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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革命:近代科学的崛起

【摘要】:现代社会中生活方式与思想风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由近代科学革命所标志的科学之兴起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库恩的“科学革命”这一概念是针对科学活动中“常态科学”与“非常态科学”的二分而提出的。而其中“涉及专业信念之转移的非常事件”即被库恩称作“科学革命”。总而言之,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带来了科学知识量的显著增长积累,作为近代科学兴起的标志,引发了最广泛的兴趣。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近代科学有更密切的亲缘关系,科学兴起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才发生的。一则,经由近代,科学才从一种本身不被认可的活动逐渐转而走上持续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为自己正名,如今已经成为一项被社会高度认可、使从业者引以为傲的事业,科学家以及专业的科学知识权威地位亦得以确立,从中蕴潜了对人类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认知方式最具影响力的变革力量。再则,也正是由于科学的兴起,“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才足够鲜明起来[1]

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常运用“科学运动”、“科学革命”这样的字眼来建构、处理与现代科学的起源相关的历史过程,强调以“运动”或“革命”,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库恩以后者来界定近代科学的特质,将近代以来的科学进展的意义置于人类实践活动全部历史的范围中来看待,赋予近代科学以彻底改变人类面貌的重要意义,显现了近代科学造成的冲击力度之大、程度之深。现代社会中生活方式与思想风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由近代科学革命所标志的科学之兴起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文化变迁。

库恩的“科学革命”这一概念是针对科学活动中“常态科学”与“非常态科学”的二分而提出的。概而言之,“常态科学”是“基于‘科学社群知道这个世界像什么样子,而且绝不会错’这一假设而成立的”;与固守传统信念的“常态科学”“相反相成”的“非常态科学”则指涉在“科学社群”对“颠覆现有科学传统之异常现象”无法再采取无视态度时所进行的“一系列非常态的研究活动”,它以生成“一套新的信念”作为“科学活动的新基础”为目标。而其中“涉及专业信念之转移的非常事件”即被库恩称作“科学革命”。[2]在他看来,能被称为“革命”的科学事件致力于将新信念合法化、普及化甚至权威化,既是对常态科学的挑战,又内含着成为新的常态科学的诉求。不难看出,库恩所谓的“科学革命”更多的是作为他从科学史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概念分析工具,具有理论模型模式的意义。据此,科学能够不断进展,若干次“科学革命”功不可没。(www.chuimin.cn)

当然,在深入历史情境,侧重从历史维度来研究科学革命时,“科学革命”一词也凸显出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特指科学进程中的某一具体历史阶段。这个层面而言的“科学革命”,虽然在时间起止上莫衷一是,但大多数科学史研究者倾向于将之大致限定在16世纪40年代(1543年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至1700年间(牛顿力学研究登峰造极);也有不少学者将18世纪化学领域的革命性事件以及以达尔文为典范的19世纪生物学革命都囊括进来;甚至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科学革命实际上发端于14世纪。总而言之,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从哥白尼到牛顿)带来了科学知识量的显著增长积累,作为近代科学兴起的标志,引发了最广泛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用革命来描述界定近代以来一系列的科学实践的意义,只是后世研究科学史的学者们所进行的后设性诠释,当时历史语境中科学活动的实践者并不一定完全认同,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成就是延续之前时代渐进积累的结果,自己仅是在继承传统,或者说是恢复旧的传统,牛顿就声称自己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上”。即便如此,20世纪的史学家们还是从他们的工作中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伟大发现以及全新的思想标向。可以说,这一时期欧洲的若干科学事件之所以被以“革命”的名义集结成一个系列,不仅是因为其影响之深远,更是由于其蕴藏的颠覆性潜能迥异于以往科学实践活动,隐伏着新的思想原则与信念,标识了新时代的出现。换言之,虽然此时流行的每一种科学思想方式在以往文化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物,但是重点在于这些原先是作为边缘或者例外的思想方式经由这一时期的广泛传播,逐渐被知识界普遍认可,其主导性地位已经稳固。而我们现在对世界的很多常识性看法、观念也都是源出于近代这些科学活动者在天文学、力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中的重要发现及所示导的思维路径、思想方式,他们是现代生活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