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史记》、《汉书》的关系及其在史传文学中的地位

史传文学是中国历史文学的一部分，兼有历史与文学两种成分。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以历史事件为题材，重在描写人物形象；从史学的角度看，它以文学手段描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表达一定的历史观。中国史传文学的成熟当在《史记》《汉书》，但《左传》的著述却早已确立了史传之雏形，并给司马迁等人以明显影响。

“自孔子作《春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个人著史被视为史官最重要的一项职责，被视为仅次于立德、立功的人生奋斗目标之一。”^[1]左氏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中也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但他作史并未遵循孔子提出的“三讳”原则，而是书法不隐、善恶必书，同时又能博采史籍网罗旧闻做到“考信慎取”，从而使实录之法成为中国史学之传统并走进了史传文学的创作。

人们一般认为史书是对历史所作的一种真实的记录，而实录则是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实际情况记录下来。我国古代记载皇帝在位期间重要史实的资料性编年体史册也叫实录，一般以所记皇帝的谥号或庙号为书名，如唐代《顺宗实录》、清代《世祖章皇帝实录》，也有以某一王朝命名的合刊本，如《明实录》《清实录》等。

东汉史学家班固评价《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认定“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事实上，如我们上文所言，“实录”精神一直是中国史官所推崇和尊奉的写作原则，《尚书》所记的西周诸事、孔子校订的《春秋》史实都属于这一精神指引下的现实存在。而以“浮夸”为基本特征之一的《左传》不但以生花妙笔依据史籍补录春秋时事，而且在行文之中对史官的实录精神大加夸赞，如宣公二年借孔子之口称“书法不隐”的董狐为“古之良史”，襄公二十五年对无畏强暴敢于牺牲生命而书“崔杼弑其君”的太史四兄弟及“执简以往”的南史氏之为的着意叙写，不置一字之褒贬而态度全出。

缺少实录精神，史书就会成为记史之人的一面之词，后代读者就会被其个人感情所蒙蔽，其所作文章也会脱离史传的本色而成为虚构。《左传》之录对无道无礼之事全不避讳，如记晋灵公“从台上弹人”、陈灵公君臣与夏姬共同淫乱及卫懿公好鹤亡国等事均据实书之。所以我们说，史传虽以文学为主要表达手法，却终究无法离开历史而独立存在。中国史传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然论其渊源，则是“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3]。

司马迁曾因辩驳李陵之事而受到汉武帝的残酷打击和无情迫害，中国文学史上因此乃有“发愤著书”之说。但司马迁并不因一己之憾恨而随意着笔，而是本着史家之精神客观记述汉武帝的生平与功业，给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当然也不因其淫威而回避他的残忍狂暴、好大喜功和过于积极的求仙访道为百姓带来的灾难。对刘邦这位大汉王朝的开国天子也是一样，司马迁一方面肯定了他对抗暴秦启天下大道于一端的伟业，突出了他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范，却也详述了他为人的奸猾、狡诈，奉行的不是孔子的“三讳”思想而是对历史负责的“实录”精神。

司马迁《史记》有全文抄录《左传》或仅有小幅改动者，班固《汉书》也有以此方法继承《史记》的篇章，自汉昭帝以下的传记亦均取法于《史记》，更见三者之渊源。《汉书》中的《李陵传》《苏武传》均补《史记》之不足，将司马迁未能和不便申辩之李陵的赫赫战功一一补入，写得极有文采，又将司马迁辞世时尚未从匈奴归来的持节牧羊的苏武的事迹记叙得慷慨悲凉，不但使人物悲剧深深打动人心而且将二人的人生委屈尽皆舒展，也使大汉与匈奴几十年间的种种纠葛如画卷般次第展开，显示了史传文学不同于一般史书的形象化特点，而实录之法又使其情节与基本史实毫不脱节。

“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不单是‘正史体裁’，实际上是历史与文学的某种结合体。所以，《史记》之最惠于后来史学与文学者，主要还是它那以人物传记为表征的史传文学传统。”^[4]《左传》从体例上看固属编年体而非纪传体，但庄公二十二年全年尽叙陈敬仲家族、身世和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集中记述晋文公重耳诸事实为纪传体之先声，无此启迪当难有《史记》。

实录之法站在极其客观的立场上，首先保证了史料的丰富性和确切性。当著作者以富有表现力的文学手法将其情节与场景进行还原时，读者眼中的对象便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而是更加接近历史的“生活本真”。史传文学所记录的内容因涉及某些细节的“还原”，所以难免会有不尽、不实之处，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历史本身，因此史传“实录”仍旧不是文学理论所言的“表现”而只能是“再现”，但那些通过实录得来的翔实的史料也必然使史传文学的“再现”效果更加真实可感。“实录”之法，不但对以《史记》为领起的二十四史，即所谓“正史”产生了体例上的影响，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但使是否具有“实录”精神成为评价叙事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也使历朝历代出现了很多“诗史”性质的作品。

“劝惩”即“惩恶劝善”，系“春秋五例”之一，出自《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所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辞源》旗帜鲜明地将“劝惩”解释为奖励好人、贬斥坏人。《左传》在传释《春秋》的过程中将“惩恶劝善”的观念一并继承下来，并使之成为中国史书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标尺，所以有学者称：“先秦两汉史传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劝惩。”^[5]

中国人一贯有着极为强烈的道德观念，将善恶美丑的界限划定得十分明显。“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基础，而古往今来所有中国思想家‘究天人之际’的根本目的是求善，‘彰善瘅恶’（《尚书·毕命》）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使命。”^[6]这种道德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普遍观念，也不只见于史书。

《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的“美”是就音乐形式而言的优美和谐，而“善”则是就音乐的内容而言的合于道德传统。关于韶乐的来源，《竹书纪年》云：“有虞氏舜作大韶之乐。”其主要内容是用以歌颂帝尧的圣德和舜的忠心继承之意，所以孔子称其“尽善也”。《史记》记载孔子在齐国高昭子家观赏韶乐之后，由衷地发出赞叹说：“不图为乐至于斯”，“学之，三月不知肉味”。^[7]《论语》也记载此事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8]而音乐形式与韶乐一样动人的武乐的内容却是武王伐纣的金戈铁马杀伐之声，虽为正义而战却与儒家“仁”的思想略有龃龉，所以孔子称其“未尽善也”。

史传文学不但是历史的载体，也是社会思想和道德思想的载体，在“以民为本”的道德引领下，力求树立的是以“仁君贤臣”为代表的思想体系，所以较其他文体有着更加明确的镜鉴功能。

左氏传经，将《春秋》的劝惩之念带入《左传》，借素朴的行文和所谓君子之言将其展现无遗。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时为霸主且已年迈的齐桓公在周王“无下拜”的旨意下仍旧以“下，拜，登，受”之礼完成了受胙的仪式，表现了对周王的尊敬。左氏所记当然是意在彰显“劝善”之念。而文公五年楚人灭掉六国与蓼国之后，春秋有名的智者臧文仲说：“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皋陶、庭坚之所以迅速陷于无人祭祀的结局，是因为他们的后人不修德行而使人民无援，臧文仲之“哀”未言楚人之凶悍可见是批评两国君主，左氏记其言自是“惩恶”之意。

中国古代文论一直在强调文学与政治思想的关系，“兴观群怨”^[9]如此，“惩恶劝善”^[10]亦然。“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11]《汉书》有云：“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12]而这一思想也极其自然地贯注于他的写作之中。司马迁在《管晏列传》的“太史公曰”中说：“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13]不啻是这一思想的真实表现。

《汉书》专记西汉史事，是纪传体断代史的开山之作，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以洗练准确的笔墨来写人。其语言简洁严整、详赡典雅，是较为典型的史家之文，“传赞”是其史传思想的直接体现。在《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之“赞”中，班固就一口气列举了西汉名臣51人进行评论。这些人或因“儒雅”“笃行”，或因“质直”“推贤”，或因“定令”“文章”，或因“滑稽”“应对”，或因“历数”“协律”，或因“运筹”“奉使”，或因“将率”“受遗”，或因“将相”“治民”，而受到君王任用，都是“有功迹见述于世”的汉一代文臣武将中的典型代表，班氏所录“劝善”之意卓然可见。(www.chuimin.cn)

刘知己《史通》说：“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跷，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作‘俱’。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14]“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或者可以算得上是史家劝惩思想的一种实际效用吧！

事实上，劝惩思想不独附着于史传文学，还广泛存在于各类文学作品之中，后世小说、散文均有此意。鲁迅先生曾就此指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15]而史传文学因为对社会和人生有更多的镜鉴意义而更多地继承了这一思想观念，并在自己的书写中将其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情感是一切文章之源，诗的发生在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的发生也有着与之相同的因缘。对于“史蕴诗心”的《左传》而言，情感决定了“诗心”的发源，而这份情感来自左氏崇礼重道的思想和立言不朽的追求，他依从内心需要所进行的史料选取和运用也相应决定了《左传》的情感属性，更决定了其与儒家温柔敦厚审美原则并不时刻一致的文人化的激切的情感表达。

《简明社会科学辞典》中，有关于史学和文学的两个词条：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研究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学科。包括对自古至今的人类社会、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历史作综合的、分期的或分类的研究，以及阐述史学一般原理与方法的史学概论，探讨史学本身发展历史的史学史，研究史料及其利用方法的史料学等。^[16]

文学：用艺术语言为手段以构成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并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起源于生产劳动，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对象的一种精神产物。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17]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史学与文学的区别。这二者同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但因记录的终极目的不同，其对语言文字的使用方式自然要有所不同。即使是在文史哲相混淆的时代，孔子也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18]

《左传》庄公四年以极其简洁的语言记录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我们依照《左传》的锁链式结构向上年去寻找因由，发现在庄公三年的时候“纪季以酅入于齐”，也就是说季侯的弟弟带着辖下的酅地依附了齐国，造成了纪国的分裂局面。《左传》为我们省略的事情当然是齐国生出了吞并纪国的野心，要求纪侯屈服，而纪侯在无奈之中将国家交给了早已与齐人勾结的弟弟纪季，自己则永远地离开了国家，以躲避齐人的迫害。十二年前的桓公九年，“纪季姜归于京师”做了周桓王的王后，她应该是纪侯的姊妹或是姑母，但这种看似牢固的裙带关系却因周王权力的式微而没有为弱小的纪国带来长久的安稳，在内部的权力之争和强齐的觊觎之下，纪侯无法避免自己去国怀乡的命运。庄公四年的叙事在貌似的平静中充满同情，“大去”之语虽仅二字却尤显悲切与愤慨，是左氏真实情感的流露。

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离骚》所奏响的也是屈子哀婉与怨愤的人生旋律。司马迁的叙述语言通俗、简练、生动，笔端常带感情，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著书愿望与其人生经历使《史记》全书的精神底色成就于一脉悲愤之情。司马迁因为曾经入狱并受宫刑，故而对严刑峻法大加痛恨，于是在上溯法家根源到达商鞅之时，就直抒胸臆表达所感：“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19]但《史记》的激切之情并不因一己之私而发，其对商鞅的判断主要是出于儒家与法家思想的分歧与争端，在史事叙写中司马迁还是十分客观地记录了商鞅的功业：“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20]

《伯夷叔齐列传》是《史记》中唯一没有太史公赞语的一篇传记，但其深切情感却蕴于叙事之中：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中国古代叙事文一开始就显露了“以情节见长而非以议论见长的特征”^[21]，而以作者情感状态为基础的情节叙事本身就是有情之论。《汉书·佞幸传》开篇即对西汉佞臣予以总说曰：“汉兴，佞幸宠臣，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鵔鸃，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两人徙家安陵。其后宠臣，孝文时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谈、北宫伯子；孝武时士人则韩嫣，宦者则李延年；孝元时宦者则弘恭、石显；孝成时士人则张放、淳于长；孝哀时则有董贤。孝景、昭、宣时皆无宠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时，驸马都尉秺侯金赏嗣父车骑将军日爵为侯，二人之宠取过庸，不笃。宣帝时，侍中中郎将张彭祖少与帝微时同席研书，及帝即尊位，彭祖以旧恩封阳都侯，出常参乘，号为爱幸。其人谨敕，无所亏损，为其小妻所毒薨，国除。”^[22]这段文字看似平铺直叙，却自有一番咬牙切齿的味道暗涌其中，尤其后半部分更借事由将史家暗讽之意表露无遗。

史书应该是天下最冷静的叙事，但史传因为有了文学的属性而多了情感的因素和率性的表达。寓褒贬于叙事的雅正风格至《左传》慢慢渗入以人物和事件为核心的历史叙事，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表达史家独特的思想。而褒贬必然出自相应的评判标准和人的感情，史家的激切之情不但让我们可以轻易洞悉记叙之中的是非曲直，而且使实录与劝惩因了文学化的表达而更加深入人心。