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对思维方式和思想面貌的影响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科学革命的深远影响更多地在于其直接引发了彻底的思维变革，使知识界的思想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在对物理特性知识的获取方面，培根主张反复试验和观察，通过归纳法得出普遍结论，把握自然的规律、秩序，洞察自然界的奥秘。

科学革命的深远影响更多地在于其直接引发了彻底的思维变革，使知识界的思想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首先表现为整个研究框架与重心的变换：“一幅不具人格色彩的力学图景”取代了“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以人为中心的、目的论的宇宙学”^[3]。近代之前的学者在宇宙观方面普遍信奉由古希腊学者欧多克斯提出，后经亚里士多德、托勒密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地心说”，认为人类所居住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其他的星体都是围绕着地球在运行；16世纪天文学家哥白尼凭借观测，运用数学方法，在154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一书中证明了西方公元前300多年的赫拉克利特和阿里斯塔克凭借玄想提出的假说，提出了“日心说”，即太阳作为宇宙的中心，而地球是绕着太阳而运转的，又经伽利略1609年通过自制的望远镜观测发现了一些支持日心说的天文现象，日心说逐渐引起关注，直到由开普勒做出进一步修正后，日心说才真正取代了地心说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宇宙观。之前的观念认为宇宙和自然都是被设计的，是由一个具有人格色彩、拟人化的造物主设计的，人又是宇宙的中心，宇宙自然是围绕着人运行的，这个造物主必然是根据人的特性、人的目的来设计自然宇宙的，所以，自然宇宙的特性是与人的特性相通的（有类似人的特性），自然宇宙像人一样有着目的，且自然的目的亦与人的目的是相符一致的，是符合人的利益的。自然中的万物的存在呈现出这般样貌或状态，都是与类似人的造物主按照有益于人的目的安排设计的，因此，对于人来说，理解造物主的意图，或者说探索自然万物的目的（即解释为什么）就成了头等大事；近代以来，随着新的宇宙观的被认可和普及化，人的中心地位和优先权逐渐失却，原先对自然做出的假定符合人的利益的拟人化、目的论的解释显然行不通了，要求一种全新的合理解释。具体而言，自古人们便由于对自然秩序的本能信念，认为生活中的所有事物、现象都是自然秩序产生的结果，由自然秩序所支配，都可以被理解为是自然秩序这一普遍原则的体现。古希腊天才哲学家们限于他们所信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认为自然宇宙中的所有事物秩序都是完全为了体现一个整体的一般观念、原则，要说明这些事物现象，就必须探讨一般观念，所以他们的哲学发展出一种热衷于玄想推衍一般原则的倾向，而依据观察事物本身来研究自然只是例外，并非主流，况且，中世纪从古希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继承而来的也正是对一般观念的强调，对严密清晰的自然秩序规律的推崇，这种思想习惯由于与中世纪经院神学关于近乎人性的神的理性的信念结合而得到强化，研究自然只是为了证明对于理性的信念，使这一时代成为了一个极有秩序的理性主义的时代，无论如何细微的事物都被由神的理性置放于一个谨严的秩序之中，并体现着一般原则，证实着神的理性。直至中世纪晚期，由于建筑艺术中自然主义、绘画中写实主义（达·芬奇）的兴起，人们才逐渐将对直接可以观察到的自然事物本身的兴趣引入科学研究，开始将研究与实际事物实体联系起来，16、17世纪以来，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科学发现表明凭借理性观念推衍从一般原则这一维度（即自然界被设计的目的）来解释自然界秩序的思维模式已经不再那么合理了，相反，关注于可以被观察到的自然的实际事物、现象，也就是说观察自然事物实际上是什么样的而非玄思自然事物应该被设计成什么样的，似乎更能有效探索自然的秩序。正如分析哲学家怀特海所指出的：“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注重实际的人致力于‘无情而不以人意为转移的事实’，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时代，也有富于哲学头脑的人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创造普遍原则。对详细事实的这种热烈兴趣，以及对抽象结论的同样倾心就构成了现代世界的新奇观。以往这种现象只是零星出现，似乎完全是出于偶然。但现在这种思想上的发展却变成了有素养的思想家中一种盛极一时的传统习惯。”^[4]这种对于独立于人的自然事实的关注，重新协调了学术中“详细事实”与“抽象结论”之间的关联，极大地更新了知识界研究自然的方式，强调从对自然界的观察中认识、把握自然，体现了一种个体化观察的实际精神，有力地推动了注重研究物质世界实际事物本身的科学思想风尚。

其次，与上述转变声气相投，关于所谓“科学方法”的讨论在此期也颇为流行，“关于物理特性的知识的重要性”得到了重新强调，甚至比较了获取这种知识的不同方法：“人们考察了观察和实验的作用，考察了对假说、量化和数学化以及使用可靠的推理过程的需要。”^[5]弗兰西斯·培根作为新的科学的摇旗呐喊者，被后世铭记更多的便是他对学问和知识不朽价值的推崇及其在知识分类的基础上对获取知识的科学方法的概括研究。他的《学术的进展》一书根据一切事物都具有的三种特性：“上帝的权力”、“自然的分别”和“人类的效用”区分出三种知识：神学、自然哲学和人文学科，这三种知识都隶属于意在创立一种“普遍的科学”的“综合哲学”，认为“研究邪恶天使的本性与研究自然中的毒药的效力或道德上罪恶的本质是同等正当的”，这使自然哲学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合法化，培根进一步关注自然哲学，在他看来，自然哲学致力于“探究原因”（获取自然知识）和“产生效果”（应用自然知识），所以可以分为物理学与形而上学两部分，物理学是在自然历史描述多种自然现象的基础上研究事物直接产生效果之“可变的特殊的原因”（物质的原因），形而上学则是探讨关于“形式目的”的、抽象的“固定不变的原因”（探究物质的一般形式原理）。培根指出，目前的学术状况表明：研究目的原因的形而上学长久以来便被学者所重视，但是却在人们研究物理原因时被混杂其间，“造成了人们对物理原因探索的忽视和漠视”，阻碍了人们对“真正的物理原因的严格而持续的探究”，进而限制了科学的进展。^[6]实际上培根正是在强调研究物理特性的知识对于科学的重要性，要求把形而上学对于形式目的的研究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主张研究自然界时更多地应注重物理特性原因，也就是说，对自然物质事实本身与自然所体现的作为其目的的一般原则的关注要达到一种平衡。在对物理特性知识的获取方面，培根主张反复试验和观察，通过归纳法得出普遍结论，把握自然的规律、秩序，洞察自然界的奥秘。正如培根所意识到的，归纳法与之前流行的形而上学的演绎法是对立的。演绎法实际上是一种理性主义信念的产物，即相信通过“对事物本质的形而上学的分析”并将之作为发现真理的必要途径，便可“决定事物是如何活动和发生作用的”^[7]。而培根提出的归纳法恰恰否弃了这种纯粹抽象的理性主义方法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依据以往的、当下的某些特殊情形推断未来的特殊情形这种方法来作为获取知识、增广知识的基础，换句话说，归纳法的应用推动科学研究的对象从形而上的一般原理转向了具体特殊的、相互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的经验事实。科学方法的探讨是科学兴起的标志。另外，这一时期，还有一种对科学的兴起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的思维方式就是数学在近代的发展。自12世纪，随着柏拉图著作及其带有柏拉图倾向的文献的翻译传播，柏拉图哲学中从毕达哥拉斯那儿继承来的数学倾向以一种独特方式（即用来回答有关于神学的问题）进入了中世纪的思想领域，直到中世纪晚期以西班牙为中心的翻译运动作为一种主要的学术活动兴起，人们对古代文献的重新发掘整理，学者接触到更多古希腊、阿拉伯的数学科学，才逐渐将数学这种量化的逻辑证明推理工具开始运用于广泛的自然哲学的研究，但是并未取得创造性的成就；17世纪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渐渐示弱，致使数学不仅恢复了在古希腊、阿拉伯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在近代以来还取得了相当富有创新意义的进展，数学在度量的概念、周期性理论以及独立系统的观念方面对哲学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奠定了这一时期科学的基础。伽利略、笛卡尔、莱布尼茨、牛顿等声望显著的科学家都从数学中受益匪浅，利用数学分析发现了一系列的公式、定律，譬如笛卡尔将兴起的代数分析与几何结合起来将坐标几何学公式化，创立了解析几何，将坐标几何学用于光学研究便发现了动量守恒定律，表述了惯性定律，同时他还是唯理论的开启者；莱布尼茨和牛顿分别独立地发现了微积分，都是利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牛顿在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用数学分析方法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奠定了物理学的基础。总而言之，数学作为纯粹抽象的普遍性学科，完全脱离了经验世界的物质实有，特别易于从中研究出一种完美模式，这种逻辑严密的完美模式与人们本能的探寻一般原理、终极定律的理想相契合，在科学家观察经验世界时为之提供广阔的想象力空间以及一种普遍性的思维框架（理论依据），而对于科学研究的应用而言，数学研究本身所依据的纯粹抽象的周期性理念，也被借鉴到物理学、天文学等领域运用于实例分析推衍。因而数学在16、17世纪成为重要的逻辑分析工具和思维方式，当时流行将自然规律通过数学公式推衍表述出来，公式化的表达备受推崇。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上述归纳法将研究者的关注重心引向对经验世界事实的观察实验与分类归纳从而导向唯物经验论，推崇数学研究方法的学者常常强调纯粹的数学化理性推论对于获取知识的重要性而成为唯理论者。这两种针锋相对的倾向恰好共同解释了科学何以会在16、17世纪的欧洲兴起。

可以肯定的是，科学的兴起需要在对事实的关注和对普遍原则的倾心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而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代里，两种关键的因素都得到了强化，并且各自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1] 专治西方哲学史的专家罗素认为“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3页。）

[2] ［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傅大为、程树德、王道远译，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54页。(www.chuimin.cn)

[3] ［英］巴里·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鲁旭东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4] ［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页。

[5] ［英］巴里·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鲁旭东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6] ［英］弗朗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89页。

[7] ［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6页。

科学革命对思维方式和思想面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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