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权威化与文学史兴起:文学研究形式的合法性

本书着意于科学的权威化与文学史的兴起之间存在的关联，源于对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学史理论研究的关注与反思。具体而言，将“文学史”这一西方的“舶来品”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形式运用于言说中国文学，便产生了中国文学史的著述与研究，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针对文学史的著述与研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理论研究。起点可以说是1983年7月至10月《光明日报》开展的文学史编写问题讨论，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上海文论》杂志以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为标志，明确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引发了较大的反响和争议，而随后一系列的学术争鸣，又逐渐将讨论导向了文学史理论的建构。在这样一种学术浪潮的推动下，文学史理论成为国内学界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2]。不论是基于百年来中国文学史学科实践的种种理论阐发，还是对欧美文学史理论（譬如新批评、新历史主义、解释学以及接受美学等关于文学史的理论）发展历程的回顾和探讨^[3]，中国学人们都希望借助这些研究能够参与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建构。虽然，以学科的自觉意识而言，国内关于文学史理论的讨论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起的，但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建构却是伴随着中国文学史写作发生而同步进行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建构可以以中国文学史著述产生之时为原点。近年来，不少学者在以这个原点延伸开来的不同层域做了学术史方面的正本清源工作，或以中国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的关系来立论，或将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现代性知识加以反思，诸如此类的研究有一个共通之处，即强调进入历史语境，厘清与重构文学史理论建构中的历史维度，期冀借由所选择的历史的关键视点来观照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建构。循着这种研究路径深入到历史场景中，一些学者便开始关注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科学主义因素，探讨科学主义对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介入^[4]。但此种思路向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相关研究较为沉寂。笔者认为，实际上，科学主义在介入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同时亦深入到中国文学史理论建构的深层机制中，并与其形成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共谋关系。因此，以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和演变这一关键历史视点来检视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建构，可以给予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建构这一问题以视野上的拓展。

然而，这一研究思路不被认可，至少是很难被认可，大致有如下两个原因：首先，科学主义一词如今更多地被认同为带有负面意义，导致不少学者的反感；其次，尤其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而言，根深蒂固地认为人文研究与科学研究二者之间的对立大于统一，二者间的界限不容僭越。这两个原因实际上表明学界对于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之间的渊源关系不甚明了，大部分学者也不愿意去探究，他们的立场其实是源于20世纪初学科建构浪潮中学者们关于划清学科边界的学科独立主张与实践，学科独立以及学科间边界清晰对于学科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以此漠视人文研究与科学研究之间的渊源，就并非是真正的学术研究的态度。实际上，二者之间的融合与相互影响的历史比二者区分独立甚至对立的历史要长得多，而且正是由早先的充分融合、影响才导致或者说启发了后来的学科独立意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确实影响了文学史的写作，然而，要想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更学理化的认识，应该超越作为一种思潮的科学主义，而上溯到产生科学主义思潮的语境，正是这种语境实际上影响文学史的写作，这种语境可以被称为“科学的权威化”。所以，应该将科学主义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影响置换为科学的权威化语境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影响，考虑到“科学”与“文学史”最初都是兴起于西方语境的，而文学史理论诸多的反思和研究并未涉及文学史作为一种研究形式在中西方语境下究竟如何兴起，特别是对于在文学史这种研究形式最早出现的西方语境，往往以概括的话语一笔带过，缺少理论溯源和学理分析。因而，采取一种溯源的研究立场有利于从根本上理解这个问题，即本书关注的核心课题：科学的权威化与文学史的兴起。基于对科学的权威化与文学史兴起之间关联的理解，再考察科学的权威化语境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兴起所产生的影响，能够为思考提供一个深邃的视野。

本书所专注的课题属于文学史理论研究的范围。将科学的权威化与文学史的兴起联系起来，探讨科学的权威化语境对于文学史的兴起的影响，学界目前尚无相关研究。但是文学史理论研究近三十余年来所取得的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的关于文学史理论研究的学术史反思空间。

三十余年的文学史理论研究大致遵循着两条路径：

其一，专注于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形态模式论等角度对文学史展开一般原理的纯粹理论探讨。特别是在文学史理论初兴的八九十年代，不少学者在这方面着力颇深，出版了专门的理论性著作。这方面主要有：王钟陵《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陶东风《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钟优民主编《文学史方法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尤其是陶东风的《文学史哲学》致力于从哲学高度对文学史进行整体思考，首次提出了文学史元理论问题，阐明了文学史本体与文学史认识的关系，强调文学史研究中对用以认识和评价文学史本体的框架、模式、依据及标准进行反思，同时还评述国外自律论和他律论两种模式的文学史观及其代表性理论，并将讨论深入到诸如文学史分期、文类演变及其规律、文学史的主题建构及文学史研究的主题学方法这样的具体操作层面。相对而言，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此类讨论热度稍有减退，但仍不乏接续者。葛红兵、温潘亚二人的合著《文学史形态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温潘亚的独著《追寻文学流变的轨迹——文学史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涉及文学史元理论、文学史形态观、文学史模式论、文学史家论、文学史方法论及教学论等多个问题，即代表了这方面的成果。特别是董乃斌主编的《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历时3年完成，体系磅礴，思虑周全，分章论述了文学史学的对象、性质及其定位、文学史的本体、文学史的构成与功能、文学史的规律与研究方法、文学史研究主体、文学史类型学、文学史范式论、文学史史料学、文学史编纂学，以及文学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编者力求对从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史学争鸣中涉及的所有问题给予科学合理的讨论，注重哲学思辨，得到学界多方认同，可以说是三十余年文学史学原理探讨的一个概括。其所囊括的问题能够敦促后学继续探讨。概而言之，上述针对文学史一般原理的理论探讨在文学史学学科建设的初期极有必要，启发了学界的进一步思考。

其二，着重于潜入文学史写作的历史语境中，对文学史学史及其经典文本作学术史意义上的回顾和研究。

这当中，（1）有对文学史学史的全景勾勒。由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分3卷10编，述史范围从先秦直至20世纪末，以史观史、史料史、史纂史设定了基本框架，从中国古代诗文评、目录书、文学选本等资料中钩沉出具有文学史意味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又按照时间线索和文体原则，将百年来文学史的写作分为通史和断代两种类型予以观照，并就专史，论述其形成发展状况。体制恢弘，力求完整、贯通，展现了开阔的视野。(www.chuimin.cn)

（2）有“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研究，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可推为代表。具体而论，陈平原多年来一直关注文学史和学术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由章太炎、胡适的个案出发，对于20世纪的学术转型进行论述，依次论述了“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关于经学、子学方法之争”、“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九个分问题，就已经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史研究典范，为后继研究者勾勒了鲜活的学术史，而1999年《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承续了这一思路，重新构建了作为学术史的文学史。《文学史的权力》的作者戴燕20世纪90年代曾发表过《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论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的发轫》（《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和《怎样写中国文学史——本世纪初文学史学的一个回顾》（《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两篇文章，特别是前者，着力分析1900年至1930年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细致论述了中国文学史萌生的初期阶段，关注于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转型成为现代学术的历程，勾勒出近代文学史学的早期图景。2002年出版的《文学史的权力》这部专著，更是发力之作。作者将关注的范围扩大至1996年之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集中针对文学史与历史、与教育、与意识形态甚至与文学本身（“写实主义”下的文学阅读）之间的关系展开专题研究，多有独到之见。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将文学史作为一种现代性知识置于福柯的“知识考古/谱系学”的视阈中加以反思，探讨“历史观念”和“教育制度”对“文学史”的“宰制”，通过“反文学史”命题的讨论揭示出文学史自我建构的方式，力求反思文学研究的历史境遇、问题及方法。

（3）有对文学史学史中一些经典文本及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夏晓虹的《考据与图表的现代功用——读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文学史》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陈国球等编《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文学史》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陈国球等编《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科学精神·文化视角·历史意识——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学人》6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版；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葛兆光的《陈列与叙述——读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陈平原、陈国球编《文学史》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刘烜的《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奠基人王国维》（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平原的《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平原著《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胡适的文学史研究》（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的戴燕所著的《文学史的权力》书末附录部分围绕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黄人《中国文学史》、1958年出版的经典红皮本《中国文学史》以及日本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同样进行了富有新意的个案研究。而陈国球的专著《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则是有意将个别的“文学史”书写文本作为对象依时序进行个案研究。

由上所述，近年来中国的文学史理论研究呈现四个趋向：首先是愈加重视以中国文学史学史中的一些经典文本及著名学者为中心的个案研究，并导出个中相关理论问题，尤其关注早期的文学史研究个案；其次是在研究学术史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的同时倾向于将之植入历史语境中，重建文学史理论建构中的历史之维，以期借由所选择的历史的关键视点来观照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建构；再次，问题意识的强化。从强调文学史的重写到反思文学史作为一种现代性知识，研究者重视问题域的转换选择，引导研究的逐步深入；最后，受到社会转型和西方当代各种理论的影响，文学史理论研究的方法也在不断更新，研究者期待开拓新的研究视野。这些趋向都表明了文学史理论研究有进一步挖掘的潜力和空间。

以科学的权威化来检视文学史的兴起，兼及探讨中国文学史的兴起，是一个尚未被开垦的新的问题域。先前的文学史理论研究中有研究者注意到了科学因素对文学史写作及研究的介入。例如，上文提及夏晓虹的两篇文章：《考据与图表的现代功用——读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科学精神·文化视角·历史意识——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都联系梁启超治学所看重的考据与图表专门论及梁启超文学史研究中对科学精神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两次关于文学史学的讨论会都涉及了科学主义与文学史写作的关联。第一次是2004年11月24日至27日，由河南省普通高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杂志社和《外国文学》编辑部共同主办，研讨会上集中探讨了“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这个议题。在评价文学史写作中的科学主义时，与会者一方强调了科学主义对文学史写作的负面影响，要求坚持文学本位；另一方则认为不应该笼统地将科学主义定位为一个反面角色，应该首先厘清科学、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主义等一系列观念，其次应该实事求是地考察科学主义对文学史写作的影响。此外，会议还讨论了科学的“进化史观”与文学史写作的关系^[5]。第二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2007年12月19日至20日在京召开的“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关于近代以来科学化观念对于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影响成为会上讨论的一个议题。赵利民提交了《论中国文学史观的科学化特点的形成及反思》的报告，从近代中国科学化的文学史观的形成角度，强调西方科学技术及其科学精神传入中国后对旧史观的冲击，最终促成以“进化”、“进步”，甚至是“革命”为特征的文学史观的形成^[6]；党圣元则梳理总结了“进步观”的思想谱系及由传统变异发展到现代意义确定的演变脉络，并进而分析“进步观”由学术边缘走向中心的缘由，注意到了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进步观”^[7]；叶舒宪的《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人类学的“文学”、“文学史”观——西方文学观对中国本土的知识创新与误导》以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出发，认为西方“文学”观、“文学史”观套用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带来了知识创新，同时也带来了知识误导^[8][9]。概之，从学术界现有成果来看，涉及科学主义与文学史写作关系的讨论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讨论大多聚焦于文学史的“进化观”、“进步观”。其二，研究者大多倾向于评价科学主义对文学史写作的负面影响。迄今未有学者考察科学的权威化与文学史的兴起之间的关系。

韦勒克的《英国文学史的兴起》（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一著是文学史理论方面的力作，专论英国文学史的兴起历程。对本书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本书将立足前人研究，以“科学权威化与文学史的兴起”为研究对象，希望能够在这个问题域中有所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