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权威化与文学史兴起：研究形式与合法化

本书选取科学的权威化角度，考察并分析文学史这一研究形式如何产生，即科学的权威化如何孕育新的思想原则和信念，引发学界的思维方式变革，进而借由历史研究对文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最终催生了文学史这一研究形式，使得文学史在19世纪正式兴起，并使其作为一门学问以及作为一种文学研究形式的合法性得以确立。同时，在上述探讨的基础上，本书还尝试对中国文学史在晚清时期的兴起作一简略的分析。

本书从科学的兴起谈起，具体而言，科学革命能够发生，科学得以兴起，有赖于两个因素：回到事物本身，即对事物本身的关注兴趣日渐提升；对于确定性的追寻要求愈加迫切，体现了人们关于普遍真理的信念^[10]。

培根通过倡导对经验的直接观察和归纳将个别性事实与普遍性真理联系起来，强调经验与实验，实际上是凸显了回到事物本身的倾向，历史对他而言，是经验的储藏所，因而是真理的领域，赋予历史以知识领域内的合法性地位，历史成为获取经验的基础^[11]。培根对待诗或者文学的态度根本上是基于他在自然研究中秉持的科学立场，强调按照自然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甚至改造自然，直面事物，回到事物本身。历史在他的思维中就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代表着事物本身。可以说，培根的自然哲学思想中蕴含着历史意识的萌芽，在他看来，自然与历史之间存有内在的必然关联，对二者之间的关联的认识是从对自然界事物的观察中获得的，自然界中的有机体都展现了一定的生长秩序，这种依时间而运行的秩序是由类似在植物种子中所孕育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并且在生长过程中始终体现着自然本性，自然在时间中展现自身本性的过程就被理解为历史，对事物自然本性的认识必然也只能通过对其历史进程的观察而把握。由此，不难理解培根对历史特别是学术史的倚重，相应地，他关于文学的历史的构想正是出于同样的认知逻辑。在培根的意识中，文学与自然植物同样具有可类比性，通过发掘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联，文学得以成为合法的知识，文学在历史中展露关于自身的真相。自然地，对于文学的研究，对于文学本性、文学秩序的思索必然需要一种历史意识的参与。于是，培根确立了文学史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文学正是凭借文学史研究从而证明了自身的学术价值^[12]。然而，培根思想中所显现的历史意识毕竟是一种有限的历史意识，受制于类似命运的自然法则的限定，实际上，其致命缺陷在于缺少一种完全自由的发展的观念，所以，文学史研究注定不能在培根的时代兴起。

与培根不同，17世纪笛卡尔从研究科学活动的主体出发，提出普遍理性原则，强调人类理性的至高无上性，任何事物都要经由理性裁判，这种普遍理性实际上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推崇纯粹的逻辑推演的^[13]。在笛卡尔看来，从感官获取的经验是不可靠的，从经验归纳而来的真理知识是值得怀疑的，只有运用人类理性才能获致确定性的真理知识，所以历史作为经验的场所，是他所极力否定的，他的反历史倾向影响了后来接受他的理性至上原则的法国启蒙主义者。可以说，在笛卡尔的思想逻辑中，真理已经成为存在于真空中的抽象真理了。17世纪后期，法国启蒙主义者们接受了笛卡尔理性主义原则，他们看到了他们那个时代科学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就，并认为是遵循人类理性原则的结果，这在他们而言，就增强了人对于人自身力量的信心，特别是人的理性能力被推崇备至。当然，他们也看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境况并不像科学一样是不断进步的，所以启蒙主义者从对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欣羡，转而认为凭借人类理性，制定出完美的社会改革方案，通过理想的统治者的自上而下推行，社会也必将取得和自然科学相称的进步，人类社会在普遍理性原则之下，必然不断进步，最终实现人类幸福。法国大革命就是在启蒙主义思想的激荡之下发生的，大革命严格地实践了启蒙思想，遵循至高无上的理性原则，然而，最终却惨烈地失败了，大革命的失败引发人们对于启蒙的反思，同时质疑普遍理性原则的至高无上性，人们发现遵循理性原则不仅没有实现理性原则所承诺的社会进步，反而由于普遍理性原则的机械性和不近人情在社会中实施时造成了人们内心的恐惧，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破坏，人们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普遍理性原则的极端抽象性、形而上学性，也就是说理性原则将自身置于真空中，远离了事物本身，自然对社会不会有真理性的认知，理性主义者的反历史倾向也加剧了这一点。于是，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失败后，人们普遍倾向于强调回到事物本身，因而，浪漫主义兴起，浪漫主义便代表着返回事物本身，特别地热衷于历史研究，强调历史研究对于获得真理的贡献，浪漫主义者们甚至发展了一种极端地对过去历史的兴趣，特别对于理性主义者以普遍理性原则否定的中世纪青睐有加，他们的历史学强调对过去历史场景的细致刻画，有利于人们借助历史作品的想象性回到过去，正是这样一种历史意识，使得历史学在浪漫主义时期获得了可观的发展，甚至显现出历史主义倾向^[14]。

同样是对启蒙思想中的普遍理性原则的质疑，有着经验主义传统的英国，还处在法国启蒙运动发生的18世纪，就由洛克创立了经验主义感觉论，他的出发点与笛卡尔实际上是一致的，都是以作为活动主体的人为中心。只不过，笛卡尔强调人的理性能力，而洛克则强调人的感官知觉能力对于获得真理的关键性，在洛克看来，凭借人的感官知觉，能够无限地接近事物现象本身，回到事物本身，从而获得真理知识，而笛卡尔的绝对抽象的理性原则恰恰远离了事物现象本身，所以在获得真理知识方面是值得怀疑的。正是因为洛克的经验主义感觉论确认了人的感官知觉的可靠性，从而承认了个人体验、个人感觉，个体精神备受推崇，由于以研究感官经验为对象的心理学成为科学，确认了以个体感觉经验为基础的审美、文学的自身价值，使之在知识领域中的身份合法化^[15]，成为学术研究，激发了进行审美研究、文学研究的兴趣；个体化原则、个性意识开始为人所关注，与个体化原则相关的历史意识渐趋增强，历史维度构成有价值的参考坐标，相应地，探讨文学的历史或者说在历史中构建文学被认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途径。

英国沃顿的以文学史面貌呈示的《英诗史》，就是在英国经验主义感觉论对普遍理性的质疑而导致的个人体验、个体精神合法化的语境下诞生的。一方面，个人体验、个体精神的合法化确认了以个人体验、个体精神为基础的美学研究、文学研究在知识领域、学术研究中的合法地位，使得美学研究、文学研究跻身于学术研究之列。另一方面，对个人经验、个体化原则的承认导致与之相关的历史意识的增强，历史作为经验的储藏所而具有了重要价值。于是，探讨文学的历史被认为对于文学研究有重要意义，即文学史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然而，以个人感觉经验为基础的研究中必然涉及许多非理性因素，导致研究很难操作。于是，以沃顿为代表的18世纪学者们普遍尝试以理性原则为统摄引导，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被视为一种理想态度，按照这样的原则，沃顿在具体的叙述中，从感觉经验论发展出的心理学角度入手将文学的历史进程对应于从想象上升为理性的心理过程，对历史进程的这种理解仍然指向这个时代所尊奉的理性原则，实际上，他还是在以理性原则来裁判历史，因而他的文学史呈现了一种反历史的历史叙述，他所持有的进步观还是启蒙理性支配下的进步观，仍然缺少发展的观念^[16]。发展的观念有待于在基于抽象理性原则的普遍人性与世界主义观点方面取得突破，有待于突破理性/非理性二元对立的历史阐释框架，将全部历史看成一个整体，重新发掘历史的核心力量。如此的突破到19世纪浪漫主义兴起之时才得以实现，然而17、18世纪的德国的自然哲学却提供了实现这种突破必须首先建构的新的思想原则的支撑。

实际上，德国的自然哲学家是在对法国启蒙主义普遍理性原则的质疑中进行他们的思考的。莱布尼茨虽然本人是坚定的笛卡尔主义拥护者，但是他的自然哲学思想中孕育了质疑普遍理性的个体化原则^[17]。莱布尼茨主张“单子论”，强调每个“单子”都是完整独立运行的个体，证明了个体自身作为独立有机体的存在价值，主张个体作为单子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依靠前定和谐来维持的，因而个体有自身的运行逻辑，这种运行逻辑体现为个体自身独有的历史、传统，虽然莱布尼茨本人并未意识到他的思想对于笛卡尔绝对理性原则的颠覆力量，但是蕴藏于莱布尼茨思想中的潜能被后来的继承者们特别是赫尔德逐渐挖掘出来，以反对法国理性主义者推崇的普遍理性原则，强调个体的独特价值与合法性，追求精神自由，以历史理性形成对形而上学的普遍理性的抗衡，支持了民族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民族的历史也成为了民族独特价值的证明。对作为个体存在的民族价值的推崇，实际上同样显现了回到事物本身的倾向。

作为第一位文学史家，赫尔德为文学史提供了有益的启发。1776年赫尔德在《关于现代德国文学的断想》导言中，提出“应当写一部清晰描绘文学整体图像的著作，其中的每一行都关系到整体的意义”。^[18]这里，赫尔德实际上是提出写一部与过去不同的文学史著作，一部世界文学史著作，要求注重历史联系。赫尔德关于文学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从最早的写作尝试……直至诗歌艺术最优美的精华”^[19]都在他所设定的文学范围内；他对文学史的功用与意义进行了描述，认为文学史应当显现出“启迪精神”，即“为人们的‘自由与精神振奋’指明道路，为促进‘民族自豪感’作出贡献，并成为‘人民进步的引导者’”，要求历史应当关注现在与未来^[20]，即文学史以民族精神为主旨，强调对文学精神的把握，同时他还要求“文学史家抓住‘国家之间、时代之间、天才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如此，使得“人类精神的历史”与“人类思想的历史”得以升华^[21]，可见，赫尔德的文学史，实为文化史。赫尔德对理想中的文学史写作所面临的困难有清醒的认识，他看到在德国“不同趣味，各种诗歌流派，五花八门的思想派别之间的论争愈演愈烈，既没有首都又没有共同利益，既没有一个有权势的支持者，也没有一个能够制订法则的天才”^[22]。赫尔德的文学史设想所依据的是社会学的说法，强调文学的背景，气候、种族、习俗、地貌、政体与文学的关系都是他所关注的，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奠定了彰显民族精神、体现追求自由与进步的人类精神，关注于当下与未来的文学史基本框架，值得注意的是，赫尔德构想的文学史以民族精神为核心，而他所强调的民族精神在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之后，成为整个世纪历史研究与撰述中的关键词。

实际上，赫尔德关于民族性的观念到了全面反思法国启蒙理性的19世纪浪漫主义者那里，其中的个体化原则和历史意识更是被充分发挥，构成了浪漫主义史学的基础，同样是作为个体的国家概念与民族概念相结合，形成了国家—民族观念，国家被视为以民族为基础，国家间的差异就成了民族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是被认为基于永恒的生物特性而非启蒙理性者以环境原因来解释差异^[23]，因此民族国家间的差异便被视为是根本性的。在根本性的民族差异面前，启蒙理性者所推崇的精神统一的信念黯然失色。为18世纪精神统一的启蒙理想提供支撑的是抽象的物理学原理，19世纪在阐释国家差异时这种物理学原理便让位于以个体性、多样性为基础的生物学原理，相应地，精神统一的启蒙理性便被源于生物性差异的民族国家的精神自由所取代，国家主义兴起，民族国家成为历史中的核心力量，而19世纪后期达尔文进化论在科学与思想领域的大获全胜可以说有力地支持了种族的差异、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崛起，生物进化又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扩展为文化进化，社会进化^[24]。所以，整个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的历史书写，便有意识地以民族作为自己的中心议题，历史学发展成民族史学，具体到文学史的兴起同样是发生于19世纪，当然也只能于19世纪兴起，因为没有对个体化原则、个性意识、历史意识的承认，没有一种无限发展的观念，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史，只有在19世纪推崇个体化原则、历史意识、拥有发展观念的浪漫主义时期才可能实现文学史的勃兴。于是，以民族国家观念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以叙述文学史来实现对于民族精神的塑造，在文学史西学东渐后，便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史的标准印象。

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在研究科学的权威化语境对于文学史兴起的影响并探讨文学史如何成为合法化的文学研究形式时，着重理论溯源和学理分析，因而在尝试对中国文学史在晚清时期的兴起作一简略的分析时，同样意在思考科学的权威化语境对于文学史的兴起所产生影响，没有侧重并展开经验性的个案研究。

[1]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1.

[2] 文学史理论研究代表性论著有董乃斌《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董乃斌《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温潘亚《追寻文学流变的轨迹：文学史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葛红兵和温潘亚合著《文学史形态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温儒敏《文学史的视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罗岗《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程光炜《文学史的兴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
较有代表性的文学史理论研究论文有章培恒《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蒋寅《近年中国大陆文学史学鸟瞰》（《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王元骧《关于文学评价中的“人性”标准》（《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陈伯海《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建构及其发展》（《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4期）、董乃斌《中国文学史的演进：范式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温潘亚《文学史·文学史实践·文学史学——文学史元理论的三个层次》（《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徐公持《文学史有限论》（《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鲁枢元《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域》（《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袁世硕《文学史与诠释学》（《文史哲》2005年第4期）、朱晓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陈思和《先锋与常态——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乔以钢《性别：文学研究的一个有效范畴》（《文史哲》2007年第2期）、高建平《论文学史书写中的双向互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第1期）、党圣元《新世纪文学史理论研究的格局、问题意识及方法范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李晓峰《1912—1937：中国文学史中的民族观与民族文学叙事》（《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

[3] 代表性论文有王丽丽《文学史：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姚斯的文学史哲学重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韩可胜《接受美学和文学史的虚构》（《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马以鑫《接受美学与文学史的撰写》（《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韩雪临《文学史思维的内在张力关系——一种阐释学观点的尝试》（《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韩加明《文学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回顾》（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兹·托多罗夫《文学史》（程晓岚译，《涪陵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温潘亚《论结构主义文学史观》（《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郭洪雷《文学史中的“文学”——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学理论对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启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4] 相关讨论集中于两次会议：第一次是2004年11月24日至27日，由河南省普通高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杂志社和《外国文学》编辑部共同主办研讨会上集中探讨了“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这个议题。樊柯发表在2005年第2期的《文学评论》中的《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研讨会综述（2004.11）》一文具体介绍了会议讨论情况。第二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2007年12月19日至20日在京召开的“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关于近代以来科学化观念对于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影响成为会上讨论的一个议题。会议情况可参看跃进《走向深层历史——“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第1期）与夏薇《“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5] 樊柯：《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研讨会综述（2004.11）》，《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6] 赵利民：《中国近代复古主义文学观念略论》，《齐鲁学刊》1999年第4期。
赵利民：《中国近代文学观念：致力于中西融合的初步尝试》，《齐鲁学刊》1998年第3期。

[7] 党圣元：《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进步观”》，《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8] 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西方知识范式对中国本土的创新与误导》，《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www.chuimin.cn)

[9] 跃进：《走向深层历史——“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第1期。
夏薇：《“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10] 怀特海在分析科学起源时强调“所谓现代思想的新面貌，就是对于一般原则与无情且不以人意为转移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强烈兴趣。……对详细事实的这种热烈兴趣，以及对抽象结论的同样倾心就构成了现代世界的新奇观。”即科学的兴起重新协调了学术中“详细事实”与“抽象结论”之间的关联，更新了知识界的研究方式。参见［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页。

[11] ［英］弗朗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刘运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12] 学术史家韦勒克在探讨英国文学史的兴起时，注意到了培根关于文学史理念的明确表述，韦勒克评价道：“培根第一次清晰地将文学构想为一个时代的表达，甚至概略地描述了作为召唤‘时代精神’的文学的研究方法：观察争辩，审视个人书写所呈示的风格与手法，关注‘流派、教派以及传统的繁盛、衰败、沉没、被遗忘和最终消逝’”。参见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p.12—13。

[13]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6—18页。

[14] ［意］卡洛·安东尼：《历史主义》，黄艳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第59—74页。

[15] 韦勒克认为，自洛克的经验感觉论发起对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攻击之后，知识问题成了自然普遍关注的核心，而感觉经验论也形成了一套心理学原则、方法，心理学逐渐被认同为一种新的、基础性的科学，随之，导向了对个人感觉经验的承认，加之此时在这种思想氛围的感召下或者说至少是与这种思想氛围相契合而强调个人主义的宗教改革的进行，助长了对个人经验的强调，由此高扬了个人精神，这种倾向同样对审美领域、文学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在观念层面发生了显著的转变。这一时期审美、文学领域经历了概念更迭：从强调抽象的到关注个人的、主观的、具体的甚至独一无二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成了‘原创性的’、‘创造性的’天才”，同时“对作为个体的诗人的兴趣的增长显现在对传记的日渐浓厚的兴趣中，这些传记不仅记述了有关于诗人的外在史，而且力图勾勒出诗人的精神性以及他们的个体心灵成长史”。参见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p.48—49。

[16] René Wellek，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pp.166—201.

[17]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3页。

[18] ［德］赫尔穆特·绍伊尔：《文学史写作问题》，章国锋译，收入《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文学史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19] 同上。

[20] 同上。

[21]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22] ［德］赫尔穆特·绍伊尔：《文学史写作问题》，章国锋译，收入《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文学史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23]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5页。

[24] ［美］布鲁斯·崔格尔：《考古学思想史》，徐坚译，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9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