面革命与改革又使法国的唯科学主义运动集团力量愈益强大，成为官方不得不给予更多重视的阶层，因而，为了平衡这两方面意愿，主要是安抚唯科学主义运动集团，政府以实际增加对公共科研设备的投入和公开表明立场的做法，加大了对科学的支持，激发全社会的科学热情。加大资金设备投入与公开支持科学对于政府而言仅是一个姿态，但对于科学事业而言，这种姿态恰恰为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的传播与获取提供了可利用的契机，最终带来了科学活动的活跃发展。

在拿破仑时期之后，和英国一样，在法国，科学的体制化已经趋于完成，开始导致“科学热情的相对下降”，“一旦革命的变革开放的机会得到利用，社会兴趣就偏向了社会改革、社会哲学——傅里叶（Fourier）、圣西门（Saint-Simon）、孔德——和技术活动。”^[13]体制化了的科学失去了它原本作为进步象征的魅力，不同于体制化过程中吸引了众多的智力资源，社会的智力资源已经被分散到由于改革而逐渐开放的社会各个领域中，这些新的领域中，不仅拥有与在科学中一样的自由，而且还有更多极富吸引力的机会得以运用高水平的社会智力资源。因此，在本·戴维看来，19世纪30年代之后的十年间，法国科学的平稳增长可能被解释为是“科学价值观的体制化程度的一种功能”，在这个时期，“对科学的支持源出于实用主义的‘进步的’社会秩序中的某种信念。如果公民中重要的政治或经济集团都没有这种信念，从整体上看，科学活动就很少。如果这些信念得到某些团体或集团的支持，那么科学活动的内容将会随着支持科学集团（即唯科学主义运动）的社会抱负的实现程度而变化。……现在，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范围内，变革都是可能的和合理的了，所以没有更多的理由把有革新能力的人才和兴趣只集中在科学方面。”^[14]这实际上说明了在英国和法国，唯科学主义运动对科学的支持是强有力的，人们接受科学很大程度上是受唯科学主义运动的影响，或者可以说唯科学主义运动比科学本身更易于被人们所认同，唯科学主义广泛的哲学、社会变革目标以及所许诺的美好“进步”的社会理想更加吸引人，一般的公众，甚至大部分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唯科学主义运动来接受科学的，科学对于这些人而言，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科学本身的价值，而在于科学作为自由、进步的象征，后者正是唯科学主义运动所赋予科学的象征性价值，就更深层而言，唯科学主义运动授之于公众的最根本的是一种“进步的”信念。一般地，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科学更主要地是被当作实现唯科学主义所应允的更广泛的社会改良目标所普遍使用的工具，当然有时也被视为实际应用价值的职业。所以，当僵化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中）限制人们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时，即唯科学主义运动遭到当局打击时，人们的兴趣便集中在价值中立的、自主性的科学研究本身；而一旦随着唯科学主义运动的势力日益壮大以至于科学的体制化将得以实现，社会秩序重整的可能性出现，人们意识到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有机会被付诸实践，最有创造性的智力资源与热情就必然部分地从专门的科学研究流向广泛社会改革的实际事务中。

科学体制化的真正最终完成是在德国，使科学活动职业化、成为“有组织的科层性质的活动”，这种工作性质的转变发生在19世纪的德国大学。^[15]值得注意的是，英法两国科学的体制化行为都是发生在大学之外的机构。与英法不同，德国所有的科学研究人员都来自大学，所有的研究工作都由导师领头的专门小组在大学的研究所、实验室及研讨班里有组织地完成，正是德国的大学改革将大学转变为奉行科学组织方式、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科研机构，而这种科学组织方式的形成与19世纪初开始在德国所推行的以柏林大学为首的大学改革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像柏林大学（1809年）这样的德国大学最初建立的时候是为了提高大学的地位，以宣扬民族文化和发展德国特有的哲学（思辨哲学）为旨归的，认为哲学是一切学科的中心，是智力训练的基础，甚至有反对经验科学的倾向。德国相较英法而言虽然是一个落后的传统封建专制国家，却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接受的是法国启蒙思想与启蒙理想教育，但是由于德国经济政治方面都已经被传统固定好了，不存在要求社会变革的空间，他们对于英法唯科学主义运动所构想的社会模型以及科学在政治经济中的应用都不感兴趣，转而更为关注的是“世俗文化的思想”，所以他们倾向于探讨抽象的哲学问题及其道德价值，重视民族文化和精神领域的建设，这些知识分子出身于中产阶级，大多是大学里人文学科与科学学科的教师，地位很低，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境况，德国知识分子采取了与同样面临教育改革问题的法国人废弃大学的不同策略，即着手提高大学的地位，特别是哲学的地位。

在这个任务的实现过程中，有两个特别的因素值得注意：其一，任务的核心推动者是人文学科与科学研究的学者，二者能够联手一方面是基于德国的人文学科本身就存在科学的倾向，德国的人文主义学者认为自己的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一样是致力于创造性的发现而非实现传统赋予的美学、道德等其外在的教育功能；另一方面，二者皆寄期望于学术声望日益加重，有意强调了研究方法的“科学”倾向，严格将自身与应用区别开来，因此，他们所设想的大学改革自然而然倾向于强调将大学改造为从事专业研究工作的科研机构，而在德国这二者结成的阵营中打阵头的又多是自认为“科学家”的人文学者，在他们所理解的科学家角色中强调非功利而排斥技术专家也就不那么令人诧异了。其二，对这个任务可能最具有影响力的推动者是与此同时在德国发起哲学运动的倡导者——德国的哲学家，相较于英法两国的哲学家更多地是探究科学这种新生学科的逻辑根基何在及其对于社会的意义问题，并于实际产生一种效应，即以科学为研究中心，合理化、强化甚至普及科学的研究逻辑，为科学造势，而德国哲学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质疑以科学作为所有知识的源头与所有学科的标准模板而将其特有的逻辑方法普及至所有人文学科的研究这样一种学术走向的合理性，他们实际有更高层面的追求，他们旨在创建能够彻底取代或者最低限度是能够抗衡现有的宗教神学哲学体系化世界观的一种新的世俗哲学、一种新的知识，而在德国哲学家群体新形成的哲学观念中，产生新知识、新哲学的力量并非来源于科学，而是依赖于思辨哲学的发展，相应地，在他们所设定的新的学术版图中，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是作为哲学的分支而存在，关注于精神文化领域的综合的世俗哲学（尤其是思辨哲学）而非科学才是人类知识中最重要的部分，世俗文化思想顶替了科学成为新的哲学思想的聚焦中心，实际上与英法近世哲学中发展的科学传统是背道而驰的。具体而言，英法学者普遍认为任何知识都必然经由科学实验、经验的检验而合法化，而德国的知识分子却认为哲学才是一切知识的检验标准，所有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必须经由哲学的解释评论而合法化。(www.chuimin.cn)

通过上述两个因素的分析不难见出，自然科学家在德国知识分子所拟定的学术圈结构中不仅事实上是被边缘化了，而且还是通过一种颇为奇特的逻辑方式实现的，即：占德国知识分子大多数的非科学兴趣哲学家与人文学者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操纵着整个教育的改革，将“科学”范围泛化为包括“根据哲学方法来研究的人文学科”，甚至还包括了“思辨的和非数学的哲学”，这种观念的影响力之大迫使信奉经验主义科学的人文学者即使不赞成，但也一样默认了“精神文化的研究优于自然科学的哲学观点”，同时也认同了“高等教育的非功利主义和非经验主义的观点”，据此，任何学科领域的教育“都必须包括某些（最好是人文学科的）文化背景的基本训练。神学家们应该研究希伯来语和希腊哲学；法学家应该研究历史的哲学的法理学；医生应该研究自然哲学”^[16]。

这种格局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的机缘巧合的结果，拿破仑因普鲁士战争的胜利导致反法情绪和爱国情绪的高涨，这不仅使得普鲁士的教育改革否弃了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模式转而接受德国哲学家的教育改革方案，而且招致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德国的根基，德国哲学家因此成为了德国精神文化的代言人，所以，德国最初的教育改革目标并不是以普及科学方法来改革政治经济现状，而是扶植以发展新的思辨哲学来挖掘弘扬德国的民族主义历史文化等精神方面的哲学学科，将哲学作为改革后大学的中心，哲学空前繁荣。因此，在新的大学中，自然科学仍然是被边缘化的，有“排外文化背景”和倾向于构造哲学体系的自然哲学研究者替代经验主义科学研究者占据了大部分自然科学学科的教授职位，而为了保证大学完整的学科结构，仅仅为经验科学学者设置“收费讲师”的职位，这种做法也不能抑制现有大学体制对自然科学研究所造成的严重伤害，所以，最初的大学建立实际上暂时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甚至导致了“经验自然科学的衰退”。^[17]

而德国的经验自然科学在19世纪30年代的兴起，可被视为恰恰是对新建立的以哲学为中心的大学结构持续改革的结果。一方面，新建立的大学所奉行的哲学观念虽然暂时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按照这种观念形成的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实际上却为自然科学其后依托大学实现飞跃式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尽管非常有限），首先是大学所提倡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以及设立“大学教授”和“收费讲师”作为实现“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两种学术角色，“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保障了专家在大学学科发展中享有的自由决定权，而大学中两种学术角色设定了“收费讲师”要晋升为“大学教授”就必须保证将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作为他大学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且这种创造性研究工作是以他个人自由独立的身份实现的，相对灵活的科层晋升机制保证了在大学占据关键位置的教授首先应该是优秀的学术研究者、科学家，研究作为大学的重要功能被凸显出来。即使是最低限度，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者或者说优秀的科学家即使被大学的主流学科压抑也起码能够有权利在大学中自由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任何领域并且自由决定自己对学生的授课内容，加之学生也有权利自由地选择听课，所以即使收费讲师和学生群体对占据权威地位的大学教授可能很难产生有效的对抗和抑制作用，但是由相同的内部组织构成的整个大学体系自然而然会引发大学之间的竞争，恰恰是这种竞争能够对大学的学术权威形成潜在但是有效的抗衡机制，不仅保证了科学家个人的自由，而且有利于不同大学、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之间形成互动联合，进而对科学形成一种可见的需求空间，迫使国家利用其保留的权利施压，使大学的权威阶层根据学术市场需求转变其资源配比标准、评价体系与学术方针，于是革新机会出现，便促使国家为科学教育需求注资，随即推动了科学研究中“出现固定的训练和职业”。^[18]也就是说，科学研究已经真正转变成一种职业，不仅能够使大学实现“教学与研究相统一”，使教师成为始终位于学科前沿的富于创造性的研究者，同时这种学者型教师能够方便地利用国家提供的实验室与专业设备为意欲成为科学研究者的人提供专业的学科训练，以便培育出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人员，保证科学研究的持续高效增长，至19世纪末，这些教授领导下的实验室作为声名显赫的科学研究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地有志于成为科学家的学生来到这里，19、20世纪之交的不少著名的生理学家、心理学家都曾在这些实验室里学习过。

与英法不同的是，德国的唯科学主义运动力量最初比较弱小（专制体制限制了社会产生广泛革新需求，从而限制了唯科学主义运动集团的势力扩展），相应地对于德国科学的支持力度也是有限的，而德国科学能够在19世纪3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更主要依靠的是在高等教育院校和研究体系中创造了一种有组织的、高效的科学训练—研究方式，正是这种创新性的科学训练—研究方式，实现了科学的持续增长，从科学活动内部给予德国科学以最强有力的支持。从另一个层面来讲，19世纪30年代以来，专业的教授—研究者角色与作为科学研究中心的实验室模式在德国大学的出现及其获得的巨大成功，亦表明了科学不必再以其可用于实际目的来证明自身发展的合法性，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作为一种创造新知识的有效方法，其存在本身就内蕴着合理性，专业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这是19世纪初的大学改革者（哲学家型学者）未曾预料到的。

同样，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有组织的实验室科学的蓬勃发展，各个领域中受过专业训练的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者迅速增多，这种在实验室中集体研究的工作方式特别易于高效拓展出科学概念研究的实用意义，加之德国该时期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刺激了其工业化进程的开启，这些因素都为一种新型应用科学的出现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工业研究和技术应用的需要促动了一批无须从事教学工作的专业研究人员的出现，相应地，他们所建立的实验室大多是专用于与工业发展、技术研发及应用关系密切的科研目的，实际上已经突破了19世纪30年代出现在德国大学中的“教授—研究者角色”及“训练中心—实验室”的旧有模式，而且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社会实际事务的紧密结合在使得科学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新的科学分支领域，当然是最初大学中的科学研究者没有设想到的。这种变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具体而言，首先，德国的科学研究所获得的有效支持主要来源于政府和工业界的持续投入，而这种投入是因为科学（甚至是纯科学理论研究）在他们看来是“实现军事、工业和外交（例如外国语言和文化研究）目的的有效途径”，但是相反地，德国科学自身却不重视“从科学到社会的价值反馈”，德国科学家认为社会之所以高度评价科学知识并积极促进知识的传播，仅仅是由于“社会把科学知识看作是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并不把科学的价值作为社会和经济改革或者职业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德国科学家认为科学获得支持的最大原因在于科学知识本身的价值，而并不在于科学有助于外在的社会实际事物。这是因为德国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大学作为“国家的自由智力活动的唯一的世俗组织”因国家“恩赐”而享有自主权与特权，应该在社会事物中尽量保持中立，这种自我认知在19世纪末之前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到19世纪末却，在工业化进程中兴起的中产阶级和工业劳动者越来越多，成为社会结构中新的阶层，他们亟须已经获得很高威望的大学帮助他们发展“一种平等主义和普救主义的社会精神气质”，就如英法等国的科学发展已经做到的那样，可是德国大学就像德国社会中的其他特权阶级一样，要么对社会可能的新发展持反对姿态，要么就像之前一样保持“不介入”的立场，而且德国科学家鉴于自身属于准特权阶层，本来对平等主义在社会中的发展就不赞成，所以德国学术界以大学的中立性为由故意忽视新阶层的要求，避免“介入价值判断”，但是大学由于与政府关系密切，因而也不可能真正地中立，虽然科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与实际事务发生联系，尤其是当社会科学在大学兴起时，大学对此的处理也非常谨慎。但同时这种中立性很含糊，因为在许多方面大学中的一些教员是为专制政府服务的，特别是发展与纯科学地位不相称的技术研究。^[19]所以，德国大学一方面继续声称自身“为学问而学问”的中立价值观，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与政府的联盟关系日益影响着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权威的实际判断，大学的中立价值观与不介入当下事务的姿态使大学在不可避免地要与实际事务接触时越来越容易被专制政府所利用，同时越来越被动，尤其是大学当局为了自身特权地位的保持，拒绝承认某些新领域学科的地位，导致新的学科领域由于总是被老牌的纯科学所压制而发展受限，科学共同体不能根据内部学科发展状况进行自发调整，整个纯科学学科体制由于抑制了学科自由和首创精神，日益显得僵化。到纳粹政府统治德国时，科学中心便自然从德国大学转移到英国和美国了。

德国科学共同体独立发展的模式，包括其最初创造的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组织模式以及后来的应用科学发展组织模式，越来越多地被效仿移植到其他国家。美国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输入德国模式，受德国模式中研究所专业化训练的影响启发，创建研究生院，但是到19世纪末，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大学实行的还是单一学位计划，不能提供独立研究训练，限制了某些打算成为职业研究者的学生获取专业知识和研究技能，即使这些学生通过选择到大学的研究所中为某些教授当助手来接受“非正式的”专业训练，但对于他即将进入的专业研究领域的知识面而言，这种训练仍不全面，而到德国大学学习的外国学生，特别是美国人，作为目标明确的访学者，常常在去之前就清楚意识到“学什么”、“跟谁学”，认为这种训练模式非常适合已经获得学位但还想得到从事研究所需的更专业化知识训练甚至更高的专业学历的学生，因此美国人在本土大学设立研究生院，创立了发展集中极力训练专业研究者的“以研究为基础的教育体制”，同时使得美国学生有更多权利和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有目标地选择合适于自己的学习方案^[20]。此外，美国科学教育体系还尝试创立了另一种教育结构，即专业学院，刚开始时虽然是作为“一项建立赠地学院的实用主义的实验”，但是它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关注诸如人文学科和基础科学这样的“原始研究”领域的研究生院。19世纪下半叶，随着应用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等新的学科的兴起，这些创新性实践活动领域的研究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基础学科研究，但是也逐渐形成固定的研究活动，显现出“准学科”的特性，其研究与占主流地位的基础科学理论的关系常常被模糊界定，其训练方式也往往仍旧依托于一般大学传统基础科学的教育方式。然而，随着新的学科实践活动日渐上升，为了让学界承认这些新形成的学术领域，要求与其特殊的研究模式相适应必须发展一套独特的学科专业训练方式，以区别于传统学科领域，这个要求在德国常被由基础学科垄断的大学所否定，新的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常常被交给了大学之外的研究机构，而新领域研究人员的训练仍然交由大学按照原先的传统教育方式进行，如此“分割”便阻碍了新的学科领域的持续发展。

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一方面实际上延续的是英国传统，即对实际问题的关注导致认同教育应侧重提供实际训练，所以，相比于德国科学界对偏重于实际问题的研究持歧视态度，美国学界普遍认为偏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活动研究与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之间没有森严的等级差别，实际上在准学科领域中进行研究的学者（讲师或副教授）常被视作“先驱者”，而不是像在德国大学被那样被认为是“一个精通某一领域的知识但又不适合于提升到教授职位的人”。^[21]美国的教育改革者对于创建专业学院颇有兴趣，而且也得到了学生和学校教员的支持，学生们当然是认为应该在大学教育阶段就接受“彻底的实践方面的训练”，而教员们和教育改革者一样秉承的是近代科学的经验主义传统，具体而言就是“靠实际经验”进行研究工作的“学习传统”，所以他们意识中的“科学研究”这一概念本来就包含有偏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22]。可以看出，美国教育改革者设立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都体现了偏重实际的倾向，对社会而言，同样也“接受研究人文和科学的专业学院和研究生院”，将之“作为学生从事特殊的专业实践的训练场所”，相应地，这两类学校也都将教育目标设定为毕业后的学生“能够独立工作”，而不再需要于实践中从头自学所需要的知识技能。^[23]也正因为美国大学教育致力于培养从事和运用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服务于实际目的，而不是像德国大学将科学单纯作为一种学术知识来研究、教授和传播，所以美国大学中的组织化研究能够争取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与资助，组织化程度要更高，并且更有实效。应该注意的是，美国的研究组织观念与模式最初是从欧洲大学（更确切地说是从德国大学）中借鉴而来的，美国教育改革者通过对大学结构的变革，使其大大推进了科学组织化研究的发展，研究机构有了可观的增长，甚至对欧洲的科学形成了挑战，即使欧洲效仿美国的做法，也只是“导致了大学之外的专业化研究机构的出现”^[24]，与美国科学的发展并无可比性。

美国按照大学的多重功能，将高等教育分为普通学院、专业学院和研究生院三个不同的部分，研究职能与教学职能之间的分化较为显著，而“这种分化和为研究所做的准备”实际上也体现了美国大学注重实用的倾向。显然，“为新领域的确立开放了无数可能性”，刺激了学科的发展。譬如在美国像社会学、统计学、音乐研究、比较文学研究这些新的领域往往都是因为它的“通俗性”令学生颇有兴趣，从而“产生了对这类教师的需求”，使得学校设立了相关科目课程，进而为它们设置了独立的专业院系，甚至还列有专门的博士研究计划。事实上，“在一个既可能有实际价值，又有智力发展前途的领域中，发起和创建一个学科的或准学科的组织是很少有风险的。因为大学要迎合种类非常多的兴趣，所以在同样广阔的领域内，需要各种各样的教师。因此产生了训练研究生的需要，对大学各种系的建立和多样化就有了相应的影响”。^[25]可见，科学发展进入了实用阶段，恰恰是这种实用倾向，特别是实用主义的评估标准，降低了在大学内开辟新学科领域研究组织的事业风险，更重要的是，通过在大学完善学科训练方式，培养独立工作的实用人才，才使得新的学科领域能因为实用而要求得到支持。

美国教育改革后的大学结构体系，导致了研究的专业化，表明科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实现了更加高水平的脑力劳动分工，人们看待合格的专业研究者的职业标准也已经形成，优秀的科学研究者被称为“专家”，科学研究完全成为一种专业化的职业研究，业余科学研究的形式越来越少见了，因为专业分化后使得每个专业领域的知识量都迅速扩增，研究者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往往也只能掌握一个专业领域内的知识和技能，专业之间的差别增大，壁垒尚且森严，更何况业余研究这样的非专业研究，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么精深的境地。科学研究分化为各式各样的专业研究，研究效率大为提升的同时，专业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更高了，一种专门化工作能力的提升常常是以其他专业研究能力的丧失为代价的，所以，不仅是业余研究者在现代社会没有市场，而且“通才”在现代社会出现的几率也越来越小了，甚至，由于有了“专家”的存在，其他人根本就不需要运用个人智力费劲思考或者理解这种专业知识，而且这种专业知识可能无法被纳入普通人（或其他群体）的日常理解中。因此，普通人对于专家与其专业知识的依赖程度更高了，以至于专家某种程度上也有了“顾问”的身份，而如此之高的依赖程度使得科学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成就了科学的权威地位。

随着19世纪科学的职业化，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角色”——职业科学家，其功能被设定为“发展和改进现有知识”，人们以这种特定的社会角色为核心，建立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社会制度”，即科学^[26]。简单地理解科学作为一种制度，意味着科学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有着明确的行业标准的社会实践活动，人们从这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持续获益，便会支持它，并将它长久地固定在制度结构之中，作为人类社会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延续下来，随之而来的任务便是如何适时调整、更好地利用与控制已经体制化了的科学，也就是致力于这种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和“改进”，发掘出它不可思议的无穷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